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左双文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华民族先锋队，最能和最广大的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这是中共能够肩负起民族大义、成为抗战中流砥柱的根本原因。

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大背景下，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各爱国党派、各民族、各社会阶层并肩战斗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国共两党、全国民众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然而近年来，受海外和境外某些观点和宣传的影响，出现了一种只承认、肯定国民党正面战场作用和贡献，有意无意地贬低中共全面抗战路线和中共敌后抗战作用的观点。本文拟就此谈点粗浅的看法。

抗日根据地是持久战的重要依托

众所周知，抗战是一场举国投入的持久战，“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是基本战略。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就是通过在沦陷区建立、扩大敌后根据地，以争取战略空间的方式争取时间。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争取空间与时间上的战略意义更加突出，成为遂行持久战的重要依托。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陆续挺进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变敌后为前线，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华北，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国民党部队大部退守黄河以南以西地区，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基本结束，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八路军三大主力在晋察冀边区、晋西南、晋西北、晋冀豫边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共在河北、山东等平原地区，先后领导人民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从1938年4月起，八路军各部又逐渐将抗日游击战争由山区推向冀鲁豫平原和察绥广大地区，开辟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在华中，新四军各部于1938年4月由皖南和鄂豫皖边挺进华中敌后、大江南北，先后在苏南、皖中、豫皖苏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到抗战后期，中共在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建立起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陕甘宁、冀热辽、山东、苏北、湘鄂赣、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面积总和近100万平方公里，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达260多万人，领导着近1亿人民。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深入沦陷区开辟敌后战场，最大程度地发挥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价值，成为遂行持久战的重要依托。图为八路军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形势图(1937—1940)，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需要强调的是，中共开辟敌后战场的地区，不是国民党统治区，而是在日军进攻下国民党败退、丢失的广大沦陷区。中共不是在国统区与国民党争地盘，而是在沦陷区与日伪争地盘，中共力量越壮大，对日伪的威胁就越大。中共中央给各级组织、各支部队的明确指示，就是要迅速进入日军进攻、国民党部队败退之后的地区，在敌后开展抗日斗争。皖南事变前，因为新四军未能尽快将主要力量投入敌后战场，而受到中共中央严厉批评;1940年华南抗日游击队遭国民党地方部队袭击后，一度放弃敌后坚持，东移海陆丰，中共中央也要求他们尽快回到敌后、回到抗日前线，这都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中共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在沦陷区里遍地开花，与日军实际控制区犬牙交错、反复拉锯;在消耗日军的同时，根据地面积由小到大，由点到面连接成片，逐步分割、压缩敌占空间，最大程度地发挥“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价值，这是持久战战略得以遂行的重要依托。

创造游击战略 积小胜为大胜

将游击战从战术上升为战略，将“游击战”升级为“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自身特点和战争局势的伟大创造。

中共的长项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抗战伊始，中共就清楚地认识到，以自己的装备和实力，不能在正面打阵地战拼消耗。正如毛泽东所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必须“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中共的“拿手好戏”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分散兵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使敌人在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线之后，受到游击战的四面威胁。而从全局来看，抗日战争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一方面，“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所以“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在此基础上，中共明确指出，“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间，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作用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

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正是对上述游击战争战略理论的伟大实践。

在辅助正规战方面，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接着，八路军第120师、第129师在同蒲铁路北段和正太铁路先后展开交通破袭战，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攻取雁门关，袭击日军阳明堡机场，摧毁敌机24 架，配合、援助国民党部队在忻口的防守战役。在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方面，自1937 年9 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对日、伪军作战1600 多次，毙伤敌军甚众(一说6万余人)。先后建立了大小24块抗日根据地，逐渐与正面战场形成呼应之势，从而使日军占领区只限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同时，八路军、新四军也从出师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18万余人。1940年8月20日到1941年初，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百团大战，出动105个团，作战近2000余次，歼灭日伪军4.4万余人(内有日军2万多人)。

根据大陆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在全面抗战的8年中，中共军队对日伪军作战共12.5万余次，毙伤、俘虏日伪军100多万人。有学者在综合比对日方战报和我方统计后认为，从1938年10月到1945年8月中旬，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抗击了侵华日军总兵力的50%左右(不含东北抗联，有的年份不含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抗击日伪数)。根据地军民也付出了重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根据地平民伤亡890余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共伤亡58.4万余人，仅八路军伤亡就达34万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达700余人。

