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的滥用

李戡

第三章杨天石的海外查档与蒋介石研究

第二节明目张胆的抄袭——<黄郛与塘沽协定的善后交涉>

杨天石在发现哈佛大学的“胡汉民档案”后，似乎对大陆内部的史料已丧失了兴趣，开始密集的争取出国访学。紧接着，杨天石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现了黄郛档案，并迫不及待在1993年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是<黄郛与塘沽协议善后交涉>与<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读黄郛档之一>。

在<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读黄郛档之一>文中，杨天石一开头写道：

黄郛档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及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其中不少资料,沈云龙的《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和沈亦云的《亦云回忆》已加利用。但是,还有不少资料,尚未为人们所见。本文将根据这批资料,参考上述二书,讨论1928年的济案交涉。在很长时期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对日妥协政策,其开端即是济案交涉。[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读黄郛档之一>，《近代史研究》，1993年01期，页75。]

杨天石的意思很清楚，就是黄郛夫妇的史料已经被利用了，但他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资料，所以要根据这些资料，再写一篇文章。能看到新史料，当然值得庆幸，但如同杨天石大费周章翻出《中正自述事略》，却看不出弦外之音、得不出新结论一般，从黄郛的档案下手，能否帮助人们更加了解济南惨案的历史？既然杨天石认为，看了黄郛档案，似乎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济案交涉经过，那我们只得细看杨天石使用的独家档案，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仔细读完杨天石的文章，首先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实，杨天石虽然号称用了黄郛档案，但有十七个注解，来自《黄膺白先生年谱》，几乎占了一半。再仔细核对，不难发现黄郛档案的重要性，根本不如年谱，更象是作补缺用途。通篇文章看下来，杨天石更象是为了写而写，硬把黄郛档案塞进这篇文章里。

关于这点，读了台湾学者谢国兴在1984年关于黄郛档案的介绍后，即能有恍然大悟之感。谢国兴写道：

黄郛个人文件，在黄郛死后，由其夫人沈亦云保存，因历经抗战与大陆沦陷，部份遭到毁损，惟大部份仍由沈亦云携至美国，后来沈亦云即根据这些档，写成“亦云回忆”两册，其中收录许多完整的黄郛文电及相关问题的报告、记录等。“亦云回忆”之价值，不仅在于提供许多原始史料，尤其在于“回忆”之方式；沈亦云每论及与黄郛直接相关之问题时，态度甚为谦虚且诚恳，不诿过责人，亦少矜功自美，其对民国史事之感想与论述，尤多率直而深切。田宏茂谓“亦云回忆”乃近年来中国人所作非正式回忆录中，可信度最高者之一，洵非虚语。“亦云回忆”以外的重要史料，为沈云龙先生所编“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其中搜罗许多“亦云回忆”中不及列入的有关黄郛原始文电与资料。民国七十年十一月起，沈云龙先生复于“传记文学”杂志上陆续刊布黄郛之日记，名为“黄膺白先生年谱补编”，年谱长编与补编的出版，使黄郛的直接史料大部份可以在台湾看到。民国六十一年，黄郛的女儿将其所保存的黄郛全部原始档，寄存于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部（HooverInstitutionArchives），其中尚有部份档为“亦云回忆”与沈编年谱所未及采入者，笔者得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副主任谭焕廷先生（MarkTam）及档案部副主任帕恩先生（CharlesG.Palm）之助，得以参阅部份在台湾所不得见的黄郛文件。[谢国兴，《黄郛与华北危局》（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4），页5-6。]

在<黄郛与塘沽协议善后交涉>文中，杨天石根据黄郛档案，分析1933年5月31日《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黄郛与日本进行了一年多的善后谈判。事实上，用黄郛档案研究塘沽协定交涉，杨天石也不是第一人。早在1984年，台湾学者谢国兴已在台北出版《黄郛与华北危局》一书，其中序里写道：“黄郛的私人档案，非国内所得尽见，本书写作期间，幸得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谭焕廷先生居间联系，墨子刻（ThomasA.Metzger）老师、吕芳上学长（去年春适赴美）等人协助，方克获睹藏于胡佛档案部的部份黄郛专档文件。”[谢国兴，《黄郛与华北危局》，序页1-2。]

有了杨天石研究中山舰事变“参照”蒋永敬文章的前车之鉴，我合理怀疑，杨天石在研究黄郛这件事上，也极有可能“参考”谢国兴。果不其然，杨天石一个“不经意”抄错的注解，证明了他确实“参考”了谢国兴的文章。杨天石说，“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标榜安内攘外，但正如当时美国外交官员所分析的，事实上是『安外攘内』”。杨天石提供的注解是“ForeignRelationoftheUnitedStates,1933,Vol.3,p.127.”。[杨天石，<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页74。为节省篇幅，以下引用此文段落，皆使用括号注明出处页数。]翻开原文此页，却找不到任何近似“安外攘内”的英文字眼。奇怪的是，这一册《美国外交文件》中，明明有大量关于塘沽协议（TangkuArmistice）的材料，杨天石一个都不使用，实属不寻常。比如，这一册文献中，明明有塘沽协议签字三天后，6月2号美国驻华大使Johnson和黄郛的通话内容[FRUS,1933,Vol.3,355-356.]、10月28日日本代表向Johnson透露他对和黄郛与何应钦的交涉保持乐观态度。[FRUS,1933,Vol.3,443.]为什么这么好的材料，杨天石舍弃不用，却偏偏只用了其中一页，而且该页还找不到所说内容？因为这个注解，杨天石是抄其他人的，被抄的那个人，就是上段提及的谢国兴。问题是，谢国兴没抄错页数，杨天石却抄错了。谢的原文如下：

九一八前后，政府曾明示安内攘外为国策，（参见第三章第一节）此乃就长期建国方针而言，实际上在九一八到长城战争期间，政府对内对外皆感不安；在塘沽协议以后，政府对外以和日为策，对内加紧剿共，因此当时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向国务院报告说：中国正采安外攘内政策。①其实安外的目的不仅为了剿共，更积极的目的是从事建设，培养国力。和日为安外的要着，黄郛的出长政整会，就是为了替政府执行安外政策。（谢书页1）

谢国兴的注解是“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1935,Volume3,p.127”。（谢书页6）对照FRUS，确实有“中国正采安外攘内政策”一句，原文如下：

ThedilemmaisindirectlyexpressedintheGovernment’sattempttoexplainitspolicyorlackofpolicytotheChinesepeoplebyreversing,withcharacteristicsophistry,oneofthespeciouspoliticalsloganstheChinesedelightin：theformerpoliticalphilosophywasanneijanwai(roughly,pacifytheinternalenemies—theSouthwest,etcetera—andrepeltheexternal,meaningtheJapanese)andthishasnowbeenchangedtojanneianwai(conciliatetheexternalenemyandsuppresstheinternal,meaningtheCommunists).Neitheroftheseformulasissatisfactory;theGovernmentitselfknowsthatitcannothopetoendureunlessitdefeatsboththeexternalandinternalenemiesorunlessitconciliatesboth;anditknowsthattheaccomplishmentofeitherdoubletaskisanimpossibility.[FRUS,1935,Vol.3,127.]

