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银滩到罗布泊的核爆岁月

邬崇斌

金银滩，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

金银滩对大多数人来说，曾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它坐落在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境内，海拨3000多米，年平均气温在零下4摄氏度，没有夏天，有的年份甚至到6月还在下雪。它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221厂所在地，在那里造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

能与金银滩结缘，并有幸投身到我国核武器工作中36年，源于我求学中途一次与国家需要有关的重要转折。

邬崇斌转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毕业文凭

从川大到北大的人生急转弯

1938年，我生于四川省崇庆县城，1956年秋考入了四川大学化学系。1959年暑假结束后，返回学校的第二天，我接到学校通知，要我转到北京大学，什么原因学校没说。我匆匆整理好行装，办完转学手续，9月8日启程，10日抵达北京，到北大技术物理系在中关村的教学大楼办理入学手续。

1958年是一个“大跃进”的年代，各行各业大干快上，全国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核工业战线自然也不甘落后，当年我国就宣布建成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代号401所）。与此同时，二机部抓紧从全国选调专家、科技人员和高级技术工人，组建起我国唯一个核武器研制单位，最初叫二机部九局，后独立成为二机部第九研究院，简称九院。1959年又最终选定在青海金银滩建设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代号221厂。从那以后，为了保密起见，金银滩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与它同名的影片也在全国停止上映，甚至连正式发行的地图上也在很长时间内抹去了它的名字。

为加快国家急需的核科技人才的培养进程，缩短培养周期，上级决定先在北京大学设立技术物理系，在清华大学设立工程物理系，从全国各高校已学完三年基础课的学生中选调一部分人到这两所学校学习相关专业，毕业后补充到核工业系统的队伍中，这就是我从四川大学突然转入北京大学的真正原因。

心甘情愿选择了核试验研究

1962年国庆过后，北京各高校开始忙碌应届毕业生的统一分配工作。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大教室的黑板上公布了各用人单位的名称，每人可填报三个分配志愿，其中二机部九局一栏特别注明“现在工作在北京，将来到大西北”。作为一名放射化学专业毕业的青年学子，理应报效祖国，为刚起步的中国核科技事业贡献一己之力，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将三个志愿栏都填上了“一机部九局”，最终我也如愿被二机部九局录用。

10月25日，我从北大学生宿舍到位于六铺炕的煤炭部招待所报到，因为当时二机部九局没有住房，便在该处包租部分楼层，接待和临时安置新分配的大学毕业生。几天后，分管科研生产业务的朱光亚副局长到招待所看望我们这批从北大、清华新分来的大学生，短暂的座谈与交流使大家对今后要从事的工作有了初步了解，大家纷纷表示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后，我被分配到第三研究室第六科研组工作。这时引爆原子弹的中子点火技术尚未取得突破，这项任务就交由六组来完成。由于院内工作条件不具备，六组人员以实习的名义分成两个科研小组，于11月底分别到401所的第十研究室和第十六研究室，从不同技术途径开展点火中子源的研究。

我所在的第十六研究室科研小组操作对象都是高辐射和高毒性的放射性物质，因此实验室被安排在反应堆附近的一座简易工棚内，与人员密集活动区域和其他工作场所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工棚条件非常简陋，水泥地面上铺一层橡皮地板，四周安装的是简易玻璃门窗，既不密封也不隔音，房间狭小低矮，室内没有暖气，冬天室温常在零度以下，夏天室温可达30多度。工作前，必须穿戴好防护衣帽，戴橡胶手套，穿长筒胶鞋，面部戴特制的防护口罩，整个人只露一双眼睛在外面。工作半天下来，即使在冬天也会闷出一身汗，到了夏天简直透不过气来，全身大汗淋漓，脱下长筒靴可以倒出汗水来。但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大家都毫无怨言，拼命工作，因为我们心里清楚，如果不攻下原子弹研制中的这道难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无法引爆。

