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密电”辩析之事件背景概述

双石胡勇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与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有过一次对话：

“斯：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

毛：我们是有过那样的时候的，比如，打败仗的时候，当然不高兴。我们打过败仗的。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当然也不高兴了。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不管怎样困难。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那个困难我们也克服了。我们用适当的政策，把张国焘率领的部队争取过来了。在你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合在一起了。还有贺龙率领的部队，是在我们这一方面的。”[1]

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张国焘闹分裂”，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

而这“最黑暗的时期”中“最黑暗的时刻”，应该是指1935年9月9日这一天：在这一天里，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密电陈昌浩，要其率右路军南下，并对党中央“彻底开展斗争”。而时任前敌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得到该电后，立刻秘密向毛泽东报告。当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牙弄村周恩来驻地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离开巴西、阿西茸地区，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

这次事件，史称“草地分裂”。而这份电报，也就是党史中著名的“草地密电”。

数十年来，由于一直未能在有关档案文献中找到这份电报的原件或抄件，一些当事人和学者对这封电报的准确内容、取得方式等产生了置疑，党史、军史研究者们也众说纷纭，甚至连“草地密电”是否存在也提出了质疑。热衷于“阴谋论”的人甚至还衍生出“毛泽东、叶剑英合谋栽赃张国焘”的奇谈怪论来。如此，我们就不得不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再一次进行认真严谨地考量和清理，以探究竟。

由于没有找到这封电文的原始档案，我们目前只能根据当年那些直接、间接或涉及这个事件的历史文献档案，以及一些直接或间接参与者的回忆、传记的内容，结合时间、空间等客观要素等背景，进行关联分析，以尽可能地还原出历史的本相来。

那就先从事件的背景说起。

事件背景概述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高原胜利会师。

此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为：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项英（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张国焘、王明（在苏联）、陈云（在赶往上海转赴苏联途中）；中革军委常委为：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张国焘。[2]而此前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除了更换总负责人和毛泽东增补为政治局常委外，中央政治局的构成没有超出六届五中全会当选成员的范围——除顾作霖已于年前病故外，中央政治局尚有11名成员：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留在中央苏区）、陈绍禹（在苏联）、陈云、康生（在苏联）、任弼时（在湘鄂川黔苏区）、张国焘（在川陕苏区）、毛泽东、朱德；政治局候补委员尚有5名成员：刘少奇、王稼祥、关向应（在湘鄂川黔苏区）、邓发、何凯丰。[3]遵义会议正式会议结束后对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有如下决定：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尔后，在三渡赤水前的苟坝会议上，又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全权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4]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关于这一点，有各种史料的支持和众多亲历者的认可，同时也得到史学界的广泛认同——张国焘甚至在数十年后的回忆文字中，也因这种“广泛认同”而将毛泽东当时的任职误写作“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5]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6月28日，会议确立了两军合力北上，“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方针，[6]并于次日拟定了旨在打开北上通路的《松潘战役计划》。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又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7]

然而，除了在战略方针上的分歧外，张国焘并不满足两河口会议上对“组织问题”的决定。在此后整整一个月里，他又继续要求“解决组织问题”，借故延宕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再加上其他主客观原因的影响，致使松潘战役计划流产。

7月下旬至8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先后在芦花（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芦花镇）、沙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下八寨乡血洛村）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组织问题”并修订或重拟战役计划。8月5日，沙窝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取旨在“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8]的《夏洮战役计划》，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经阿坝、毛尔盖分途北上。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今四川省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上八寨乡索花村寺庙内）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对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提出了出阿坝北上向青甘边缘地区退却的主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形成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更加明确地指出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当前的行动方针：“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9]

从8月18日起，右路军部队开始分两路北上，进入水草地。至8月下旬，相继进至班佑、巴西、阿西茸地区。与此同时，发现了红军有穿越草地迹象的国民党军也开始行动，26日，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奉胡宗南令，由漳腊（今川主寺东北）出发，翻越弓杠岭雪山，沿松甘驿道进入包座河谷，增援在班佑、巴西、阿西茸、求吉寺地区的补充旅康庄团及游击支队。

这路进入林区的敌军实际上与正在水草地行军的红军右路军形成了平行北进之势。

此间，左路军先头部队已从卓克基、大藏寺地区北上，击溃了阿坝土司杨俊扎西的藏骑武装，进至查理寺、阿坝地区，一部进至嗄曲河西岸的安曲（哈拉玛）附近筹粮。

8月底，进入班佑、巴西、阿西茸地区的红军右路军主力向盘踞该地区的敌补充旅康庄团和“游击支队”盘距的班佑寺、卓藏寺（当时译作“脚仗寺”或“觉大寺”）、求吉寺（当时译作“救济寺”），以及进至上包座地区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发起攻击，至9月1日，将敌军大部歼灭，占领了除求吉寺、卓藏寺外的敌军据点。

此后，中央政治局和右路军徐、陈首长屡屡电催朱、张首长率左路军前来与右路军会合，迅速北出甘南。9月初，左路军先头部队陆续经甲本塘（当时译作“箭步塘”）向嘎曲河开进，朱、张所率红军总部也进至甲本塘。但已另有所图的张国焘始终借故拖延，最终决定要挟党中央率右路军“南下”，并令已到达嘎曲河西岸的左路军先头部队返回阿坝。9月8日，张国焘电令驻马塘一线的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詹才芳：“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所率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10]；9月9日，“密电事件”发作，中央政治局在牙弄村周恩来驻地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俄界村（今高吉村）召开，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继续执行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立的北上方针，向陕甘地区前进……

半个多世纪后，围绕着“密电”是否存在的问题，学术界产生了一场持续至今的争论。

其实，凡事都有来龙去脉，要讨论“密电”，那还先得从“南下”与“北上”之争谈起。

注释：

[1]《同斯诺的谈话（1960年10月22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21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2]这是两河口会议后的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193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1893～1976）》（上）第500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3]《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第190页，第234～第235页，红旗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朱德年谱（1986～1976）》第126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王稼祥年谱（1906～1974）》第1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刘少奇年谱（1898～1969）》第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38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2版。

[5]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422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6]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下）》中，有关于两河口会议讨论宁夏战役计划和西进河西走廊的较大篇幅的生动描写，但基本可以判定是捏造——两河口会议根本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而且，直到他与党中央分手后率军南下，党中央也没有开过这样议题的政治局会议或政治局扩大会议。

[7]张闻天《在两河口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35年6月26日）》，《张闻天选集》第550～第551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39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2版。

[8]《夏洮战役计划（1935年8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1935年8月20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2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1935年8月20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2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