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惨败，蒋百里难脱干系

胡新民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这篇演讲系统阐明了抗日持久战方针，指明了抗战的前途。历史充分证明了这篇著作的分析和预见是完全正确的。近年来，不少历史学者不断挖掘抗战史料，各抒己见，推动了抗战史学的学术繁荣。但是，也出现了某些“任意打扮历史”的现象。以抗日持久战思想为例，有些人就挖掘出不少“先驱”。似乎只要在那个年代对抗日持久战发表过片言只语的人，都有可能与《论持久战》一比高低，甚至有所超越。其中，提到最多的是民国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的名字。

　　对抗战史颇有研究的学者萨苏认为：“他(蒋百里)在《国防论》和其它著作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萨苏还概括道：“《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

　　1937年初夏出版的《国防论》，真有如此高的地位吗?

　　《国防论》成书

　　从1933年开始，国民党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1930年到1932年，国民党军队在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战争中屡遭失败，蒋介石认为是各部队的中初级军官武德﹑武学尚欠深造所致，遂决定举办军官训练团，以图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蒋百里在1937年7月开始在那一期的训练团上讲课。生于1882年的蒋百里博学多才，发表过一些颇有见地的军事方面的文章，还曾投身新文化运动，着手翻译过《资本论》，撰写了《欧洲文艺复兴史》，对西方哲学、佛学、历史学及文学都有涉猎。

　　那一期训练团的主要日程如下：1937年5月27日，蒋介石抵达庐山，筹划本年暑期训练事(也称“第二届庐山暑期训练团”)，决定调集全国军官师旅长以上人员(在“剿共”区域部队调团长以上军官)等到庐山受训。6月27日，蒋介石赴训练团，召集大队长以上官长训话，题为《建国训练的要点和实际的目标》。7月1日，训练团开学，训练在海会寺和牯岭两处同时举行。7月8日，蒋介石从牯岭赴海会寺。同日下午，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在牯岭传开。

　　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目的，是针对“建国”的，并不是针对抗日的。这一期意外地遇到了卢沟桥事变，才有了蒋介石于7月16日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的谈话会。于是，有人就把这一期训练团的学习训练内容和备战抗日挂上了钩。

　　7月18日，蒋介石出席训练团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并讲《建国运动》。同日，参加庐山谈话会的部分人员赴海会寺，出席训练团毕业典礼。

　　在“剿匪”和“建国”初衷下开办的训练班，蒋百里讲课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军事教育之要旨、国防经济学等。在讲课期间，为了帮助学员们学习，蒋百里把多年来一些有关军事的文章合编在一起，印制成册，作为辅导教材提供给学员。《国防论》中收集的是他历年来关于军事的文章。因时间跨度太大，内容太繁杂，有关研究人员最后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20个细目。四个方面是：战争观、国防建设思想、治军论、作战理论。在作战理论方面，提到了“持久”和“速决”是战争的两种形态。提到“持久(战)”的句子有：“国防的部署，是自给自足，是在乎持久，而作战的精神，却在乎速决，但是看似相反，实是相成：因为德国当年偏重于速决，而不顾及于如何持久，所以失败，若今日一味靠持久，而忘了速决，其过失正与当年相等。”“坚固者，于各事之冲突上所生意志之抵抗之谓，忍耐者，则意志抵抗之自时间上言者，二者甚相近，而其本则相异，盖坚固仅由于情之强，而欲其持久不变，则不能不藉于智之彻，盖行为之继续愈长，则对于行为之计画亦愈密，而忍耐力则实生于智力之计画者也。”“故对于彼此同等抑或较强之国，尤不可不审慎出之，文明国之战争，其起也甚难，而其动也甚猛，不动则已，动则必倾全国之力，而财力国力不许其持久，故动作尤必速而且烈。”

　　还有一段可以和抗日持久战挂上钩：“至于从中国现状言，吾侪所最感危险者，即邻近富于侵略性的国家。三国志刘玄德有言：‘今与我争天下者曹操也，彼以诈，我以仁，必事事与之相反，乃始有成。’我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

