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幽蔽的面纱”：文艺领域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

张蕊张志丹

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对历史本质、规律等持疑惑、否定的态度，对历史真实与历史人物随意解释、拼接剪裁的一种历史观。由于历史虚无主义具有主观性的内核，难免会与强调主观情感与审美体验的文艺创作产生交集。渗透于文艺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具有“碎片化”、“中性化”与“泛娱乐化”历史的鲜明表征，与一般样态的历史虚无主义相比更具有形式上的隐蔽性。文艺领域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奉行唯心主义世界观、遵从形而上学方法论、提倡“抽象人性”论和价值虚无，其影响不可谓不深。拒斥与批判文艺领域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对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增强主流价值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艺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的发生根源

马克思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通常情况下，历史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客观的历史过程；二是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记述。前者具有静态性的特点，而后者具有较大变动性。研究主体不同、史料不同、历史观不同，对客观历史的理解也会不同，但无视客观历史规律、否定历史事实、杜撰历史故事则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充斥于各种文艺形式，其中影视领域更是明显成为其肆虐、狂扫的阵地。渗透于文艺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不仅逾越了历史真实这条标准，而且不断挑战历史事实的底线，用历史故事取代历史事实，竭力夸大所讲述历史故事的真实性，混淆视听。文艺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的发生根源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历史价值思维的偏误。历史价值思维，是指认识主体在对一定历史时间段内的客体进行价值判断、价值选择时所秉持的包含有历史意识的思想观念。或是出于隐蔽历史真实，或是拒斥“宏大叙事”，亦或是追求戏说历史的“吸睛”效果，许多文艺作品都存在历史价值思维偏误的现象。尤其以新历史主义小说为代表，如《第九个寡妇》等作品，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抽象孤立地评判历史，难免会陷入历史价值思维偏误的怪圈。具体而言，文艺领域中历史价值思维的偏误主要有两大表现：一是弱化历史事实发生、发展的一般性因素，而着重夸大特殊因素的作用。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忽视甚至避开与社会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宏观历史背景，而特意将人物命运寄托于某些个人化的特殊因素；二是无视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而从当代人的价值立场出发进行评判。正如一些学者所说，

【“如果历史事件本身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我们只有将其置于原初政治文化和价值体系之中，才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其本质。”】

历史价值思维偏误的实质是唯心史观指导下的一种主观性历史认知，具有随意性与去规律性，背离了唯物史观指导下正确的历史价值选择。由此，若强行淡化历史的元语境或是从“去意识形态”的价值思维介入，对历史进行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等方面的考察，所得出的评判结果也难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价值偏误。

其二，历史发展观的缺失。这里的历史发展观特指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的演进轨迹不是循环闭合式的，而是呈现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也已经充分证明了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然而，文艺领域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却对现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视而不见，甚至是竭力否定这种发展。具体而言，文艺领域中历史发展观的缺失主要有三大表现：一是立足于历史循环论叙述历史，否定历史在曲折进程中前进的必然性；二是否定历史演进的推动力，用部分历史人物的作用代替全体人民群众的合力；三是无视客观历史的发展规律，用部分事件的偶然性消解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一言以蔽之，历史虚无主义奉行的是一种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从创作表征看，缺乏科学的历史发展观，即唯物史观的指导，文艺创作就易于用主观任意裁剪历史，陷入唯心史观的创作泥潭，便越发难以把握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也更容易偏离客观的历史真实，出现用历史故事掩盖历史事实的现象。另外，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一定时间与空间中的展开，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与创造者。从创作实质看，历史发展观缺失恰是表现了文艺领域中“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偏轨。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便易于用主观标尺去衡量历史事实或是既有的“现实的人”之活动。因此说，文艺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渗透的重要发生根源是科学历史发展观的缺失，其实质则是历史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指导下的错误历史观。

