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的养士之风

全根先

战国时代，从诸侯国的国君到下面的贵族权臣，养士成风。诸侯国的国君中，如秦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张仪、昭王用范睢，燕昭王用郭隗，后用乐毅、剧辛，政治的功利性均较强；如魏文侯礼子夏、段干木、田子方，齐威、宣之际“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1]，则政治的功利色彩就不是很明显。贵族权臣个人养士，以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最负盛名，据说他们都养士数千，在当时影响很大。后来秦相吕不韦竞起效仿，养士数千人。战国时代这种独特的养士之风，既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一

先说战国时代贵族权臣私家养士的情况。如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及吕不韦等人的养士，大体上都有这样几个条件，即政治条件、经济条件与个人魅力。所谓政治条件，即是养士之人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与号召力;所谓经济条件，即是养士之人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经济上足以满足士的需要;所谓个人魅力，指养士之人必须能容纳士，使不同背景、不同性格、不同目的的人均能聚集其下。在当时，政治地位与经济状况经常是密切相连的；至于个人魅力，则因各人的处世方法与性格特征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从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看，孟尝君出生于贵族之家，父子两代在朝身居要职，有其充分的养士条件。其父田婴，是齐威王少子、齐宣王的庶弟，曾与田忌、孙膑一起参与和领导了桂陵之战、马陵之战，战功卓著。齐宣王九年(公元前311年)，他出任齐相，共十一年，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号靖郭君。田婴有子四十余人，而孟尝君则为其妾所生，又因出生于五月，为其父所忌，故不得宠。后孟尝君对其父为政处世提出批评，方受到其父重视，使其主家待宾客。于是，“宾客日进，名声闻于诸侯。诸侯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婴许之。”[2]在田婴死后，孟尝君继承其父爵位，而门下宾客更多了。他本人也曾为秦相、魏相和齐相，而以为齐相的时间最长。

平原君赵胜，也是赵国贵族。他是赵惠文王之弟，在赵惠文王及孝成王时，曾三去相，三复位，封于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因此，他具有养士所需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也没有问题。

信陵君魏无忌，是魏昭王的少子、魏安釐王的异母弟。在魏昭王死后，安釐王即位，他被封为信陵君，在魏国乃至诸侯国中，具有很大的势力。因此，信陵君不乏养士的政治与经济条件。

再来看春申君黄歇。春申君是楚国贵族。楚顷襄王时，他任左徒，曾写信给秦昭王，成功地劝说秦昭王停止伐楚，与楚结为盟国，并与楚太子完一起为质于秦。当顷襄王病重时，设法使太子完秘密地从秦逃归楚国，终于使他顺利登上王位，是为考烈王。考烈王即位后，他被任为令尹，为相二十五年，先封有淮北地十二县，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248年)，改封于吴(今江苏苏州)，号春申君。因此，春申君具备养士之政治与经济条件，也不必多说。

至于秦相吕不韦，则情况较为特殊。他是战国末期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地方的大商人，因在赵都邯郸遇见入质于赵的秦公子异人(后改名为子楚)，认为“奇货可居”，遂游说异人之母、太子安国君之华阳夫人，使其立为太子。在子楚即位(即秦庄襄王)后，他任相国，封文信侯。庄襄王死后，秦王政年幼继位，吕不韦继任相国，称为“仲父”，权倾天下，其食邑有蓝田(今陕西蓝田西)十二县、河南洛阳十万户。因此，吕不韦之能养士，自然也没有问题。

当然，战国时代这些贵族权臣所以能养士数千，除了其特有的政治与经济条件外，还与他们的个人魅力有很大的关系。大体说来，他们这些人，一方面个人才能比较突出(至少在贵族、公子之间)，另一方面又有着礼贤下士、不拘小节、宽以待人、敢于作为等性格特点。正是由于这些性格特点，使他们较易凝聚社会分散流动的士为己所用。在这方面，如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均有不少故事。