　　这样的论述虽有一定的军事理论水平，但言之为率先提出抗日持久战思想，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确实是夸大其词了。孙中山早在1912年10月就提出，如果中日开战，是一场“将至少持续五年的战争”。这可是提得更早一些。在那个年代，说过中日开战将是持久战的确实不是个别人，但能就此写出关于抗日持久战的科学论著的，也确实是只有个别人。

　　1938年10月下旬，蒋百里抵达桂林，拜访了他的一位相交40余年的老朋友张宗祥先生。张提到蒋出版的两本书，《日本人》和《国防论》。张认为《日本人》不错，“至于《国防论》新旧杂糅，此犹是从前考书院作风，何不删繁就简，使成有系统之书?”蒋笑着回答：“子说诚是……至于《国防论》则取其字多，好多得稿费而已。”(《蒋方震小传》，《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这则史实亦可佐证，《国防论》不是一部“系统之书”，不是针对抗日战争战略战术的专著。

　　蒋百里确实提到过一些抗日持久战问题，散见于他的一些谈话和文章中，有些也不乏参考价值。蒋百里在军事学研究方面有一定的造诣，不少意见是正确的，比如他对日本侵华的野心认识，对中日战争长期性的判断等。但他此前没有参加过实战，也不十分了解国情民情，过于依赖他多次考察欧美日本的观感，因而，他的军事学研究缺陷也很明显。

　　在抗战期间介入实战

　　回顾抗战历史还会发现，如果按照蒋百里的具体军事设想去进行实战，结局往往是大失所望的。比如，蒋百里在持久战方面的主要想法是“打不了也要打”“拖到东西战争合流”。这些想法当然有正确的一面，抗战首先必须有敢于坚持“打”的精神，也应该想方设法争取世界上各种力量的支持来“合流”。但是，落实到具体战斗，如果盲目地“打”和“拖”，无疑会造成恶果。蒋百里在他唯一一次介入实战的南京保卫战中，起到的作用就是比较糟糕的。

　　南京保卫战是由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指挥大约10万国军对日军的防御战。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战略误判，加之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了重大错误，使原期望坚守数月的防御战实际上只坚持了数天。最令人痛心的是，国军在突围中争相夺路，自相践踏，损失惨重，有的国军将领也被踩踏致死。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大约5万日军入城，由此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尽管国军将士英勇抗战的精神可嘉，但历史却证明，固守南京是国民党当局的一次严重战略误判，也是国军在抗战中的一处败笔。后来唐生智自己也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确定固守南京前，国军精锐部队刚在淞沪会战中受到重创，士气严重受挫。何况南京还是一座明知固守不了的城市。战前在南京开军事会议的国军高级将领中的大部分，如白崇禧、刘斐等都反对固守，但唐生智却主动要求披挂上阵。对唐生智的动机，后人有多种解读，比如迷信算命先生等，但还有一个主要因素是得到了蒋百里的支持。

　　唐生智和蒋百里的关系非常深，唐生智是蒋百里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时(1912年末至1913年)最得意的学生之一。1929年，蒋百里还因为支持唐生智起兵“倒蒋介石”而在翌年入狱。唐生智在回忆南京保卫战时说道：“1937年，上海战事开始时，我担任军委会执行部主任，那时虽然身体不好，还是经常参加军事会议和调动军队的工作。我当时在会议上对抗日战争的主张是:‘抗日持久，一个人拼他两三个，拖死日本人，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平常，我对蒋百里及一些朋友也常谈起抗日的问题，并和蒋百里讨论过抗日的办法。他去重庆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时，还在冷水滩下车，在我家里住过两天。对于上海、南京战事的计划，我同他也谈过，他提了些意见。”(《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这就是师生两人一拍即合的“打不了也要打”的“持久战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蒋百里的持久战思想是建立在“拖到东西战争合流”“待国际局势变化”上面的，因此他一直对欧美各国干预日本侵华抱有极大期望。对于固守南京，也有这种侥幸心理。这种“以夷制夷”的想法由来已久。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蒋百里提出了几条重要建议，其一就是“扩大战争范围，逼迫英美等强国注意中国的事态发展”。