国家的关怀和照顾也激励着大家努力工作。1963年国家刚从三年困难时期中恢复过来，并不宽裕，但仍设法给予我们特殊照顾，给每人每月40元特级保健，401所职工食堂为我们开设保健灶，提供周到完善的生活服务。

经过两组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终于研制出了满足要求的点火中子源，保证了我国首颗原子弹爆炸的圆满成功。

2018年1月25日，邬崇斌先生将自己获得的“两弹一星”纪念册和证章，捐赠给了故乡的崇州市博物馆

护送特殊物品走进金银滩

从1959年年底开始，数万名建设大军和支边青年陆续从全国各条战线和各个地方汇聚到金银滩，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建设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大会战。经4年多的艰苦努力，到1963年底，211厂基本建成并投入使用。九院决定从1964年3月上旬开始，除理论部仍留在北京外，其余各部分批向青海过渡。

3月3日，我接到通知，与另一位同志一道押运一批科研用放射源去青海，鉴于情况特殊，不能与人员专列同行，只能单独通过铁路货运方式前往。经一番防护准备后，3月5日，在两名解放军武装护送下，我们小心翼翼地将货物运至西直门火车站货场，装上一节闷罐车，于傍晚才从西直门站开出，一路向西进发。3月的华北平原依然寒冷，奔驰的闷罐车如同一个大冰柜，冷风嗖嗖往门缝里灌，我们只能裹着厚厚的军大衣蜷缩在草垫上。为了运送物品的安全，我们不敢睡觉，时刻保持警惕。我们4个人在车上就是一个临时战斗集体，大家相互照应，每到一个停靠站，由一名战士下车警卫，一位九院人员留在车上看守物品，其余两人下车活动筋骨，或到站台上买点儿食物和水。3天3夜后，火车到达海晏站，随后由221厂派出的火车头通过厂区专用铁路线，将我们乘坐的这节“专车”送达此次押运任务的终点。

走出车厢，抬头望见蓝宝石般湛蓝的天空，脚下踏着覆盖着一层薄雪花的草地时，我心情格外激动。近处是职工居住生活的厂区和行政办公区，远处的山坡和草原上散布着各大生产厂区，长长的水泥路伸向四面八方，直至草原尽头。这就是我当年填报毕业分配志愿时向往的大西北，我现在终于投入她的怀抱了，而且有幸从事我国即将进行的首颗原子弹爆炸工作！

走进金银滩，我才切身感受到建设如此一项浩大工程的艰辛。草原上连一块小石子都见不到，草皮以下全是已经沙化的土层，建设所需的砖瓦都要从外面运进来。数万名建设者和支边青年需要努力克服高寒缺氧、食物匮乏、物资短缺等困难，确保各项工程如期完成。藏区农牧民为支援国家建设，离开了世代生活的家园。同时，我也深刻感受到国家的力量、民族的力量，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取得长远发展的坚强后盾，为了造出“争气弹”，助国威，壮军威，国家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倾全国之力，确保青海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建设和各项科研生产的顺利进行。“先生产、后生活”的真实状况

金银滩是一片广阔的草原，三面环山，在面向海晏县城和青藏铁路的方向敞开一个好几公里宽的口子。221厂就坐落在大草原中心。沿东侧山边有一条通向西宁的水泥公路，在山口处设有一座军事检查哨，未经允许，任何外部人员和车辆严禁通行。另一条厂区专用铁路从大口子中间穿过，直达海晏火车站，厂内职工家属凭证免费乘车。在厂区周围的山头上构筑有高炮阵地，严防美帝、苏修对基地发起的突然袭击。

221厂数千名职工就长年生活、工作在这样一个几近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那时，不仅没有电视，连收听广播都很困难。下班后，工人师傅们一般喜欢下象棋、玩扑克，知识分子则喜欢打桥牌、下围棋。我什么也不会，就只能在马路上闲逛，到了星期天，干脆骑上自行车在环绕厂区的公路上兜风，尽情领略蓝天白云下的草原风光。

