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值此在国外履职的俄罗斯人纪念日之际，纪念1937-1941年期间在中国上空作战的苏联飞行员志愿者系列活动，于2019年2月15日11:30-13:30在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举行。《在中国上空》项目负责人奥列格·卡尔梅科夫就《1937-1941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苏联援华》主题作了精彩的专题讲座。本记者已经收集到讲话稿，特此做专题报道如下，记者陈龙狮。

《在中国上空》项目负责人奥列格·卡尔梅科夫做专题学术报告

1931-1932年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省份，这成为其进一步侵略行为的基础。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亦称马可波罗桥，位于北京西南10公里处）挑起事变，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

中国军队人数超过日本人数，但士兵训练水平和现代武器的缺乏降低了武装力量的整体实力。 经济技术落后，缺乏足够的外汇，使中国无法及时保障军队必要的军事装备和武器。

在战争开始时，日本军队在坦克装备和炮兵方面比中国军队具有显著优势。 日本空军数量13倍于中国空军，显示了巨大的威胁。 在敌军极大优势的压迫下，中国军队被迫进入该国内地。

苏联，成为同意在困难条件下帮助中国的唯一国家。 1937年8月21日，苏中互不侵略条约签署。 中华民国政府不得不依靠苏联的支持，请求提供苏联武器、军事顾问和专家，来训练中国士兵，制定积极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计划。

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27人）于1938年5月底至6月初抵达中国（截至1939年10月，他们的人数增加到808人）。 1938年5月，委员M.I. Dratvin德拉特温被任命为中国陆军首席军事顾问。 在随后的几年里，首席军事顾问先后有A. I. Cherepanov切列帕诺夫（1938年8月 - 1939年8月），K.M. Kachanov卡恰诺夫（1939年9月 - 1941年2月），V.I. Chuikov崔可夫（1941年2月 - 1942年2月）。 1937年至1940年计有超过5千名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

苏联通过海运向中国发送武器。 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期间，苏联的炮兵装备，航空兵装备，装甲车，大炮，榴弹炮，机关枪，弹药被海运到中国。 1937年至1939年间，大约有6万吨武器和弹药通过敖德萨从苏联运送到中国。

中国几乎完全丧失了对主要海港的控制权，这使得新疆作为该国与苏联最重要的陆路联系之一，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1937年，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协助建立Sary-Ozek-霍尔果斯-乌鲁木齐-兰州公路，以便从苏联向中国运送武器、飞机和弹药。苏联政府同意了，道路建成了。两年中（从1937年10月到1939年9月），苏联向中国运送了985架飞机，82辆坦克，1,300多门火炮，14000多挺机枪，以及弹药、设备和装备，以及石油产品和药品。运输由5,200辆苏联ZIS-5卡车进行。建立了一条特殊的航空航线，由苏联货机提供服务。

1937年9月14日，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招待会上请求派遣苏联飞行员前往中国。 该请求获得批准。 根据秘密的“Z行动”计划，让苏联志愿飞行员参与战斗（以西班牙事件为例）。 直接挑选和组建一批苏联志愿飞行员的工作由红军空军领导人A.D.Loktionov洛克季奥诺夫及其副手Yakov Vladimirovich Smushkevich雅科夫 旅长领导进行。

截至1937年10月21日，共有447人接受了前往中国的培训，包括地面技术人员，机场服务工程师，飞机组装工程师和工人。一个严重的缺点是所有飞行员都缺乏任何战斗经验。 10月，两个中队 – 轰炸机和I-16战斗机沿“空中大桥”从阿拉木图飞往兰州。 1937年11月，由F. P. Polynin波卢宁上尉指挥的第二批轰炸机被派往中国，约有150名志愿者一同抵达。 1937年末 - 1938年初，由A. Blagoveshchensky布拉格维申斯基指挥的I-15战斗机三个中队被派往中国，而1938年7月 - 由G.I.Tkhorom特赫罗姆上校率领的66人轰炸机中队抵达中国该队成立于伊尔库茨克。

除参加战斗行动外，苏联专家还积极参与中国空军飞行人员的培训。 在成都，遂宁，凉山，老河口等城市开设了飞行和航空技术学校。 仅在兰州学校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期间就培训了73名中国飞行员。 中国空军部分飞行人员被派往苏联学习。 到1938年春天，共有200名飞行员在苏联航空学校接受了培训。

