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的俘虏工作：蒋介石对红军发三块钱恨死了

刘慧娟

萧克回忆红军时期的政治工作时，曾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俘虏，我们有一贯的政策。就是多做宣传工作，合则留，不合则去，一定发路费—三块现洋。那时，我们自己顶多一个月发一块钱，或者只发五角，但是放俘的时候，一人一定要给三块现洋。我们自己少用点儿，可是对俘虏官兵是优待的，这对国民党军队起了很好的宣传瓦解作用。我们在江西实行这种政策，国民党士兵很高兴，他们中流行一个小调：‘红军不要慌，上天一排枪，三月不发饷，加入共产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那时我们的敌军工作是做得好的。我看到蒋介石给庐山军官团一个讲话，他对我们发三块钱恨死了。他说，现在有些当兵的，简直不知廉耻，到共产党那里领了三块钱，还嘻嘻哈哈地回来。”[1]

“三块现洋”的故事，形象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开展的俘虏工作。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数据，进一步了解红军开展俘虏工作的方式和效果。

萧锋在《长征日记》中记录：1935年3月6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俘敌七百余人，缴获枪支两百多，除老弱病残者外，可挑选两百多人补充部队”[2]。俘敌700人，参军200多人。比例超过28.6%。

萧锋在《长征过贵州的日日夜夜》中记录：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在余庆俘敌300多，争取230多人参加红军[3]。比例76%。

林伟在日记中记录：1935年1月5日，一军团将俘虏的200多人交给红九军团，参军的40余人[4]。比例20%。1935年5月7日，俘虏300人，吸收七八十个年轻体壮不吸鸦片者参军[5]。比例约在26%。

刘志坚回忆：遵义战斗俘敌3000人左右，朱德总司令亲自做俘虏动员工作，经过宣传教育，“这3000多俘虏，有2400多人报名参加了红军”[6]。俘虏参军的比例高达80%。

刘志坚、周士第回忆：包座战役俘虏白军七八百余人，参军的十分之七，回家的十分之三，“有500多人当了红军”[7]。参军比例近70%。红二、六军团总结整个长征中捉俘虏1145名，争取加入红军的889名[8]。比例高达77%。

从这几个数据可以看出，长征中俘虏参军的比例浮动很大。少的时候20%，多的时候70%至80%。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难道不同地区、不同批次的俘虏思想境界如此不一样？

其实一般俘虏多是贫苦百姓出身，对他们来说，横竖都是当兵，参加红军和参加国民党军并没有太大差别。既然要当兵，不如加入穷人自己的军队。“红军进祥云城后，我作为被抓来守城的壮丁之一，被集中在一个场子上，一位红军连长给我们讲革命道理和红军的政策，直说得我们一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参加红军，为穷苦人打天下。连长答应了我们的要求”[9]。“我心想，这样的军队天下难找。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不知哪一天会被国民党军队抓去，还不如今天就跟他们当红军去，能为穷苦老百姓办点事，该多好”[10]。应该说，这种想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当时国民党的部队，尤其是地方军阀部队，大多是雇佣兵，说不上有多么坚定的信仰，当兵或是为生活所迫，或是被抓壮丁，红军动员他们并不比动员普通群众困难。

因此，俘虏参军的比例变化主要取决于红军一方的态度。一般情况下，对红军而言，“这些俘虏兵放回去了，依旧托枪来和我们打仗”。因此“在原则上尽可能的争取俘虏兵当红军”[11]，俘虏也历来是红军扩大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但由于长征中实际情况复杂多变，俘获的白军相对普通群众而言，在政治立场或思想上更具不确定性。有时候民团、土匪会假意投诚以获得红军的武器，红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就提到，“在黔大毕有几股土匪向我们投诚”，结果却得到了血的教训，投诚的土匪不仅没有稳固下来，逃跑了，而且还同时杀害或带走了红军战士。红四方面军也指出“扩红”要“注意洗刷坏的分子”，“防止反动分子混入破坏或窃取领导权”。因此，在没有特别明确的“扩红”政策导向情况下，红军对俘虏并不是一味争取，还必须综合考虑俘虏的思想条件、身体条件、当地革命斗争需要、行军快捷需要以及是否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完成投诚人员或嫌疑分子的甄别改编，这就要求对俘虏有一个权衡、挑选的过程。

