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则成”原型之一，军统南京少将站长，为策反牺牲的中共特别党员

于继增

戴笠青睐的“军统少将”

周镐，字道隆，又名周治平，1910年1月21日出生于湖北省罗田县三里桥乡周家垸的一户农家。6岁读私塾，14岁进入武汉私立成呈中学，19岁时考入桂系第四集团军在武汉创办的“随营军校”步兵科第七期（该校后改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因该校对学员进行“蒋化”教育和控制，周镐颇为不满，在政治测验中也流露出反蒋情绪，终因“思想不纯”被学校除名。但这段军校生活对周镐的一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到上海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离上海，开赴福建“剿共”。1933年11月，蔡廷锴、李济深等以第十九路军为骨干，领导发动“福建事变”，成立反蒋政权，最后以失败告终。周镐取道上海打算返回家乡，但途中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到汉口下船时，即以“共党嫌疑”为名遭到宪兵四团的拘捕。这是周镐第一次被捕（他一生五次被捕），时年24岁。年轻的周镐情绪不稳，心中忐忑不安。意外的是，负责审讯他的人竟然是他的一位旧友，这位朋友竭力劝导他：“治平兄，你是黄埔出身，何不加入复兴社？这样，过去的一切就可以一笔勾销了。”

周镐问：“如果我参加了复兴社，过去的一切真的能一笔勾销吗？”

朋友说是。周镐想到当时的处境，表示同意试试。就这样，周镐参加了复兴社特务处（戴笠为处长），就是后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开始了他十几年的特务生涯。

从1935年到1942年的短短7年间，也许是周镐人生中第一阶段的传奇生涯。他参加军统刚满半年却又遭逮捕，汉口军统调查室指控他有“共产嫌疑”，来势汹汹，但结果查无实据，纯属子虚乌有。被保释后，周镐仍在军统任职，但命运就此改变——他以精明强干、思想缜密得到军统核心成员之一周伟龙的赏识。周伟龙是军统元老级的高级特务、戴笠的结拜兄弟，有了他的关照和推荐，周镐从此以后仕途顺达，青云直上。1940年周镐由汉口调到贵州，又由贵州调任广东，1941年再由广东调重庆军统局任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邮电检查、缉私、谍报、督察等等，军统中的各个行当他都干过，大受戴笠的青睐。而且他的官也越做越大，从尉官到校官，又从校官到少将，一路畅通无阻。

周镐潜入汪伪政府，完全是一个不期而至的机会。

戴笠很想在汪伪政权中物色一名重要人物，作为争取对象。没想到，就有人主动找上门了。汪伪政权的首脑之一周佛海，一直暗中想和重庆搭上线。1940年，周佛海手下的特工曾破获一架军统地下电台，在周佛海的控制下，仍然沿用原来的呼号密码，继续与重庆方面“保持联络”，军统发现破绽之后打算立即停止电台工作。周佛海哪能轻易放弃这个与重庆接上关系的机会！于是他亲拟电文，请戴笠转呈蒋介石，措辞十分亲切诚恳。在军统的默认之下，周佛海将电台搬回自己的官邸——南京西流湾8号。电台仍由原来军统人员掌握，由他供给情报和工作人员的吃穿费用。南京汪伪政府与重庆国民党政府虽然势不两立，但二者之间却通过这部电台有了沟通。

◆周镐和妻子吴雪亚在南京玄武湖。

为了进一步与周佛海加强联络，1943年初戴笠派周镐化装成商人，同译电员李连青携带电台从四川经湖南，辗转到了安徽南陵。然后由周佛海内弟杨惺华委派汪伪财政部警士队队长杨叔丹，专程将周镐等人秘密接来南京。但人来了，却始终见不着周佛海的面。

一晃半年过去了，周佛海仍然按兵不动。周镐的心态也很好，在南京足足闲居了半年，还借机认识并结交了一些朋友，包括后来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时任汪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秘书的徐楚光。

