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凉山，红色的新闻山

李超

夜色下的清凉山光彩夺目，从远处望过去，清凉山仿佛是一艘巨轮，从历史的大潮中缓缓驶来，带着沧桑和厚重，让人心潮澎湃。

1937年至1947年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清凉山曾是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印刷厂、新华书店等众多新闻出版部门所在地。这里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摇篮。

见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绝对领导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改选后成立的中央政治局于1月27日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其中一项决议为：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报一切领导。

193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以秦邦宪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领导机构中仍设领导党报的机构，名称稍有变化，称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由张闻天兼任。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设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仍由张闻天兼任。

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央党报委员会这一机构就消失了。直到1937年1月，中共中央从保安（现志丹县）迁到延安。为了适应西安事变后形成的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加强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党中央把《红色中华》易名《新中华报》，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同时决定由张闻天、凯丰、秦邦宪、周恩来等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

中央党报委员会最初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出版中共中央机关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因此，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报委员会仅仅是个对内称呼，对外通称“解放社”。

随着新闻出版业务的不断发展，中央党报委员会下辖的新中华报社、新华社、中央印刷厂蓬勃发展。

“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

回溯新华社的历史可以发现，1937年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在延安正式更名为新华通讯社。社长秦邦宪，主要工作人员有廖承志、李柱南、向仲华等人。1939年初，由于业务发展，新华社成为独立的新闻机构，向仲华为社长。

新华社担负着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和搜集国内外新闻信息的任务，具体有两个方面的业务：一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这些电讯是新华社国际消息的主要来源，经过翻译、缩编，然后再发给各地报纸刊用，使根据地人民能及时了解到国际重大政治、军事斗争的动向。另一项业务是编写广播新闻稿件。根据抄收到的中外电讯，综合编写广播新闻稿件送电台播发，每日2000至3000字不等。

为了突破国民党对我的新闻封锁，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一部功率为10千瓦的苏制广播发射机。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广播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成员有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新华社负责人向仲华等。

为筹建广播电台，大家不辞辛劳，昼夜奋战，在山坡上开凿了两孔石窑和五孔土窑，盖了十几间土坯石板房，分别用作主播音间、播音办公室和员工宿舍等。当时延安没有供应电台的大型动力设备，工作人员就把旧汽车的引擎进行改装，带动发动机发电，还把三根树干捆成“Y”字形栽在山坡上支撑天线。

1940年12月30日晚7时，延安的窑洞中发出了一个响亮而振奋人心的声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按照规定，中国无线电台呼号的第一字母是X，作为新华社的一个下属机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英文缩写是NCR。

1946年6月，驾驶飞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就是听了延安新华广播，对共产党、对民族解放有了更多了解，才愤然起义，投向光明。更有不少收听了延安新华广播的国统区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层层封锁，奔向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电台首次进行日语广播的播音员原清志是一名日本人，她的丈夫是一名日本共产党员。来到了中国后，原清志参加了八路军，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一名播音员，她播送的日语广播起到了瓦解日军的作用，一些日军士兵受到广播感召后，主动投降。为此，日军甚为不安，只能采用大功率电台进行干扰。

1949年12月5日，历经两次更名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北京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毛泽东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合并、改组《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创办一张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报名，并撰写发刊词。第一任社长是秦邦宪，第一任总编辑为杨松（原名吴绍镒），社址设在延安的清凉山。

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通知》要求，“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

第二天，秦邦宪在编辑部全体人员大会上主动检讨了办报10个月来的主要缺点，同时提出了今后的办报方针和初步的改版方案。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彻底扭转了原先重国际轻边区的报道倾向，大大扩充了报道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的篇幅。

报纸的头版头条刊发了秦邦宪起草的社论《致读者》。社论提出：“我们认为需要使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彻底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的环节，就是要使我们整个篇幅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对《解放日报》提出批评意见：“《解放日报》今年四月改版后是有进步的，要执行党的日常政策。《解放日报》社论及广播消息，是中央向人民说话，个人发表的文章也有很大的影响。今后日常政策问题报社应请示中央。要使《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

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和如此之高的政治要求，秦邦宪与陆定一多次召开编委会，总结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讨论如何增强党性观念，加强组织纪律性，如何更好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一直到1944年2月16日发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止，在1年零10个月的时间里，《解放日报》在改版工作中确立的一系列党报工作的原则和由此产生的一整套方法，奠定了党报工作的理论基础，对党的新闻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7年3月27日，《解放日报》停刊，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共中央没有再办机关报，而是加强了新华社的工作。

延安时期，这座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管理的红色新闻山，为党的新闻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形成了自己的历史传统。这些传统代代相传，绵延至今，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成为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成为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照亮了我党新闻事业前进的道路。

图①：延安时期，中央印刷厂工人加班加点印制新闻产品。图②：延安时期编印的《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参考消息》以及业务刊物《通讯》。图③：修建在清凉山下的延安新闻纪念馆。

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