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对日军一号作战的研判与因应

——兼论毛泽东、蒋介石二人的战略眼光和性格特征

姚江鸿

摘要：

　　一号作战是抗战末期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的一场大规模战略进攻。由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好转,以及日军在战略和战术上针对此次进攻实施了一系列的匿秘和欺诈措施,因此对于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目的以及战略进攻方向,应战方基本很难研判和把握。但是在战前以及双方作战过程中,国共两党以各自的战略眼光、战略智慧以及政策执行能力和贯彻机制,分别对此役作出了不同的研判和因应。其中,中共对此役的研判准确且坚定,以此为依据作出的战略决策迅速且果敢,而国民党则很难做出准确的预判,基本只能被动地应付。这种不同的战略预判能力和因应的手段,充分体现了国共两党高层战略眼光高低的同时,也反映了国共两位最高领导人,在面对战略决策和战略较量时,作为政治领袖所体现的性格差异。最终这种不同境界的预判能力和因应手段,也折射出两党在应对战略危机和战略转机时所呈现的不同特质。

关键词：一号作战；战略预判；国共；毛泽东；蒋介石

　　1944年，为摧毁美军在华空军基地并挽救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日军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在中国战场实施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计划。日军的这次攻势从1944年4月一直持续到1945年2月，其作战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投入人数之多，在日军的整个作战史上也无出其右。日军战史认为：“这种大规模的野战，对日本陆军而言是史无前例的”。一号作战是日军在中国战场实施的一次具有战略性目的的战役，是役对抗战末期乃至战后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以往日军在中国战场所发动的所有进攻不同，一号作战中，日军从河南一直南下到两广再西进到贵州，并且不以某次阶段性的单一会战为终结点。因此，中国作为应战方，对日军战略目的以及战略进攻方向的判断，一开始是不明确的。如何预判日军的战略行动以及因应由此而造成的时局，这是考验作为既对立又合作的应战方——国共两党的战略智慧和政策执行能力的重要标尺。日军发起作战近一个月后，对于日军的战略行动方向以及战略目的，当时有人认为：“因为材料太少，我们无法判断敌人的企图”，要弄懂敌人的意图，“恐怕须等盟军会师东京，打开敌参谋本部档案后才会知道”。然而一位杰出的战略家在作战略决策和战略布局时，其依据并不在于事后的检证，而在于对各方情报的综合分析、判断以及把握事物联系后的预判。《孙子兵法》云：“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所谓“先知”，也就是在作战前对敌人攻势的成功预判，只有“先知”，方能“出于众”而“胜人”。面对日军的进攻，国共两党及其领袖分别用各自的政治和军事智慧，实际演绎了什么是“先知”与“胜人”。在时局纷繁复杂、权势发生转移的1944年，国共两党在大棋局下对时局不同境界的预判能力和因应手段，也折射出两党在应对危机和战略转机时所呈现的不同特质。

　　关于日军“一号作战”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侧重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抵抗，即所谓的“豫湘桂会战”，以及中共1944年在敌后的“反攻”，或者从战术层面对某一方的某一阶段的作战进行研究。至今很少有人以此次战役为线索，直接将国共两党联系起来，从战略预判以及战略决策的角度，对国、共、日三方在战略层面的颉颃以及国共围绕日军整个一号作战的因应机制进行系统地探讨。鉴于此，本文从战略预判和战略布局的角度，以国、共、日、美等三国四方材料为基础，从大棋局的视角，对比国共两党对日军整个一号作战的研判和因应，力图从这一角度来彰显国共两党在若干面相上的差异。此外，由于日军一号作战本身在战略和战术上具有复杂特征，同时它还间接造成了抗战末期中国政治局面的失衡，这种失衡不仅为抗战末期各方政治力量的交错重组提供了机遇，同样它也为各种政治人物发挥其政治军事才能创造了舞台。这是一个将战争指挥、战略判断以及战略布局演化为艺术的案例，作为各方政治领袖的文韬武略以及性格特征，也能在此过程中一览无余。因此，透过一号作战这个个案，基本能管窥整个抗战末期国共两党以及各自领袖的若干特征，进而也能蠡测战后国共战争以及政争的最终命运。

一、风起青萍：国民党对时局的判断与日军的战略匿秘企图

　　1938年武汉会战后，日本制定了新的战争指导方针和对中国事变的处理方略，由此日军对华作战在战略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主要为放弃速战速决的方针，改用长期持久的作战方略。因而，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中日双方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日军由此很少在中国战场发起大规模的战略攻势。叶剑英就曾说：“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四年三月，整整五年半时间，日寇对国民党只有几次战役性的进攻，并无战略性的进攻，大体都是早出晚归”。叶剑英的谈话虽然不无宣传成分，但大体符合事实。而在中日战争相持阶段的这几年里，有人竟说：“这两年日本人何以不对我们进攻？是瞧我们不起吗”。由此可见，因日军侵华方针的改变，1938年武汉会战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此期间，中国战场这种相对“平静”的状态延续了数年。为此，许多人认为，日军不会也不可能再在中国战场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后来作为蒋介石重要幕僚且负责军情和军令的林蔚就认为：“就整个观察，敌对我实不能积极的再作进一步之侵略，此后就看我自己有没有反攻的力量耳”。

　　这种情况到了1943年更为明显。盱衡当时世界局势，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取得了绝对的海空优势，迫使日本开始构建所谓的“绝对国防圈”；在欧洲和北非战场，美英也开始反攻德国，并计划开辟第二战场；苏德战场的攻守之势也发生逆转。彼时的同盟国，都已经开始在设计战争胜利后的世界秩序了。这种乐观的世界局势，自然也影响了中国的舆论界。1943年，著名学者浦江清曾记载道：“世界战局形势好转，胜利在望，民间庆贺旧历年之高兴，远比往年为盛”。事实上即便是中国的军事部门以及当局者，大多以为中日战争已经打了近七年，日本军队已大量抽调到南方战场，不可能再在中国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因此当时国内滋生着一种“乐观主义”的想法，大多数人很难想象，日军还会在亚洲战场发起一场战略性的进攻，尤其是在中国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作战。1943年底，顾维钧就问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以及号称“日本通”的王芃生：日军是否还能在中国战场发起新的攻势？二人均认为不大可能。其中王芃生认为：“日本不敢也没有能力再对重庆发动进攻，因为在进军期间，它将冒被英美袭击的风险”。作为国民政府专门搜集情报的军令部也综合各种情报认为，日军在太平洋战局不利，因此其军事行动仍将以调防居多。此外，1943年末，由于同盟国在德黑兰会议的决定修改了开罗会议中的提议，因此有人担心日本会乘机在中国战场发起一场进攻。对于这种担忧，西方情报界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坚信日本会采取防御的态势。