1937年11月21日，苏联飞行员第一次与敌人发生军事对峙。在与20架日本飞机的战斗中，我们的空中小组（7架I-16）在南京（当时的中华民国首都）上空毫发无损地击中了3架敌方飞机（2架A5M战斗机和一架轰炸机）。第二天，11月22日，G.M.Prokofiev普罗科菲耶夫小组开启了6架I-16战斗机与六架“A5M”战斗机的一场战斗，赢得了胜利而没有损失（这些数据是在所有公开来源中提供的）。但，遗憾的是并非如此。根据“伤亡名单“Z”摘录，在1937年11月28日的这场战斗中年轻的飞行员Nezhdanov Nikolai Nikiforovich尼古拉 阵亡 [阵亡情况：“22 X1.37死于南京6架I-16战斗机对9架日本战斗机的战斗中”（RGVA基金33987记录，案例1061，页3）]。

日本航空的数量优势（一架苏联飞机对5-7架敌机）迫使我们的飞行员每天进行5-6架次的战斗飞行。大多数情况下分小组（5-6架飞机）对抗50架轰炸机和20-30架敌方战斗机。全靠苏联飞行员在空战中的个人勇气和机智挽救局势。后来，有在西班牙获得战斗经验的飞行员来帮助他们。 1938年初，我们在中国的战斗机航空部队的领导权交给了苏联英雄P.V. Rychagov雷恰戈夫旅长（空军首席军事顾问）和指挥官A.G.Rytov雷托夫。苏联志愿飞行员在中国的所有活动的整体协调是由苏联大使馆空军专员（红军空军的未来负责人）P.F. Zhigarev上校（其后 - G.I. Tkhor，再后 - P.N. Anisimov）负责的。

在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敌对双方定期对对方敌机进行空袭。 1938年5月31日，高级中尉A. A. Gubenko在I-16上击落了日本A5M2战斗机，被正式确认为撞击。在参加战斗行动期间，苏联王牌飞行员获得了7次空中胜利。 1939年2月，A.A. Gubenko被授予苏联英雄的金星。中国历史学家认为，Y.Z.Schuster中尉的行动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空中撞击，它的飞机于1938年4月29日在空中作战时在汉口上空正面攻击中与敌机相撞。两名飞行员均阵亡。

苏联飞行员不仅进行防卫，而且还做出还击。到1937年12月，国民党空军已经有26架SB轰炸机。其中包括苏联飞行员的两个战斗组。 12月2日，驻扎在南京地区的SB-2组（9架飞机，指挥官 - M.G. Machin，未来的苏联英雄）对上海的日本空军基地进行了空袭。由于机场遭到轰炸，约有30-35架敌机被摧毁（根据苏联数据）。不久，同一战斗组袭击了长江上的日本船只，其中6只船受损。随着中国军队放弃南京，Machin的空军战斗组搬迁到南昌市。

1938年1月，苏联空中轰炸机组参加战斗（指挥官F.P.Polynin，未来的苏联英雄）。 1月23日，芜湖和南京的日本机场遇袭（总损失：3架飞机被摧毁，51架飞机受损），山庆火车站也遭到轰炸，燃料起火。 1月24日和26日，宁国府、芜湖市和山庆站等地区的敌军成为轰炸的目标。苏中轰炸机航空对日本先进机场的积极行动迫使敌人将其航空主力撤离到远离前线。

1938年2月23日，由P.F. Zhigarev上校发起了一次针对日本在台湾岛的空军基地的空袭行动，目的是摧毁新飞机。最初计划使用2个空军战斗组：苏联汉口组（8架 SB轰炸机，指挥官 - F.P.Polynin）和混合南昌组（12架SB轰炸机）。但由于云层密布，只有Polynin组到达了目标。敌人甚至没有时间采取防空措施。结果，空军基地被投下了280枚炸弹，大约40架组装好的飞机，机库和3年的燃料储备被摧毁。

我们的轰炸机还对敌军的运输通信和分组采取了积极行动：摧毁铁路枢纽和主要河流的桥梁。

武汉战役是战争期间最长，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战役。武汉的防守持续了将近5个月。最大的空战发生在武汉的天空，在1938年4月29日，日本飞行员想要给他们的天皇送上生日礼物，并报复他们在南京上空和台湾岛上的完败。空中升起了45架日本飞机，迎接它们的是64架苏联战斗机。在这场战斗中，12架敌机在12分钟内被击落。在半小时的战斗中，敌方共有11架战斗机和10架轰炸机被击落。50名机组人员阵亡，几人被捕。我方损失了12架飞机和5名飞行员。在这场战斗之后，惊惶的日本人一个月没有出现在武汉的上空。

