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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前就已提出联蒋抗日

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前就已提出联蒋抗日

张家康

“联蒋抗日”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一次重大的政策调整。这一方针的提出和执行,大大促进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加快了全民族抗战的步伐。这一重要口号谁最早提出的,史学界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中共实际领袖的毛泽东早在西安事变前的1936年8月,就提出:“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更使这一方针政策得以实际的贯彻和运用,从而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反蒋曾是最广泛的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根据这个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王明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因其发表于1935年8月1日,故称《八一宣言》,这份文件经多次修改,并得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同意。文件号召建立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主张“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此时,红军还行进在穷山恶水间,不可能及时地知道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但是,中共中央已经自觉地开始调整自己的路线。11月13日,张闻天主持起草中共中央文件《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领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简而言之就是抗日反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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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历经千辛万苦,于11月18日到达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立即向张闻天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张浩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指出:目前最紧急的“阶段策略”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不要再提“没收富农消灭富农”,最适宜提“人民共和国”等。

毛泽东因在直罗镇前线而没有出席。会后,张闻天派专人给毛泽东等送去专函,通报会议内容及中央上述策略的转变。毛泽东复信同意中央政治局会议所作的决议,尤“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对“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11月26日,毛泽东致信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痛陈东北沦丧的历史教训,指出:“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

毛泽东和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于11月28日发布《抗日救国宣言》,郑重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同,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

毛泽东、周恩来等从前线回到后方,专程参加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和林彪、叶剑英、程子华的电文中说:“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可惜你没有来参加。”“很好的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力量与任务。”这个“很好的讨论”,达成了会议的共识,这就是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其中最主要的是:“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要是抗日反蒋,“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都可以联合起来,组成“最广泛的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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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

显而易见,这个“最广泛的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将蒋介石排除在外,并与日本帝国主义同在打击之列。当然,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时而有些变化。2月20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发表文章,就以“抗日讨逆”代替了“抗日讨蒋”。不多日,发布的《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又改“抗日讨蒋”为“抗日讨逆”“抗日反卖国贼”。这里的“逆”“卖国贼”特指蒋介石,稍有不同的仅仅是没有直接的指名道姓。

这并不是说抗日与反蒋,真的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在一份电文中,对此阐释得十分明白。4月7日,张闻天和周恩来致电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指出,目前抗日战争,讨蒋已成中心,军委拟发布讨蒋令。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

“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在这个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

这个电文刚刚发出,张闻天又给毛泽东发来电报,修正了4月7日的提法,对毛泽东“所说立场同意”,又把“讨蒋”的提法改为“抗日讨逆”。

蒋介石多管齐下建立国共联系的渠道

蒋介石知道中共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政治支撑,那就是苏共和共产国际。惟此,必须向苏联传递这样的信息,即不反对中共的存在,中共可以和中国的其他政党一样表达自己的见解。但是,中共必须放弃武装暴动,服从中央政府。这就是他归纳的四点意见:(1)取消苏维埃政府归顺南京;(2)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3)共产党可以存在,或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4)改编后的红军全部开赴内蒙前线地区驻防抗日。

1936年1月17日,蒋介石授意驻苏联武官邓文仪与王明会谈。邓文仪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即上述的四点意见。邓文仪尤为强调,两党合作一旦解决,希望中共能够积极促进苏联的援助,因为这个问题非常急迫。苏联党和共产国际对此立即反馈了意见,表示赞同国共谈判,但不同意在莫斯科讨论和决定中共与红军的命运问题,谈判必须有中共中央的代表参加,而且提出的具体问题和条件,“必须去和毛泽东及朱德同志谈”。

蒋介石一心要打苏联的牌,可是,苏联却拒绝向中共施压,甚至将谈判推出苏联,这使得蒋介石非常失望。此前的1935年11月,他已安排与中共的接触与谈判。据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陈立夫在“请示领袖(蒋介石)得其许可”,就指派曾养甫负责与共产党接触与会谈。曾养甫通过谌小岑找到中共华北局。中共华北局派出周小舟、吕振羽来到南京与之秘密接触。

国民党所谓“统一”和“合作”的内容仍如以前:“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而其模式则是“统一”到国民党政权和军队中去。这当然不是中共所期待的。次年1月下旬,双方会谈虽无果而终,却都留下了通讯联络的方法。这就意味着国共双方会谈的门并没有因此而关闭。