概而言之，文艺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的两大发生根源均是偏离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正确历史思维。值得追问的是，科学的历史思维何以体现？唯物史观又提供了哪些正确的历史思维方法？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正如张志丹教授所言：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品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个体分析与整体分析相结合，坚持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相结合，坚持历史必然性分析和历史偶然性分析相结合，只有这样，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并接近历史的真相。”】

因此，厘清文艺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的发生根源，并对其进行严正批判与纠正，不仅是为营造“天朗气清”的文艺创作生态，更是为增强主流文化认同和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助力。

二、文艺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的鲜明表征

其一，“碎片化”历史。所谓“碎片化”历史，即对完整的历史场景进行细碎化处理，用琐碎式的创作手段解构历史的一种表现，是在文艺创作中渗透历史虚无主义的常用方法。“碎片化”历史作为文艺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渗透的鲜明表征之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用个体性遮蔽整体性，以“碎片化”的叙事排斥宏大叙事。用孤立的某一时代的某一典型人物的生活境遇遮掩宏大的社会发展趋势，使作品呈现出历史叙事上的零散性与碎片化。在这里，不可避免地关涉到了对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理解。历史真实是能够体现历史本质的实在，而艺术真实是具有典型性的实在。艺术真实应以历史真实为创作基线，不能随意阐释甚至戏说、妄评历史。艺术真实当然不能缺少对个人与细节的描述，但只有当事件发生或人物行为的动因是来自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潮流，而非个人生活的偶然性或个人私欲的实现与破灭时，这样的细节和个人才具有历史真实性。如果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么“艺术真实源于历史真实，不高于历史真实”。一些作品忽视甚至无视社会发展总趋势，只是用个人在某个特殊时段里具有特殊性的见闻感受来代替对整个历史阶段的把握。另外，更有甚者用个人好恶评价宏观历史，甚至从个人遭遇出发评判历史。用片面性、个体性、地域性的“小历史”替代宏观性、群体性、时代性的“大历史”，此类的历史叙事也难免会让人陷入质疑历史的迷思之中。

二是用支流解构主流，以片面叙事代替总体事实。用片面的细节选取解构主流意识评价，造成了作品历史观念的碎片化。诸如一些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特意选择激烈的正面战场，着重进行血腥场景的特写，而对其他内容进行回避或略写。在某些创作者眼中，战争就等同于厮杀，不需要去辨别战争的性质，牺牲有无价值以及战争危害等，他们思考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放大具有吸睛性的历史细节，并对其进行大肆渲染，以达到吸引观众的艺术效果。忽视战争年代国家与人民的苦难、虚无崇高历史场景与英雄人物、回避主流的历史事实评价，就会使那些闪烁着至美人性的牺牲变得黯淡，也会使受众的正确历史观念产生偏移，尤其对青少年形成正确历史观、崇尚英雄榜样、培养爱国情感等方面产生诸多的不利影响。

其二，“中性化”历史。所谓“中性化”历史，即用抽象化手法混淆历史，用抽象、普遍意义的人代替具体、从事特殊实践的人，将资产阶级世界观中的抽象人性论应用于文艺创作领域，从而扰乱人们正确的历史认知。“中性化”历史作为文艺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渗透的鲜明表征之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一些作品将人性抽象化，为历史人物贴上“普遍人性”的标签，在抽象叙事的过程中将历史无形地虚无化。文艺创作中的“抽象人性”，就是使人没有好坏之分、善恶之别。我国主流价值观中诸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等善恶分明的正统观念被解构与颠覆。将人物形象作抽象化的中和处理，混淆正反面人物。比如在《乾隆王朝》中，大贪官和珅竟然也会忧国忧民，给这个历史上的反面人物笼罩些许真善美的道德光环。文艺创作中的“抽象人性”会贬低唯物史观所确定的主流价值，反而竭力抬高非主流甚至是反主流价值。在评判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如果抹杀了美丑善恶之分，弱化了崇高与卑劣之界，就会使受众出现认识偏误与审美困惑。