这种挑选，首先是思想上的一致，即萧克所说的“合则留，不合则去”。从事宣传工作的刘志坚回忆：“在进行宣传教育前，先弄清俘虏的身份、政治思想和身体、技术状况，将士兵和军官分别集中，使白军军官不再从思想上影响士兵，然后进行有针对性地宣传教育工作。如采取讲课、谈话等方法，教育他们认清革命形势，提高阶级觉悟。经过一个短暂的宣传教育之后，将一部分提高了觉悟自愿当红军的编入红军部队。对年大体弱的，不愿当红军的发给路费钱送回家，让他们去宣传红军的影响，起瓦解白军的作用。”[12]可见，俘虏的思想觉悟水平是关键。

其次，根据红军的军事情况权衡选择。由于俘虏来自敌方阵营，对其甄别、考察、教育必然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政治成本比起一般的新战士要更大一些，因此，红军不会强求俘虏加入红军，甚至在紧急赶路或力不从心的状况下，为了最大限度规避风险，红军会迅速释放俘虏。长征初期，红军总政治部规定：“对一般的俘虏兵处理应尽量迅速，在不妨害军事秘密条件下，释放俘虏兵时，必须在俘虏兵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工作。”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在河南光山县扶山寨战斗中俘敌约4000人，“俘虏的人数又超过了我们部队的人数，要继续西进，这些俘虏就成了累赘”[13]。“为急于西进去鄂东，当场将俘虏全部释放”。红一方面军翻过六盘山，下山的时候与敌人约一个团的骑兵打了一仗，“抓了100多名俘虏，就押着他们往陕北走。这些俘虏很顽固，打了败仗还不认输，说是稀里糊涂当了俘虏。很不服气。原来想通过教育把他们争取过来，他们很顽固，争取不过来”。“为了尽快往陕北赶，不在路上多纠缠，过了白杨城进入镇原县境内，我们就把这些俘虏放了”[14]。“北进途中，我们又包围了马鸿宾的一个加强营，他们缴械投降了。我们把机枪连和炮带上，遣散了其余的俘虏。为了轻装，我们把缴获的轻武器都毁掉了”[15]。

再次，对俘虏身体条件进行挑选。先把老、小、弱、病、残挑出来，发路费让他们回家，然后还要看有没有不良生活习惯。红二方面军老木孔战斗后，“因俘虏都是些鸦片鬼，难以补入部队，便每人发给3元遣散费当场遣散”[16]。到了云贵地区，抽鸦片的人特别多，“男人、女人、老人都抽，娃娃凉了风发咳嗽，也给点灯烧烟抽”[17]。针对这种特殊情况，红军在不改变底线原则的基础上，灵活调整政策，提出“烟瘾不深的，可以加入红军，但瘾深的‘老枪’不能加入”。“对于吃鸦片烟的新战士，必须与不吃的分开编队，并定期的实行严格的戒烟。（按照卫生部拟定的办法）在没有完全戒掉以前，不能编入战斗的连队”。

由上可见，长征中俘虏参军的比例实际取决于红军的态度是“挑选”还是“争取”。遵义战斗之后能够争取80%俘虏参军，与朱德亲自出面做俘虏工作有很大关系。而前面提到俘虏参军比例在20%左右的情况，基本都经过了一定条件的挑选。而且对于红军而言，动员俘虏参军只是俘虏工作的一部份，对俘虏的宣传教育同样重要，很多俘虏受教育后回家甚至回到敌军中宣传红军的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俘虏参军比例并非检验红军俘虏工作成效的唯一参考。