这封信的日期，是1935年4月30日，距离塘沽协议的签订，整整过了近两年。所以严格说来，谢国兴“在塘沽协议以后，政府对外以和日为策，对内加紧剿共，因此当时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向国务院报告说：中国正采安外攘内政策”一句，确实过于含糊。奇怪的是，为何同样一段注解，到了杨天石的文章里，就变成了1933年？这个巧合，证实了杨天石有“参考”谢国兴文章的嫌疑，或许有三个理由可以解释：

（1）谢国兴文章说，“在塘沽协议以后，政府对外以和日为策，对内加紧剿共，因此当时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向国务院报告说：中国正采安外攘内政策”。我已指出，谢国兴这个注释不够严谨，但不可否认谢国兴认真读了FRUS，并多次引用与黄郛相关的文献。杨天石因为没有核对原文，所以看了谢国兴这句话后，想当然耳认为美国报告应当产生在塘沽协议签字后不久，“以为”是谢国兴把1933年抄成了1935年，所以“自动”修改成1933年。

（2）杨天石或许坚称，他自己动手翻过FRUS，确认是1935年，只是助理、编辑、印刷过程出错，错印成1933年，所以责任不在他。然而，杨天石原文引用这个注解，是在1933年9月6日的庐山谈话会之后，“尽管南京政府标榜安内攘外,但正如当时美国外交官员所分析的,事实上是『安外攘内』。”换言之，杨天石使用“当时”两字，说明他认定美国报告产生于1933年9月6日前后。杨天石如果亲自翻过FRUS，不可能把1935年4月30日的报告，用“当时”两字和1933年9月6日的事件串在一起，可见他是从别处认定这是1933年的报告。

（3）杨天石如果亲自翻过FRUS，没有理由不使用1933年大量与黄郛相关的文献，因为美国的这份报告只是领事馆秘书（SecondSecretaryofLegationinChina）的观察和意见，未必准确，有价值的材料，正好是杨天石研究的黄郛与善后交涉。杨天石如果看过FRUS，不用这些材料，反而用一个价值不高的美方报告，自然不合常理。

正因为这个巧合过于诡异，接下来，我直接把谢国兴的书和杨天石文章作比对，看两者到底有多少相似性和差别。杨天石的文章题目是《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虽是善后交涉，但一般人写论文，总得简要介绍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杨天石不这么做，他正文第一句就是“塘沽协定签字之后,舆论大哗”，直接从签字后的历史开始写。在某些研究课题上，确实可以这样一刀切，问题是杨天石研究的题目的复杂性，本身就不允许这种方法。

杨天石论文第一部分是“一、国民党中央确定『委曲求全』方针与强硬派的反对”，第一段如下：

塘沽协定签字之后,舆论大哗。6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国防会议讨论停战协定,“啧有烦言”,决定次日开政治会议再决。当日,汪精卫致电何应钦、黄郭,告以“明晨政治会议如加否认,则弟个人负责,听候处分”，“如监察院弹劫,弟亦准备接受”①。6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以协定未经中央核准,即行签字,提议惩戒前方军事当局。汪精卫即称，请先惩戒他本人，同时出示蒋介石6月1日的电报，其中有“中正身为军事最高长官,既授权处置,尤愿自受处分,独负其责”之语②。会议决议“应无庸议”③。立法院方面,经过孙科解释,得以通过。（杨文页73）

杨天石用的这三个注解，①和③来自黄郛档案，②来自《何应钦将军九五纪实长编》，这三个注解，谢国兴都没用。杨天石的写法，让人似乎以为，塘沽协议签字后，汪精卫才开始收拾善后，自愿负责。殊不知早在5月22日晚上，黄郛已收到汪精卫来电，其中汪精卫表示“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东四省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且弟决不听兄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负责”，谢国兴指出，“此电对黄郛不啻一针强心剂。”（谢书页175）换言之，汪精卫在协议签订前，已给了黄郛保证，而汪精卫之所以敢给保证，必定得了蒋介石的首肯。因此，看了5月22日的电报，才能看懂杨天石使用的三个新注解的含义与前后关系。杨天石这样一刀切，直接从6月2日开始写，自然是有问题的。

杨天石接着提到，5月25日何应钦派徐燕谋到密云和日方西义一郎签订“停战觉书”，“内容与几天后签订的塘沽协定大致相同”，奇怪的是，杨天石却没有给出注解。杨天石既然信誓旦旦写出此句，可见他是比对过两者差别的，就算用不到“停战觉书”内容，也应该给个注解，供读者查阅，但文中没有。巧合的是，谢国兴在书里列出了全文，来源是日文文献《现代史资料》。杨天石接着提到：

外交部曾将该备忘录电告出席国联代表顾维钧、郭泰棋、施肇基等。施复电直率地表示,“政府目前政策,基未能表示同情”。顾表示：日方所开一切条件、内容与字面,“均片面口气,令我难堪”。郭表示：日方条件“未免过虐”①。（杨文页74）

这段注解来自《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谢国兴没有采用，应是因为这三人的表态，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日方的条件过分，但在当时情境之下，也只能做城下之盟。杨天石采用了这一段，应是试图介绍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声音，也未尝不可，但不列出在哪看到的停战觉书，确属怪事。杨天石接着分析，塘沽协议签字后，因为重心放在剿共上，所以准备对日本展开进一步妥协，接着引用《顾维钧回忆录》中提及的宋子文拟定的长期抗日计划，再接上黄郛档案，指出9月6日庐山谈话会，不采纳宋子文的计划，并且准备“对外对内,皆应委曲求全。”

杨天石接着指出：

所谓“对内对外,皆应委曲求全”云云，实际上专指对外。尽管南京政府标榜安内攘外,但正如当时美国外交官员所分析的,事实上是“安外攘内”④。（杨文页74）

此处出现了这篇文章的抄袭嫌疑，如前文所言，杨天石明明谈的是1933年9月6日的事，所引用的美国文献，虽然杨天石在注解里说是1933年，但事实上是在1935年，且杨天石指明“当时”，指的绝对是必须是1933年9月前后的事情，怎么会用了一个1935年的美方报告？

杨天石接着又跳回国民党人士对签订协定的态度，如针对汪精卫的态度，杨天石了引用1933年4月28日《大公报》的内容，巧合的是，谢国兴书中，已经出现过一模一样的注解（原文见谢书页146、注解见页159）。杨天石另外加上蒋介石的“事已至此,委屈求全,原非得已”，内容来自《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谢国兴没有引用。接着，杨天石又切换回黄郛对9月6日庐山谈话会的看法：

