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谷垴？东门外？

——风波何处乍起？

双石胡勇

党中央与张国焘在“北上”与“南下”的战略方针的抉择上产生重大分歧的同时，关于组织路线上的分歧也随之滋生：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在一致通过了“北出陕甘”的战略方针的同时（包括张国焘在内），实际上已经明确提出了“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15]”、“国焘同志是常委，是军委负责的一个[16]”，但张国焘却并不满意。

而且，他很快就将这种“不满意”，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中传递、散播和扩大了。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6月30日，张国焘启程回理番（今理县），林伯渠、李富春、刘伯承等所率的中央慰问团与之同行。7月2日，张国焘将同行的中央慰问团安排在距杂谷垴约20里处关口村红军大学住宿，自己则先行去了杂谷垴（或理番县城薛城镇）[17]。当晚21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对松潘战役部署提出建议，大意是松潘战役可由红四方面军担任主力，“一方面军可以占阿坝一带，创造后方，暂休息补充，作四方面军预备队”[18]。

这个联署电报是否是张、陈、徐三人在一起商量后签署的，是在何处发出的，目前尚难作出最后确认。根据林伯渠次日的日记记载，因为杂谷垴是红四方面军后勤部门和中共川陕省委所在地，慰问团到达这里后，决定林伯渠留在这里慰问红四方面军同志，李富春、刘伯承则前往东门外去看望徐向前、陈昌浩：

七月二日，晴，早六时行（注：从大秋地出发），行约八十里到关口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宿营。

七月三日，晴。午前十一时抵杂谷脑，部队及番人群众均列队街口欢迎，午餐后伯承、富春赴东门外访徐、陈、原总兵站部部长吴先恩。余留此。[19]

这里的“东门外”是一个极易产生误读和混淆的地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笔者也跟很多研究者一样，想当然地认为这个“东门外”，指的就是杂谷垴或薛城的东门之外！笔者曾经查阅过《理县县志》和《理县地名录》，也曾到当地寻访群众，始终没能找到这个“东门外”。后来想到此间县治在几十年间多有变化，于是又查阅了相关邻县的地名录。最后终于发现，这个“东门外”实际上是一个当年属理番县而现已归汶川县龙溪乡辖一个村寨名！现名为东门口村或东门寨，“东门外”得名之缘由是因为这里曾是古霸州城的东门之外。这个地方距薛城20公里以上、距杂谷垴（今理县县城）40公里以上，距岷江畔的威州（今汶川县县城）约10余公里，距茂县县城约60公里。[20]

这个村子，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曾经提到过——只不过徐的称谓是“下东门”：

李先念率八十八师和九军一部出发后，为便于指挥前线部队作战，我即移住理县下东门（引者注：这就是“东门外”）。张国焘、陈昌浩仍在茂县。下东门为岷江和杂谷脑河汇流的地方（引者注：实际上离汇流处还有20里路），是块平坝子。四周环山，林木葱茂，蹦跳腾窜的猴群，嬉闹在山林间，逗人喜爱。有时我和警卫员、参谋一大早起床，站在山边看猴子玩耍，别有一番情趣。[21]

徐向前的这段回忆中的地理要素与环境与如今的东门口村极其相似，但徐自陈的此间活动轨迹与笔者在当地的调研有些出入：徐当时并不是从茂县移驻东门外的——红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北麓会师的6月12日，张国焘曾通过李先念向中共中央领导人通报过张、陈、陈三人当时所在位置：“向前在理番，昌浩在北川，弟在茂县”[22]。而据理县有关史料称：1935年6月7日～8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曾在理番境内的佳山寨驻节，12日又西迁至杂谷垴。[23]徐向前移住东门外，应该是在此之后的事情。而从东门外赶往茂县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

如此，7月2日21时这份联署电是三人一起商量后发出的可能性就只有一种：张国焘7月2日晚上就赶到东门外见到了徐陈，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又联署了该电。但平心而论，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的原因是：果如此，张国焘这一天要走近200里路（7月1日张国焘与中央慰问团同宿于九军二十七师驻地大秋地，距杂谷垴尚有百里之遥[24]）。或者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徐、陈首长当时在杂谷垴，张国焘是在杂谷垴与徐、陈见面并商定相关作战部署后联名发出此电的——不过如此一来，徐、陈次日不留在杂谷垴迎接中央慰问团却直接返回了东门外，也就显得十分不合情理了。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7月2日晚，张国焘是在杂谷垴或理番县城（今薛城镇）用电话与在东门外的徐、陈就作战问题进行了商量，在取得了一致意见后，由张国焘签发了这份联署电。3日或4日，张国焘又继续赶往东门外与徐、陈相见。据陈昌浩回忆，张国焘与其见面后，“中央好的东西一点也没谈，谈的都是攻击中央特别是攻击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的东西，把遵义会议之前的错误领导和遵义会议之后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的正确领导混为一谈”[25]。