　　在这种乐观情绪的判断下，当时国民政府还计划主动发起对日作战，实行反攻。1944年1月5日，国民党宣传部召开记者会，宣传部长梁寒操极富自信地对国内外记者称：“中国数百万野战部队于今年内必将随时反攻，配合海上盟军军事行动，到处反攻”。1944年2月13日，作为国民党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就对众将领说：“由于抗战局势之演进，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对敌反攻作战的阶段即将开始”，并认为“对敌反攻应先发制人”。甚至直到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前，蒋介石还认为：“倭寇在华之部队已尽量抽调出海，我军反攻此其时矣”。4月16日，就在日军发起进攻的前夕，蒋介石还命令第五、第六战区的第七军、四十八军、八十四军、五十一军、第四总队各将领协同攻略沙宜，会师武汉，采取全面攻势，并且强调“反攻准备力求机密，应利用宣传谋略欺骗手段迷惑敌人”。由此可见，因日军战略方针的转变和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局势的好转，当时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大多认为日军基本不可能会在中国战场再次发起一场大型战略攻势。当时在汤恩伯处担任军务工作的胡静如后来就回忆道：当时人们认为中日战争已经打了六年多，习惯养成一种敌人兵力不敷分配的观念，“国府以为太平洋战争日本转成劣势，在华兵力削弱，所以敌人的攻击，也会像历年那样，只会是有目的的扫荡行动”。这种因时局而麻痹的乐观心态，导致时人以及国民党当局很难作出正确的战略预判。

　　而与此相反，日军大本营为挽救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早在1943年10月，就已经开始酝酿“打通大陆作战”即一号作战的计划。当时负责战略计划制定的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鉴于日军在太平洋方面的颓势，认为在太平洋战场日军的被动防御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取胜，“于是就产生了打通大陆作战的构想”。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在得到大本营的许可以及在中国派遣军的推动下，开始制定作战计划，并最终将其命名为“一号作战”。在日军大本营以及中国派遣军双方的“博弈”下，最终决定此次作战的战略目的在于：一、打通京汉、粤汉、以及湘桂铁路，并占领沿线要地；二、摧毁沿线主要空军基地以解除对本土以及海上交通的威胁和破坏，三、摧毁重庆政府的继续抵抗意图。由此可见，日军的战略目的和进攻方向主要为打通中国南北以及湘桂铁路，并相机覆灭国民政府。

　　然而由于此次作战事关重大，其预定投入51万人进行作战，因此为保证战略目的和作战过程顺利进行，日军大本营以及中国派遣军在作战计划的策划以及实施的过程中，作了大量的战略欺诈和匿秘措施，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上，都以欺诈和迷惑“敌人”为主要目标。作为该计划的最主要策划者，真田穰一郎说：“此次作战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战略上迷惑敌人”。1943年12月8日，日军大本营在给中国派遣军的作战计划中，就强调：“本作战关系全军，作战既大且巨，不宜轻率决定，且如此重要作战企图，不可用电报报之”。不以电报来商量作战计划，而直接派遣军方高层往来于东京和南京，由此可见日军对此次作战隐秘企图的重视。1944年2月1日，日军大本营在作战计划的制定过程中，又颁布了一个《一号作战企图秘匿要领》的文件，其规定：“一、应极力隐瞒我军在大陆的作战企图，在作战准备阶段中，应假装实施‘重庆五号作战’以收欺敌之效；二、有关政谋略、宣传、防谍、以及隐瞒与欺敌行为，中央与地方均应予以统一配合实施；三、敌国全般之作战指导重点，应使敌人误以为指向缅甸与印度方面”。由此可见，在战略上，为充分隐瞒此次作战的目的和战略企图，日军做了不少“隐蔽”和欺诈工作。此外，在作战实施的过程中，作为现地军的中国派遣军，为隐瞒战略目的，在战术上同样也作了相当的保密和欺诈工作。中国派遣军在传达具体作战指令时，曾要求各作战部队“假集结、假展开，以牵制中国军，进而达到秘匿主攻企图”。中国派遣军在拟定一号作战第二阶段之湘桂作战计划时就企图：“以长江北岸的监利即郝穴地区作为军主力的集结地，使中国军误以为我军的攻击目标是常德附近第六战区，以达欺敌目的”。在湘桂作战中，日军的目的在于打通湘桂线，因此其主要作战区域应该是位于湖南的第九战区，但日军却假装在常德附近集结，以使国民党军产生日军进攻第六战区的错觉。为麻痹和误导作战对手的判断，作为此次作战主力部队的中国派遣军第十一军所布置的措施有：1.此次作战十一军所指挥的单位非常多，且作战规模极大，因此考虑设立一方面军以统一指挥，然而为了不暴露作战企图，这一拟议应暂时取消；2.减少司令官及参谋长对军下属兵团的视察，尤其是驻扎于湖南的部队，更应极力避免；3.进攻前第十一军司令横山勇在汉口举办了一次画展与文娱活动，以显示日军的无异常；4.设法尽量延迟作战构想的提示，作战构想的提示也仅仅止于衡阳附近，使一般干部也以为这次作战是要实施第三次长沙作战；5.以代号表示地名,如浏阳—建始、长沙—巫山、衡山—奉节、衡阳—万县。