对庐山谈话会确定的方针,黄郛非常满意。9月11日，黄郛致电其亲信殷同称：“此次牯会,蒋极负责,故其议决案于弟适合,而程度且出弟希望之上。”①庐山谈话会前,黄郛曾应召南下,向蒋介石汇报华北情况,陈述对日外交意见,显然,庐山谈话会的议决案有黄郛的作用在内。（杨文页75）

此处又可见到杨氏解读的怪异之处，杨天石既说庐山谈话会前，黄郛曾向蒋介石汇报有关情况，文章中却没有任何的论述，岂非唐突？杨天石既然称议决案有黄郛的作用，难道不该具体指出到底作用在哪、作用大小程度如何？另外，黄郛的这段话，明显是在表达“如释重负”之意，因为黄郛一直为签订塘沽协议一事背黑锅，但为了大局，只能默默承担，但又怕自己真成了替罪羊，有苦难言，如谢国兴所言，“协定之为屈辱，乃全中国上下所应共同负责，然仍有甚多舆论集失于负责折冲之人，在往后主持政整会期间，黄郛仍经常处于舆论交相指责之苦境；故身处危局，一方面既须内外肆应，一方面亦得面对舆论，其艰难非常人所易感受。”（谢书页190）因此，当黄郛听闻庐山谈话会结果，写下“蒋极负责”这四个字，正是这种如释重负心态的最佳写照。在塘沽协定之后，黄郛继续承担骂名，这种现象，连日本人都观察到了，认为黄郛“具有蒋的防弹衣之作用”。（谢书页365）杨天石大费周章，用了一个谢国兴没用的黄郛档案，却分析不出黄郛的心态，实在辜负了这则史料。

接着，杨天石提及反蒋运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内部要求抗日的呼声渐盛。塘沽协定签定前后,逐渐形成了几个集团。西南方面,以胡汉民为首,包括邹鲁、邓泽如、萧佛成、李宗仁、白崇禧等;香港和福建方面,以李济深为首,包括陈铭枢、蒋光卿、蔡廷谱等;华北方面以冯玉祥为首,包括方振武、吉鸿昌等;其他方面以程潜、李烈钧为首,包括王法勤、朱雾青、邓家彦、傅汝霖等。他们以各种不同方式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对日妥协政策。其中,胡汉民、冯玉祥、陈铭枢等曾积极计划,准备南北合作,反蒋抗日,以军事行动推翻南京政府②。1933年5月末,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1月,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都是这一计划的部分体现。因此,南京政府在贯彻对日妥协政策方面不能不有所顾忌。（杨文页75）

注解②是否有似曾相识之感？果不其然，杨天石在注解中写下：“参阅拙作《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撇开推销成分不谈，这一大段话有不少语病，如“塘沽协定签定前后,逐渐形成了几个集团”一句，怎么读都不通顺。“协定签订前后”的时间段可长可短、“集团逐渐形成”的时间段可长可短、“集团”两字何所指？为何漏掉“广东方面”？什么叫“其他方面”？杨天石似乎想表达，塘沽协议的诞生，与反蒋抗日集团的诞生有一定的联系，但写这么一大段下来，让人雾里看花、不明其意，而且与史实不符。

随后，杨天石开始讨论黄郛在塘沽协定签订后的善后工作，因为内容繁杂，此处不一一列举，仅做重点分析。杨天石的讨论主题分别是：“二、长春一大连一北平会谈”、“三、关内外通车问题”、“四、要求取消塘沽协定”、“五、通邮谈判”、“六、尾声”，这些主题，在谢国兴的专书里，早已有详尽的说明，以下作简要分析：

（1）“二、长春一大连一北平会谈”：杨天石的新“贡献”，是引用了黄郛档案中1933年11月7日黄郛致蒋介石、汪精卫的电函，杨天石原文如下：

当晚,黄郛、何应钦致电蒋介石、汪精卫报告说：“修改条项要点在酌量容忍其骨子,而将伪国关系字句彻底删除。”这就是说,只要不出现满洲国字样,准备接受冈村所提一草案的“骨子”。黄、何二人保证：“在未定议之前,双方绝对不发表多即令定议,亦不换文,不签字。”④（杨文页77）

这则黄郛发给蒋汪的电报，虽然谢国兴没有引用，但谢国兴在文章中已根据在“国防部史编局”查阅的《北平会议记录》抄件，指出在会谈过程中，冈村宁次已表示“本案既非换文，亦不签字，仅为备忘起见，双方各留一谈话记录而已。”黄郛则表示，“此次提案内容，在日方乃几经研讨而来，在我方则昨晚方始阅及，故须从长讨论，即使讨论后得有成案，我方尚须请示中央，经过核准，方为定局。”谢国兴接着写道，“换句话说，不轻易示让。”同时，还根据会议记录抄件，指出中方谈判代表殷同已在会议中主张删除“无异承认满洲国”一条。（谢书页283）由此可知，杨天石用了一个新的黄郛档案，其中提供的价值，并没有超出《北平会议记录》抄件的范围。

同样的道理，杨天石在分析接下来几天的谈判过程时，继续引用黄郛给蒋介石、汪精卫的电报，里面提供的内容，同样不超出《北平会议记录》抄件的范围。杨天石的用意，似乎是从黄郛的电报，解读黄郛所关心的谈判重点，问题是，这些赤裸裸的讨价还价，在《北平会议记录》抄件里都呈现的一览无遗。谢国兴早已根据会议记录，分析数日会谈的争议与相互让步，最终得出妥协。杨天石既然坚持使用黄郛电报，却不做深度讨论，以至于读者无法理解，电报内容究竟所言为何，如杨天石写道：

谈判中,日方态度蛮横。8日,黄郭、何应钦向蒋介石、汪精卫报告说：“在磋商时,遇我主张歧异之处,彼方屡次表示坚决态度,谓我方如不愿接受,宁可一事不谈,一任事态迁移。”⑤当日,双方曾经达成协议,商定了一份“会谈式之记录”,共四项。黄郭、何应钦认为第一项于我有利,第二、第三两项系目前实际,第四项尚有待于将来商量,准备定案了。（杨文页77）

杨天石文中并未指出，究竟一到四项为何，以及为何会有黄何两人人为的“有利、目前实际、将来商量”的区别。反观谢国兴，尽管未引用黄郛电报，但在书中把这四项协定与分针列举的一清二楚。黄郛的电报确实有价值，但必须和会议记录搭配使用，才能明白其所言内容。杨天石只采前者，舍弃后者，就会发生以下这种让人摸不着头绪的论述：

然而,黄、何二人并没有高兴多久,9日上午讨论时,日方声称接到关军司令官的训电,提出了一份新的修正稿,强迫中方接爱。黄、何二人又不得不立即向蒋、汪报告,电称：“谈话时且不容我方争持,表示此为关东军最后让步,我应认清自己地位,了解此项谈话为塘沽协定之军事善后,非同对等交涉。压力之高,几使我我不能忍受。②（杨文页78）