直到有一天，周佛海家里的电台引起日本人怀疑，于是他一手炮制自己家房子“失火”的假象，销毁电台，这才蒙混过关。没有了可以与重庆联络的工具，大概也觉得“观察”得差不多了，在1943年7月的一天，周佛海终于接见了周镐。

周镐与周佛海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汪精卫的迎宾馆，这一次见面周镐给周佛海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英气逼人，威严中不失潇洒，特别是那双睿智而锐利的眼睛”，周佛海心想，戴笠手下有能人啊！

俩人落座，周镐对周佛海说：“我是奉戴老板之命，从重庆转道湖南来到南京，任务是接通周先生与重庆方面的联系，恢复周先生与重庆朋友的友谊，共同为抗日救国效劳。”

周佛海满脸灿烂地说：“很长时间没有得到重庆方面的直接消息了，很是遗憾。这次周将军驾到，就像在重庆与南京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往后，我与重庆的联系就方便多了。”

周镐要求周佛海安排他一个有公开身份的职位。周佛海满口答应，还请来服装商店的裁剪师，给周镐定制了几套毛料中山装和大衣。很快，周佛海将周镐安插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处第六科任少将科长。周镐利用这一职务，跑遍了长江以北的伪军据点，联络伪军头目。周镐在汪伪军界上层人物中十分活跃，他广交朋友，就是共产党方面的朋友也照常结交。新四军二师派杨叔丹的弟弟杨天到南京活动，周镐知道了，专门到杨叔丹家去看望他，表示对新四军钦佩向往之意，交谈十分投机。周佛海还把一个肥美差事交给了周镐，让他掌管军事运输。此间周镐和情报局的徐楚光上校有了进一步交往，周镐知道徐是中共情报人员，曾向他提供蒋汪联合“剿匪”军事计划及江浙日伪联合“清剿”行动计划等重要情报。周镐还利用自己掌握的汽车和火车车皮，给新四军运送过盐和物资，也曾将一些钱款资助过徐楚光作活动经费等，默契配合早已有之。

1937年军统在撤离南京前，曾建立过南京站，南京沦陷之后这个组织却投靠了日本。周镐开始秘密重新建立南京站，按当时南京的区域划分设立了八个组，活动各有侧重。1943年底，军统局长戴笠指令周镐为军统南京站站长。他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担负周佛海与重庆的情报联络工作，搜集汪伪政权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二是利用自己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里的少将身份，与伪军中的实力派高级将领吴化文、孙良诚等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收集他们的情报，替国民党争取他们。

军统南京站算是沦陷区的大站，周镐身负重任，成效显著，收集了许多来自汪伪政府和军队的重要情报，戴笠颇为满意。不久，提拔周镐为军统少将。

华中局批准的中共特别党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周镐领导的国民党地下组织开始秘密筹划接管南京日伪政权的工作。周镐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总指挥，旋即发布文告，发表讲话，下令逮捕汪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鲍文樾、南京市市长周学昌，还逮捕了47名汉奸。接管了汪伪《中央日报》和《中报》这两家在南京实力最强的大报以及中央广播电台，焕然一新的媒体报道了军委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成立的消息，以及周镐亲自起草的南京指挥部第一号布告。周镐在广播电台向市民宣告抗战胜利的消息，同时宣布接管南京。

一切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挺顺利，然而，暗流在涌动。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派参谋来到指挥部，请周镐到日本军司令部“议事”。周镐一到就被软禁起来。更令周镐想不到的是，一向对他器重的戴笠，派人将他带回，随后却又将他转至上海，继续关押审查，理由是“贪污”。周镐试图托些关系帮自己讲话，洗刷掉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却屡屡碰壁。这令周镐更加心灰意冷，他渐渐明白，自己触动了一群人的利益，自己对于大汉奸周佛海与重庆往来等秘密之事，了解得太多。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经军统中好友帮忙说情，关押数月的周镐才被放出来。