二是用抽象的学理知识剖析具体历史，使其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而成为孤立抽象的素材。比如有人曾如此评价电影《白毛女》，认为杨白劳不存在冤枉之说，也不值得人们去同情，按照法律的话欠债还钱是理所应当的，杨白劳一直拖欠黄世仁的钱不还并且还跑去外面躲债，这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用法律学科的知识来评价具有特定历史背景的艺术作品，看不到恶霸地主黄世仁对贫苦杨家父女的欺凌，无视黄世仁和管家联合设计重租强迫杨白劳短期还债的情形，反而用“专业性”的学理标尺去丈量片帧的情节，丝毫不顾及历史的“上下文”。诸如此类的文学评论着实令人啼笑皆非。可以见得，文艺领域中“中性化”历史的实质便是抽象化历史。正如有的学者指出，

【“评价历史，最忌讳的是脱离开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以今日之是主观地评判昨日之非，或以今日之非主观地评判昨日之是。”】

其三，“泛娱乐化”历史。所谓“泛娱乐化”历史，即明显地戏说与解构历史，肆意篡改历史，企图增加历史叙事过程的娱乐性与消遣性，消解历史的严正性。“泛娱乐化”历史作为文艺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渗透的鲜明表征之一，同样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泛娱乐化”历史的突出表现是将历史看作“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进行“娱乐至上”式的处理。“泛娱乐化”历史的典型方法是戏说与肢解历史，使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出现偏差与错位。戏说历史尤其是以一系列的清宫剧为典型代表。如《康熙王朝》中，作者有意将封建帝王由专横、残暴的专制统治者描写成一位谦谦君子与痴情郎君等。由于戏说历史的娱乐特性，这些清宫剧也颇受观众追捧。受此影响，其他许多表现近现代历史的影视剧也或多或少加入了戏说历史的成分。如此一来，便使得历史的严正性大为减弱，也使剧中塑造的许多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大为失真。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明确反对导演改编《阿Q正传》。他说:

【“（《阿Q正传》）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

虽说娱乐是文艺的主要功能之一，但不能将娱乐视为文艺创作的唯一追求与根本旨趣。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泛娱乐化”现象是文化娱乐功能在当代语境下的异化。若将文艺的呈现方式单纯地定义成“为娱乐而娱乐”或“我娱乐故我在”等，甚至用纯粹娱乐化的方式去诠释具有严肃性主题的历史事件，就会使文艺作品本身蕴藉的历史价值与精神追求被消解。当下，“恶搞”英雄人物、历史人物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不仅有恶搞李白、杜甫、岳飞和林则徐等古代历史名人的，还有恶搞抹黑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等英勇革命烈士的，并且还形成具有一定受众规模的“恶搞文化”。诸如此类的“恶搞”行为不仅出现在网络、博客、微电影等媒介中，在现实生活中也成为了一些渴望标新立异之人的话语习惯。网络“恶搞”，有的是本有恶意，有的是宣泄压力，但都造成了消极的社会后果。这些“恶搞”历史现象的泛滥，使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轻慢浮夸，丧失掉了历史应有的严肃性与庄重感，这样一种“去崇高化”的文化心态更是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对历史的评价与认同。

三、文艺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

“碎片化”、“中性化”以及“泛娱乐化”历史是文艺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的三个惯用法，分别体现了创作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上的抽象主义和价值论上的相对主义。对文艺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批判，必须站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立场，针对其创作中存在的诸多误区进行评判。

