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有个作家叫张映泉，原来受刘家后人托要给刘文彩翻案，后来翻案文章由于社会批评激烈被撤稿了，张作家不服，自费到大邑县调查刘某光辉事迹!这一调查不要紧，张作家彻底对自己原来的翻案文章进行翻盘。

他称：即或是按旧社会民国法律，枪毙刘文彩一千次都不过份！杀夫夺妻，强奸少女，霸人田产，贩卖毒品，登门逼租，可谓无恶不作。如果用土改的政策去给他定性，仅他杀害无数共产党人这一条罪状，皇天后土就饶他不得。贪官、污吏、土匪、恶霸、流氓、地痞……等等角色的恶行，他一个人占全了。

遂写了这本书《天府长夜——还是刘文彩》。

以下为《天府长夜——还是刘文彩》一书自序与补白部分的内容。

自序

1996年，我应某杂志社之约，写一本关于刘文彩的纪实小说。

刘文彩何许人也？这之前，我对他的了解并不比对群塑作品《收租院》了解更多。当年《收租院》登了画报，只知道此人是川西一个罪恶累累生活腐朽靡烂的大地主。待读了编辑部转给我的有关此人的大量资料以后，发现这个人并非传说的那么坏，原来几十年的批判“冤枉”他了。也就根据那些资料就汤下面，以故事的形式敷衍成篇。

不想，就在杂志上发了本文的广告还没来得及面世的时刻，中央电视台播了有关刘文彩的新闻，内客主要是说有人为刘文彩招魂。热点成了烫点，那篇东西就这样搁浅，发不出来了。

几年来，常常想起这篇东西白忙一场，心头就有些酸溜溜的。割不断，也心不甘，有一天心血来潮，决定认真写它一本。于是另查资料，找来有关四川军阀混战的各种书籍挨着啃。这一啃不要紧，竟对自己那篇东西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刘文彩原来是在谁有枪谁就成王那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的，果真是个好人吗？脊背一阵冒汗，心想，幸亏没有发出来。同时，我对四川那段时期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动了去大邑感受一番的心思。

隆冬时节，我一个人动身了，路上经朋友努力，弄到了专写刘文彩的几本书。由军阀史料进入到刘文彩的个人材料，才发现，几年前所执的观点大错而特错了。尽管那几本书把刘文彩的亮点都发掘出来了，但刘文彩的所作所为还是叫你没办法将他说成好人。我参观了刘氏家族的新老庄园，参观了刘湘的公馆，还有安仁街上刘元宣和原二十四军一些什么官儿们的公馆。访问的结果，不但推不翻已有的定论，反而对刘文彩及他们那一支刘家军产生了厌恶。即使站在当年的视角看问题，此人也难以被定为好人。

认真说，刘文彩算不上中国大量一般地主的代表人物，中国的中小地主有几个能修那么大的庄园？况且他散在各地的公馆有二十八座之多，每一座都不比老公馆逊色！有人为刘文彩不平，说没有那么多，比如成都，就“只有”三座。我们且不说他二十八座，只算它一个零头：八座，那也不够吓人吗？

据《大邑县志》载，二十世纪前五十年间，大邑籍国民党军长、副军长八人，师长、副师长、师参谋长十八人，团长、副团长五十一人，另有少将军官十二人，任过县知事、县长的有八十一人之多！其中多数与刘家军有关联。“三军九旅十八团”，这是人们对他们势力的概括。

须注意的是，他们并非先参加国民党而后被任命，而是先占山为王有了势力然后才被国民党追认的。他们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行的却是封建家族统治，对内封官加爵，对外打击异己，就是在这样一种乌烟瘴气无法无天的背景下，才使刘文彩这个文盲加流氓得以成个人物。

那段历史不但让人气愤而且让人害怕，如果没有一场土地革命，哪还有老百姓过的日子！

因此我对刘文彩背后的东西更感兴趣了。

首先说二刘：刘文辉（刘文彩兄弟）和他的侄子刘湘。

这叔侄俩尽管同属军阀，但在处事为人的态度上，区别也是很明显的。

刘湘是四川第一个大军阀，曾三任川军总司令，四任督办，国民军二十一军军长。他拥有那么大的权势，却自始至终不纳妾，寡欲，尚节俭。直到死时还跟妻子感情深厚。须知，那时候四川可是纳妾成风的。刘湘不但自己不纳妾，他的两个弟弟也受哥哥影响，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妻子。