这时，曾去解放区任华中局联络部第三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徐楚光，又潜回南京做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徐楚光和周镐是湖北同乡，也是黄埔军校同学，加上先前的默契配合，自然无话不谈。在周镐家里，徐楚光说：“蒋介石、戴笠当初派你来南京联系周佛海，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如果此事万一被你走漏了风声，他们怎么向公众交代？这次啊，戴笠不死，估计你这一辈子再也出不来了。”

周镐说：“徐兄，说实话，我这几年在南京是提着脑袋为党国干事，实实在在是为了抗日。不料，竟栽在我当初最信任的人手里。”

徐楚光又跟周镐谈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周镐说：“抗战胜利，全国百废待兴，老百姓也苦苦挣扎了8年，需要休养生息，可国民党的官场却在争权夺利，官员们继续贪污腐化，还在积极地打内战，真是令人心灰意冷到了极点。”

周镐很佩服徐楚光的渊博知识和真知灼见，感慨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如能早与徐兄交流也不至于落到如此的地步。”

自从与徐楚光联系上了以后，周镐对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1946年5月的一个深夜，周镐悄悄地告诉妻子吴雪亚：“楚光是个共产党员，他为我指出了新生的道路，我已经请他向江北那边提出申请，我要参加共产党。”

◆周镐入党介绍人徐楚光。

徐楚光把周镐的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徐楚光再次来到周镐的家里。这次，他们显然在思想上已经是同志了。徐楚光明确地对周镐说：“周兄，希望你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些贡献，根据你的情况，我认为你的工作主要还是在搜集情报以及对国民党将领吴化文、张岚峰、孙良诚、郝鹏举等部的策反上，瓦解敌军力量，以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战场攻势。”

周镐说：“这几天，我已经在思考这些问题了，我同意你的看法。我掌握这三个部队的情况，对他们的将领也很熟悉，在汪伪时期就与他们联络过，我与孙良诚有一定的私交，在孙部曾担任过总参议，与孙部的（汪伪）第五军军长王清瀚、驻京办事处处长谢庆云也都很熟悉，可以先从孙部着手开展争取工作，成功还是有些把握的。”

1946年1月间，蒋介石着手吞并汪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派白崇禧点验，将孙部缩编为第五纵队。孙良诚部被国民党整编过来后，曾遭到汤恩伯以“胜利者的姿态”嘲弄过。这就使孙良诚日后对国民党三心二意埋下了伏笔，当然这些事情是瞒不过徐楚光的眼睛的。他同意周镐的想法。

在那个特殊年代，两个对立的阵营中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徐楚光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位卓越的特工人员，他深入龙潭虎穴，和各色人等打交道，他的工作范围、对象和手段极其广泛而复杂，因此，他必须有机智灵活的头脑。（徐楚光1948年10月9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枪杀于南京，时年39岁）

按当时的规定，国民党将领加入共产党一定要有中央委员的批准，所以，徐楚光将周镐要求入党向上级作了汇报。不久，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负责人邓子恢、谭震林亲自签署，委任周镐为“京沪徐杭特派员”，并批准其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属三工委领导。1946年6月的一天，当徐楚光将党组织的决定亲口告诉周镐时，周镐万分激动，他说：“自从1934年进入军统后，我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的事，现在，作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会与反动营垒彻底决裂，为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徐楚光说：“党组织相信你，我也相信你。希望你再度从事谍报工作，不过这一次是为解放军搜集军事情报，并且利用你以前的人脉，对熟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进行策反。”

周镐接受了任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当共产党，的确为不良政治所驱使，余妻当有同感，乃商议做解放工作，正好徐祖芳（即徐楚光）同志函约相晤，恰到好处而成功。”