首先，“碎片化”历史表现为创作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无论是用个体性遮蔽整体性，还是用支流解构主流，“碎片化”历史的目的都是为了解构历史，遮掩历史全貌，无异于盲人摸象、管中窥豹。“碎片化”历史主要奉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在创作现象层面，“碎”在用片面、琐碎、孤立的思维方式关照历史，只进行诸如“点”、“线”、“珠”式的单维架构，拒斥“面”、“体”、“串”式的多维审视，从而多个体叙述而少时代呈现、多细小叙事而少宏大叙事、多细节渲染而少整体投射；在创作本质层面，“碎”在“去重点”、“去主流”、“去本质”的内容呈现上。“碎片化”历史侧重于对非重点的历史场景、支流的历史片段以及非本质性内容的揭示，从而遮蔽重大历史事件、主流历史价值及本质性的历史内核，以达到肢解历史、拒斥主流和扰乱认知的目的。因此，要变文艺领域中“碎片化”历史的个体片面性分析为总体辩证性分析，处理好主观同客观、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必须坚持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的创作理路，拒斥创作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

其次，“中性化”历史表现为创作认识论上的抽象主义。无论是鼓吹抽象人性，还是讲求抽象学理，“中性化”历史的实质都是将历史抽象化。“主张用人性论来解释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这样历史人物都被改头换面，‘好人不好’，‘坏人不坏’。”马克思认为，“在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总是阶级的、现实的、存在于一定道德评判中的实践与认识主体，抽象人性论却堙没道德评判的边界，企图用一种“好坏中和”的普遍人性代替“朱墨（善恶）之辨”的道德评价，用“抽象的人”代替“现实的人”，这种道德评判的“中和尺度”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认识论的倒退，最后难免陷入唯心主义的沼泽。正如费尔巴哈所言，“凡是与人相适合、相适应的东西，便是善的；凡是与人相矛盾的东西，便是恶的、劣的”。可见，抽象化历史体现的所谓普遍人性，道德中立无疑是为其唯心主义的内核做辩护，把人的认识看作先于、优于实践的东西，并用这把“主观之尺”去丈量客观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必然与客观事实相去甚远。因此，变文艺领域“中性化”历史的抽象、主观性尺度为具体、主客统一尺度，必须坚持文艺创作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拒斥历史叙述上的抽象主义。

最后，“泛娱乐化”历史表现为创作价值论上的相对主义。价值相对主义只关注于价值的主观性与随意性，试图以主观评价来模糊与消解不同事物价值的客观边界。无论是戏说历史，排斥主流，还是抹黑历史名人、英雄人物，“泛娱乐化”历史在实质上是一种价值相对主义。正如有学者认为，“历史主义危机的核心是价值的相对主义，价值相对主义的极致就是价值的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否认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和共有性，把一切历史的论断转变为价值判断。”“娱乐化”历史讲求“去正史”、“去崇高”、“去主流”，反而“抬野史”、“抬低俗”、“抬非主流”，这“三去三抬”恰逆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而行之，容易误导受众产生价值偏轨。质言之，“泛娱乐化”历史是文艺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最具破坏力的一个表征，表面看似云淡风轻、“皆付笑谈”，实则暗流涌动、“摇底蚀基”，指向民族国家存在最深层的历史文化价值，否定历史的同时也将民族精神和价值追求一并否定，最终陷入了价值相对主义的黑洞中。因此，对文艺领域中“泛娱乐化”历史的现象批判与肃清，必须坚持用历史的、辩证的评价标准代替主观的、相对主义的评判方法；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和主流价值自信，并对质疑正史、虚无历史、抬高非主流或反主流的现象作出明确回应，避免主流价值出现“少语”、“失语”、“无语”的情况，拒斥创作指向上的价值相对主义。

四、文艺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的应对

文艺领域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首要阵地，必须竭力用唯物史观筑牢其思想外围，努力清除历史唯心主义的创作空间，这是一件“久久为功”的大事。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

由此可见，批判与肃清文艺领域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净化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生态是繁荣与发展新时代先进文化的迫切任务。那么，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我们该如何应对文艺领域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呢？由于文艺创作与文化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之文艺创作活动本就是一个精神生产过程，因而我们可以围绕文化市场三主体，即文艺工作者、文化监管部门以及广大受众来进行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分析。

首先，文艺工作者要做严肃生产者与负责任的传播者。马克思指出：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

