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抗美援朝精神，赢得中美博弈新胜利

江涌

从当前的国际形势分析，中美关系已发生实质性转变。树欲静而风不止，不管中国是否愿意，美国已经“锁定”中国，将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当作美国维系世界霸权的最大挑战者，甚至给中国贴上了“敌人”的标签。在美国的频频施压下，中美博弈日趋复杂，中国对美斗争形势紧迫，任务艰巨。重温抗美援朝那场震撼世界的史诗般战争，那场在新中国诞生之初就一战打出大国地位、令对手敬畏不已的经典战争，其诸多经验值得总结，诸多方法值得汲取，诸多精神值得弘扬，对于当下中国直面及应对美国强加给中国的各种挑战具有重要启示。

一、抗美援朝克敌制胜的宝贵经验

抗美援朝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时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而美国挟二战盟主余威，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如日中天之际悍然侵入朝鲜。此时，中国要跨越国境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其艰难抉择可想而知。然而，党中央领导人民志愿军，通过周密细致的部署，科学英明的指挥，靠兵勇将智帅能，以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决心，取得了伟大胜利。尽管抗美援朝的胜利与当时的国际局势、地缘政治以及其他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因素紧密相关，但是最终能以弱胜强、克敌制胜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党的坚强领导与统帅的英明抉择

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前提是党的坚强领导与统帅的英明抉择。当美国将战火延烧到鸭绿江边时，对于要不要出兵、能不能打赢，党内外普遍没有把握，且社会上恐美者甚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毛泽东即做出抗美援朝的决定，最高决策一旦做出，便上下同心，众志成城。“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卫和平，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对此，谙熟中国事务的美国资深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后来分析指出：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镇定自若，这在中国战略思维中根深蒂固——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即是证明。”[1]】

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邀请民主人士王季范和周世钊到中南海座谈时说：

【“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2]】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克服各种困难，共发动五次大规模战役，五战五捷，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重挫敌军锐气，迫使不可一世的美国回到谈判桌上。抗美援朝取得阶段性直至最终胜利，与党的坚强领导和统帅的英明抉择密不可分。

2.依靠人民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指出：

【“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3]】

毛泽东强调的“人民”，不仅指中朝两国人民，也指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及世界上一切反对霸权主义国家的人民。实践证明，应对顽敌强敌，必须要运用好我们的既有法宝——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调动一切有效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装备落后、给养不足等种种不利条件下，奋起抗击拥有原子弹、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的武装侵略，取得了“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伟大胜利。抗美援朝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真正洗刷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百年间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屈辱。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等人时说：

【“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156项。”[4]】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156项重点工程，加上在抗美援朝期间的援助项目，一共170多项工程。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给中国创造了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也为中国真正开启工业化进而实现国家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2018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部战区陆军某师在反映该师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激战松骨峰情况的展板前，他感慨地说，

【“这一仗打得很激烈，官兵战斗作风很顽强。我军历来是打精气神的，过去钢少气多，现在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硬。”[5]】

他的这番话准确地概括了抗美援朝精神，即敢于与任何强敌斗争的精神、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革命的战斗精神。

3.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

被战争实践反复验证的具有科学真理与高超艺术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我们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6]】

就当时的经济总量而言，中国只有美国的1/50。正是在这种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毛泽东战略运用的胜利在于我们虽然钢铁少但是气多，士气旺盛，勇气十足；在于美帝国主义存在软肋，我们可以“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7]；在于实行科学艺术合理的战法，

【“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8]。】

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也渴望和平，希望能够和平建设家园和国家。周恩来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

【“如果战争来了，我们毫不畏惧，敢于抵抗，而且一定能够击败战争挑动者”[9]，“半年来的朝鲜战争，证明美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但同时又证明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才能把它打垮”[10]。】

对此，何其芳在《不怕鬼的故事》的序言中指出，

【“如果心存怯懦，思想不解放，那么人们对于并不存在的鬼神也会害怕。如果觉悟提高，迷信破除，思想解放，那么不但鬼神不可怕，而且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一切实际存在的天灾人祸，都是不可怕的，都是可以战胜的，都是可以克服的。”】