　　综上所述，不同于以往的作战，为顺利实施一号作战以达到其战略目的和效果，日军无论在战略还是战术上都作了相当的欺诈和保密工作。由于该作战计划在极度保密的措施下完成，且有意使我国军队产生误判，因此日军的这种“隐秘”措施，在相当程度上给作为应战方的中国军队造成了困扰和迷惑，主要表现为：不知日军究竟要在中国战场干什么。当时身在前线作为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汤恩伯，对于日军的行动，就感到“虚虚实实，如堕五里雾中，判断实在困难”。作为国民党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与众将领商讨战局时也感叹：“敌军在河南动作进退虚实，狡诈极矣”。而且由于中国派遣军与日军大本营在一号作战上的不同战略意图，为达成自身的战略目的，中国派遣军一些“越轨”的行为更加重了这种预判的难度。当时美军就认为：“从日军所着的夏季制服看来，显然其行动已经超出补给线的范围，谁也猜不透日军的进攻将伊于胡底”。由此可见，在日军的战略匿秘企图和国内对时局形势的乐观判断下，时人基本很难预测日军还会在中国战场发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作战，因而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战略预判。即便是在战争开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作为应战方之一的国民党以及各方高层，基本都不知日军究竟意欲何为。弄懂日军在中国战场究竟要干什么，国民党军指挥部花费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二、国共两党对日军进攻前的战略预判

　　鉴于世界局势的发展，日军在1943年11月左右开始酝酿一号作战的计划。而在彼时的重庆和延安，国共两党的两位领袖都将日军的战略行动与世界局势的发展联系起来。1943年12月，刚参加完开罗会议后的蒋介石，立马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其谓：“自德黑兰会议之宣言公布后，暴日自将合理推论，以为联合国全部军力，实际将用于欧洲之前线，如此，则中国战区可任暴日机械化空陆部队集中全力之驱驰矣。而暴日之战略，在此未来之一年期间，得先从容解决中国问题。预料不久期内，日寇必对华发动一全面之攻势，以消除其后顾之忧……此乃为中国当前之问题”。蒋介石的这个判断在战略上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从世界局势的发展预测日军将对中国发动进攻。然而其作此判断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美援，因此他在电文中多次强调中国时局的危急而要求罗斯福加大空中援助。开罗会议后不久，罗斯福与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决定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因此决定将本来计划用于进攻缅甸作战的海军抽调至欧洲，英美中三国陆海军联合进攻缅甸的计划暂时被搁置。因此，蒋介石乃乘机反复说明中国时局的严重性，要求罗斯福增加经济援助和在华空军力量作为补偿。在后来的交涉中，蒋介石曾反复提到这个问题。

　　而在彼时的延安，作为中共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也将世界局势和日军的战略行动联系起来。1943年末，毛泽东致电邓小平，分析国际局势道：“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六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绝非易事……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指的就是日军可能对中国发起进攻。毛泽东作此判断的根据则在于世界局势的发展，即开罗会议后，盟军确定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方针，中日妥协已不可能，日军为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可能发起报复性的战略行动。从国共两党两位领袖各自战略判断的逻辑来看，毛泽东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分析日军战略行动，依据在于开罗会议后中日妥协已不可能；而蒋介石则是从军事角度来分析，依据为德黑兰会议后盟军将集中兵力开辟第二战场，无暇东顾。二者的立场决定了二者分析问题的角度，但殊途同归，依据基本都在于世界局势的发展，即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

　　1944年初，为准备一号作战，日军在华北地区的频繁调动引起了中共华北当局以及中共高层的注意。同时，日军也发现了中共在1944年初派遣了大量游击队在华北地区进行侦查。1944年2月10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身在前线的邓小平和滕代远，称：“敌有打通平汉进攻西北消息，蒋甚惧，欲以反共缓和之。去年七月向边区威胁，受到英美及国内责难，目前国际情势更不利于大张旗鼓反共”。“打通平汉”，即日军一号作战的第一阶段平汉作战。由此，毛泽东的这个电报不但预见了日军将发动一号作战即打通平汉路，更为重要的是，他把日军发动进攻的战局和国共之间的政局联系了起来，并以此来相应地采取战略措施。这种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角度，贯穿了毛泽东在整个1944年即一号作战期间所作的所有战略决策。

　　2月21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又致电八路军各将领，要求八路军严重注意日军“扫荡”华北，并做好一切准备。1944年3月，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工作的杨迪回忆，当时中共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在一次会议上讨论了日军的战略行动，作战部副部长伍修权主持会议，总参谋长叶剑英也参与了讨论。其中多数人认为日军将于今年发起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的作战计划，他们判断日军此次作战的目的是击溃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地。如果杨迪的回忆是准确的话，那么中共对日军的战略目的以及战略行动方向的预判，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3月27日，毛泽东再次致电黎玉与萧华并转邓小平、滕代远等八路军高级将领，指出：“华北敌三师以上，向黄河北岸集中，有打通平汉路模样”。由此可见，在日军发动攻势前，中共已预判并基本确信日军的战略行动。

　　而此时的国民党，虽然已经掌握了日军的各种情报信息，但缺乏分析和判断能力，始终无法做出有效的判断。1944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执法总监何成浚，根据军令部关于日军在信阳等平汉线铁路频繁调动的情报，认为：“常德战事甫经结束，（日军）再进犯似不如是之速。就现势度之，或虑我方将反攻而先作防御准备也”。1943年末，日军进攻常德未达成战略目的，因此何成浚认为日军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再次发起进攻。而且由于对局势的乐观判断，1944年初，蒋介石曾向党内各高级将领传达了反攻方针。因此何成浚居然认为日军的进攻是为了阻止国民党军的反攻，这种心理在国民党军内部并非单一现象。军令部在掌握各种情报后认为：“黄河北岸之敌确有进犯河南之企图，惟目前力量不足正式发动攻势，其进攻之目的在牵制我军策应华中作战”。所谓“牵制我军策应华中作战”，指的就是国民党将发动反攻，“会师武汉”。而彼时位于平汉线当面的前线部队国民党五十一军也判断：“敌除固守其据点，并保护其交通线外，根据最近情况判断，当面之敌似无积极企图”。