可刘文辉和他的兄长刘文彩们呢，谁不是三妻四妾？刘湘不让两个弟弟有权势，说，只要日子能过就行了。但刘文辉却一人成仙鸡犬升天，包括刘文彩的六兄弟无人不是一发脾气就地动山摇的人物；刘湘的公馆修得如同一个兵营，而刘文彩的新老公馆却极尽工巧；刘湘回家对土匪狠狠镇压，刘文彩却收买土匪为我所用……抛开政治态度不说，仅就个人品质而言，优劣也很分明。

再从国民党时期的法律角度来审视刘文彩，他也属于不法之徒。杀夫夺妻，强奸少女，霸人田产，登门逼租，可谓无恶不作。国民党地方政府无奈他何，想要他的命的大有人在。如果背后没有刘文辉撑腰，没有老大刘文渊起润滑作用，没有军队帮他弹压，即使不解放他也难逃掉脑袋的下场。至于打着政府旗号派捐派款、贩卖毒品、勒索钱财，勾结土匪杀人越货，更是罄竹难书。

如果用土改的政策去给他定性，仅他杀害无数共产党人这一条罪状，皇天后土就饶他不得。

贪官、污吏、土匪、恶霸、流氓、地痞……等等角色的恶行，他一个人占全了。

站在那块土地上，历史仿佛并不遥远，你依稀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腥风血气。然而，为什么有人竟对刘文彩唱起了赞歌呢？风动树摇，使我看见了现代人观念微妙却可怕的变化。当年老百姓无不对刘文彩切齿痛恨，不幸岁月的尘垢渐渐淹没了受剥削受迫害人的泪水和呐喊，以致让他们的后辈儿孙转而为仇人不平，悻悻道刘文彩“其实不是那么坏”。

刘文彩只是个线头，扯出来的是二十世纪前半期四川的风土人情，和今天一些人的感情倾向。他很坏，却有人赋予他权力；他爱赌，独自一个人是无法赌的；他爱玩女人，却有人自觉地送上门去让他玩；他几乎是个文盲，却有饱学之士为他歌功颂德；他不是东西，但你落到他的地盘也不能无视他的存在；他贩毒，当的却是禁烟委员会的头儿……总之，此人是面镜子，反射出来的名堂颇多。

重新改写，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补白

故事写至这里，应该清楚刘文彩何许人也了。

我用的都是已有并被公认的材料，不过花了些工夫进行研究，按时间顺序将这些材料串了起来，为的阅读时更好理解。

对刘文彩恶行的记述，只有减少，并无私自增加，更不敢乱编。

那些控诉刘文彩的农民们的材料我都没用，怕的是有人说某些材料不实。但仅这些并非全部正面的材料中，也足可看出刘文彩是何等样人。

小偷偷窃却当不了劫匪，劫匪抢劫却当不了贪官，流氓成性者乱搞女人，却未必没有个界限，更未必就要杀人家的丈夫……

刘文彩呢？无恶不作几个字安到他的身上绝不过分。

然而这种断语有人不同意，有不少人说刘文彩是个好人，比如他免过谁的租，给过谁人钱，救济过什么人等等；有些在政治运动中的材料失实更给了这些论调以口实。甚至还有人说，刘文辉跟刘文彩商量过什么跟共产党走的问题。对此类问题，我倒想谈谈看法，或者叫作“之我见”吧。

