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来访的梁漱溟。

在北京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寓所，常常给来访的梁漱溟开门的，是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1938年，当梁漱溟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

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唤起了梁漱溟脑海中20年前的往事

　　在1953年之前的30多年间，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有多次不广为人知的重要交往，其中有1918年间在北京地安门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家的相遇；1938年初，梁漱溟一赴延安与毛泽东彻底长谈；1946年，梁漱溟二赴延安与毛泽东等十名中共领袖坦率地讲叙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进北京后，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泽东曾多次找他长谈……

　　远在清朝末年，梁漱溟原名梁焕鼎，居家北京城内崇文门英子胡同。他自幼对哲学兴趣颇大，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常在他心中盘旋。辛亥年，他加入京津同盟会。民国后，他担任《民国报》记者。南北统一政府时，他与沈钧儒一起任司法总长张耀曾的秘书，其间仍自学哲学，特别是佛学，由浅及深，确有所得。这时候，他的本家兄长梁焕奎有一位知交，名叫杨怀中，湖南人，常来梁漱溟家。一来二去，特别是在交谈中。梁漱溟得知杨怀中是对哲学研究有素的专门家，且在北京大学任教，就常常向杨讨教，纵谈哲学问题，彼此逐渐相熟。民国六年(1917年)，梁漱溟应蔡元培先生之聘，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虽然年龄相差甚大，梁同杨竟成为北大哲学系的同事，又成为忘年之交。

　　时至民国七年(1918年)初，梁漱溟先生每每晚间到杨怀中先生家，常有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大门，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梁漱溟进客厅自与杨怀中交谈，这青年却从不加入。梁漱溟心想，这青年准是杨怀中先生的湖南亲友或同乡，从没有问过。后来，杨先生告诉他，这位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到北京找老师来的。经杨向蔡元培校长的推荐，给这位青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月薪仅八块大洋的小差事，白天在北大上班兼学习，晚间回杨家住宿。杨先生曾同时告诉梁，这位青年叫什么名字，但梁并没有记住。

　　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当梁漱溟先生1938年初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唤起了梁漱溟深藏在脑海中20年前的往事。他只是吃惊地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忆，有这事，有这事。”

　在延安，毛泽东与梁漱溟两次彻夜长谈，欲罢而不能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搞了历时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也搞不下去了。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济宁接到老朋友张群先生转来的蒋介石邀梁去南京的电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于是就邀集了一些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所谓“最高国务会议”之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梁漱溟是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去参加“参议会”的。国民党军队“八一三”失利，国民党政府搬到武汉，梁漱溟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后为“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武汉。

　　沿途所见，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梁漱溟对此大失所望，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是悲观。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于是梁漱溟产生了去延安会见毛泽东的念头。

　　梁漱溟到达延安，接待他的是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经张的介绍，梁才知道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张说，毛的习惯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谈话也安排在夜间。

　　头一天的谈话从下午六时至次日凌晨。时令正是冬天，延安气候严寒。六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的地点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

　　梁漱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梁说，他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向中共领袖讨教来的。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才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有声有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毛泽东讲得那样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

　　毛泽东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

　　梁漱溟心里不由得想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梁漱溟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若干次了，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梁漱溟怎能想到，毛泽东这天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完稿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正由于毛泽东《论持久战》这一力作的很快问世，就在更大的范围内一扫抗战前途悲观论、亡国论的观点。

　　时间已到后半夜，毛泽东很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您我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先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毛泽东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书名叫《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六点开始，但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问题，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论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而梁漱溟很不同意的正是这一点。梁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却不以为然，他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争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

十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

　　在48年后的1986年秋天，已经93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

　　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在与毛泽东的两夜长谈之后，梁漱溟还到延安各处参观。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是很差的，但人们热气腾腾，其精神面貌与国民党地区有鲜明的差别。这就像中共领袖毛泽东给梁漱溟的印象一样，是十分深刻的。

　　十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1951年梁漱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

　　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的路子对，而自己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