由于各种原因，好多职工家属调不进来，少部分调来的家属也不能进入厂区，被集中安置在海晏生活区或西宁杨家庄。在18厂区建有10栋住宅楼，因外墙都呈黄色，人们习惯叫它“黄楼”，主要解决厂、部两级领导干部和有一定资历的双职工的居住问题。其他双职工们则零散居住在一些半地下室或建厂时期遗留下的临时建筑内。单职工按单位划分，集中住在单身楼内，上、下两层的单人床，小房间住4人，大房间住10人，室内只有一个脸盆架、一张长条桌。单职工一年一次探亲假，时间为一个月；双职工四年一次探亲假，时间为20天。

整个18厂区只有一个商店、一个菜市场、一家饭馆，日常生活用品一般都能买到，但餐饮实在不敢恭维。高原由于海拔高、气压低，水不到100℃就开了，饭煮不熟，馒头蒸不好。221厂平均海拔高度超过了3000米，上述问题更加突出，大家每顿吃的都是夹生饭，啃的是死疙瘩馒头。

出行方面，由于221厂与西宁之间没有任何交通联系，一般职工出差或者探亲只能坐火车。先坐厂内火车到海晏站，再从海晏站坐火车到西宁，然后才能转往你要去的地方。当时，西宁与成都不通火车，我探家时还要到宝鸡换乘入川的火车，一趟下来已是精疲力竭。

这种艰苦奋斗的生存状况在金银滩持续了很长时间，可以说是当年提倡的“先生产、后生活”的真实写照。

向祖国交出了合格的答卷

1964年3月底，九院完成了从北京向青海的过渡，全面投入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准备工作中。我所在的实验部三室被安置在7厂区，位于整个221厂的最高处，与18厂区遥遥相对。我们六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核爆产物分析，用实验数据判断核爆是否成功，及其产生的爆炸威力。

一切就绪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也进入倒计时阶段。我的任务是要在第一时间将飞机穿越核蘑菇云收集到的核爆炸产物进行溶解处理，制成样品供下一个环节测量、分析。因为是首颗原子弹爆炸，毫无经验可借鉴，大家只能仔细操作，反复摸索。

时间一天天过去，大家都在紧张地期待着那个神圣时刻的到来。终于，1964年10月16日晚8时，我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听到了我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顿时，全厂欢声雷动，众人欣喜若狂。我们终于向祖国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同时也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有能力打破西方大国的核垄断，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几年的辛苦没有白费，值了！

核爆后的第二天，飞机样品就运抵实验室，各小组按照自己的工作流程认真进行操作分析，最后的实验结果显示，我国首颗原子弹爆炸威力在两万吨TNT当量左右，试验圆满成功。

1965年5月14日，我国成功实现飞机空投原子弹的爆炸试验，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1966年，我国连续进行多次核试验，打开了迈向氢弹的大门。其中，5月9日进行的第三次核试验是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试验，12月28日进行的第五次核试验则是一次检验氢弹爆炸原理的试验，两次试验均取得圆满成功，爆炸威力在20-50万吨TNT当量之间；10月27日进行的第四次核试验是在酒泉基地用东风一2型导弹运载核弹头飞行894公里后，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预定弹着点590米高空成功爆炸的一次试验。

我有幸参加了第三、第五两次核试验，下面记述的就是我参加第三次核试验的难忘经历。

转战罗布泊深处的新战场

1966年3月上旬，参加第三次核试验的火车专列从青海221厂准时开出，两三天后到达新疆吐鲁番大河沿站卸载，由参试人员和参试设备以及后勤保障物资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向南疆开进。车队途经托克逊、库米什后，横穿天山山脉中部，出山后茫茫戈壁映人我们的眼睑。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极目四望，没有一点绿色，只有稀疏的骆驼刺散落在这大漠之上，好像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远处天地相接的地平线上，由于阳光的强烈照射，升腾起一股股的白色气浪，在天幕上时隐时现地变幻出各种奇妙的景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沙漠“海市蜃楼”吧？车队继续向前开进，周围的景色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直到看到一排排“钻天杨”直插蓝天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呼：“马兰到了。”