一、所谓不实之词。

据一些读物披露，不实之词有如下内容：

刘文彩庄园里根本没有水牢；某些展品是赝品；刘文彩不是最富的；某些事情不是他干的……甚至还用上了“栽赃”二字。

这些“不实”部分都可能找出具体的例子来，放任筛选鉴别，只怕绝大部分都是假的了。不过，这些“不实”都只涉及了具体事物，并没有人敢于出头说刘文彩的总体恶行是不实。

诚然，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到处都有捕风捉影、胡乱编造批判材料的事情发生，多少人就是在先定性后补材料的运动中由无辜者变为罪人的，对刘文彩的批判自然也不会脱离这一模式。但有一点须弄清楚，那就是，对此人的“不实”部分只是与事实有出入，还是罗织罪名栽赃陷害？弄清了这一基本的东西才好说话。若是前者，定性就没错，要求更准确一些即可，用不着大做文章;若是后者，就应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光做文章还不行。看来，那案是不好翻的，为刘文彩说好话的人其实自己都没想清楚要干什么。也就是说，对刘文彩的批判与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受“迫害”，对刘文彩揭发批判的某些失实与罗织罪名害良善，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再说具体的“失实”。是“失”的什么“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杀人嫌疑犯是否杀了人，这是定罪的前提，至于把受害者张三误认为是李四，把捅了一刀误认为是两刀，这种失实并不能成为减轻杀人犯罪行的依据。

议论得厉害的是水牢。冷月英坐进水牢，但不是刘文彩家里的水牢，而是刘文彩侄子、老四刘文成的儿子刘伯华家的水牢。大邑县党政领导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细致调查，纠正了这一失误。这是很难得的。遗憾的是这一纠正反倒给了某些人以口实，据此认定是“强加”给刘文彩了。假如非借此做文章不可，我们也可以从另一面来想想：冷月英生孩子才几天，就被刘文彩侄子丢进了水牢。

“私立文彩中学”的纪念碑不是说刘文彩“有燕赵豪侠风”吗？那时刘文彩维护着一方的治安，他杀了那么多人，无不是以残害百姓、勾结土匪之类的罪名杀的，可是这桩事情发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是谁给了那条恶棍如此无法无天的权力？如何容许其侄子私设刑罚？即使按今天的法律条款打官司，刘文彩也难逃罪责。

刘泽高说了一句话。他说刘文彩抓人“要就杀了，要就放了”。与“要就杀了”相比，设水牢至少还有生的希望，反倒温情得多。也就是说。水牢之误并没有加重刘文彩的污点。

话又说回来，刘文彩公馆的地窖里的确灌满了脏水，脏水里的确有人的尸骨，那死者是谁？大邑县领导并没有乱加推测，还是依了王玉清等人的说法，认为那地窖是藏鸦片的地方而不是水牢。理由是，刘文彩不会在卧榻之侧干这种恶心的事。如果硬要钻牛角尖儿的话，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解释仍然难以自圆其说。既然是藏鸦片的，何以要放在有水的地下室里？莫非鸦片必须要脏水泡着？刘文彩直到病中还在贩鸦片，却又为什么让那个鸦片窖装满脏水，并且有人在里面烂成了骨头而没察觉呢？据亲自进了里面的人证明，院墙破了一个洞，他们进去便发现了脏水，继而发现了死人骨。为刘文彩解脱的唯一解释，就是有人在外头先将人打死，而后将院墙挖个洞把死人塞进去。但这样问题又来了。死人变成骨头没有半年的腐烂是不行的，刘文彩家戒备森严，何以半年之久就没有人发现墙有个洞？站在那个阴森恐怖的地窖门口，我产生了这些疑问。不敢乱说刘文彩杀人，但这里的确是个掩藏罪恶的好地方。那个永远无从知道身份的死者，冤屈永远难伸了。此人的命运与冷月英坐水牢相比，是好是坏并不需要解释。

二、刘文彩财产的真伪

刘文彩到底有多少财产？展览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那座新公馆到底是刘文辉的还是刘文彩的？那金库里的金子是老幺的还是老五的？认真说，这些所谓的“之谜”并不具备考证价值。因为，抢劫犯的可恶并不在于他抢得的财物多少，这是起码的常识。但既然有人提出来并为刘文彩愤愤不平，就此说说也无不可。

二十八座公馆，八千多亩土地，有人愤愤说没有那么多，比如成都竟只有三座公馆而不是四座。是真是假？就且说都是假的吧。不说大的说小的。仅在解放后，印着“星廷监制”的景德镇瓷碗，安仁乡每人可以分得一个这个事实，刘文彩就毫无冤情可说。特别烧制，艰难运输，而且数量庞大，就不是一般所谓的大地主能够胜任的。