　　南京保卫战期间，蒋百里作为国民政府的特使，在德国、意大利进行外交努力，意图促使日军停止侵略行动。蒋百里以前曾以德国军队军官的身份留学德国学习军事。根据程思远回忆，白崇禧认为蒋介石要固守南京，一定有别的原因，因此要程思远了解情况。程思远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从罗马方面得到一些可靠信息，就是蒋所以坚持防守南京，是误信蒋百里从柏林发出的电报，以为德使陶德曼的调停活动，可以促使日本不会进攻南京。但后来事实证明，蒋的估计错了”。(程思远《政海秘辛》，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版)

　　因此，南京保卫战的糟糕结局，与蒋百里的意见是有密切关系的。

　　对游击战的误判

　　蒋百里更大的误判是对游击战的看法。游击战是抗日持久战的主要作战形式。毛泽东提出：“必须把抗日游击战放在战略高度来考察，它是大而弱的中国战胜小而强的日本的主要办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简而言之，没有游击战也就没有持久战。但是，蒋百里却认为游击战“必须与正规军队相呼应才有价值，仅仅毁破敌人车十数辆，杀毙敌人十数名，那只是敌人的损失，而不是我们的成功和胜利”。(《英雄跳，我们笑：蒋百里先生遗书》)尽管蒋百里也写过关于游击战的文章，但是内容源自德国亨斯少校的游击新战术，而且文中只简单地涉及了在中国抗战中战术层面的运用。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武装在敌后战场取得的胜利，促使国民党上层人士开始认识到游击战争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作用。蒋介石后来也提出了“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略。但历史事实证明，国民党那种离开了人民群众支持的游击战，是成不了气候的。除了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就是强令必须“与正规军队相呼应”，因而丧失了游击战相机行事、机动灵活的特点。因此，蒋百里对游击战的肯定，恰恰成了导致国民党敌后游击战过快失败的一个陷阱。

　　蒋百里早在1938年底去世，没有看到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失败。但他只从战术层面看问题的弱点，却早就有所显现。他认为，八路军成功得很快，是因为后勤有保障，他却看不到这实质上是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因而把国军之所以失败太多的原因归咎于后勤工作“最腐败”。由此可见，蒋注重的是战术层面(后勤工作)而不是战略层面(人民支持)。他在去世前两个多月，即1938年8月27日，发表了《营官二百两，长夫一百八十人》的文章，以分析湘军制度为例，指出500个战斗员要配运输勤杂人员180人，才有利于胜算。曹聚仁《蒋百里评传》(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对此有详细介绍。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对这个“后勤”问题上的评述还是透露了问题的实质：“国军抗战，却是到处拉夫，民众便离心了。”

　　自广州、武汉沦陷以后，抗战就进入了相持阶段。国军逐步收缩到了中国西南，而广大地区成了中共武装游击战的战场。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共游击战越战越强，而国民党尽管派到敌后的力量远比共产党多，但由于上述原因，游击战却没有打成，最后或者逃回，或者投敌当了伪军，也有极少数加入了中共武装。到1943年，敌后力量就只有八路军和新四军了。1945年8月日军投降时，蒋介石最着急的是鞭长莫及，大部分日本投降区都在中共游击战的地区，以至于蒋介石数次请求美国总统杜鲁门，帮助空运国军去主持各地日军投降仪式。抗战的实践证明，游击战的确是“大而弱的中国战胜小而强的日本的主要办法”。

　　判定抗战必胜

　　蒋百里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1938年8月，蒋发表了《抗战的基本观念》，文中认为中国抗战必胜，“日本欲屈服中国……绝不可能”。

　　蒋百里于1938年11月4日去世，他没能看到后来的战争进程。如果看到了“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论持久战》)，蒋百里应该也会改变想法的。

　　蒋百里的抗战必胜的信念，可以说也受到了他女儿的影响。蒋百里的小女儿蒋和1938年4月对蒋百里说：“我们打日本鬼子，就应该老老实实打下去，打胜了，不必趾高气扬，打败了也毋庸垂头丧气，战争总有一天会了结。我们深信中国人不会亡在日本人的手中的。你何不把这一点意思说给普天下人士听呢?”(《蒋百里评传》)1938年8月，蒋百里发表了《日本人》，结语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这一句话固然是值得赞赏的，但被后来一些人认为足以证明蒋百里持久战思想之高超，却也有些过犹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