做好事而不留名，做好事而不矜持、不自夸，放在任何时代都应该是美德。

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的左卫将军谢述，是一位有道德的人。张劭是刘裕时代的旧功臣，曾经因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赃款高达245万钱，被逮捕下狱，依律应当处死刑。谢述上书给宋文帝说，张劭是先帝时的旧功臣，应得到宽恕优待。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亲自下诏书罢免张劭的官职，削去了其爵位和采邑，但免除了其死刑。谢述事后并没有声张此事，他对儿子谢宗说，皇上怜惜张劭一向忠诚，特别赦免了他的罪过，我的建议只是碰巧与皇上的意图相吻合而被皇上采纳了，如果借此四处宣扬，那就侵夺了皇家的恩德，这是绝对不可行的。他让谢宗当着他的面把奏章烧掉。文帝后来对张劭说，对于免除你的死罪，谢述可出了大力的呀！张劭这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与此类似，东晋名臣周顗也是这样为大善而不言者。

东晋时期，权臣王敦在祖逖等人死后，又打压了陶侃等大臣，感觉自己羽翼已丰，于是在武昌举兵，浩浩荡荡向建康进军。晋元帝司马睿在大臣的劝谏下，准备诛杀王氏宗族。王导是王敦的堂兄弟，听到消息吓得领着几十名宗氏子弟站在朝堂外等候处罚。等他看到名臣周顗来了，便赶忙上前恭敬地说，“周顗，我把王氏一百多口人的性命托付给你！”但周顗没搭理他。

入朝后周顗就对司马睿说，“陛下，王导忠于朝廷，从没有过二心，他和王敦不一样。”司马睿点头同意，周顗大喜，亲自取来一坛美酒敬司马睿，结果先干为敬，喝着喝着就喝多了。他晕乎乎走出朝堂时，王导又喊他，他却双手比划着对身边的人说，“杀掉这些乱臣贼子，可以获得这么大一个官印！”王导对此感到又羞又恨又恐惧。

周顗回到家后却不放心，又给司马睿上奏章替王导申辩，言词诚恳又厚重。但后来战况的发展并不利于司马睿。王敦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打败了几路东晋兵马，而处在远方的救兵，一时又不能赶来，王敦便攻破了石头城，围困了皇宫。司马睿无奈，只好派大臣们到石头城拜见王敦。于是王敦就控制了朝廷并重新选任大臣。

当王敦问到周顗时，王导因为心中非常怨恨周顗，就不吱声。王敦就说，“既然你都看不上狂放的周顗，就没必要留他了”，于是就杀掉周顗等人以震慑其余的人。

不久，王导在清理中书省的档案时，就看到周顗为他申辩的奏章了，不禁大吃一惊，才恍然大悟，明白周顗并没有祸害他，相反是他的大恩人，而此时周顗已经被冤杀身亡，铸成大错，无可挽回。王导当时就痛哭起来。

后人在总结这件事的时候，常常把周顗的冤杀归结于他的狂放，这并没有抓住事情的关键。试想尽管周顗有狂放的一面，但是如果王导了解他的所作所为，能冤枉他吗？

历史没有记载，周顗被杀的时候是否含冤叫屈。设想如果周顗临死前大喊大叫，说出事情的原委，凭王导一向谨慎持重，也许悲剧能够避免。但凭着周顗的一贯狂放恣意，视死如归当是他的做派，断然不会为了苟活一命而买好自救。

这两个故事中，谢述和周顗都是封建时代的名臣，他们做事遵循的原则和道德都有时代的局限性。比如要按照我们今天的原则，功不抵过。张劭虽然是先帝老臣，触犯了法律也应当严格执法。而谢述念及张劭与先帝的过去，就主张网开一面，与我们今天的理念是相悖的。对此，我们不必苛责古人。就他们做善事而不自矜、不张扬、不求人家感谢的品格来说，的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应该看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

与此相反，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人做了一点好事，或者压根就没有做，因为似是而非的原因，被人家认为做了好事，见了人家就压低声音，故作神秘地说他所做的好事。姑且把他做的事算作是好事吧，这样张扬买好，说不上不对，但境界的确不高。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当中说，有的人“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看来在我们今天的社会，至少共产党员，纯粹的共产党员，应该具备这种做了好事不矜持、不自夸、不张扬、不求人家知道的境界。

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有这种情怀和境界的人大有人在。有人在海边、河边救人，事毕就消失在人群中。如果不是被网友挖掘出来，可能就一直是个谜。武汉疫情防控战役中，有人为防疫的医护人员悄悄送来了热饭，有人把整车的蔬菜送给居民，有的把棉衣捐出来给执勤的战士，真是瘟疫无情、人间有爱。有谁是为了留下美名、为了让人家知道、为了让人家感谢而冒着危险去做好事呢？

（作者：祁金利，中共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