在资料中看到一鳞半爪的纪录中，除了以上所说之外，就有如下东西：

刘文彩戴的绿宝石戒指价值一万大洋；建昌花板贴金棺材八具，仅上油漆就搞了八年；凌君如的衣服要装几十口大箱；刘文彩每次吃饭都是几桌，仅仅因为他爱热闹；刘文彩自己所说：“拼了两千亩地不算，给四个儿子少留五百亩……”他自夸他家的各种烟枪可以装备一个连；刘文彩的一个儿子回忆说，他的母亲杨仲华后来信佛，“每年冬天都要捐给善堂大米数千斤。”数千斤，还少么？而且这还是刘文彩“宁亏自己不亏学校”砍掉了杨仲华租谷一半后的情况。她还有一部车，因为成都的刘氏家族人都有小汽车……如果将那些具体的东西开列出一张表，将会占去巨大篇幅。至于什么象牙球象牙塔是买的是偷的或抢的，什么刘文彩的土地“只有”八千多亩，“只占第x位”，更是要饭的叫花子操心富人的消化，有点不知好歹了。

刘成勋家的象牙塔和象牙球失窃，为此当时政府大力搜捕，费好大劲才抓到了真凶。但解放后象牙塔和象牙球却在刘文彩公馆被发现，人们猜测，不是刘文彩唆使抢劫就是刘文彩收赃。刘文彩能抢同族刘树成家的武器，能够灭了牟遂芳再抢人家的钱，偷抢刘成勋的东西又有什么奇怪？但刘家后人却不同意，说象牙球是杨仲华亲自买的。即使如刘家后人所说，那个象牙球是杨仲华花五百大洋买的，那又如何？五百大洋，足可买几十个没饭吃的孩子！洗清刘文彩这种所谓的冤枉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受惠于革命的平民百姓和他们的子孙站在刘文彩的立场上打抱不平，认为他比起某些人来并不算最富、某些人比起他来更坏而认为他受了冤枉，倒是我们自己冤枉了自己，也是我们先辈的悲哀。

新公馆里一座金库，为刘文彩不平的人说，那是刘文辉的，而不是刘文彩的，因为新公馆是为刘文辉建的而刘文辉又堂而皇之地接收了。此说成立吗？怕未必。刘文辉在成都的公馆有座金库，为了守卫那么多钱，特别派有重兵把守。但怪得很，新公馆里的金库也装着大量金子，却为什么只让一个遭冷遇的女人住在那里呢？刘氏后人说，新公馆交给刘文辉后，刘文辉的夫人又派了些工人在某些地方进行了改造，以此证明那改的就是金库。但只要进去看看那座金库是用什么材料造的，是怎样造的。就明白那不是几个工人所干得了的。刘文彩花钱如流水，尤其买武器毫不吝啬金钱，但他的钱到底藏在什么地方？除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人知道过。造一座金库，其实在他并非什么大问题。金库是他的增加不了他的罪恶，不是他的也减轻不了他的罪孽。

三、刘家后人朋友如是说

知道刘文彩过去的人大多已经作古，即使有些人还在世上，当我们去走访时，总是与刘家有关系的入成了首选，或刘文彩的身边人，或刘文彩的后人。在他们的印象里，刘文彩肯定与老百姓眼里的刘文彩不同。这也难怪，手足之情，骨肉之爱，并不因为刘文彩是个坏人就不存在了。相反，他在残酷剥削和疯狂掠夺的潜意识里，也包含着对兄弟子侄的负责情结。

如刘文辉，早在40年代初就接触了共产党，但刘文彩死了，他仍表现得尤其伤心，因为刘文彩对他，实在是一个好五哥。我们没有理由责怪这种感情。再如跟着刘文彩跑的刘泽商，父亲去世买不起棺木，刘文彩就伸出了援助之手，刘泽高至今不忘这件事，而且并不隐瞒。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是他们的私人感情，外人无可指责。但如果用他们对刘文彩的感情来概括广大佃户和老百姓的感情，那就大错特错了。顺者昌，逆者亡。顺者与逆者的待遇不同，所产生的感情也是不同的。某些作品指的所谓“安仁的老人们”，大多是这种类型的老人。