蒋介石以苏联压中共的道不通,就改以中共影响苏联的路,这才多管齐下,建立与中共联系的渠道。1936年1月,宋子文和陈果夫兄弟秉承蒋介石的旨意,通过宋庆龄的关系,先后找到中共特科系统的董健吾和张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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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吾

董健吾与宋子文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与宋家有着良好的关系。此时,因上海特科负责人被绑架,也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董健吾也想借此机会,通过宋庆龄的关系,安全地到达陕北。宋氏姐弟恰想借董的关系与陕北的中共联系,转递两党谈判合作的信息。1月中旬,董健吾化名周继吾,以国民政府财政部调查员名义,带着宋庆龄捐助红军伤病员的云南白药及宋庆龄电台的呼号密码,堂而皇之地来到陕北苏区。

张子华是受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覃振和谌小岑的委托,前往陕北与中共联系。覃振是湖南人,与毛泽东、林伯渠熟悉,尤与林伯渠私交颇深,临行前,覃振让张子华捎去给林伯渠的信,信中说:

“目前吾人所负之责任日趋严重,而环境日益险恶。惟一认识,就是谁敌谁友;惟一办法,就是一抗一联。此真千钧一发之时机,不容再误者也。弟与兄虽地角无涯,而革命精神自信彼此一贯。某(指张子华,作者注)同志前来,切盼兄与润兄(指毛泽东,字润之,作者注)等决定大计,完成孙先生之国民革命。”

覃振虽非蒋系人物,但以其地位和身份,如此大的方针、政策,量他也不敢擅作主张,尤其是信中的“谁敌谁友”、“一抗一联”,显然反映出国民党高层中化敌为友,联共抗日的言论,已成为主导性的话语。

董、张的陕北之行,初步建立了国共双方高层沟通的渠道。中共中央捎去了与国民党谈判的五项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中断十年的国共两党中央,自此又有了对话、协商的可能。

张学良主张里劝外逼逼蒋抗日

但对话协商的道路是曲折的。蒋介石对苏联倚蒋对日的政策产生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苏联在对付日本方面有求于自己,势必对中共的支持会减弱,因此他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对中共进行最后一击,将之消灭在陕北。1935年9月,国民党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主持西北的“剿共”。

在张学良看来,红军乃疲惫之师,立足未稳,况且也只不过几千人,以自己的十倍于红军之众,定可取得“剿共”胜利。可是,刚与红军交手,便觉得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张学良后来在《反省录》中说:“先是110师被歼灭及师长何立中被打死,继之109师又大败,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二师长均是东北军最优秀者,这两次可怕的失败深创我心,这更增强我的信念,即杰出将领为内战而丧身是令人遗憾的,同时我不愿再轻视共军的战斗力。因此,用和平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思想遂在我心中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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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前来西安督剿红军的蒋介石在一起。

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认真分析了张学良,认为“他和东北军的官兵们一样,都期望有朝一日打回老家,收复失地。还有一点,张学良手里有20多万装备先进的部队,还掌握着四省军政,这对陕北的共产党来讲,是一个重大威胁。如果把张学良争取过来,不仅消除了红军的威胁,还有利于红军在陕北的发展,而且为我们抗日积蓄了一支重要力量。”双方遂表示愿意在“抗日反蒋”的前提下,互派代表,商洽一切。

1936年1月20日,毛泽东通过彭德怀,让转告在洛川与东北军谈判的李克农,中共中央对于同张学良谈判的基础仍是“抗日反蒋”,在此基础上,“我们愿与东北军联合”,甚至可以“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可推张汉卿担任。”可张学良在与李克农的长时间的交谈中,惟对中共“反蒋”不置一词,只是保证愿意劝蒋介石放弃一党专政。

在第二次洛川会谈中,张学良直言不讳,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坚持认为蒋介石应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内。他说:抗日要是没有蒋介石的参加,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蒋介石掌握国家的政、军、财权,实力雄厚。他坚持认为蒋介石本人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所不同的是,他主张先“安内”而后再“攘外”。

张学良知道在涉及蒋介石问题上,事关重大,非得与中共高层核心人物面谈方得妥当。他提出:“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中共中央答应了张学良的要求,4月9日夜,周恩来和李克农来延安与张学良彻夜会谈。