盛仁学所著《张国焘年谱及其言论》称：7月5日，张国焘即在杂谷垴召开会议，散播对中央不满和对中央路线怀疑的情绪，挑拔红一、四方面军的关系[26]——这里的“在杂谷垴召开会议”似不确，因为据《林伯渠日记》称，张国焘、李富春、林伯渠一起从东门外回到杂谷垴的时间是7月7日晚[27]。如果7月5日张国焘召开过这个会议，那就只能是在东门外而不可能是在杂谷垴召开的。

而且很难想象：徐、陈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或者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内容。

关于这个问题，李富春于7月6日凌晨1时签发的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电可资佐证——这份电报就是在东门外发出的，在这份电报中，李富春转达了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关于“统一组织问题”的“具体意见”：

朱、周、王、毛：

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六日一时[28]

“大家意见”——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

张国焘哩？没明说，当然只能是“更高”！高到哪里去？党中央自己去想。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称：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先经杂谷垴与徐会面后回到茂县[29]，7月6日再从茂县赶往杂谷垴迎接中央代表团，而当日他与陈昌浩已分别率队出发，对此间或此后“要官”之事“蒙在鼓里”且“一概不知”[30]。笔者认为此说似不确。李富春1935年7月6日1时致中央电言明的信息可印证张国焘与徐、陈见会见的时间以及7月5日在东门外开会的大体内容，同时也说明：会议的内容，徐向前、陈昌浩是知道的……

而且，张国焘是先于中央慰问团与徐、陈见面的。

7月6日，徐、陈“由理返茂”[31]；7月7日，张国焘与李富春、刘伯承一起返回杂谷垴。[32]

当然，张徐陈的“具体要求”是经李富春“转致”中央的，尚不失委婉、节制与含蓄。

注释：

[15]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1893～1976）》（上）第499～第500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6]张闻天《在两河口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35牟6月26日）》，《张闻天选集》第550～第551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

[17]《刘伯承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同志的谈话（从张国焘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陈昌浩介绍情况记录（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1961年5月10日）》，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1961年6月14日印）。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8]《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关于作战部署意见致中革军委电（1935年7月2日21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9]《林伯渠日记（1935年5～11月）》，《中共党史资料·第64辑》（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4～第5页及相关注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20]汶川县地名领导小组编：《汶川县地名录》第29页：“东门口，又名东门外，原牛山寨和罗山寨踏平霸州后，该村建霸州城东门处而得名”。该地现为汶川县“羌人谷”旅游区。

[2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03～第305页，第3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22]《张国焘关于红一、四方面军汇合后的战略行动问题致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电（1935年6月1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3]理县地方志办室编撰：《红军长征过理县》，《阿坝州志之红军长征在阿坝》，第181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佳山寨是位于东门外西南数十里高山上的一个山寨，徐住过的房屋现在仍然保留。房主龙志兴是当地羌族首领，建国后与徐有过联系。龙志兴之子龙昇云尚健在，笔者对他进行过采访。

[24]《林伯渠日记（1935年5～11月）》，《中共党史资料·第64辑》（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4～第5页及相关注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25]《陈昌浩介绍情况记录（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1961年5月10日）》，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1961年6月14日印）。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6]盛仁学《张国焘年谱及其言论》第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

[27]《林伯渠日记（1935年5～11月）》，《中共党史资料·第64辑》（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1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28]《李富春关于张国焘等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军委设常委事致朱德等电（1935年7月6日1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9]从行程上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从杂谷垴——东门外——茂县——东门外，7月3～7月4日两天时间是根本不够的——由此也可见地名辩析和行程考察在历史考据中的重要性！

[30]《历史的回顾》第284～第2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31]徐向前是与陈昌浩并没有“分别率队出发”，而是“一起”返回了茂县，随进攻松潘右路部队行动。而按松潘战役部署，他本应返回杂谷垴，去指挥进攻松潘的中路部队。

[32]《朱德关于消灭胡宗南部及筹粮等部署致李先念等电（1935年7月7日23时）》，《后勤工作·文献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48～第4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徐、陈一起（不是“分别”）去了茂县。而根据松潘战役部署，徐本应与张等人一起返回杂谷垴，担负起指挥战役中路部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