如孟尝君田文，在靖郭君田婴四十余子中，他本来并不得宠，甚至可以说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完全凭借其才能与识见，才受到靖郭君的赏识，使其主家政、养宾客，终于得继父爵及其封地。后来，他又借助所养宾客帮助，成为秦相、魏相、齐相，多次脱难，势力越来越大，成为诸侯间举足轻重的人物。而其所以能致士数千，则与其个人的性格有直接关系。

在关于孟尝君待士的故事中，有一些可以说是常人难能的。据记载，孟尝君接待客人，常叫人在屏风后听，将客人亲戚所住之处记录下来，等到客人走后，孟尝君已经派人到其亲戚处加以慰问。有一天夜间，孟尝君与客人一起吃饭，中间有人将火光遮挡起来，客人很生气，以为孟尝君与他吃的不一样，就起身告辞。于是，孟尝君站起来，把自己吃的饭拿过去给客人看，客人很惭愧，当即自杀了。又有一次，孟尝君出使到楚国，楚王送给他一张象床，并叫登徒直负责把它送到孟尝君家。可是，登徒直怕象床太昂贵、途中又容易损坏，因而不想送。于是，他便与孟尝君的门人公孙戌商量，说了自己的想法，并提出若能免此一行，愿意送公孙戌一把宝剑。后来公孙戌果然在孟尝君面前替登徒直说话，孟尝君谢绝了楚王所送的象床。事后，公孙戌又把事情的原委说与孟尝君听，孟尝君非但没有责备他，反而说：“有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表现了何等的风度！对此，即使对孟尝君为人多有批评的司马光也说：“孟尝君可谓能用谏矣。苟其言之善也，虽怀诈谖之心，犹将用之，况尽忠无私以事其上乎!《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孟尝君有焉。”[3]

人们都知道冯驩(一作冯煖)的故事。他可以说是孟尝君最重要的门下食客，曾替孟尝君到封邑薛收取债息，得钱十万，把不能还息的债券烧掉，替孟尝君沽名钓誉。又，孟尝君一度失去齐国相位后，他主动替孟尝君到秦王和齐王那儿去游说，使其恢复相位，对于孟尝君的安危进退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他刚来到孟尝君门下时，情况又是怎样呢？对此，《史记·孟尝君列传》有一段较详细的记载：

初，冯驩闻孟尝君好客，蹑蹻而见之。孟尝君曰：“先生远辱，何以教文也？”冯驩曰：“闻君好士，以贫身归于君。”孟尝君置传舍十日，孟尝君问传舍长：“客何所为？”答曰：“冯先生甚贫，扰有一剑耳，又蒯缑[4]。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迁之幸舍，食有鱼矣。五日，又问传舍长。答曰：“客复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舆”。孟尝君迁之代舍，出入乘舆车矣。五日孟尝君复问传舍长。舍长答曰：“先生又尝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孟尝君不悦。

对于后来孟尝君是否又为冯驩安家，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但是，仅从冯驩因贫而来投奔孟尝君，孟尝君在不知其才能的情况下很痛快地答应了其前面两项要求，也可以想见孟尝君能容人的一面了。至于他对冯驩又提出“无以为家”表示不高兴，那也是人之常情，不足多怪。

至于平原君，其个人魅力似较孟尝君稍为逊色。史传其有杀美人以取悦士的故事。说是平原君家有个邻居，是个瘸者，走起路来样子十分难看。有一天，平原君美人在自家楼上看到他走路的样子，便嘲笑他。于是瘸者来到平原君家，要求平原君把那美人杀了。瘸者走后，平原君笑着说：“这个小子，因为一笑之故而要杀我的美人，不也太过分了吗!”便不把它当回事，没有杀那美人。一年多后，门下食客走了大半。平原君感到奇怪，以为自己未尝对士有不礼貌。这时有人告诉他，是因其“爱色而贱士”，故门客才离去。于是，平原君杀了那美人，并亲自到瘸者家赔礼道歉。后来平原君家的门客又开始增加。这个故事中，平原君起初是不情愿的，只是形势所迫，才最后下了决心杀了那美人。不过，他还是能听从瘸者的要求而杀了美人，说明士在他的心中还是很重要的。平原君择士的水平并不算高明。当秦国大军包围了赵都邯郸，赵国派平原君向楚求救时，他准备挑选门下食客二十人与他同行，结果只得到十九人，另一人毛遂是自己推荐要求同去的，起初平原君不相信他，其他门客也笑他。然而，正是这个毛遂，才促成了赵与楚的协议，使赵争取到楚国的救援。回去之后，平原君感到很惭愧，对人说：“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楚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5]尽管如此，平原君知错能改、为人谦虚，也是其优点。