修正稿内容为何？关东军之最后让步为何？究竟是何种修正导致黄何两人“压力之高”，杨天石统统没提，如此一来，引用这则电报，除了知道黄郛“压力之高”以外，究竟有何意义？作为对比，谢国兴引用《北平会议记录》，清楚指出争论焦点，与中方代表试图抗争、最终无奈妥协的历程，谢国兴也引用了《年谱长编》中黄郛与何应钦给中央的电报，称“殚精竭虑，仅乃获此，欲为国家多争尺寸之失地而未能，彷徨午夜，相对凄其。”（谢书页291）谢国兴的论述，以会议记录为主，黄郛的个人心态，仅作为辅助之用。杨天石已电报为出发点，关于谈判曲折与双方争议几乎只字未提，让电报读起来没头没尾，岂非怪事？[关于日本学者岛田俊彦对北平会谈的研究，见JamesWilliamMorleyed,TheChinaQuagmire：Japan’sExpansionontheAsianContinent,1933-1941(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3),64-65;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戦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戦争への道》（东京：朝日新闻社，1962-1963）]

作为本段结尾，杨天石引用黄郛档案中黄郛与汪精卫的往还电报：

黄郛非常关心中政会谈话会的情况和社会舆论。他很快就发现,舆论对他既不谅解,更不支持。1月14日,他致电汪精卫,要求辞职,电称：“吾人犹在此忍辱含垢,勉支危局者,无非希望各方忏悔既往,奋发将来,因急公而捐私,为求伸而受屈,如此而已矣。乃连日消息传来,事实昭告吾人,并此而亦不易得。长此以往,恐庸愚终无裨于国家,迁延将益增罪决。”①15日,汪精卫电复黄郛,鼓励他坚持到底。电称：“环境之艰,横逆之来,固已夙料,亦所不避也。”②（杨文页79）

这两封电报，谢国兴书中并未使用，所以可视为杨天石的“新发现”。问题是，黄郛对自己背黑锅一事的不满的心路历程，谢国兴不用这两封电报，也已叙述的一清二楚。以上这几个案例，说明杨天石尽管用了谢国兴未引用的黄郛电报，但在论述上不但不能较谢国兴全面，甚至远远不如。同理，谢国兴尽管没引用被杨天石“发现”的史料，但根据手头资料，早已能做出全面完整的论述。

（2）“三、关内外通车问题”

关内外通车问题，自然十分敏感，主因是“内部对日政策之步骤难于一致，而步调所以不一，主要是对于关内外通车、通邮等是否造成承认伪国，有不同见解”。（谢书页295）关于这个主题，谢国兴当然写过，在其书中第六章第二节，即专门讨论“设关、通车与通邮交涉”。（谢书页294-316）若读者仔细读过谢国兴的文章，再读杨天石关于此段的论述，必定会有不少疑惑。如同上段的例子所示，谢国兴能根据中日史料，梳理事件的前因后果，特别是双方的争论、让步、妥协，杨天石主要根据“新发现”的电报，如叠罗汉层层堆积，却无法深度分析其中内容。同样的问题，在“关内外通车问题”此一主题上，也展露无遗。

在这一主题，杨天石使用了17个注解，其中有11个是黄郛档案中的往还电报、1个谈黄郛档案中的谈话纪录、1个《亦云回忆》、4个《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在内容方面，杨天石用了数个电报，从1933年末福建事变爆发开始写起，因福建事变号召反蒋抗日，使中日谈判受到限制，事件结束后，1934年2月即开始恢复谈判。这些洋洋洒洒电文堆栈出来的内容，谢国兴只用了一句话，就做了前情提要，原文为：

就实际情形而言，中央与华北地方政府当局（蒋、汪、黄）都主张交涉，何况在北平会谈时已原则上应允日方要求，加上日方催促甚力，暗示威胁，因此中日双方代表在北平会谈后即不断接触，商议通车等案之具体办法；但是二十二年底闽变发生，政府用力于对内，二十三年三月溥仪称帝，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发布“天羽声明”，在在增加国人反日的情绪，交涉不得不一缓再缓；同时蒋、汪亦顾虑中央政治会议之反对空气，因此虽然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蒋、汪、黄会于南昌后，有“自动的（向日方）表示釜底抽薪（彻底解决）”之决定，而实际上在四月底之前，对于华北的各项中日交涉，政府为了兼顾法理人情，则尚在等待时机，寻求变通办法中。[谢国兴，《黄郛与华北危局》，页298。关于谢国兴提及1934年4月11日蒋、汪、黄于南昌会谈一事，岛田俊彦认为，此会谈给予黄郛更多权限与日方就邮政、铁路交通、关税问题展开谈判，但即便如此，反对派仍试图限制黄郛与殷同与日方的谈判，见JamesWilliamMorleyed,TheChinaQuagmire：Japan’sExpansionontheAsianContinent,1933-1941,66.]

正因为这段时期，谈判形同停顿，所以谢国兴直接从1934年4月3日写起。杨天石愿意花大篇幅去探究黄郛在福建事变后中日谈判搁置的心路历程，当然是他的自由，问题是，这些“新档案”除了占据篇幅，几乎没有超出谢国兴既有的论述。如杨天石大费周章引用黄郛档中的《汪兼部长会晤有吉公使谈话纪录》如下：

有吉：华北与满洲国之通邮、通车问题若不早日解决,非但中满关系未能完满,在满洲国之30万“汉人”及华北人民之交通上所受困苦,诚非浅少。

汪精卫：通邮、通车系技术问题,已授权与华北当局。如能筹得较好办法,而认为时机已到,即可办理。本人则认为尚非其时。

有吉：院长曾屡言授权华北当局。近闻中央曾训令华北停止进行,请中央勿予以干涉,并对于华北当局所决定之办法予以赞成。

汪精卫：华北与中央之意见始终一致。如华北有万全之计而时机果到,则华北自可进行,中央当能予以谅解。

有吉：仍望院长早日促其实现。

汪精卫：设有办法,而其办法独利于一方,而予另一方以致命伤,将如之何？

有吉：不悉尊意系指何事?

汪精卫：溥仪行将僭号称帝,华人极为愤激。至商议通邮、通车,则无异承认伪国,赞成帝制,决非华人之所甘受。

有吉：满洲国为既成之事实,执政改称皇帝,不过换一名义,满洲国仍保持其现状,决无他图。鄙意非要中国立刻开议,惟望改制后,一俟人心镇静即速图之耳!