整体看来，俘虏工作作为瓦解敌军工作的一部分，在长征中一以贯之。不过受“大搬家”思想的影响，长征初期俘虏工作相对薄弱。当党和红军开始着手建立新根据地的时候，俘虏工作的重要性迅速凸显。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决定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总政治部随即于1935年元旦发布瓦解白军的指示，强调：“俘虏到时，各级破坏工作人员必须全体动员到俘虏中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鼓动与解释工作，完全消除他们对红军的怀疑与误会。在他们了解与相信红军主张的基础上争取他们当红军。”这一趋势在遵义会议后更为突出。遵义会议决议认为“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工作依然薄弱”也是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并指出红军粉碎堡垒主义需要“依靠深入的白军士兵运动”。会后，出于创建新根据地的现实需要，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目前瓦解敌军工作的几项重要指示》，提出“关于俘获兵的工作应注意争取他们当红军，少数老弱的或长期抽鸦片的应给以适当的宣传鼓动，给以很大的影响，并发路费送回家去，此外还应选择他们中间一部分积极分子加以简单的训练，派到白军中去进行瓦解工作（关于俘获兵工作本部将另发详细的工作大纲）”。并要求各军团加强对瓦解白军工作的领导。2月27日总政治部再次强调：“瓦解白军，夺取广大白军士兵，是现在最紧急任务之一，依靠此工作，使我们顺利战胜四面的敌人。”

在正确政策指引下，长征中的俘虏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长征时期在白军工作部工作的谢正标回忆，1935年1月部队刚渡过乌江，就俘虏了白军老张，给他讲俘虏政策，安排他吃饭，发几块银元让他回家。结果不久部队重占遵义，又见到了老张，原来他把几块银元捎回家后，又溜回国民党部队，队伍被红军击溃后，他不跑，反而给红军送来一支捷克式步枪、十几发子弹。之后四渡赤水，红军与敌人兜圈子，白军老张却利用这个机会，经常给红军送枪弹，前后总计送来了8支枪。而长征中有名的俘虏张振汉，原是国民党第四十一师中将师长兼纵队司令，在1935年中堡战役中被俘后，被红军的诚意所打动，不仅成为红军大学教官，还为长征转移出谋划策。从这些个案可以看出红军俘虏工作的持久、深入。

红军的俘虏工作对国民党军造成了威胁，迫使其相应调整俘虏政策。1935年2月22日，蒋中正电令各军，要求“对于俘虏，不准任意杀害—致使有心向顺之匪，裹足不前。以后凡有俘虏或投诚者，均应解至后方，按照南昌行营颁布之处置俘虏投诚办法处理；并多散优待投诚俘虏标语传单，庶几可以招匪来归，使其解体。希转饬所属军队、团队，切实遵守为要”[18]。敌方优待俘虏政策的转变，恰从反面印证了中共和红军俘虏政策的成效。

注释：

[1]中共楚雄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红军长征过楚雄》，1987年内部出版，第127页。

[2]萧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3]萧锋：《长征过贵州的日日夜夜》，周朝举编著《红军黔滇驰骋风云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页。

[4][5]林伟：《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第174页。

[6][7][11][12]刘志坚：《长征是宣传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著《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30页，第430页，第429页，第429页。

[8]《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1936年12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页。

[9]刘海口述、赵琼英整理：《教育新战士》，大理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军长征过大理州资料选编》，1986年版，第120页。

[10]黄忠诚：《难忘的日子》，《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回忆录专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7页。

[13]徐海东：《会师陕北》，《星火燎原》（选编之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221页。

[14][15]徐国珍：《长征路上筹粮》，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三军大会师》（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177页。

[16]郭天民：《从乌江到沪沽—九军团长征中单独行动回忆片断》，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星火燎原》（选编之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323页。

[17]谭友林：《红旗卷过黔大毕—红二、六军团长征片断》，中国现代史学会编《长征档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4页。

[18]贵州省档案馆编《红军战转贵州—旧政权档案中史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页。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