会谈中,张学良开门见山,仍然坚持这样的意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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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参与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左起:秦邦宪、叶剑英、周恩来。


周恩来针对张学良所说,进行反驳:中共之所以“抗日反蒋”,就是因为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仍在鼓吹“攘外必先安内”,这与西太后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卖国主义如出一辙。

张学良劝说道:你们对蒋先生可能不了解,其实他也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日本人一再进逼,他感到难堪,心里也恨。他长期以来一直固执地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所以,他若在前方抗日,不免有后顾之忧。这就是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根据。

听到这里,周恩来显然不快。张学良见机,立即说道:我现在不能反蒋,将来蒋介石如果真的投降日本,我一定要离开蒋介石另行打算。目前应当设法把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主张他在里面劝,中共在外面逼,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走上抗日的道路。

逼蒋抗日成了会谈久悬未决的问题。周恩来对张学良说:从逻辑上讲,张将军的意见很有道理,很值得我们重视。我个人表示同意张将军逼蒋抗日的意见。不过,这是个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我一定把张将军的意见带回去,提请我党中央研究决定。

毛泽东在致潘汉年电中提出“联蒋抗日”

张学良所传递的信息,对于中共极其重要。6月12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7月18日,毛泽东告诉他的美国朋友斯诺,如果蒋介石一旦决定参加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的。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其后,他又与张闻天等在一份电文中说:“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并说,“若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一切统一战线的谈判,以忠诚态度出之。”

本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冤家对头,现在竟然要“先礼后兵”,“以忠诚态度出之”,可见中共已经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而有意建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肯定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并呼吁停止内战,重启两党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毛泽东在次日致电潘汉年时,指示得更加明确,“南京已开启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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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

面临重兵进剿的严重态势,毛泽东仍从抗日的全局出发,提出:“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9月1日,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抗日反蒋”的口号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

蒋介石在顺利地解决两广事件后,以为也可一鼓作气解决共产党问题。12月初,他率领众多军政要员亲赴西安,督促东北军、17路军的“剿共”战争,以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可是,蒋介石怎么也没想到,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武力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随行的军政要员,中止了酝酿已久且成竹在胸的“剿共”战争。

消息传来,振奋人心。据金风《邓颖超传》中所说:邓颖超又唱又跳,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

李维汉回忆:“我们在定边获得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我们致电党中央反映了群众的愿望。”

党的高级干部是如此态度,基层群众更是喜形于色,手舞足蹈。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回忆:“我们几个警卫员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围着地上的火堆直嚷嚷,有的说,要把蒋介石关起来。有的说,关着干什么?宰掉算了!还有的说,不行,那太便宜了,还是把他捆起来,戴着高帽子游街,边区所有的村子都得游一遭……”

国共两党曾有过一段愉快的合作,就是因为蒋介石的反目,昔日的伙伴才成为仇敌。从1927年的“四一二”到1936年的“双十二”,不到十年的时间,蒋介石对共产党诋毁、通缉、追捕、杀戳,对红军一次一次的“围剿”,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即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历经千难万险,斩关夺隘,才来到陕北,蒋介石还是不放过,又亲自督战,非要在“最后五分钟”彻底剿灭共产党。

那些淌过龙潭虎穴、九死一生的共产党人,在得悉致他们于腥风血雨中疲于奔命的生死怨家,如今已成笼中鸟,怎能不高兴,可谓“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审蒋”乃至“杀蒋”,在人们的情感上都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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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等回到延安时受到毛泽东等的欢迎。图为在机场留影。左四起: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13日凌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考虑到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已形成三位一体,与会者大多同意这样的意见:一、“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性政府,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二、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张闻天对此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

如果说此时的张闻天尚属少数,那么到了19日,也就是经过六天的深思熟虑,如张闻天所说:“在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更充分。”会议通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前一份为毛泽东手笔,后一份为张闻天手笔。《通电》为公开发表,文中已尊称“蒋介石先生”,显然已放弃“审蒋”“除蒋”。《指示》提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当日,毛泽东还电示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20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让派人去胡宗南等黄埔系将领处,表示“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之条件”。蒋介石在与周恩来会谈时,态度明显改变,愿在“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前提之下,“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在蒋介石回南京后,周恩来仍可与他直接谈判。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作为一个转折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显现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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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20-12-14 关键字:历史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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