马兰，是因核试验需要而在戈壁荒原上逐渐成长起来的一个小城镇，得名于戈壁滩上的马兰花。马兰是中国唯一一个核试验场的机关所在地，也是整个试验场区的后勤生活保障基地。在马兰休整一天后，车队又继续向远在280公里外、隐藏在大漠深处的核试验场区挺进。水泥公路又平又直，来往车辆很少，更看不到一个行人，偶尔有一群群黄羊在远处驻足观望，一听到汽车轰鸣声，便惊得四散奔逃。再往前走，通过东大山检查站后，便进到了核试验场区，最后在离孔雀河不远的地方停下了，这里就是基地指定给九院参试人员安营扎寨的地方。

下车后，大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起动手把棉帐蓬搭起来，这里将是我们今后生活的临时家园。3月的罗布泊滴水成冰，因此每顶帐蓬内都安有一个带烟道的火炉，白天上班时把火掩好，晚上睡觉大家轮流值班，一是负责加煤，保持室内温度；二是关好炉门，保持管道畅通，以免煤气中毒。

进入4月，试验场区到了刮风的季节。戈壁滩上大风一起，满天飞沙走石，风力一阵紧过一阵，让人透不过气来。一天半夜，突然狂风大作，支撑帐蓬的金属钢架嘎嘎作响，摇摇欲坠，四个角上固定帐蓬顶盖的铁桩被拔了起来，顿时顶盖掀开一个大口子，狂风裹着沙石直往里灌。大家慌忙跳下床，冲出帐篷，紧紧拽住固定顶盖的绳索，其他人找来大铁锤，将铁桩牢牢砸人地下。折腾到天亮，风力渐渐减弱，好不容易将帐蓬重新固定好，吃完早饭大家又匆匆赶去上班了。

从住地到工作地点的道路是一条“戈壁路”，大轿车无法通行，交通工具只能是大卡车和小吉普。我们上下班一天来回四趟，在车轮碾压和风力交替作用下，再平的路也很快变成了“搓板路”。人坐在车上，不但要经受颠簸之苦，还要忍受车后卷起的沙石的袭击，一天下来，满身尘土不说，一身骨头也好像要散架了。

生活方面，所有参试人员都享受保健待遇，标准并不低，但由于试验场区与世隔绝，距离最近的南疆城市库尔勒也有400公里之遥，对外交通又不方便，因此，一日三餐缺的不是肉，而是新鲜蔬菜，水果更是见不到。于是，土豆、粉条、萝卜、白菜、干鸡蛋粉、罐头、花生米等干杂食品就成了餐桌上的当家菜。每日用水都靠水罐车到孔雀河去拉，尽管河水又咸又苦，但总比没有水可喝可用好，这种状况直到70年代才有所改善。基地的野战用洗澡车一个星期来一趟，大家凑合着冲一冲就很知足了。每个人都清楚，本次试验全国各有关单位和各军兵种派出的参试人员，加在一起超过上万人，基地在后勤保障方面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我们怎么还能提更多要求呢？

升腾在蓝色天幕的“大蘑菇头”

本次试验，我们九院参试人员超过300人，实验部占100人左右，主要任务是接收、测量在爆炸瞬间（百万分之一秒）产生的各种相关物理参数，用以分析、判断核爆炸过程及其变化。实验室就安排在离爆炸中心500米的全封闭钢筋混凝土地下室内。大家每天来回奔波，整日在不见阳光的地下室内工作，既辛苦又紧张，但都毫无怨言，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在我国进行有限核试验的情况下，争取每一次试验都能得到最大的收获，拿到尽可能多的一手实验数据，保证我们每进行一次试验都能站上一个新台阶，使核武器水平上一个新的档次，尽快缩小与美苏两个核大国的差距。