信陵君魏无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史记·魏公子列传》中说：“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有一次，信陵君与魏王下棋，突然北方边境上烽火燃起，传闻赵军将要侵入边境。魏王放下棋子，欲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信陵君却说：“赵王只是出来打猎，并不是要侵犯魏国。”照样顾自己下棋，魏王却心如乱麻。后来，果不出信陵君所料，边境传来消息，说赵王只是出来打猎，没有侵犯魏国的意思。这件事使魏王大为吃惊，虽然信陵君向他解释这是他门下食客得到的消息，但从此魏王对他忌讳三分，不敢让他参与政务。不过，能使他的门下食客早早获得别国君主出来打猎的消息，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再说后来在帮助信陵君“窃符救赵”中立了大功的侯赢、朱亥等人，那也是信陵君以其非凡的气度与之交结而来的。侯赢与信陵君结交时，已是个七十岁的老人了，家里很穷，只是魏都大梁夷门看门的人。信陵君知其才识非凡，对他极为礼遇。侯赢与信陵君一起乘车外出，从不给信陵君让位，见到路上的熟人，故意长时间地与熟人谈话，而信陵君脸上没有愤怒的表情，反而十分谦恭。信陵君如此礼遇侯赢，使别人都感到气愤，不好理解。至于侯赢推荐的朱亥，只是一个屠夫，信陵君一样十分尊重他。后来正是靠他们两人的帮助，才定下了“窃符救赵”的计策，得以成功。信陵君能做出“窃符救赵”这样的事，也表明了他的侠义作风。在救赵之后，他留在赵国，又徒步私下走访了为平原君未结识的赵国隐士毛公、薛公，虽然此事一时得罪了平原君，也说明信陵君是一个真正爱士的人。

至于春申君黄歇、秦相吕不韦，虽然养士数千，然均未见有多少礼贤下士具体事迹的记载。大概这两人与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三人有所不同，主要是凭借政治权势而招致士人，因而士人中也缺乏出类拔萃之人。在春申君门下，虽然有一个朱英，为人有识见且侠义，在楚考烈王将死、看到春申君大祸将临时，主动向春申君指出其危险处境，并表示愿意帮助他，做他的“毋望之人”，然不为春申君所采纳。后来，朱英看到言不为用，也逃走了。春申君不久果然为野心勃勃的小人李园害死。[6]春申君之死，既表明他本人在大难临头时对形势判断失误，也可悲地显示出他的三千门客在其生命危难之际一个个都抛弃了他。这不能不说与他本人的为人有一定关系。再如秦相吕不韦，他之所以能招致那么多的士，与他本人的权势直接相关，更无异议。《史记·吕不韦列传》：“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由此看来，吕不韦之养士，确与前面几位有所不同。不过，无论是春申君黄歇，还是秦相吕不韦，他们的个人才能都比较突出，由此也可以想见他们的待士手段，这些也应视为他们能养如此之多的士的一个原因。

总的说来，战国时代这些贵族权臣之所以能养士，与他们的个人条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在政治上显赫得势，在经济上富足有余，在个人待人处世上又能做到礼贤下士，三者的有机结合，使他们得以门客成群，形成一股势力，在战国时代政治、军事活动中发挥重大影响。