游击战争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共敌后战场得以开辟进而发挥重大战略意义的关键所在，不仅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也“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

依靠人民群众 战胜重重困难

抗战时期，作为一个进行着伟大民族革命斗争的政党，中共一直处于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环境，是在基本没有外援、没有现代工业、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坚持抗日斗争，“小米加步枪”是基本条件的真实写照。与国民党掌握着各种重要资源、获得相当数量的国外军事和经济援助不同，中共的武器装备，基本上来自前线，要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要靠自力更生。中共虽然也从海外华侨、海内外友人那里得到了少量捐助和支持，建立了简陋的兵工厂，但毕竟是杯水车薪。

国民党从限制中共发展的角度考虑，也极力阻挠中共从反法西斯同盟国家获得军事物资援助。“史迪威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史迪威主张向中共抗日部队提供少量军火，以增强其作战实力，这遭到蒋介石的强烈抵制，最后迫使美方撤换史迪威。中共部队常常是以十分简陋甚至原始的装备，与拥有现代化军事装备的日军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和较量，那些“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那些靠大刀、长矛、土枪、土炮坚持的抗日斗争，是极其艰苦的，但对敌人的牵制和打击却是广泛而长期的。

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失利后，中共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开始大显身手、发挥作用，迫使日军多次调集重兵对敌后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敌后军民顶住了日军的残酷扫荡，开展各种形式的游击战，将平原、河湖水网、铁道交通沿线作为抗击日军的战场，使日军陷于人民游击战的汪洋之中。有相当数量的日军及几乎全部的伪军被牵制于后方，进行针对敌后抗日武装的所谓“治安战”。在华北，日本华北方面军投入大量兵力对敌后根据地搞所谓的“铁壁合围”、“三光”政策、“治安强化”，施展种种毒辣手段，最终都不能得逞。

作为坚定的有组织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日军占领区的生存和发展绝非易事。中共之所以具有这种非凡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是因为紧紧与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能够发动民众并得到民众拥护，与民众打成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一片。正如毛泽东所言：“兵民是胜利之本”，“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发动、组织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是中国共产党的强项，恰是国民党的弱项，这不仅是抗日根据地实现生存、发展和壮大的重要原因，也使中共敌后抗战发挥了正面战场难以代替的巨大作用。

坚定抗战意志 发挥领导作用

中共是最早号召发起抗日斗争，并且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重要力量。与大批国民党部队尤其是杂牌部队和国民党将领投降日军、成为伪军的主要来源不同，中共部队的坚持斗争、坚决抵抗并不断发展壮大是普遍的、基本的现象。中共对于极少数投降日伪、背叛国家民族的变节投敌者，处罚是极其严厉的，无论是在当时还是此后若干年，只要缉拿归案，基本处以极刑。如曾任八路军115师教导第六旅旅长、冀鲁边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于1944年降日，1950年被处决。对于抗联部队的投敌将领，如谢文东、程斌等也是如此。

1938年10月至1943年底，是抗日战争最为吃力的相持阶段：一方面，正面战场全面失利，“曲线救国”等投降论调甚嚣尘上;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对国民党当局采取政治诱降为主的策略以及共产国际解散等因素，国民党虽然仍主张“坚持抗战到底”，但同时开始推行积极的反共政策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

1938年武汉会战后期，武汉、广州行将失守，沿海重要口岸也尽陷敌手，抗战局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内颇有一些人对大局悲观失望，主张对日议和。10月24日，王世杰在汪精卫处参加谈话会，汪精卫、孔祥熙“均倾向于和平”。而据周佛海所记，10月25日，吴颂皋来见，“谈外交情形，至为悲观”。10月27日，中央社主任钱沧硕、何树元来见周佛海，“ 谈目前一般情形。人心至为浮动”。1940年3月，在日本扶持下，汪精卫于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公开走上叛国投敌的所谓“和运”道路。同年8月至翌年初，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对华北日军开展大规模进攻作战，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遏制了妥协投降的逆流，在抗日局面低沉时振奋了全国民心，坚定了抗战信念。

也正因为有敌后根据地的依托，面对国民党当局掀起的动摇妥协、反共分裂逆流，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亮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政治主张，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击退三次反共高潮，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治领导上充分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综上所论，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游击战略、依靠人民群众、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政治领导作用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这些方面的作用，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华民族先锋队，最能和最广大的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能够真正肩负起抗日民族大义。这是我们从抗日战争中获得的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