汪精卫：总之,华北当局与中央对于华北问题,均抱同一意见,华北认为时机已到,而有“好办法”,中央自无问题。

在这段话之后，杨天石写道：“1934年2月间，日本帝国主义正积极怂恿溥仪称帝,有吉的这次谈话意在刺探中国政府态度。但是,汪精卫居然没有任何抗议,并且应允解决通车、通邮问题,充分显现出其卖国奴才相。不过,从这份记录也可以看到,汪精卫估计到溥仪称帝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巨大愤怒,不敢贸然行事。”（杨文页80-81）奇怪的是，汪精卫明明表达了“本人则认为尚非其时”、提出了“予另一方以致命伤”的疑问，杨天石却开骂“充分显现出其卖国奴才相”，真是不可思议的杨氏解读。不论按照国共两党的标准，1934年汪精卫还没有做汉奸，杨天石此时开骂，一如把1935年的美国报告提早了两年使用，时间顺序搞错了。

在1934年4月之后的谈判历程，依然如是，杨天石的论述内容，还是没有谢国兴来的全面、有条理。奇怪的是，杨天石的整篇文章，都看的到不少谢国兴文章的影子，比如杨天石说：

当时,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方面强烈反对南京政府的妥协政策,因此,提案虽然通过了,但是,南京政府却不敢公布,蒋介石又想延至8月底实行,汪精卫发表谈话时并称,通车、通邮问题未作决定。北平《华北日报》因为刊登了有关消息,被伤令停版,社长免职,总编辑“调京候讯”。（杨文页82）

这段话，杨天石一个注解也没写，翻开谢国兴的书，有这么一段：

但是蒋同时又恐通车交涉引起西南方面之反对与牵制，故电告黄郛，希望能延至八月底才开始办理，黄郛甚不以为然，因此除了电嘱北甯路局长殷同设法拖延交涉之外，并于五月三十一日电请杨永泰向蒋委员长转达困难所在：

中政会人多流杂，昨午后弟（黄郛）尚未得京电，而此间（上海）商界与反动派甚至日人方面已尽知其详。于是商界大作公债，反对派闻亦有集会。事实如此，岂尚能严守机密至两月之久？一面既无可掩，一面又反使生心，甚非计之得也。

当时政府对于有关中日外交问题，一向采取封锁政策，通车案业经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但政府不肯明白公布，于是谣言四起，大公报曾批评说：“最近，关系当局，凡有涉及通车交涉之言动，辄取诡秘，一若森森然有鬼气者，外界不察，反致忧疑，甚无谓也”。北平的华北日报为国民党在北方的唯一报纸，因于五月三十一日详细刊登通车问题的有关消息，结果被中央勒令停版。（谢书页302）

两者相比，是否有点类似？为何这么巧，杨天石不写注解？最妙的是，杨天石的文章明明是从黄郛的立场研究善后交涉，却省略了黄郛在此刻的作用。谢国兴已指出，黄郛此刻两面不是人，还得背黑锅，导致6月5日，自己在上海的住所被人扔了炸弹。过去只是谩骂，现在直接扔炸弹了，可见外间不谙事情的人士，对黄郛的误解大到了何种程度。谢国兴举出了黄郛对此事的反应，包括“不追究更加，因青年情绪激越，亦政府未能明白公表态度，报纸又故为揣测闪烁之词，有以促成之”、“弟处其间，左右为难，此间新闻日报讥诮个人之词，不曰“由后门出，密会殷同”，即曰“早出晚归，密议进行”。欲表明态度，则忤中央意旨，欲缄默不言，则含沙射影，似假渐真。前日炸弹之来，或即因此。”（谢书页302-303）

这几句话，是何其的直白，正是黄郛在善后交涉的心境写照、研究黄郛交涉通车问题的重点，杨天石却一句不用，反而用了一堆谢国兴没引用的黄郛档，去研究通车交涉正式开始前的事情，岂非怪哉？

（3）“四、要求取消塘沽协定”

如果说杨天石的文章中有哪里“多出”谢国兴的论述，这一段或许勉强可以算上，我之所以使用“多出”而非“超出”，是因为杨天石这一段写的内容，只是在史料上“多出”了一点，在立论上并没有任何进展。这一主题，杨天石只写了一页，用了六个黄郛档案，主要集中在1934年7月黄郛的抱怨，以及要求取消塘沽协定的努力，最后无功而返。杨天石最终没头没脑的来了一句，“外交斗争必须以国力为基础。叩头是不能争回权益的。9月19日,黄郭北返。”不熟悉杨氏文风的人，读到这一段，恐怕还以为是插入的广告词呢！黄郛当然想废除塘沽协定，但想归想，现实条件根本不可能。尽管谢国兴书中没有谈到这一段，但他在该书结论中，引用了黄郛档案1934年7月8日黄郛致宋哲元的电文：“人民无知，多抱激烈情绪；敌国不仁，何来无厌之求；政府不勇，多取回避态度；吾人夹存其间，欲谋救国，实苦无途径可寻”，这正是黄郛心态的最佳写照，其电报日期，正好就在杨天石的叙述时间范围内。尽管谢国兴有没有使用杨天石引用的六个电报，但把这个注解放在结论里，已能解读黄郛的心路历程。至于想要废除塘沽协议，不过是黄郛在“苦无途径可寻”的尝试，自知希望甚微，杨天石却大费周章用了六个电报，依然得不出任何新的发现。

（4）“五、通邮问题谈判”

如同前文谈到的通车谈判，通邮问题谈判这个主题，谢国兴也在专书里有了深入探讨。如果说前几个主题杨天石还想尽办法掩饰“参考”谢国兴的行为，那么到了这个主题，杨天石基本上就是明目张胆地“参考”了。至于为何不掩饰了？原因我不清楚，应该是他写累了，或是赶着交稿，真实原因，只有杨天石自己知道。这一段最荒唐之处，在于杨天石列举大量的日期事件，理应有数十个注解，但他只用了六个。更诡异的是，6个注解中，除了一个《大公报》的新闻，剩下五个全是引用《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的电报。光凭这六个注解，杨天石到底从哪抄来的日期和事件？巧合的是，杨天石写的东西，谢国兴书里几乎都有，此外，还与另一位台湾学者沈云龙发表的论文<塘沽协定后之东北“通邮”交涉>，有大量重合之处。[沈云龙，<塘沽协定后之东北“通邮”交涉>，收入沈觐鼎等编，《百年来中日关系论文集》（出版社不详，1968），页325-365；同样主题的文章，见沈云龙，<从撤邮到通邮>，收入沈云龙，《近代史料考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第三集，页69-134。]其中，有两条特别值得注意：

【1】杨天石文：

由于日本侵略者操纵溥仪建立伪满洲国,1932年7月23日,交通部邮政总局宣布暂行停办东三省境内邮务。（杨文页84）

谢国兴文：

“满洲国”成立后，更一再用各种压迫手段，以达强制接管东北邮政的目的，政府因东北邮政业务已无法执行，遂于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宣布封锁东北邮政。（谢书页306）