　　而在国民党中央层面，对于日军打通平汉线的战略行动，3月4日，负责搜集和分析各方情报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长徐永昌判断：“敌已经将平汉黄河桥修葺，可通汽车，此似是一种姿态，至其欲打通平汉线之宣传，在今日看则完全炫惑伎俩而已”。此时，徐永昌仍然认为日军不会打通平汉线。4月6日，徐永昌再次判断，日军可能先打通粤汉线。但由于情报太多，加上日军的战略欺诈和匿秘措施，因此徐永昌无法作出判断。他认为：“现又在打通平汉云云，亦嫌费材料与费兵，且呼声太高，似在声北而击南。但打通粤汉亦需七八师以上，且看敌如何抽兵来”。其后不久，身在华北一线的何柱国认为日军将发起进攻，并提醒此次行动“绝非以往之换防窜扰虚张声势可比，实乃一决战准备”，对此军令部却认为，日军无进攻企图，即使要发起进攻，“应在六个月以后，决战时间上绝不可能”。由于日军在进攻平汉线时又准备在南部的粤汉线发起进攻，在设计作战计划时有意使国民党军发生误判。因此，从国民党军的表现来看，日军在前期所作的战略欺诈行为在国民党军中产生了作用。

　　事实上，对于日军在1944年初以后的一系列行动，当时各方都已经捕捉到相关信息，并确信日军将在中国发起一场战略攻势。3月，美国各情报机关已确信日军将在河南发起一场攻势，并将这个消息传达给了国民政府最高情报机关。4月初，陈纳德再次致电史迪威，说日军将对中国发起大规模的作战攻势，并提醒史迪威：日军的这次攻势与以往的作战在性质上大不相同，日军此次想彻底摧毁中国的作战意志并以此取得在亚洲内陆的防御和补给优势。与此同时，法国军事代表团一位中校根据越南方面日军的情报，认为日军“企图开始打通平汉粤汉两铁路”，并将这份情报传给了国民政府。而在国民党方面，此时仍然对日军的战略行动判断不明。4月7日，何成浚再次记载：“军令部报告数星期来寇军在一、五、六、九各战区调动频繁，但其企图迄今仍难判断。以我度之，麦收之期不远，寇军则较丰富之区，乘时扰乱掠夺，势所必然也”。何成浚的意思是，军令部已获得日军在中国各战区调动的情报，但由于当时乃小麦的收割季节，因此根据这些情报，何成浚判断日军的目的在于抢夺粮食。这种判断不仅仅局限何成浚一人，在国民党军高层中也大有人在。即便在日军发起攻势一段时间后，徐永昌也认为：“敌打通平汉铁路殊无理由，余以为主要在打击我汤集团或抢麦亦可能为掩护换防”。所谓“抢麦”，也就是抢夺小麦。抢麦、掩护、换防等一系列的判断，表明何成浚与徐永昌等国民党军高层仍认为，日军的此次作战仅仅是一个战术行动，而不是一个战略行为。

　　而身在前线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根据情报同样认为：“敌是否企图打通平汉或转用其他方尚难判定”。4月15日，就在日军发起进攻的前夕，军令部仍判断日军在太平洋战局不利，其在华北行动应以调防居多。最后作为国民党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虽然他已经开始预料到日军要开始进攻平汉路，但对于日军进攻的目的以及时间都不确定，因此对日军是否将发起进攻的判断不断摇摆和自我否定。另一方面，对于国民党军对日军战略行动的研判，作为对手，日军同样作了研判。3月底，中国派遣军获得情报称：“随着一号作战准备的进展，重庆当局对我军的企图非常关切，蒋委员长认为日军打通粤汉铁路南段事关紧要……但仍未脱离揣测的范围”。看来日军对自己的战略匿秘措施颇为满意，知道国民党很难正确预判自己的战略行动。

　　由此可见，面对日军发起的一号作战的第一阶段，即打通平汉铁路的作战，国共两党的领袖都作出了相关的预判，但一个坚定果敢，一个游移摇摆。虽然两党的最高领袖都判断日军将对中国发起一场战略攻势，但从两党的军方以及参谋的表现来看，国民党显然略逊一筹。中共在获取情报后形成战略判断时，迅速、果敢、坚定，并立即将日军即将进攻的战局和国共之间的政局联系起来，在正确的情报分析和判断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也可谓当机立断、令行禁止。4月初，日军还未发起进攻前，中共关于日军将打通平汉线的消息都已经传达给了各基层部队。当时即便在新四军基层工作的汪大铭也记载到：“接旅部情报，华北敌军首脑开将官会议，准备三、五师团××西部，于四月间打通平汉铁路”。而国民党无论中央还是前线将领，基本都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尤其是作为参谋机关而负责情报搜集的军令部，虽然其在1944年的工作计划中尤其注重“敌战略战术情报之整理与搜集”，但因为缺乏情报分析能力，国民党军一直处于迟疑和摇摆之间，只能消极地应付。国民党军高层对于日军的企图和作战目的判断不明，使其在整个一号作战期间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上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三、从外交到军事：国共两党在联系中形成的战略预判

　　事实上，日军尽管在军事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欺敌行为”，但是鉴于当时的世界局势，对于一号作战这样一场巨大的战略攻势，其必须要与一定的政治和外交措施相配合，才能更好地实施。也就是说，军事与政治、战局与政局是相关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作为一名战略家，只要把握了这种联系，或许就能作出相关的预判。由于一号作战规模巨大，日军在关内的兵力不足，因此需调用一部分关东军入关参加作战。而且为顺利发动一号作战并暂时解除北边的后顾之忧，1944年3月29日，也就是在日军发起进攻的半个多月前，日本政府召开了天皇参加的枢密院会议，会议决定转让北库页岛的石油以及煤炭权利给苏联，并将日苏渔业条约延长五年，以缓和与苏联的关系。日苏两国围绕渔业的纠纷谈判了多年，一直没有达成协议。然而在此关键时刻，日本竟主动让步并签署正式条约。日苏之间的这个外交举动，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这个政治信号所释放的信息，就是与之相关联的军事行动，即发动一号作战。这个政治消息很快就被国内外的媒体所报道，然而一般人读不出其中所蕴含的重大军事信息。