二

战国时代贵族权臣私人养士，并且形成一种风气，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并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贵族权臣养士确实有他们的实际需要，而诸侯间频繁的政治、军事活动又为他们提供了施展自己抱负、施加自己影响的活动空间。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后，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已经名存实亡，各诸侯国不仅不服从“天子”的命令，有的甚至侵夺王室的土地，政治上的尊卑等级界限逐渐被打破，原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实际上已变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了，西周初年制定的一整套政治和社会制度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列国相互争霸，竞相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掠夺土地为主要目的，战争更加频繁，大国吞灭小国，逐渐摆脱血缘组织的残余，向领土国家转变。这时君主的地位提高了，继独立于南方的楚国君主称王以后，列国君主相继称王，“王”字的含义在新的集权制度下又加入了新的内容：“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谓王”[7]，有了专制一方的意义。

与此同时，原来的卿大夫阶层却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其地位处于动荡之中。早期列国君主在施政过程中，曾受到由宗亲贵族所组成的卿大夫的很大制约。诸如鲁的三桓，郑的七穆，齐的国氏、高氏，宋的戴、桓、庄等，均称为公族;齐的陈氏、鲍氏，晋的范氏、中行氏、智氏、魏氏、赵氏等异姓诸卿，亦称为卿族。他们左右国政，掌握实际的军政权力，往往借口一些小矛盾就能将国君外逐，在他们内部，又彼此各把持一部分权力，相互倾轧和兼并，如晋国“知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8]，齐国陈、鲍伐栾、高氏，而将栾、高之室中分等。在兼并过程中，一些卿大夫逐渐强大，演成割据之局，如赵、魏、韩三家分晋，另一些卿大夫则衰败没落了，如“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9]强大的卿大夫制约着君权，春秋三百年间，共有三十六位君主被卿大夫所杀。当时情况，正如孟子所说的，君主只有“不得罪于巨室”[10]，才能安于其位。

但是，这种情况到战国时代有了很大的改变。随着君主地位的增强，世卿世禄制逐渐被官僚制度所代替，卿大夫的地位有所削弱。这时，各诸侯国的国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卿大夫的控制。这些措施包括：诸侯根据卿大夫的官位给以封邑，如果免去官位，同时要收回部分或全部封邑[11];卿大夫致仕或因病必须离去官职，将邑归还于公[12];卿大夫的私属和甲兵要归诸侯国君主指挥。《韩非子·喻老》中说：“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孟子·离娄下》说：“今也为臣……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禄田在这时已成为国君用以作为官僚报效国家的一种临时性经济报酬。所以，韩非子感慨地说：“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13]卿大夫不能永久地享有自己的封邑，无疑是其地位转向不稳固、衰落的重要标志。

在君主权力日益加强的情况下，卿大夫要扩大并长久地拥有自己的封邑，已不能光凭其天然的贵族身份，而必须直接参与军政事务，去掌握军政大权。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同时身兼贵族与官僚(或大臣)的身份。而一些较为精明、头脑清醒的贵族，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于是便出来公开地招纳士人，借此扩大自己的影响，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以便为自己的从政、谋取政治地位服务，而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及吕不韦等，则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从实际士所起的作用来看，也是这样，他们明显地为着自己的主子——卿大夫的政治需要服务。如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在其政治生涯乃至生命的重要关头，均得到了士的帮助，使之转危为安，得以成事。因此，战国时代如孟尝君等贵族权臣之养士成风，决非出于偶然，而是当时实际的政治需要使他们这样去做，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那些被贵族权臣所养的士，他们本身也有为贵族权臣所养的内在需要。士在西周本是最低级的贵族，其社会责任是“执干戈以卫社稷”，主要是武士。由于贵族政治的嫡长子血缘宗法继承原则，多数武士的后裔失去了贵族的资格，以其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为社会服务，成为文士。这一大批文士介于专事统治的贵族和专事生产的平民之间，成为一个特殊阶层。因为他们是低于大夫、高于庶人的社会阶层，属于低级没落的贵族，按制度他们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凭着学到的技能，服务于君主和卿大夫身边，充当低级官吏;或以武艺韬略，在军队中充当骨干;或行侠远游，求人赏识，以至为知己者死;或以文才谈辩论理，教授生徒、著书立说;或以技艺从事工商方术之事。在当时，各种不同类型的士因其才能的不同、机遇的不同，其成就、命运也大不相同。而那些政治地位显赫、经济上十分富足的贵族权臣出来公开招纳士人，无疑是给他们开辟了一条走向成功的道路，使他们有希望在仕途、军功上往上攀登。如战国时期的功臣名将商鞅、孙膑、蔺相如、李斯等，都是首先投靠在贵族权臣门下，然后才踏上仕途，成为朝廷重臣的。所以，战国时代大量分散、游离的士的存在，也是促成当时贵族权臣养士成风的一个外在条件。