自此军统里有了一名高级别的红色间谍。

吴雪亚随后也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最主要工作，是掩护丈夫。每当周镐与人密谈事情时，吴雪亚就在外面负责望风。军统里的人，全都是职业特务，嗅觉非常灵敏，稍不留神，也许就露馅了。一次，周镐去上海开地下党会议，回南京的时候，被军统的人盯上了。机警的他晓得不好，可能要东窗事发。回到家赶紧告诉妻子，吴雪亚化了妆，换上漂亮衣服，像是要出去逛街的模样。幸亏特务只盯着周镐，对她没太在意，竟然没有跟梢的。于是，吴雪亚坐火车赶到上海，参加会议的地下党立即撤离，躲了起来。

策反“百变将军”孙良诚

1948年9月23日，周镐经华东局第六工作委员会的安排，一家人撤出南京，进入苏北解放区。

“在解放区的那段日子，是我们最快乐的。”

吴雪亚后来回忆说，虽然条件不太好，但一家生活得很开心。

淮海战役前夕，蒋介石抽调大批军队集中徐州，妄图与解放军决战；又升任孙良诚为第一绥靖区（辖两淮）副总司令兼一O七军军长。孙良诚曾是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他投汪精卫后，成为伪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此事在国民党重庆政府内引起极大震动，蒋介石不得不重视这只杂牌军。日本投降后，孙良诚“归正”，任暂编第二十五师师长。他因反复无常被称为“百变将军”。

孙良诚在国民党军内一直受到歧视和排挤，这就使孙良诚有率部起义、投向人民阵营的可能性。因此，中共中央华东局及新四军总部一直把他作为统战对象，对策反孙良诚十分重视。早在1948年9月25日，刘伯承、陈毅等在致电中央军委并粟裕的电报中就曾指出：“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如能配合孙良诚各伪部之反正，则收效更大。”

华东局决定，由熟悉孙部的周镐等负责策反。

10月6日，苏北军区政治委员陈丕显指示周镐：“孙部尚未成熟，起义宜缓不宜急。”

周镐执行命令，不再急着前往孙良诚部，他先用暗语写了封信派人送往孙部驻地睢宁县城，以试探孙对起义之诚意。11月8日，周镐接到陈丕显电示，立即动身前往策反，率人马在宿迁住下。不几天，警卫员从孙部送信返回，没带来孙良诚的回信，却带来了孙部二六O师师长王清瀚（中共秘密党员）的一封密信，信中说：国民党二十七师全部到达睢宁，有向解放区进犯企图，望早作准备。同时，王清瀚还提醒周镐：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派出蒋振莘为首的特务30余人，在睢宁、高作一带缉访他，叫他务必小心，免遭毒手。

看来蒋介石、毛人凤是恨死了“叛逆”周镐，不置其死地誓不罢休。

参谋总长顾祝同衔蒋介石之命来到徐州，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孙良诚等非蒋介石嫡系将领虽应召参加了会议，但他们只能了解一般的态势。会后孙良诚从徐州回到了驻地睢宁，对“总统府”派驻该部的少将视察官武之棻大发牢骚：“蒋介石指挥我孙某多年，无役不从，如此卖力，现在还把我当杂牌来看，怎不令人灰心！”

周镐只身进入孙部和孙良诚见了面，周镐说出的话也直截了当：“事情很明显，摆在军座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继续抵抗，给蒋介石当炮灰，被消灭；一条是战地起义，绝处逢生。我们撇开自己的名利不说，也要为一两万官兵的性命着想啊！”

孙似同意起义。

恰在这时，蒋介石派飞机给孙良诚送来一封亲笔信，对他表示“慰勉”。孙良诚这个“百变将军”再次发生了动摇。第二天，孙良诚得到国民党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的命令：速率一O七军向徐州靠拢。并调拨十辆大卡车给孙部运载辎重。