　　这则消息不久就传到了国内。当时比较关注政局变化的西南联大教授郑天挺，看到这则消息时，就感到非常疑惑。他在日记中写道：“苏联日前与日本续订渔约，准许日人用库页岛汽油……今又出此，果意何耶”。“果意何耶”表明：郑天挺对日苏之间的这个行为表示看不懂。而作为蒋介石最重要的幕僚，且掌管各方军情政情的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在看到这条消息后认为：“阅各报，知日苏妥协更具体化，多年不决之‘北萨哈连岛油矿租界权转移’交涉……而同时又将1928年之渔约订立延期五年的议定书……日苏两国间久悬不决之两案同时解决，此在我国抗战局势上，实为国际形势一大变化也”。从陈布雷的记录来看，他虽然读出了这则信息的巨大影响，但具体是什么，他不知道。持同样态度的还有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他在3月底的日记中写道：“倭俄渔业协定为期五年，此最异骇……可知倭俄妥协后远东形势必一大变，祸乎？福乎”。蒋介石对日军这一举动的“福祸之问”表明：他对此的判断同样是不确定、模糊甚至犹疑的，这种以自我提问的方式来判断敌国战略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了蒋介石性格中的“优柔”成分。虽然他读出了此次事件所蕴含的巨大影响，但具体是什么，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大部分高层都不清楚。由于担心日本与苏联秘密接触，因此国民党高层很多人认为此举乃日苏妥协的一大征兆。因此，日苏签订协议之后，蒋介石在外交上颇为忧虑。“自日苏协定（日苏渔业协定）而后，国际情势极感不利，闻委座亦甚忧劳”。所谓“国际情势”，也就是日苏妥协后的外交局面。鉴于1941年日苏签订中立条约的前车之鉴，日苏1944年的这个行为还导致了国民党在抗战言论上的消极，胡宗南记载道：“自日苏进一步妥协……社会空气转变到悲观，言论亦多趋于消极，而尤以于右任主张最为露骨”。也就是说，在国民党高层大多数人看来，日苏的这个举动仅仅只是一个外交问题，没有人联想到这是一个政治和外交背后的军事问题。对此唯一例外的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驻苏大使傅秉常，他看出了这则消息的具体深意。由于长期负责对苏外交工作，作为外交官出身的傅秉常，对这种消息保持了相当高的敏感度。日苏一签署协议后，他敏锐地指出：“此事关系我国巨甚，余恐其影响：一、美国人之尽力援苏攻德，系假定苏联于德国崩溃后加入战日……二、日军阀可藉此鼓舞其民气，且东条可藉此而抽调关东军一部，尽力打通平汉、粤汉两铁路，俾日军得直接与华南及南洋日军联络，不受美国海军之威胁”。参照日军参谋本部设计一号作战的计划以及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傅秉常的这个判断相当准确。他不但预见了日军将抽调关东军入关参加一号作战，而且判断出日军的作战目的在于打通平汉、粤汉铁路，即打通大陆交通线连接南方军。这个判断与日军所设计的一号作战目的基本吻合，而其作此判断的依据则是日苏渔约的签订。如此看来，国民党高层不乏极具战略眼光之人，只是不知傅秉常的这个想法有无传达给国民政府高层。

　　中共方面，就目前材料来看，首先对此作出敏锐反应的还是毛泽东。1944年4月5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各前方将领，谓：“近日，日将库页岛权益还苏，北和苏联，南抗美英，进攻中国，打通平汉路甚至粤汉路，‘扫荡’敌后。东条此项政策，更加明显。因此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故争取国内平静，准备拉蒋抗日，是目前政策中心”。毛泽东的这份电报以日苏之间的妥协为判断依据，进而得出日本将进攻中国，并判断其进攻方向为打通平汉和粤汉铁路。在国民党许多高层仍不能确定日军将打通平汉线的时候，毛泽东此时已经预测到日军将进一步行动，即打通粤汉线。日苏的这个举动更加验证了毛泽东之前的判断，因此，毛泽东才说“东条此举更加明显”。“更加”二字表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的观察和分析上，既具有联系性，同时又有连续性。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不仅预判了日军的战略行动，同时也将即将发生的战局和政局联系起来。

　　4月6日，时隔一天，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冀鲁豫分局，谓：“中原大战，国共有重新协调之望，已派林伯渠同志艳日起程赴渝谈判”。所谓“中原大战”，即后来的日军在河南发起的进攻，也就是一号作战的第一阶段平汉作战。毛泽东的这个判断，语气坚定。因为对自身判断的坚定，因此中共立即将日军进攻的战局和国共谈判的政局联系起来，并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立即派林伯渠赴重庆进行谈判。而国民党对此毫无准备，因此后来面对中共的政治攻势顿感措手不及。联系与对比日军在外交上的妥协，从而得出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军事行动，这种因事物的联系而形成的判断逻辑，充分体现了一个杰出战略家的政治和军事眼光。而且，从各方电报的措辞来看，毛泽东围绕日军发起进攻的一系列判断，语气坚定，基本不存在模糊和犹疑的态度。对比国共两位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两人战略眼光的高低，同时，两人作为政治领袖的性格特征，同样高下立见。

四、穷于应付与未雨绸缪：国共对日军发起作战后的研判与因应

　　1944年4月17日夜，日军第37师团从黄河对岸发起攻势，以主力进攻河南的中牟县，至此，蓄谋已久的一号作战正式发动。对于当日进攻前的情形，日军作战日志中写道：“四月十七日夜，中牟一片漆黑，鸦雀无声，河岸风随草动”。然而作为开启应对一号作战序幕的重要开局之役，国民党军的表现却令人愕然。据参与作战的日军大佐折田回忆：“当面之敌，未采取任何行动就实施退却，而我军在中牟方面则在两天之前就开始进攻，这种状况实出我们意料之外”。与国民党军一触即溃的表现相伴的还有其对日军作战目的和进攻方向的不明，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国民党军的溃败。