进一步说，战国时代诸侯国间频繁的战争以及大量的政治交往，也为当时的贵族权臣以及他们所养的士插足政治、军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虽然各诸侯国的君主都竞相招纳贤才，以富国强兵，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君主特殊的身份，他们往往很少有机会与这些处于社会较下层的士直接接触，而不得不依赖身边近臣的帮助，由他们向他推荐。而这时，那些身为王室成员或贵为卿相的人的门下食客，则最有可能得到君主的召见，以致“脱颖而出。”同时，作为诸侯国的君主，也往往将国家大事交由这些贵族去处理，使他们在政治活动中不断地捞取政治资本，扩大自己的权势。如赵国的平原君，就曾在秦围攻赵都邯郸之时，因赵王的要求，带领自己的门人去与楚王签订协议，请楚发兵救援。魏国的信陵君，也在平原君的强然要求下，“窃符救赵”，成为赵国乃至诸侯国间的风云人物。而孟尝君、春申君等人，也因其频繁地加入国内及诸侯国间的政治，而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长久地保持相位。他们加入政治活动越是成功，其地位越是稳固。

总之，战国时代贵族权臣私人养士成风，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当时，由于君主权力的日益加强，世卿世禄制逐渐为官僚制度所代替，卿大夫的地位处于动荡之中，因而那些较有政治识见的卿大夫便利用自己特殊的政治与经济条件，公开纳士，以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当时趋于没落、分散游离的士阶层也利用这些贵族权臣公开纳士之机，作为自己踏入仕途的一个门径。而各诸侯国内部的千变万化的政治形势以及诸侯国间频繁的战争与政治交往，又为贵族权臣及其所养的士进行政治活动提供了众多机会。所以，战国时代养士之风的盛行，乃是各种因素的结合，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不是什么孤立的历史现象。

三

战国时代贵族权臣私人养士成风，固然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但其中隐含着某种普遍意义。当然，这种普遍性并不是如汉初淮南王刘安一样，基本上是战国末年如吕不韦等人养士之风的简单延续。据记载：“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14]虽然淮南王养士实际作为主要是在文学上，留有一部《淮南子》，也起兵反叛，但是他在政治上的影响远远比不上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及吕不韦之流，这是由于历史条件改变了的缘故。这里所说的养士本身所反映的某种普遍性，主要是针对政治生活的本质而言。

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本质上是一种集体创作。任何个人，即使其能力最强，品德最高，意志最坚定，也不能全凭一个人去打天下，或者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从历史的经验看，那些能力最强、品行最高、意志最坚定的人，往往是最愿意、也最能团结人的人。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建立一番大的事业，往往得力于众多人的帮助，而他本人则是事业成败兴亡的核心。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一些品行不端的人，拉帮结派，也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是，这些现象的存在本身，恰恰又说明了政治上伙伴或者说朋友的重要。不妨说，如孟尝君等人，都是深谙此道、长于此术之人，所以他们与同时代条件相仿的贵族不一样，能够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很大的影响。