《不怕鬼的故事》就是要表明，怕“鬼”没用，越怕“鬼”越多；只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就一定能战胜各种各样的“鬼”，打败帝国主义。

2013年3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指出：

【“我看了一些历史材料，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美国人狂妄自大、完全不把我军放在眼里，但战场上我军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令美国人也不得不佩服。基辛格两次同我谈到抗美援朝战争，说中国军人令他非常佩服，他说中国军队缺乏后勤保障、空中保障，装备是如此之差，但是居然没有‘打输’。我告诉他，我们靠的是一种革命的战斗精神，我们的战士是不怕你们的，无论拿什么武器，都敢和你们较量。”[11]】

二、从抗美援朝精神，看当前的中美博弈

当前的中美博弈，我们同样面临四大问题：第一，能不能守，顶住美国的凌厉攻势；第二，能不能打，即精准地抓住美国的弱点，进行有效反击；第三，能不能保证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第四，能不能破除美国的金融战，中美摩擦不可能仅停留在贸易领域，势必扩大到经济战，最终上升到美国近乎占有绝对优势的金融领域，而金融领域恰恰是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鉴于此，重温并发扬抗美援朝精神，对于我国掌握当前中美博弈的主动权具有重要意义。

1.占据道义高地：坚决反对霸权主义

中国人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从来不倚强凌弱、以大欺小，但是对于来犯之敌及损害我国利益的行径，从来不怕牺牲、敢于斗争。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深知霸权意味着不劳而获、损人利己、巧取豪夺。中国崇尚以理服人、和而不同，反对以力欺人、强加于人；崇尚国家之间平等协商，反对单边独断专行。这些自古以来积淀在中国人基因里的东西，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底蕴及政治理想。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2]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侵略朝鲜、中国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13]。

在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时，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请中国政府出兵支援。周恩来发表讲话指出：

【“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4]】

但是，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认定中国不敢出兵与美国对抗，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企图迅速占领整个朝鲜，并公然声称，

【“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15]。】

同时，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由此可见，抗美援朝是中国基于国内安全及国际道义做出的决定，是完全正义的，是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的实际表现。

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写道：

【“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16]】

而今美国认定，随着中国势力与实力的增长，力图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中国将会抢夺它的霸权“腐鼠”。这就是时下被不断提及的“修昔底德陷阱”，所谓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且注定一战，纯属美国的臆想。在中国看来，地区霸权、世界霸权就是一只“腐鼠”，只有美国才会对它甘之若饴。历史至今，西方强权就如食腐动物，为争夺势力范围与世界霸权这些腐烂猎物，彼此打得头破血流。与之不同，中国在国家战略、党的文件、外交文献中，反复强调中国不仅永远不称霸，而且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2.丢掉幻想：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已发生实质性转变

研究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学者发现，经济规模居于世界第二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一旦达到世界第一的60%左右时，居于第一的国家便会对其进行打压。如今，在美国看来，中国势力、实力及竞争力的快速增长，已经威胁、挑战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这是美国对华战略发生实质性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美国看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发自信且果敢行事，如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举措表明，中国不仅不再屈居于美国之后，而且还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度，由此认定中国才是真正有能力有意愿挑战并替代美国霸权的力量。美国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分别将中国定位为谋求建立违反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的“修正主义国家”及削弱美国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及其内阁政要也毫不隐晦地多次强调，中国就是美国的敌人，而且是最大的敌人。

美国热衷于实力政治，奉行“强权就是真理”。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有关发展中美平等友好关系的再缜密的理论、美妙的设想，也很难打动美国的战略抉择——清晰而坚定地将战略遏制目标“锁定”或“规锁”中国。中美友好合作呈现螺旋式下滑趋势，对抗矛盾的风险直线上升。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由原来的接触加遏制转向全面遏制，对华政策重点也由“防”到“抗”甚或是“打”，打贸易战、科技战、经济战，打各类可能是意料之中也可能是意料之外的战争，最终实现打垮中国的目的。