【2】杨天石文：

1934年5月,国联应英国要求,议定各会员国可因需要酌定临时办法,与“满洲国”发生邮政关系,同时声称：“此种关系只能视为行政机关之间为维持邮政技术上之良好运用而发生之关系,不能视为国家与国家间或政府与政府间之关系。”①（注解①为“1934年5月18日《大公报》”，杨文页84。）

谢国兴文：

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国联关于中国事件之顾问委员会就此问题议定三项原则，允许国联各会员国得因需要酌定临时办法，（即不得引用国际邮政公约），与“满洲国”发生邮政关系，并强调“此种关系只能视为行政机关之间为维持邮政技术上之良好运用而发生之关系,不能视为国家与国家间或政府与政府间之关系”。（此注解为《大公报》1934年5月18日，见谢书页308、321。）

这两个例子显示，天底下居然有这么巧的事，需要注解的史事，杨天石没给，却在谢国兴文中找到。另外，《大公报》的新闻，居然也被杨天石看过了，更巧合的是，杨天石文章中另一个《大公报》出处，谢国兴也用过。杨天石真的翻过《大公报》吗？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看看他之前的引用报纸习惯——在《蒋介石与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一文中，杨天石用了几十个报纸注解，由此可知，当杨天石读了一份报纸，绝对是大量引用。以该文为例，杨天石用了《申报》注解32个、《晨报》注解7个、广州《民国日报》注解5个。杨天石的《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时间跨度将近两年，却只用了1933年4月和5月两天的报纸，会不会太“吝啬”了点？

从上段内容可知，杨天石引用《大公报》内容，和谢国兴引用的一模一样。然而，翻开《大公报》，同一段话原文如下：

此种关系只能视为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为维持邮政技术上之良好运用而发生之关系，而不能视为国家与国家间或政府与政府间之关系。[《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5月18日，<国联讨论东北邮政问题决定通邮原则三项否认傀儡组织注意技术运用技术委会开会拉西曼作口头报告>，第3版。]

仔细比对《大公报》原文和谢国兴文，发现谢国兴把原文“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抄录成“行政机关之间”，并且省略了一个“而”字。这种疏忽，因为没有改动原意，自可忽略。问题是，为什么杨天石在自称看过《大公报》的前提下，不但抄错、而且抄错的内容和谢国兴一模一样？再回到之前提过另一个杨天石引用的1933年4月28日《大公报》的内容，杨天石只引了一句“在最低限度以内，我们不惜委曲求全。”谢国兴引的比较长，原文为：

对于日本，目前固无交涉之可言，但将来终有交涉之一日的。……无论其方式如何，（按：指交涉方式）我们所能说的，也只有从国家人格设想，以确立最低限度，在最低限度以内，我们不惜委曲求全，超乎最低限度，我们只有宁死不辱，这是交涉之根本的意义。（谢书页146）

翻开《大公报》，原文是：

对于日本，目前固无交涉之可言，但将来终有交涉之一日，或是日本终于回到国联，从其决议、或是毅然放弃侵略政策、或尚有其他方式，无论其方式如何，我们只有从国家人格设想，以确立最低限度，在最低限度以内，我们必想委曲求全，超乎最低限度，我们只有宁死不辱，这是交涉之根本意义。[《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4月28日，<老话汪精卫谈话>，第3版。]

谢国兴抄写的资料，其中和原文有较大不同之处，奇怪的是，杨天石引用的那句话，偏偏也和谢国兴一模一样。问题是，《大公报》原文明明是“在最低限度以内，我们必想委曲求全”。为何杨天石唯二引用《大公报》的内容，都抄的和原文不一样，而且都碰巧和谢国兴一起抄错？在档案馆抄录材料的人普遍有这么一个经验，就是看完一长句原文，边默念边写下来。合理推论，谢国兴很可能默念的时候，把“必想”念成了“不惜”。杨天石或许会说，他也不小心犯了一样的错，所以不能说他抄袭，这种话说出来，有人信吗？

如果说前面把1935年当成1933年FRUS出处的误抄，让杨天石有辩解的机会，让读者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那这两个1933年4月28日和1934年5月18日谢国兴抄录疏忽《大公报》内容、杨天石跟着全盘抄错的事实，就是杨天石抄袭谢国兴文章的铁证。在这两三个例子之外，从杨天石文意风格、叙述方式与谢国兴相似的诸多例子（杨天石给不出注解）判断，说杨天石没有“参考”谢国兴的文章，我想任何一个具备思维逻辑能力的读者，都是不可能相信的。我们甚至可以直接认定，杨天石抄袭谢国兴。

在抄袭之后，杨天石连续引用了五个《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的资料，堆栈出了9月至11月间中日双方通邮谈判的问题。杨天石的论述，除了让文章读起来繁琐以外，并没有太大意义。中日双方的争议焦点，重点在于满洲国是不是个国家，在的强势主导之下，谈判结果自然得完全迁就日方（one-sidedvictory）。岛田俊彦只用简短篇幅，就勾勒出了这三个月的谈判过程。[JamesWilliamMorleyed,TheChinaQuagmire：Japan’sExpansionontheAsianContinent,1933-1941,70-71.]

（5）“六、尾声”

文章末段，杨天石开始总结：“在塘沽协定善后谈判中,南京政府和华北当局坚持“不签字,不换文”,企图以此种方式逃避国人指责,同时则坚决不承认伪满洲国,并且为了防止有任何承认意味事件的出现,小心翼翼地进行了艰难的外交谈判;黄郛并曾一度要求日方取消塘沽协定,对此,应该予以肯定。”不知杨天石要肯定什么？杨天石还说：

但是,南京政府这一时期对日外交的总方针是委曲求全,唯一的方式是通过谈判,磋磨、乞求,连一点强硬姿态也不敢摆出来。其结果是,日本侵略者一施压力,南京政府和华北当局就立刻屈服；南京政府和华北当局愈屈服，日本侵略者的气焰也就愈盛，得寸进尺，欲壑难填。南京政府和华北当局确实是做到“委屈”了，但是，却丝毫也“求”不了“全”，黄郛想“伸伸腰”的愿望自然也就落空。（杨文页86）

用这种语气写结论，不禁令人怀疑这到底是随笔、还是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学术论文？论文结论，居然可以是这样写法。最后，杨天石以1935年初河北事件的爆发和黄郛的离任，作为结尾。他大费周章引用了新出版的《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提及1935年5月29日酒井隆回见何应钦，杨天石原文如下：