　　4月24日，身在前线的蒋鼎文在与日军作战一周后向军令部提出意见认为日军将打通平汉线，然而对此军令部以日军兵力不足和调防空缺否定之。29日，法国方面有情报至军令部第二厅，称日军将打通平汉路，但军令部根据日军兵力布防及世界战局的发展认为“尚无打通平汉路之症候”。4月30日，日军进攻河南近半个月后，其打通平汉线之企图已昭然若揭，然而徐永昌仍认为：“敌打通（恢复）平汉铁路殊无理由”。5月，河南大部沦陷日军开始进攻湖南后，何成浚仍不明所以地在日记中写道：“其目的究竟属打通粤汉路？抑由长沙西上，再扰乱常德等处？殊不知之”。如前文所述，由于日军在实施湘桂作战时，有意在常德附近集结军队并使国民党军发生误判，以为日军将进攻常德，果不其然，何成浚对此屡次上当。但时隔不久，面对日军的疯狂行动，蒋介石似乎已经开始明白过来。5月14日，蒋介石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和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告以日军打通平汉线以后，“必继续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线，以增强其战略上之优势，其发动之期当在不远”。然而时隔不久，蒋介石又判断：“此种情报似为敌寇一种反宣传之眩惑作用，是否打通平汉、粤汉两路，须另待确实情报证明之”，并认为这是日军的“神经战”。5月底，蒋介石判断：“豫战未完而湘战又起，敌寇既打通平汉路，其势必企图打通粤汉路以确立其东亚大陆决战之基础”。然而到6月初，蒋介石又判断“是其企图并无打通粤汉路之野心也”。7月，蒋介石再次判断：“敌寇打通粤汉路之心犹未死也”。由此可见，无论对于日军打通平汉线还是粤汉线，蒋介石的判断不坚定，不断地摇摆和游移。所谓战略，一为远见，一为不动摇。蒋介石对日军战略的判断，显然违背了这个原则。

　　6月中旬，日军进攻湖南后，其打通湘桂路的意图已非常明显，然而此时徐永昌再次误判：“敌此次进犯豫西南与湘鄂诸地，观察家咸谓系企图打通平汉粤汉两路，更有意打通湘桂线迄镇南关者……以余判断殆仍乃欲打击我野战军或杜我反攻与转用。盖欲攻犯两路或三路而确保之，恐彼亦不易抽调出如此巨大兵力”。看来对日军兵力不足的估计，是导致国民党军高层发生误判的主要原因之一。6月14日，国民党军令部第一厅判断日军将通过衡阳入桂林，然而徐永昌却认为：“犯湘已近二十日而广州敌未动以观，则敌人完全无深入企图，不过一意打击吾人反攻力量与混时间以应付战事而已”。彼时徐永昌仍判断日军无深入企图，他甚至认为日军发起此次攻势不过是混时间而已。6月18日，蒋介石召集各将领研讨战局。对于日军的进攻方向，徐永昌记载道：“午间曾家岩会报，为章以为敌必冲至衡阳可能入桂林，余以为敌兵力不足，只要我能力拼，尚不至企图入桂……敌无深入企图，且略举日前（十四日）之观察……蒋先生熟视余，但对努力打击敌人则同意”。为章，也就是刘斐，时任军令部次长。徐永昌的记载表明，刘斐判断日军将下衡阳而入桂林，但徐永昌仍以日军兵力不足否定之，并举了他6月14日所持理由。对此，蒋介石给了徐永昌一个颇有意味的眼神，即“蒋先生熟视余”。从徐永昌的后一句记载来看，蒋介石对徐永昌的判断不以为然。从日军发起一号作战前到作战开始后的几个月，作为掌管情报搜集和分析的徐永昌的判断，一直都是错误的。对此，蒋介石可能颇有不满，在讨论战局时盯着徐永昌看的这个举动，也颇具意味。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徐永昌对日军的判断仿佛陷入了某种“死角”，一直无法走出来。7月中旬，日军数次进攻衡阳后，徐永昌仍在黄山军事会报上认为：“除非敌最近改变策略，否则第九战区告一段落后，敌必继之向我六战区攻击”。也就是说，徐永昌认为，日军攻下衡阳后，其下一步的进攻方向不在广西，而将掉头进攻位于第六战区的湖北。其战略预判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对日军战略目的以及战略进攻方向的误判，国民党仓促应战，疲于应付，顾此失彼，在应战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毫无准备。此外再加上自身的结构性问题，国民党在整个一号作战期间一路溃败，除了在洛阳以及衡阳作了激烈的抵抗之外，在其他地方与日军的作战中，基本都是一路溃败，对整个战局的因应基本上就是被动挨打，从而无法做出有效的抵抗和反攻。然而随着战局的发展和日军进攻的不断深入，当时国民党高层反而产生了一种乐观的判断。对此熊式辉记载道：“出席委员长官邸军事会报，湘局好转，日军因后方两翼之打击，及交通接济之困难，又整个太平洋局势之逆转，已陷非撤退不可之苦境”。熊式辉的意思是，国民党高层判断日军战线拉得太长，侧翼暴露且补给困难，且随着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胜利进军，日军必将主动撤退。为此，为应对战局以及保存实力，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多次向蒋介石上书道：“请以消耗战略指导战争，不可将主力应某战区请求大量消耗，因站在任何战区方面，必希望增加多数部队，但站在大本营方面，应统筹全局，不能因局部争取希望胜利而将实力大量消耗”。8月，白崇禧再次致电蒋介石，谓：“我军最高战略为消耗战，在中印缅公路未通以前，如何善为运用现有兵力，以待盟军联合反攻，究竟如何确保重庆、昆明、西安、桂林各要点，得以支持较长时日，想在钧座明鉴之中”。这种心理在国民党军中并非个别现象，陈诚就曾对此批评道：“恃敌之不来与待盟军之胜利之观念，为造成今日危机之最大罪患”。看来国民党确实抱有保存实力以待盟军胜利的心理，这也成了其因应日军一号作战的一种方式。