3.深刻认识：美国发动贸易战旨在打掉中国的发展预期

螺旋式上升的历史发展大势中总有相似性。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时，美国企图以军事进攻迫使朝中就范，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实施了长达10个月的以切断中朝军队后方供应为目的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绞杀战”。为打破封锁，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反绞杀”斗争。当前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何尝不是觊觎中国的快速发展而采取的“逐段进攻，逐步推进”战略，其实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中国在国力不断上升的过程中，追求合理合法利益；美国在国力不断趋于相对衰弱的过程中，仍要维护霸权垄断利益，两国看似是利益冲突，实则是两种制度之争。美国无论在全局或局部都没有绝对的把握能一招制胜，因此所谓“美国强大”都是相对的，远未达到稳操胜券的地步；中国更没有弱小到亲美崇美恐美者所担心的、一旦交手或许会满盘皆输的境地。积贫积弱时的抗日战争，一穷二白时的抗美援朝，中国都未曾被强大的敌人打倒，而且还取得了最终胜利。今天由“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中国，其实力与能量更不可小觑。中美博弈之胜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而是旷日持久的，因此很有必要重温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美国发动贸易战绝不会只停留在贸易领域，因为美国在贸易领域并不占据优势，而且打贸易战的结果必然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曾经三次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中美摩擦并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而是老牌超级大国美国与新锐超级大国中国以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围绕重建国际规则产生的争斗。[17]战火会延烧至美国预设的任何一个领域，当然也会集中到美国设想的优势领域，如金融领域或一些关键制造业。

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的重要目的是破坏中国2015年提出的重点发展信息技术和机器人等领域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即旨在打掉中国高科技领域的“霸权”，消除中国利用产业政策、国有企业获得的国际竞争优势，切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形成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从而打造以“美国制造”或“美国控制世界制造”为中心的世界产业链、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价值链这一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与国际经济秩序。

三、抗美援朝的相关启示

从世界历史、抗美援朝的经验及国际关系的现实来看，对美斗争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才合乎历史唯物主义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规律。“最坏的打算”就是要考虑到贸易战可能上升为全面的经济战，包括金融战；上升为全面非传统战争，包括舆论战、网络战，甚至是武装冲突与军事对抗。“最好的结果”，就是努力控制好局势局面，努力使局势局面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努力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主动、赢得胜利。为此，中国必须做好一切斗争与战斗的准备，

【“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18]。】

1.指导思想：合作时防右，斗争时防“左”

美国尽管呈衰落之势，但其依然是当今世界头号强国，有意愿也有能力影响中国“双百”战略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顺利实现。虽然中美关系发生实质性转变，但是中美之间仍有庞大复杂的共同利益，某种形式的合作仍有可能。中美之间仍然会既合作又斗争，只是斗争性正在增强，成为中美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趋势日益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的螺旋正在再现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美关系，当时斗争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毛泽东提出的“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19]，在对美关系中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对美斗争与合作时，要既讲策略性又讲原则性，原则性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策略是根据一定原则确定的。一定要原则性很强，然后策略性才能灵活，没有坚强的原则性，就说不上灵活的策略性，那就会变成姑息，变成屈服。”[20]】

与美斗争中，首先要牢牢守住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这一根本性原则，其次才是讲求相关策略性，不能本末倒置、主次颠倒。中美之间的矛盾有结构性的原因，但是中美能否在不断摩擦中实现和平共处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彼此的战略选择。巧妙的外交策略，可以避免敌视升级，防止嫉妒、猜忌、恐惧、敌对乃至战争。