29日,天津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派参谋长酒井隆等会见何应钦,声称平、津“现为扰乱日、‘满’根据地”，白、胡被杀,“系中国之排外举动,及向驻屯军之挑战行为”②。酒井并援引塘沽协定称：如将来预知或有类此事件发生,日军将“取断然之处置”，越过长城线,重新开入战区,“或再发生庚子事件、九一八事件,亦未可知”③。这就是所谓河北事件。日本侵略者随即以之为借口,要挟中国政府作更大的妥协,5月30日、3日,黄郛两次致电蒋介石,报告与日本武官几谷廉介谈话要点,要求蒋“极力忍耐,抑制感情”,同时要求蒋回宁商议④。其后,蒋介石、何应钦再次电催黄郛北返,但黄郛不仅无动于衷,反而于6月13日致电汪精卫,再次要求辞职。电称：“两年来委曲求全,原欲防患未然,无乃心长力短,不补毫末。”①同日,致电杨永泰称：“事态至此,再叫我去,不啻驱我入穴,等于专制时代赐巾令自缢,未免太不近情。”②这就说明,连黄郛也感到对日“委曲求全”不是办法,不愿再充当替罪人了。（杨文页86-87，前三个注解在页86，后两个在页87）

注解②③，都引自《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由此看来，杨天石似乎想凸想自己“与时俱进”，懂得使用和介绍台湾刚出版的资料。问题是，如本书一再重复证明的，这段经过谢国兴早写过了，而且更全面。杨天石写完白逾桓、胡恩溥两人5月2日遭暗杀以后，直接跳到了29日，中间略去了不少关键事件。谢国兴结合中日史料，介绍了这段时间日方如何步步紧逼，导致了日后《何梅协定》的诞生。同时，也清楚解释了黄郛为何不干的主因，黄郛清楚看出，与以往情况不同，这次关东军的强势作风，说明了日后的交涉，将由军方办理，自己被黑锅的角色，将为何应钦取代，这种苗头，可见于谢国兴引用5月27日黄郛“电告蒋委员长，谓此次关东军与驻屯军公然表示意向，非比寻常，必须正视。”（谢书页338）谢国兴的注解，是“黄郛文件，Part1，No.9B.SequenceNo.76.”（谢书页356），正是杨天石大量引用的黄郛档案。看完了这个电报，才能明白杨天石指出的黄郛“无动于衷”、坚决辞职、“事态至此,再叫我去,不啻驱我入穴”的根本原因。否则为什么黄郛过去能忍，现在就突然不能忍了？黄郛忍耐到了极限是真，但真正的导火索，应当是这份电报中透露的“关东军与驻屯军公然表示意向，非比寻常”，让黄郛自知力不从心，借此完全退出中日交涉。

在这篇文章中，杨天石用了37次黄郛档案中的电报，却省略了这么一个关键性的材料，令人匪夷所思。在结尾部分，撇开杨天石的语气不谈，选择用河北事件后黄郛的彻底淡出作为收尾，自然是正确的，关键是要指出黄郛下定决心淡出的主因，而非一味的堆积材料，然后以句点结束。谈到河北事件后的交涉，自然必须提何应钦，问题又来了，明明有《河北事件有关文电抄件》等原始材料可供引用，为何杨天石非要舍本逐末，非要用经过审阅的《何应钦纪事长编》？况且杨天石还省略了5月2日至5月29日期间发生的事情，直接跳到29日何应钦与日方的会谈开始写，立刻加上30、31日黄郛给蒋介石的电报，接着就是黄郛“无动于衷”了，历史研究岂能是这样的堆栈法？否则大家看史事日志就行了，何须历史学者之用？

对比杨天石文章和谢国兴的专著，可以归纳出杨天石增加的内容。在英文材料和报纸方面，杨天石和谢国兴重合的有：误抄的FRUS注解、谢抄错杨跟着抄错的《大公报》1933年4月28日和谢抄错杨跟着抄错的《大公报》1933年5月18日。在参考书籍方面，除了研究黄郛必备的《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和《亦云回忆》外，杨天石只增加了两本：1984年出版的《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杨文页73注解2）、1987年出版的《顾维钧回忆录》（杨文页74注解2），恰好都出版在谢国兴专书出版之后。在黄郛档案方面，根据杨天石的注解，几乎全是黄郛和他人的往还电报，这些材料，谢国兴都没有使用。

谢国兴为什么不使用这些电报？可能他的待遇不如杨天石，所以没办法把黄郛档案翻得底朝天，看完所有材料。也可能是谢国兴全看过了，但认为分析电报意义不大，不如与将重心放在会议记录与日方史料上。不论谢国兴到底有没有看过杨天石用的三十几个黄郛电报，有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杨天石用了三十几个黄郛电报，除了在史料上“多出”谢国兴，在论述与评判上，完全无法超越谢国兴的既有论述。

事实上，如谢国兴所言，黄郛档案已经过层层筛选，第一层是《亦云回忆》，第二层是《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亦云回忆”以外的重要史料，为沈云龙先生所编“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其中搜罗许多“亦云回忆”中不及列入的有关黄郛原始文电与资料。）、第三层是《黄膺白先生年谱补编》。按照谢国兴的了解，1972年黄郛女儿把所有材料寄存史丹佛大学，而这些材料，理应都是沈亦云带到美国去以后，留给她女儿的。换言之，杨天石用的三十几个电报，经过上述三层筛选，能用早用了，为什么沈亦云、沈云龙甚至谢国兴不用，把“独家”留给杨天石？合理推论，因为这些电报价值并不大，从学术研究角度出发，如谢国兴书中所展示的，根据原始史料展开研究，已经完全足够。至于杨天石为何坚持用电报做研究？一方面当然是他一贯的“抢独家”心理，一方面极有可能是他为了掩盖模仿、甚至抄袭谢国兴的痕迹。

最妙的是，杨天石的这种干法，无形中为他在《蒋介石日记》开放查阅后的治史风格，打下了基础。如本书接下来讨论的，杨天石用了大量《蒋介石日记》，分析事情却常常“泥菩萨过江，有去无回”，比如蒋介石今天叫一个人干什么，那个人干了没有，杨天石不去查，如果蒋介石明天的日记没提，事情就没下文了。这种风格，在这篇黄郛的文章中早有迹可循，杨天石或许认为黄郛电报的史料价值不逊于会议记录，所以坚持要用，问题是，杨天石常常用了一个电报，就没下文了，比如杨天石说黄郛打电报给蒋介石，却说不出蒋介石是怎么回应黄郛的，原因何在？因为当时蒋介石日记还没对外开放，而当时南京二档馆的蒋介石日记，只到1926年为止！这种泥菩萨过江的引证史料法，到底意义何在？

我们几乎可以推定，杨天石在写这篇文章时，为了模糊模仿、甚至抄袭谢国兴文章的事实，刻意用了谢国兴没用的史料，去解读一个相对不重要的问题，从注解上去做掩饰。不知杨天石从不使用“转引”两个字，是否是出于遮掩“参考”痕迹过于明显的考量？写“蒋介石暗杀陶成章”不转引李敖、写“中山舰事变”不转引蒋永敬，写“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不转引陈红民、写“黄郛与塘沽协定的善后交涉”不转引谢国兴，杨氏治学作风，果真一脉相承。杨天石论文中的六个组成部分，每个部分都能看出这种痕迹。但杨天石当然不会承认这点，因为他的一贯风格就是“独家狂”，同时塑造自己是“蒋介石研究的第一把交椅”、“民国史权威”，既是交椅、权威，只有别人跟在后面“邯郸学步”的份，哪有他“参考”别人的份？