刘泽高长期演说，颇悟出一些辩证法，他说：“贴心的不一定贴身，贴身的不一定贴心，我跟刘文彩是个贴身的，他有什么想法也不会拿我当知心。”他都承认自己不是刘文彩的知心，跟刘文彩八竿子打不着的现代人却比他们更爱刘文彩，这世界倒真的变得不认识了。

他们对刘文彩如何评价呢？

王玉清说，刘文彩待人很好。如何好法？她说，除了她的爹妈，再没有第四个人对她好了。是的，她原本是佃农的女儿，因为嫁给了刘文彩，娘家得到了几十亩地，还有一幢房子；更大的收获就是有刘文彩在背后，娘家再不必怕谁了；作为她个人，刘文彩对她的宽容和体贴当不会有假。她用自己的青春换取的这一点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有些荒唐，但在吃了上顿无下顿的那年代，实属不易，因而她对刘文彩心生感激也可以理解。但由此概括刘文彩“待人很好”，不是私情便是糊涂。在她对刘文彩的叙述和介绍中，分明夹杂着个人情绪和个人见解，辩解和遮掩成分显而易见。

此外，刘文彩的儿子认为父亲正派得有些古板，侄子侄女认为刘文彩是个好人。我完全相信，刘文彩对晚辈并不缺少慈爱和宽厚，对兄弟刘文辉更是充满了仁爱和友好。他们感谢刘文彩是他们的家事，但同样的道理，不能以他们的感情来取代老百姓的感情。刘文彩派兵收打门捐，何曾逼着自己儿女“两天之内非交不可”？刘文彩奸污妇女，怎会让子女看见？干谷子被判为湿谷，饱满的粮食被判为谷壳，这其中的血泪他们又何曾体验？

刘氏后人通过口头或书面材料，向有关人员和部门指出某些展品不是刘家原物，房子的某些地方不是原样，现在改的比过去好了，甚至还揭发说，某些展品是有关人在商店买的，以此说明是栽赃。且不说这种态度有什么不妥，只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解释，就大值得打问号。这些材料都只证明哪些夸张了，却无一言半语说明某些方面不够。其实，过分的部分与不够的部分相比，只要不带偏见，都是明摆着的。显然，这些后人提供这些材料时，骨肉的感情压倒了理智的思考。

说到这里，还有对那些“善事”的认识问题。

刘文彩办没办过善事？办过，而且有人一件件都数得出来，那都不是假的。比如前面说过，刘泽高爹死无棺木，刘文彩就曾慷慨捐赠一副棺材；刘泽高还说，有两户农民无牛耕不了地，刘文彩就买头牛让人送去了。修学校更是善事之一。其他方面细数起来，证明刘文彩“慷慨好义”的材料还可以发掘他方面细数起来，证明刘文彩“慷慨好义”的材料还可以发掘不少。但这些善事是否能够证明一个人品质的优劣呢？回答是不能。须知，做善事与心善良是两码事。无统治欲和不损害他人利益，这是善良；先满足我再由我赏赐你，这是善事。刘文彩当属哪一种？对他而言，不掠夺是最大的善事，然而他做不到。他必须掠夺他人满足了自己精神和物质的需求之后才来做善事，这时的善事其实就是居高临下的赏赐。通观刘文彩的一生，没有跟谁平等过，凡跟他势均力敌的，无不是拼得你死我活。以他占上风为最终结局。正因为大多数人的生存必须仰仗少数人的善事，这个世界才混账，才应该推翻！如果今天我们还不懂民主自由之可贵，喋喋不休地计算刘文彩做了哪些善事，即使谭嗣同活过来，也不能不摇头叹息。

四、刘文彩靠拢共产党？

据一篇未发表的文章说，刘文辉一九四二年回家接收公馆时候，向刘文彩通报了与共产党接触的情况。他不但向刘文彩介绍了共产党许多好处，还把周恩来宣传的共产党的政策都向刘文彩说了，而公益协进社正是在这次谈话后搞起来的。这意思是说，刘文彩听了这些话后态度积极，那公益协进社是进步之后组织起来曲进步力量。