孙良诚亲率二六O师及军部沿海郑公路向徐州方向狂奔。

1948年11月12日晨，驻扎在睢宁县西南大庄一带待命的解放军江淮军区独立团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堵截孙良诚逃往徐州。孙发现解放军大部队已尾随而来，遂与王清瀚商量，决定在睢宁西北的邢圩一带宿营，构筑工事，进行防御，等待援兵前来接应突围。

此时，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尾随其后攻击前进，将孙部包围。根据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的指示，决定争取孙良诚率部投诚。陈丕显也电报指示周镐，盼孙良诚于此时起义。周镐于12日下午赶到邢圩附近，派警卫员给孙良诚送去一封亲笔信，要求与他立即会面。

黄昏，周镐等人终于进入了孙良诚的军部。孙良诚依然支吾其辞，并希望向中共方面负责人说明，“按照与总参议在宿迁时商定的条件，同意起义”。

周镐一听，更加愤怒，驳斥说：“当时我们确实已商定了起义的事项与条件，可是你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带领部队逃离睢宁，要把部队带到徐州去。现在，你们已经跑不掉了，已经山穷水尽，进退无路，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如果打，势必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再谈起义，你不觉得为时已晚？你们只有放下武器投诚，才是唯一的出路。”

孙良诚听到“投诚”二字，心中一惊。想来也很悲哀，他孙良诚当年在西北军，也是能征惯战的一名勇将，赫赫有名的“五虎上将”之一，也曾叱咤风云显赫一时，现在，要他举起白旗向共军“投诚”，他感到太丢人，但又无可奈何。

1948年11月13日晚，孙部5800余人在睢宁被接收。

倒在南京解放前夜

刘汝明原是冯玉祥麾下的重要将领，后被蒋介石收编，却从未成为老蒋嫡系。因率部英勇打击日军，1944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淮海战役时任第八兵团司令官，进驻蚌埠。刘汝明的胞弟刘汝珍在苏联留学时与刘伯承是同学，受共产党的思想影响较深。中央军委在分析各种情况后，认为刘汝明不排除在一定的条件下，脱离蒋介石集团向解放军起义的可能性。

淮海战役打响后，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指出：“刘汝明一八一师被歼及宿县攻克，已给南线敌人一个大打击，你们以九纵对付刘汝明，节节阻击他，不和他打硬仗，着重写信派人劝告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反蒋起义，同时展开公开的政治攻势。”

于是中央军委先后派了两批人员进入刘部进行策反工作。为了防止刘汝明率部投共，蒋介石及徐州“剿总”司令部还常常有意地把刘汝明的五十五军和六十八军分割使用，不让两军靠在一块，这使刘汝明心中更为不快。

这时，孙良诚被接收改编后受到的待遇不错，他主动向周镐谈了自己与刘汝明的历史关系，表示愿意写信并派副官前往刘部劝其起义。“我给子亮（刘汝明字）写封信，劝他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率部起义，他会考虑我的意见，我也借此机会表示自己参加革命的诚意。”

当时（11月19日），陈丕显正好托人转告周镐，希望他与孙良诚再策动国民党第一绥靖司令刘汝明起义。所以当孙良诚主动表示要说服老朋友刘汝明起义时，周镐没有多想，对孙良诚说的话深信不疑。而在中共各级组织看来，这确实是一条很重要的渠道，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周镐立即和孙良诚研究了如何开展策反刘汝明工作的具体计划。

1948年11月20日凌晨，周镐率华东局六工委的人马以及孙良诚、王清瀚等，星夜兼程，赶往淮南，“雪子打在脸上的时候，像针刺一样的痛，北风吹上身，像凉风淋漓的冰雪刺骨”（周镐日记）。

11月26日，粟裕致电华中支前司令部政委曹荻秋，令曹转告周镐：孙良诚、王清瀚给刘汝明的信已送去，但因两军对峙，戒备很严，行人不易通过，故而孙良诚、王清瀚不必前去。随后曹荻秋又给周镐写了一封信，信中对周镐策反刘汝明一事给了一个建议：“工作可以进行，但要采取若即若离的方法，不可急于求成，更不能贸然去敌区。”