杨天石爱这样塑造自己形象，本是他的自由，问题是，做人得有最起码的道德底线，杨天石最荒唐之处，在于他在文章的前言中，竟说“对于塘沽协定,学术界研究已多,但是,对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塘沽协定善后交涉,则研究尚少。”杨天石确实没说错，研究塘沽协议善后交涉的研究确实很少，只有谢国兴的一本，偏偏杨天石自己不争气，偏僻就得参考、模仿、抄袭这一本。在大量模仿和误抄的同时，不但不提谢国兴大名，还以一句“研究尚少”掩盖谢国兴的成果，甚至连在“附记”里简单向谢国兴致个意，杨天石都不愿意！如此学术品德，实属不可思议。

更妙的是，杨天石的埋头苦抄，还给他指导的博士生提供了错误信息，如臧运祜2000年出版的《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一书介绍1933年南京政府对日态度时写道：

11月间的北平会谈是中日进行“政治性谈判”的开始，由此开始的关内外通车等问题的谈判，的确表现出国民政府对日的“诚意”。这时南京政府的对内“剿共”与对外委曲求全政策，就连当时的美国外交官员也认为这事实上是“安外攘内”。[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页98。]

臧运祜的脚注“FRUS,1933,Vol.3,第127页。”和杨天石的“ForeignRelationoftheUnitedStates,1933,Vol.3,p.127.”正好一模一样。但这段原文，其实出自1935年的FRUS，而非1933年。杨天石“以为”谢国兴抄错，擅作主张把1935年的文件改成1933年，不但让自己抄袭痕迹露了馅，还害自己学生跟着错误引用。臧运祜的论文具有高度原创性并引用大量日方史料，所以这个“没看FRUS原文但误信自己导师论文的出处是正确的”错误引用，其实无伤大雅。这个错，当然算在杨天石头上。因为杨天石心知肚明，他写黄郛的论文是抄谢国兴的，自己不但没看过FRUS，还擅自调整年份，所以当他看到臧运祜论文引用这个出处时，于情于理都应该特别提醒一下，叫他重新核对一次出处。到头来，杨天石闷声不吭，眼睁睁看着学生不明就里跟着引用错误的出处。而倒霉的臧运祜，一直误信自己导师的“真才实学”和“治学精神”，对导师文章里的出处不疑有他，直接照引，殊不知这位导师根本是个“文抄公”。

杨天石心理非常清楚这篇论文的问题，又不肯承认抄袭，所以之后出版文集收录这篇文章时，杨天石自知理亏，把摘要做了改动，其中最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出现在2016年出版的《追寻历史的印迹：杨天石解读海外秘档》一书中，这句话，与1993年初次发表的原文不一样，比对如下：

1993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原文：

“对于塘沽协定,学术界研究已多,但是,对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塘沽协定善后交涉,则研究尚少。”

2016年《追寻历史的印迹：杨天石解读海外秘档》原文：

“对于《塘沽协定》，学术界研究已多；但是，对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塘沽协定》善后交涉，学术界迄今研究尚少。”[杨天石，《追寻历史的印迹：杨天石解读海外秘档》（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页248。另外，杨天石在2007年出版了论文集收录此篇文章时，已加上“迄今”两字，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页421。]

奥妙之处，就出现在杨天石加上的“迄今”两个字，表示杨天石对外宣称，从1993年到2016年这二十三年间，他的文章还是“大独家”、屹立不倒、只有他研究的好。[杨天石这篇论文，在1995年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上，文中仍未见谢国兴三字。见YangTianshi,“HuangFuandthePost-TangguPactNegotiations,”SocialSciencesinChina,(Vol.XVI,No.3,1995),110-120.]当杨天石亲手加上“迄今”两个字时，他绝对记得当年是怎么抄谢国兴的，却仍不提此公大名。杨天石在1993年得了便宜，到了暮年之时，不但不还给谢国兴一个公道，还偷偷加上“迄今”两字，企图掩盖自己的心虚。如此学术品德，实在令人不敢领教。

再回到1993年的文章，在文末“附记”中，杨天石表示：

作者1990年访美时曾以《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国政府的对日外交》为研究课题,本文是这一课题的一部分，曾得到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ofInternationalEducation)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黎安友(AndrewJ.Nethan)、曾小萍(MadeleineZelin)二位教授的支特。现值本文发表之际,谨致谢意。又,本文将收入作者所着《散落的秘密一一海外访史录》一书,由湖南出版社出版。（杨文页87）

由此可知，杨天石写这篇文章，还得到了美方的支援，这种支援，不论是经济上、或是档案上，换来的却是一片远不如谢国兴的文章。美方学者如果看过谢国兴的书，再审阅杨天石参考痕迹明显、“挑剩捡漏”风格的文章，极有可能取消补助资格，取消合作关系。杨天石顶着中国社科院的头衔，美国人想当然耳，认为他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给足方便和特权，殊不知杨天石是这样干法！当杨天石在媒体上大谈自己治学精神时，可曾有一丝愧对谢国兴、蒋永敬之感？愿本文的发表，让杨天石的治学真相得以为外间所知，并告诫近代史学者，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务必遵守学术引用规范与学术道德。

同样讽刺的是，谢国兴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不是别人，就是与杨天石在两岸近代史学界齐名的张玉法。张玉法2008年在给杨天石文集台湾版作推荐序时，写道“杨先生很少搜集一般性的资料为一个人物作全传，他常对前任不注意的问题或疑难的问题寻找第一手资料，将问题解决”、“他的哲学和文学素养对他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有一定的影响，譬如论证严密，长于辨析；譬如叙事常有悬疑性，然后以动人而细腻的文笔，为读者解惑”、“走访国内外，凡能找到的、看到的、前任所未用的第一手史料，他必然不辞劳苦前往阅读；尽量从第一手资料中寻找问题、解决问题，绝不人云亦云。”[张玉法，<拨开迷雾，解开疑问——民国史及蒋介石研究的突破>，收入杨天石，《帝制到共和》，页21-25。]

张玉法的推荐序，与杨天石写黄郛的这篇文章做一对比，显得格外讽刺。以张玉法的博闻强记，一旦读过杨天石这篇文章，肯定看得出是抄袭模仿他指导的硕士生谢国兴，张玉法选择不吭气，自然有他的苦衷，毕竟他当时需要“勤跑大陆各地，走访各大学历史系及研究近代史的机构”。[张玉法，<拨开迷雾，解开疑问——民国史及蒋介石研究的突破>，收入杨天石，《帝制到共和》，页21。]但在不吭气的同时，还写这种话力捧杨天石，岂非有失自己身价？张玉法何不趁此书出版之后，顺势重新评价杨天石，还两岸近代史学界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