　　而在中共方面，由于战前成功地预判了日军的进攻方向，因此接下来如何因应日军攻势所产生的政局变化，同样再一次体现了中共的战略眼光和迅速果断的政策执行力。日军发起进攻后不久，当时中共军委总参谋部就建议中共中央向敌人后方进军，发起攻势作战，向日军实施局部反攻，具体建议是：一、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以一部分主力向河南敌占区进攻，开辟河南新的抗日根据地；二、以新四军第一师主力一部越过长江去支援第十六旅，恢复和开辟苏浙边区抗日根据地，三、向湘鄂边发展，开辟湘鄂边抗日根据地。对敌反攻作战并发展河南、湖南以及苏浙等地区，这可以说是一个初步的全盘性战略布局。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总参谋部的这个建议应该是被中共中央接受了。因此，就在日军发起攻势后的第四天，4月22日，毛泽东致电滕代远、邓小平并转杨得志、苏振华、黄敬等中共前方将领，指出：“日军打通平汉铁路战役，一部已由中牟渡河……我军应乘日军南犯后方空虚时，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辟豫西工作基地”。河南亦称中原，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就在日军发起作战的短短四天之内，中共就作出了发展河南的战略布局。即趁日军空虚而发展豫北，并为此做好发展豫西的准备。就战略布局来讲，它既是空间问题,也是时间问题。中共发展河南的战略布局，不可谓不迅速和果敢。

　　而对比国民党，除了在河南的溃败之外，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面对日军发起攻势半个月后才判断：“河南战事尚在相持之中，敌军无后退征兆，其打通平汉路之目的已甚明显。如何能打破敌寇此一企图，是今日第一之问题也”。

　　为布置发展河南的战略任务，5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前线将领：“敌人已经大举向河南进攻，目的在打通平汉线并控制潼关路以东，估计敌人暂时不会退出……目前我们在各方应避免刺激国民党，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目前决不应向河南推进，以避免和国民党方面的摩擦，妨碍大局”。联系局势的发展，中共迅速确立发展河南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为使国民党专心对日作战，中共在发展河南时较为注意国民党的态度，即尽量发展日军所占领的敌后根据地，并且不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名义进军河南。发展的也只是人民武装，尽量避免与国民党的摩擦。围绕这个问题，5月18日，中共中央再次强调：“为避免刺激国民党使之安心作战，我军此时不应大举向黄河以西发展……但现时我军应以水东支队，极力向四方发展，逐渐扩大自己的根据地。主要打击伪军，对顽军则避免作战”。由此看来，中共在这个问题上较为克制。

　　5月17日，聂荣臻从延安电示晋察冀军区，指出：“豫战正酣，敌企图恐不止打通平汉而已，从整个平汉线战略看来，恐有继续打通粤汉的必要”，因此要求前方八路军“乘敌后空虚逼敌后退”。看来判断日军将打通平汉和粤汉线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地方将领，都有着共同的认知。6月23日，陈毅与刘少奇从延安致电新四军将领张云逸、饶漱石等，认为：“目前敌全般战局重心在攻略粤汉路。长沙陷落，衡州亦将不守……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此时中共判断日军将打通粤汉路。这个文件同样表明，中共所有的战略布局都是根据战局的发展而制定的。至此，“发展河南，绾毂中原”这一战略正式形成。7月，日军开始进攻衡阳。如此前的判断一样，日军打通粤汉线的意图非常明显。为此，中共中央又开始作出发展湖南和华南的战略。7月9日，陈毅致电新四军，谓：“五师任务则是向北发展河南，向南发展湘鄂赣边”。时隔几天，7月15日，中共中央再次分析时局，并布置具体战略道：“中原沦陷，长沙、耒阳相继弃守，现粤汉之敌，南北对进，已快会合，并有打通湘桂之企图，因此大块华南将沦为敌手，拯救华南人民的责任，不能希望国民党而要依靠我党及华南广大民众”。此时中共判断日军将打通湘桂线，这个判断也非常准确。在此，中共再一次将战局和战略布局联系起来，提前进行了战略布局，即发展华南。

　　在发展华南的战略制定上，中共在7月25日再次指出：“敌阁虽更迭，但对打通粤汉路势必继续，因此布置湘粤两省敌后工作和桂林疏散仍属必要”。所谓“敌阁更迭”，是指7月22日日本原首相东条英机辞职，小矶国昭继任。中共判断日军的一号作战不会因日本内阁的更迭而停止，并据此以日军攻势的继续而布置发展华南的战略，即发展广东和湖南，这个判断同样准确。

　　鉴于时局的发展，为统合整体的战略布局，中共中央在分析国际和国内局势后，对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以来的整体战略布局作了总结。1944年11月7日，华中局致电新四军各将领谓：“近数月来，国际国内政局均有重大而显著的发展……国民党军队必将继续遭受严重挫折，整个平汉、粤汉路东不久即将沦为敌后……根据上述形势，我们分析判断：我们对华中工作方向与布置应提出新的估计与考虑……能够争取时间，迅速完成发展河南，控制中原，发展东南，控制苏浙的任务，这不但对将来配合盟军反攻，而且对粉碎蒋介石反共内战阴谋，均将起着决定的意义。”华中局的这个战略决策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共在因应日军的一号作战中所作的战略布局，无一不是依据对日军的战略行动的判断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政治局势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共之所以能在此时进行全盘的战略布局，尤其是“发展河南，绾毂中原”以及发展华东和华南这几大战略布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日军战略行动的预判。

结语

　　一号作战是一场具有多重战略目的且经过日军精心策划和准备的战略性攻势。在日军一系列战略以及战术的匿秘措施下，再加上整个反法西斯战局的好转，一般人很难预料到日军还会在中国战场发起一场战略进攻。即便在日军发起进攻后不久，对于日军的战略目的以及战略进攻方向也很难把握。正因为如此，对一号作战的研判，也就成了考验作为应战方的国共两党的战略智慧以及因应战略危机能力的重要标尺。换句话说，日军一号作战为考察国共两党高层的战略眼光以及政策执行能力，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个案。