但一心想争取刘部起义的周镐，认为不能失掉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加上他对孙良诚的过分信任，故而决定冒险和孙良诚等潜入敌区去策反刘汝明。最后，组织批准了周镐等前往刘汝明部。

“周镐做事急躁，急于求成，那时他是急着想为党为人民做成这件事情。”后来吴雪亚回忆时如是说。

夜幕低垂，蚌埠城内灯火稀疏。刘汝明在自己的办公室单独面见孙良诚。孙良诚紧紧握着这位把兄弟的手，老泪纵横。他将责任完全推在王清瀚身上，“子亮兄，我完全是无可奈何地听人摆布，请子亮兄务必拉我一把，让我去江南与家人团聚。”

刘汝明也感触良多，他安慰了孙良诚，让他放心。在谈到起义问题时，刘汝明认为：蒋介石对咱们原西北军的部队一向视为杂牌，既打击排挤，又控制利用。目前四面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中耳目众多，起义当从长计议，谨慎行事，否则，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刘汝明又问孙良诚：“少云兄，和你同来的中共代表是什么人？是何军职？”

孙良诚说：“他叫周镐，过去是戴笠手下的红人，军统局的少将，抗战时曾任军统南京站站长，后来投了共，现在专门搞策反国军的工作，此人精明干练，不好对付啊！”

刘汝明听了，惊得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他面带惧色，问道：“这个周先生真的是投了共产党了吗？他靠得住吗？”

刘汝明忌讳保密局（由军统局改），生怕特务侦知他和中共方面的暗中往来，一旦让蒋介石抓住了什么把柄，全家将死无葬身之地。他听说过许多“双料特务”的传闻，不能肯定周镐的身份就是中共代表，或许是保密局潜伏在中共方面的内线！

◆周镐在南京烈士纪念馆的陈列照。

刘汝明虽不受蒋介石器重，但仍效忠于国民政府。刘汝明安顿好了孙良诚后，立即将孙良诚、周镐等前来策反一事迅速上报给蒋介石和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与此同时，他通知第二处处长陶纪元，一方面向保密局报告，一方面立即派人将周镐及其随从人员逮捕，并将他们解往徐州。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召见了孙良诚和王清瀚，他声色俱厉地责问孙、王为何“率部投共”？孙良诚毫不客气，把责任全推给周镐和王清瀚，并一再表白自己是忠于党国的，进入共区后仍一心想着要回来。此时的刘峙被淮海战役的战况整得烦躁不安，哪还有心思来分辨孙良诚王清瀚的事，他很不耐烦地说：“你们的事，到南京见蒋总统解决去吧！”

1949年1月6日，周镐被押送南京，关入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他和戴笠一向信任的人竟是共产党的卧底！周镐的背叛彻底激怒了他，蒋介石亲自下令“就地处决”。那些天，南京国民党政府正忙于撤退迁往广州。周镐被押往刑场。行刑者是周镐昔日的同事。周镐表现得很淡定，对那位举枪对着自己的同事说：“兄弟，枪打得准点！”

此时百万雄师即将渡江，南京露出黎明前的曙色。

同期牺牲的，还有参与此次策反行动的王清瀚（一O七军中将副军长兼二六O师师长，中共秘密党员）、谢庆云（一O七军中将副军长兼南京办事处处长，中共秘密党员）、祝元福（华东局联络部政治交通员、通讯联络组组长）。

如磐风雨过，阳光照后人。周镐等烈士的遗像，如今高高悬挂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的陈列大厅里。遗像下面摆放着几件他们留下的珍贵遗物。前来追思英烈功勋的人们络绎不绝。共和国的旗帜上，辉映着隐蔽英雄的殷殷热血和赤胆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