随后的事件增强了苏联志愿飞行员的军事荣耀。 1938年5月31日，日军在武汉第三次空战中又失去了14架飞机。

6月，新的轰炸机组（指挥官 - T.T.Hryukin）接替了Polynin空军分队。 该轰炸机组是以额外被派到中国的轰炸机为基础创建的（指挥官 – 大尉S.V. Slyusarev），很快G.V. Titov战斗组（从苏联飞来的）也加入了该轰炸机组。

我们空军的主要任务是限制长江航行。仅在1938年6月14日至7月28日期间，就对沿江地带的敌舰和部队进行了49次袭击。根据苏联的数据，入秋前，仅Slyusarev战斗组就炸沉了70多艘敌人的船只。 1938年8月3日，三架苏联SB轰炸机（机组指挥官：Slyusarev，Kotov和Anisimov）在7200米高空处接近选定目标，成功轰炸了安庆的日本机场。在试图袭击我们的轰炸机时，日方在空战中失去了5架战斗机。所有SB轰炸机（每架飞机上有50-70个孔）安全返回到他们的位置。

与此同时，战斗伤亡和航空机器的严重磨损极大地限制了苏中轰炸机的行动。 到1939年春天，从伊尔库茨克成功地转飞来60架SB轰炸机。 总计到同年9月，292 架轰炸机抵达中国。 渐渐地，中国机组人员取代了我们的飞行员，这些空出来的机组人员被用作培训国民党空军新干部的教官。

一年前，战斗机组便开始了这样的替换。大多数中国飞行员掌握了I-15和I-16战斗机飞行技术，并且能够独立地对抗日本空中“武士”。 1939年夏天，苏联远程轰炸机DB-3在中国的天空中接受了“战斗洗礼”。第一组12架 DB-3轰炸机由G.A.Kulishenko上尉指挥，第二组由N.A. Kozlov指挥（12架子 DB-3轰炸机）。

远程轰炸机的第一次尝试是针对日本在汉口侵占的海军航空后方机场（“基地W”）。 1939年10月3日，9架DB-3以无线电静音模式接近所选目标，高度为8700米，袭击了敌方机场的致命货物。轰炸的结果是：64架被摧毁和损坏的飞机（日本数据为50架），130人死亡，300人受伤（死者中有日本航空舰队指挥官Tsukahara少将）。

10月14日空袭汉口重演。 12架Kulishenko战斗组的DB-3轰炸机参加了战斗。敌人损失达36架飞机（日方承认的更多：大约40架海军飞机和20架战斗机）。在与日本战斗机的战斗过程中，3架DB-3轰炸机遭到破坏（小组指挥官，G.A. Kulischenko上尉，后来因受伤而死亡）。后一次（第三次）袭击（根据苏联数据）将日本方面总损失增加到为136架飞机。与此同时，中方开始掌握苏联远程轰炸机飞行技术。在1939年秋天 - 1940年春天，45名中国飞行员接受了训练。

直到1940年初，苏联飞行员仍在继续参加对敌行动。 1月10日，K.K. Kokkinaki指挥的战斗机组袭击了日本轰炸机（54架飞机），行动在战斗机的强大掩护下进行。尽管敌人拥有巨大的数量优势，苏联飞行员在这场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在激烈的战斗中，苏联飞行员剥夺了许多日本王牌的无敌光环。像“空中樱花”、“天空四王”、“基萨拉祖”和“佐世保”这样的日本飞行中队一个接一个地遭受了残酷的失败。

据官方数据显示，到1940年，日本侵略者在地面和空中失去了986架飞机。这些成功与苏联志愿者的英勇努力密不可分。

随着1940年初与蒋介石政府的政治关系恶化，苏联给中国的军事供应明显减少。最后一批高速SB轰炸机于1941年6月交付中国境内。我们的飞行员一年前被从前线召回，只剩下军事顾问。

14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其他人则获颁奖章和勋章。有214名志愿飞行员长眠于中国。他们安息在数十个兄弟墓地中。其中最大的在武汉--29人。

我们的许多飞行员和专家在返回家园途中因飞机失事而死亡。他们是DB-3 轰炸机 - 位于Munghati 84公里范围内，Shikho西南方向（10人），DS-3轰炸机 - 在南江地区（汉中以南80公里）24人，TB-3轰炸机 -兰州机场以东3-4公里（16名苏联专家和11名中国公民）。

我们的飞行员和军事顾问的英勇工作的记忆将永远是中国和俄罗斯历史上闪亮的一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期间，苏联和中华民国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帝国主义日本的失败告终。苏联加入远东战争，大大加速了对日战争的结束。 如果事件转折不同，战争可能无限期拖延。 苏联对中国统一事业的支持，帮助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国家置于盟国的共同阵地，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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