其实，西周王朝的奠基人周文王即是善于养士的典范。《史记·周本纪》记载：“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吉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不仅是这些贤者，连当时诸侯间的纷争也往往找他决断。如上文接着说：“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乎。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由此看来，战国时代贵族权臣之养士实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创举，至少在周文王时就已有端倪，而且所养之士层次还相当高，尽管规模没这么大。周文王后来又得一士，即姜太公，称为“太公望”，终于辅助他及其儿子武王、周公完成了灭商大业。周文王之养士是否就是最早呢？也不一定，传说中的尧、舜、禹周围都有一帮“士”。

秦汉之际，楚汉战争打了四年，最后项羽败亡，刘邦登基拥有天下。项羽为什么失败？刘邦为什么能取胜？撇开其他原因不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刘邦能得士，而项羽不能得士。项羽并不是不曾得到过士，而是不能养士，有士而不能很好地用起来，长久地保有他们。正如韩信在拜将时对刘邦所说：

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所以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15]

在韩信的话中，虽然列出了多条项羽失人心的原因，但是最关键的只有一条，即他不能任属贤将，有功必赏。韩信本是项羽的属下，项羽不能用，才跑到了刘邦这里，在萧何的推举下被拜为大将，成为楚汉战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被刘邦视为与张良、萧何相等的“三杰”之一。刘邦虽“不能将兵，而善将将”[16]，所以取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

在历史上，在军阀割据年代，那些王朝的创建人之所以能在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建立自己的政权，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往往都具有能礼贤下士的优点。如三国时代的刘备，也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刘备本是河北涿郡地方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出身，虽说是东汉远支皇族，还号称中山靖王之后，其实家里很穷。在他小的时候，他的母亲还靠贩鞋织席为业，以维持家庭的生计。到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时候，他才组织了一支小股部队，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军。在军阀混战当中，起先他的力量也很小，曾先后投靠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和刘表等人，有多次差不多全功尽弃。但是，刘备有一个长处，即是能礼贤下士。在他得知有诸葛亮、庞统等人后，他求贤若渴，恨不得将天下英才尽集于自己门下。而他毕生的事业，也是在得到诸葛亮的辅佐后才有了大的转机。这是众所周知的。可以说，刘备若不能礼贤下士，不能用诸葛亮等人，他将一无所成。

再如唐大宗李世民，虽然个人才能十分杰出，但是他之所以能成大功、登上帝位，以致成为历史上伟大的帝王，也与他能养士有密切的联系。唐初，未做皇帝以前，秦王李世民手下的人才已令人注目，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均是其中的皎皎者。而唐太宗本人的个人魅力也是不用说的，他对起初不归属于自己的尉迟敬德、魏征等人如此信任、如此关怀，又有多少帝王比得上呢？事实上，当初秦王府中的士，不仅替他打天下，在治天下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话说开去，作为帝王，权贵为了成就自己的事业需要养士，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欲成就自己的事业，虽不能说是“养士”，是不是不需要人帮忙，不需要一些合作伙伴呢？当然不是。中国人常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正说明了其中帮手、朋友的重要。当然，这与战国时代养士之风远了一些，但是也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

参考文献：

[1]《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2]《史记·孟尝君列传》

[3]《资治通鉴》卷二《周显王四十八年》

[4]蒯缑：蒯，草名，茅之类;缑，把剑之处。言其剑把无物可装，以小绳缠之也。

[5]《史记·平原君列传》

[6]《史记·春申君列传》

[7]《资治通鉴》卷五《周赧王四十九年》

[8]《史记·赵世家》

[9]《左传》昭公三年

[10]《孟子·离娄上》

[11]《论语·宪问》载，齐管仲当政，夺伯氏骈邑三百。《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楚灵王“夺成然邑而使为郊尹”，这些都与官职变化有关。《左传》襄公十六年载，“巨之禄，君实有之，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表明官职与封邑已联系在一起。

[12]《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载，“郑公子黑肱有疾，归邑于公。”大夫七十而致仕，亦收回作为禄的邑。

[13]《韩非子·显学》

[14]《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15][16]《史记·淮阴侯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