文艺创作作为一种精神生产过程，必然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的渐趋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崛起，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也在不断拓展着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那么，在市场竞争与逐利性追求的驱动下，许多文艺工作者纷纷被市场需求“牵着鼻子走”，只是盲目追求收视率、点击率、发行量等量化指标，而撼动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生产根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指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文艺工作者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能“见风使舵”，一味地将市场需求与利益追求作为文艺生产的终极参考。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因此，在文艺生产的供给侧一端，文艺工作者作为艺术呈现的首要主体，作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排头兵，必须始终坚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立场，不断培养自身的文化责任，时刻谨记自己身上的使命与担当。再者说，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要做好“新老接替”工作，年轻的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向德艺双馨的老一辈艺术家学习，既要学技艺也要学德行。此外，文艺工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要处理好人文主义精神与客观历史评价、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逐利性追求与历史价值呈现之间的关系，立足本来，吸收外来，不断创作出具有正能量、有情怀、高质量的精品力作，不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

其次，广大受众要做严谨鉴赏者与理性消费者。文艺领域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渗透离不开“泛娱乐化”语境下“大众狂欢”的文化背景。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所说的：

【“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在波涛汹涌的市场化浪潮中，广大受众必须能够紧握社会主义文艺鉴赏之舵，不能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多样化社会思潮中迷失了正确的审美方向。一方面，广大受众要做严谨的鉴赏者：从内向维度，人民群众作为文艺作品的受众，必须不断培养自己高尚的审美情趣，尤其要提升学史懂史能力，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鉴别力；从外向维度，要提升人民群众对文艺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的甄别与防范能力，必须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的引导。可以通过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主流文化宣传力度、创新文化产业生产模式等，使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大众文化、引领大众文化，用唯物史观培育的主流价值润泽人心，在潜移默化中使广大人民群众心知行至。另一方面，广大受众要做理性的文化消费者：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精神生产领域同理。当今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样态面临着大交流、大交融、大交锋的发展大势，良莠不齐的多样化社会思潮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趁机涌入，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产生冲击、制造威胁、构成挑战。从文化消费的角度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诸如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非理性的消费心理。这些错误的消费心理也对文艺生产者的创作方向产生了误导，使其陷入单纯以市场需求为指向的功利性追求中。因此，在文化生产的需求侧一端，广大受众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拒斥错误的消费心理，做理性的文化消费者。

最后，文化监管部门要做严格把关者与有力调控者。文化监管部门既要对作品中涉及历史虚无主义的文艺工作者进行说服教育，必要时刻也要运用好法律手段，对其创作行为进行引导规约。第一，文化监管部门，诸如国家网信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等要强化自身的制度建设，进一步细化职权分配和具体操作性制度，扎紧文化审查与监管工作的制度笼子；第二，文化监管部门要重视专业团队建设，成立专家鉴别团队等以提高审查与甄别文艺作品的力度；第三，文化监管部门要注重开展教育工作，对涉及历史虚无主义的文艺创作者进行“道德—法律”双维教育，做好合格的把关者和有力的调控者。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监管部门要适当提高文艺作品的市场准入门槛，对于作品中存在历史虚无主义渗透的作者予以批评教育。因此，通过强化文化监管部门的制度建设、专业团队建设及教育工作落实等筑牢拒斥文艺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渗透的一面盾墙，从而有效提高文艺作品检查与审核的组织性力度。

此外，应对文艺领域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增强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文化自信是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的基础，是一个国家、民族存在的精神根基。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高扬解构历史、抹黑英雄、虚无主流价值等，便是想于潜移默化中松动我国绵延几千年历史所积淀的精神与价值基底，使人们怀疑历史、质疑文化、最后旁落至价值的“空场”，恰为鼓吹普世价值的西方价值观寻得了渗透空间，最终目的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批判与肃清文艺领域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夯实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始终保持对文艺创作中历史虚无主义的清醒认识，坚决严惩，绝不松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