　　纵观整个一号作战期间，无论是战前还是战时，中共都体现出了杰出的战略预判能力、娴熟的应对战略危机和把握战略机遇的能力。中共在获取情报后，迅速做出判断、形成决策且将其传达给基层部队，并以此为依据来制定战略、政策、发展方针。在政策的制定和实行上也是当机立断，上通下达。而国民党则由于缺乏对各种情报的判断和分析能力，无论中央和地方都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在情报的掌握和判断上，国民党军内部本身在检讨此次作战失利时，首先就将其归因于“情报不确，判断错误”。在情报和信息的传达上，也是犹豫不决，下塞上聋。当时身在前线作战的将领丁治磐，对此就曾说道：“我国军中间指挥机构太多，不独命令迟缓，且情报亦多雍塞，不使下闻”。国共两党在日军一号作战中所体现出的这种不同特质，也深刻地表现在两党的两位领袖身上。毛泽东在形成战略预判时准确且坚定，在作战略决策时迅速且果敢。关于毛泽东对时局的判断和处理问题的态度，曾担任其秘书多年的胡乔木认为：“没有丝毫的犹豫和优柔寡断”。与此相反，蒋介石则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优柔寡断。蒋介石自己后来在反省国民党的颓败时，将许多问题都归结于自身的“因循寡断”。而在军事作战的问题上，曾与蒋介石共同参与过作战的苏联顾问勃拉戈达托夫评价他道：“尽管他懂军事常识，但实践证明，他不是一个果敢无畏的军事指挥员，在战斗中，他优柔寡断”。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正是两党各自领袖的战略智慧以及战略眼光和性格，决定了两党在应对此役时所体现的不同特质。

　　国民党对于日军的企图和作战目的判断不明，致使其在整个一号作战期间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上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与此相反，中共则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领导下，在战前成功预见了日军的战略意图和战略行动，并且制敌先机，迅速根据战局的发展，开展全盘的战略布局。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共也正是在这种正确的战略预判能力和战略布局下，才成功地发展和壮大了自身，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共实力的对比，进而也改变了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格局。抗战末期国共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种子，以及战后国共政争的结果，由此也可初显端倪。因此，研究战后国共的政争以及战争，必须回顾1944年中共的战略布局。而中共之所以能成功地进行全盘的战略布局，虽然与日军进攻造成的政局直接相关，但其很大程度也在于中共对日军的战略行动的成功预判。

　　关于战略问题，当时作为美军将领而在中国服务的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后来根据他在世界各个战场的作战经验认为：“军事战略与外交政策在最后终究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在学理上或是实际上，如要使二者发挥效用，便不能分开来加以处理……所谓战略，其范围必须予以扩大，不仅是军人所独占领域，或首要的业务，它应该同时亦是政治家的业务，所以可以说，战略乃是一种艺术，亦是一种科学”。

　　通过一号作战中国共两党的表现，基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作为战略家的国共两党两位领袖战略眼光的高低。作为一名军事家、政治家，毛泽东不仅通过日苏渔约这种外交问题，联想到日军的战略问题，并将军事战略与外交政策联系起来，而且通过这种战略思维方式，将日军一号作战的战局和国共谈判的政局以及中共与美国外交事务联系起来，形成通盘的战略布局。这种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角度，贯穿了毛泽东在1944年所作的所有战略决策。魏德迈所谓的“战略乃是一种艺术”，大抵不过如此。而对比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面对1944年国内军事、政治和外交多重变奏的复杂局势，蒋介石在此期间的表现于国民党内部来讲，确实还算称得上一名合格的领袖，有一定的战略眼光且颇具“政治家”风范。王世杰在1944年就曾说：“中枢执政诸人中，自蒋先生以外，并无任何人有政治家的表现”。作为一名“战略家”，蒋介石在整个抗战时期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战略眼光，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蒋介石曾说：“两国战争，最后胜败关键，即在战略与政略，如果战略与政略失败，无论战术与武器多么精良，最后仍要失败”。然而在军事战略方面，蒋介石的战略思维要相对迟钝得多。作为对手，对蒋介石较为了解的周恩来就曾说：“与战术家相比，蒋介石还算个战略家。他的政治嗅觉要比军事嗅觉敏锐”。然而跟毛泽东比起来，蒋介石显然要略逊一筹。历史是人创造的，尤其是关键性的历史人物。从国共两党两位领袖的战略眼光以及作为政治领袖的性格特征来看，在战后国共政争以及战争中，中国命运的天平往何方倾斜，自此也可略窥一二。颇有意思的是，1948年，国共之争的结局开始明朗的时候，蒋介石还曾专门研究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对此他也表示佩服，无奈只是为时已晚。他在日记中写道：“研究毛泽东‘匪首’所著战略问题，甚有益趣，惟恨研究不早耳”。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不久，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一段话：“六年以来，依赖因循，矜持忽略，无远见无决心，以致国家分崩离析，人民水深火热”。蒋介石在反省国民党败退的原因时，将其归咎于自身的“无远见无决心”。从蒋介石写这篇日记的时间算起，所谓“六年以来”，这个时间点也就是1944年。蒋介石将其失败归因于自身的“矜持”“无决心”“无远见”。蒋介石的自我剖析很符合他在1944年面对日军一号作战中的表现，“矜持”“无决心”代表了他性格中的优柔成分，而“无远见”，则是战略眼光。而在中共方面，1945年5月，日军一号作战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对1944年的工作作了总结。其中，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这句话原本是斯大林说的，但毛泽东在此关键时期对它作了具体的解释和总结。他说：预见就是“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因此“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纵观整个1944年，中共之所以能摆脱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和日军压制的处境，而成功地化被动为主动进行全盘的战略布局，以致在国共政争中逐渐占据优势，其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对战局和时局的把握和预判。在此也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的杰出战略眼光，以及驾驭全局进行全盘战略布局的能力，也预示着中国共产党此时已经以一个非常成熟的政党的姿态，出现在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这种成熟的特质，将继续影响战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同时也将决定战后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