第三次核试验是我国历次核试验中规模最大、场面最壮观的一次，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参试人员最多（上万人）；二是参试单位最多（中央各有关部委、各军兵种、中科院及有关科研院所等几十个单位）；三是测量项目最多（主要由基地21所和九院共同承担）；四是现场设置的效应物最多。每天我们上下班时，在通往爆心公路两边的场地上，都能看到按照不同距离和要求摆放的各式各样的效应物，大到飞机、火车机头、铁路、桥梁涵洞、楼房建筑、地下堡垒，小到粮食、种子、猴子、小白鼠、各类纺织品，目的是检测各类效应物在核爆炸中，经受光辐射、冲击波、核辐射的作用被破坏的程度和自身发生的变化，用以制定防原子武器攻击的对策和措施。

1966年5月9日上午8时，在靶区工作的九院参试人员集中到离爆心30公里的黄羊沟，等待观察即将在9时进行的第三次核爆炸。每人配发一副防强光墨镜，坐到一个小土坡后面。大家紧张地注视着远处的天空。“轰一六”轰炸机从马兰机场方向飞来，越过我们头顶后不久，现场的扩音器里就响起中央控制台的倒计时读秒声：“10、9、8、7、6、5、4、3、2、1、O，起爆！”时针正好指向9时。大家迅速戴上墨镜，两眼紧盯前方。

不一会，只见正前方爆心上空闪过一线白光，并传来一声低沉的响声，随即一股灼热的气浪迎面扑来，远处天空一团大火球闪出耀眼的光芒，不断地翻滚着盘旋上升，最后在蓝色天幕上幻化成像雪一样洁白无暇的“大蘑菇头”云团。尽管当年5月10日全国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都刊登了它的新闻图片，但那宏伟壮观、撼人心魄的场面，是不在现场观看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我们又成功了！九院人高悬的心终于放下了。

矗立在西海镇入口处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

金银滩翻开崭新篇章

1996年，我国政府发表暂停核试验的声明。从1964年起的32年时间里，中国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终于与其他大国一样，跨过了原子弹、氢弹、第二代核武器、核禁试四个里程碑，进入了在实验室模拟的自由天地。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我国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共和国感谢这些元勋们，也感谢所有为“两弹一星”事业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们，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1993年，221厂宣布退役。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政府正式入驻该厂区，并更名为“西海镇”。如今在西海镇的入口处，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张爱萍将军的题字：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它是221厂为中华民族作出伟大贡献的见证，也是国内迄今唯一一座与核武器有关的纪念性建筑。从此，我国第_一个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以“中国原子城”的面貌，向世人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现在金银滩已全部对外开放，升格为国家4A级景区，供游人参观。

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金银滩昔日的辉煌，连同我们远去的青春岁月，早已凝固在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成为老一代九院人难以忘怀的永久记忆。

有人同我说，假如当初你没有响应组织的号召，转换学校和“专业”，继续深造下去，你完全有可能和自己的同学一样，在专业领域奋斗若干年后功成名就，或成为某所高等院校的学科带头人，或成为化学领域的著名专家，乃至成为科学院的院士也不是没有可能。你参与了中国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再到中国政府决定暂停核试验的全过程，但却只能埋名隐姓，默默无闻地从事核试验分析工作，至1998年退休，也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高级工程师，既无专利成果，亦无等身著作，甚至就连那几十年的研究“心得”，也只能封存密档，永不面世。可我要说，像我一样有着“失踪”人生经历的成千上万的普通科技工作者，我们竭诚奉献了两代人的全部智慧和心血，换来了祖国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所以，深藏在我们内心的自豪和骄傲，是什么也换不来的！■

（作者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