果真如此吗？那么我们看看自那以后，刘文彩是如何对付共产党的。一九四二年以前的劣迹算他是没觉悟之前发生的，既往不咎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杀跟共产党走的积极分子事荣远于安仁；同年四月，令郭保之伏击地下武工队，杀武工队员十二人；一九四八年七月，刘文彩调集县警卫队包围共产党员肖汝霖的家，因为他获得情报那里要开会，想全歼共产党武工队。武工队突围，几名队员牺牲；此后不几天，杀了据说帮助过武工队的一个人；同年九月，杀共产党员肖汝霖和武工队员徐达仁，井命令将尸体拖进县城示众……

肖汝霖等共产党人被刘文彩杀害，地下武工队被围剿，都在临近解放的前夜，而执行者都是刘文彩的公益协进社的兄弟伙。解放后，刘元龙、郭保之、刘绍武、李鹏举等人公然武装叛乱。有这样靠拢共产党的吗？肖汝霖如九泉有知，也不会答应这种荒唐推测。

慢说刘文彩没到也到不了那个份上，就连刘文辉，也未必接触了共产党就接受了共产党的观念。这是有材料证明的。刘文彩死在新中国诞生之后，而刘文辉竟然还欲让二十四军代军长、侄子刘元宣去挂个名把“公益协进杜”领导起来，因为刘元宣的父亲刘文渊的反对才没有成为事实。而刘文渊反对也不是因为懂得了共产主义的理论，而是认为堂堂军长去当袍哥老大有失体面。刘文辉真的懂得了共产党革命的宗旨的话，他就绝不会糊涂到如此地步。

还是刘文辉自己坦荡，他在那篇《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说：“我的反蒋，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野心。同样，我的亲共，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

若不是新旧社会让他感受深刻，一个大军阀不可能说出这番话来，刘文辉的可敬之处，也正在于襟怀坦白。但那篇未出笼的文章一把粉抹的却不是地方。

其实，激起为刘文彩不平的心理动因并不难追寻：除了岁月的尘垢淡化了先辈的生死恩怨，除了对过去政治斗争的造反心理等等方面的因素之外，最直接的原因是，留存至今的实物为今天安仁镇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效益。几座公馆的宏伟令人赞叹，一所学校培养出了人才，这些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作用的效益都看得见摸得着，参观者欣赏的比重远远大于受教育。而刘文彩的恶行呢？已剩不多的知情者讲述的是刘文彩的盘剥和残忍，而被剥削者和被残害者的痛苦感受却难以传给世人。那个收租院展览给人更多的是艺术感染，对于并没有切身体验的现代人来说，心理上实在难以产生血与泪的共鸣。因而，多少人的血泪风吹灭，只留下遗迹供谈笑。这真是历史和时间的残酷。

刘泽高的一句话颇具代表性：“人家刘文彩还给安仁做了些好事，刘湘当着那么大的官，他干了些什么？”

他的观点恐怕并不是一个人的心思，地方上的父老乡亲和大小官员们，未必就没有这种想法。

更有些不安分于平和日子或对现实生活抵触的年轻人，无端地猜想着：假如我生在那个时候？他们绝不考虑可能沦为被奴役的境地，绝不考虑被奴役的悲惨，幻想着刘文彩呼风唤雨的威风，慨叹自己没有发迹全是因为没碰上好时候，因而在心理的阴暗一角，那个刘文彩便成了崇拜的偶像。那些穿着狗腿子衣服拍照的人们，更不知这是自甘下流、让爹妈难堪的行为，他们心目中的刘文彩，自然跟别人心目中的刘文彩不同。

总之，对刘文彩的人生，无论是以过去的眼光看还是以今天的眼光看，都无值得效仿之处；对刘文彩的所作所为，无论站在东方的立场还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也不可能有合法的依据为他辩护。美国总统被人骂，也没有抹杀骂人者的权力，可刘文彩呢？他忌恨民主，忌恨比他强的人，崇尚封建统治和个人独裁，谁对他不敬他就将人置之死地。那些零打碎敲的善行，正是一切独裁者玩的把戏，有什么值得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