2.战略选择：以斗争求合作

有人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应大力发展国内经济，选择抗美援朝是不智之举，但“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之势，毛泽东主动打出去，虽然把美国给得罪了，却换来了苏联的支持。这样就打出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21]在抗美援朝进入第二阶段时，中朝军队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即军事行动与停战谈判密切配合，采取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战略。中美博弈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美国是一个为了追求本国资产阶级利益多次发动不义战争、滥用武力、粗暴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霸权主义国家，在不到两个半世纪，竟然打了近50场规模战争，对外使用武力则更是频繁。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局报告，美国在1798~2010年间共有331次对外使用武力的记录，每年对外使用武力的均值为1.554次，峰值为5.373次。[22]

尽管美国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霸凌行径曾经多次得逞，但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较量中，均是以失利与失败告终，似乎只有教训连着教训。即便如此，我们仍应当对美国保持高度警惕，尤其是要防范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被干扰被阻断。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3]】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我们要准备进行伟大斗争，所谓伟大斗争，依照毛泽东的解释，“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24]对美斗争就是一场异常艰巨的斗争，因此自然是一场伟大的斗争。

有鉴于此，对美斗争要有耐心、有韧性、有定力。世界力量的消长、地缘政治的变化、国际秩序的迁移，是动态发展也是历史常态，中美关系不可能直线运行。美国虽然已经显露出衰落颓势，但是依然主导着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掌握并能调动庞大的国际政治、经济、科技与军事等资源，其中有些资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要合理加以利用的。因此，与美博弈、对美斗争，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即中国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而是以斗争求团结、求合作，要经由和平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

3.斗争策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中美两国在诸多领域存在依赖性和互补性，但是这种“依赖”于中国而言在很多方面是不对称的，即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要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结构的不对称性使得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更具主动性。多年来，美国不断挥舞反倾销、反补贴、“汇率操纵国”等各类大棒企图遏制中国发展，如今包括贸易战在内的系列斗争也是美国强加给中国的，我们必须灵活应对，摆脱被动局面，创造战略主动。以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战为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利用战场形势相对稳定的时机，为稳固防守阵地，从机动性质的积极防御，转为带坚守性质的积极防御。因而，对于美国打过来的“拳头”，我们不能硬接，而是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转变心态由被动应战变为主动出击，既要坚守已有“阵地”，也要找准时机“多管齐下”应对美国发出的挑战，突破其前沿阵地及支撑点。如此，中国就得直面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并且要科学地、艺术地斗争。

科学与艺术地斗争的重要方针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25]。这是抗美援朝以及对美斗争的重要经验，即不能顺着美国的思路与逻辑进行博弈斗争，如关税加征战，美国发牌我们跟牌，但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要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如果采取同等数量与幅度地加征关税，从500亿美元到1000亿美元再到2000亿美元，中国很快就会遭遇无额度可加、亦即无筹码可压、无子弹可打的尴尬境地。因此，必须跳出跟进美国的逻辑思路，秉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斗争策略，科学研究、找准美国的软肋与要害，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制服敌人。

昔日的抗美援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奠基之战，对于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和开展各项建设事业起到了保障作用，为中国争取到了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环境，中国由此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工业化、现代化征程。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是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关键之战，中国将由此推进产业升级、完成工业化的最后里程。要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26]，“正义事业必然胜利”[27]。

注释：

[1]〔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71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163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2页。

[5]曹智、李清华、李刚：《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聚力打造精锐作战力量》，《人民日报》2018年1月5日。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231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5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

[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11]《习近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版，第57~58页。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23页。

[13]《周外长发表声明杜鲁门声明和美海军行动是对我武装侵略我全体人民必将从美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人民日报》1950年6月29日。

[14]《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日。

[15]《中国人民志愿军八年来抗美援朝工作报告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的联席会议上》，《人民日报》1958年10月31日。

[16]〔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9页。

[17]〔美〕托马斯·弗里德曼：《“战后国际秩序”死期将至——从“民主的世纪”走向“角力与对立的时代”》，《选择》（日本），2018年第7期。

[18]《习近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

[1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页。

[2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46页。

[21]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

[22]王玮：《美国对外使用武力的历史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6期。

[2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24]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2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5页。

[2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27]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