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开甲回忆周总理关怀核试验工作

熊杏林侯俊智整理

原编者按：周恩来高度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亲自领导和组织“两弹一星’’大规模科技攻坚并取得重大突破，极大提升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我国核武器事业开拓者之一程开甲，在参加核试验工作期间与周恩来有过多次接触和交往，对周恩来关怀、支持核试验工作，为国防尖端科技的进步所付出的努力，深有了解和体会。现将程开甲对相关情况的口述回忆材料整理成文并予刊发，以飨读者。

周恩来总理说，他晚年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上天”，指的就是“两弹一星”。“两弹一星”是中国大科学大工程的代表。1962-1976年，国家层面负责指挥这一重大工程的是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在周总理指挥核武器研究与试验的这段时间里，我前后受到周总理接见并汇报工作有10次，周总理对核试验工作的关怀，让我铭记在心。

难忘的见面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1956年初夏在北京。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在怀仁堂接见参与研究“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科学家，并照了相。那次，周总理宴请大家，亲自走到每一席和科学家握手。他那炯炯的目光和有力的握手，使人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暖流，觉得他是那样关心和尊重科学家。周总理还对“十二年科学规划”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起初，在规划中是没有基础研究这一项的，周总理提出要加上。基础研究关系科技的长远发展。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周总理对我国科技事业的深谋远虑。

“两弹一星”攻关时，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各地灾害饥荒严重，科技人员也每天饿肚子。他们不分昼夜工作，即使电力供应不足，也经常点着油灯查阅资料。当时担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打电话给周总理，要求给科技人员补助，并以个人名义向各大军区、海军募捐，请他们支援副食品。周总理非常关心这件事，各大单位也在物资同样紧缺的情况下，慷慨相助，为我们每个月提供两斤肉和带鱼。北京军区打了一些黄羊，也拿出一部分送给我们。这些食品在当时都是极其珍贵的。

1962年春节前，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专门招待我们，桌上有大碗红烧肉。席间，周总理谈笑风生，亲自过来敬酒，我们都感到了周总理很谦和。当时，我和朱光亚、王淦昌、李觉、吴际霖在一桌。周总理到我们这桌敬酒走后，国防科委二局的刘伯禄问我们：“周总理坐中间，左边是钱学森，右边是钱三强，你们看出怎么回事了吗？一看，就明白中央搞‘两弹’的决心，两样都要上。”他的意思是，钱学森代表导弹，钱三强代表原子弹。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周总理，特别是那大碗红烧肉，在当时真是十分不易，让我记了一辈子。因为，它承载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科学家的厚爱、信任与重托！

“回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1963年夏天，我们正在紧张投入地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准备。这时，已经拥有了核武器的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大气层核试验条约，其目的在于垄断核武器，特别是想使我国为打破这种垄断而进行的核试验工作停止下来。一天晚上，周总理邀请这方面的专家去中南海他办公的地方征求意见。参加的人员有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和我。周总理问了我们核试验准备方面的工作，表达了政府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的决心。这让我们增强了信心，立志克服千难万险，也要将工作进行到底。周总理还询问了一些地下核试验方面的问题，如，国外为什么要进行地下核试验？地下核试验有哪些困难？怎样认识地下核试验后产生的一个大的空腔？由于当时我们工作的主要注意力还在第一颗原子弹塔爆方面的事情，没有谁研究过地下核试验，所以对周总理提出的问题，有些一时回答不上来。周总理就当场给我们布置任务：“回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从总理办公室出来，大家议论说，周总理对核禁试的内容和地下核试验的情况，了解得比我们还清楚。这显示了周总理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令人敬佩不已。

那天晚上的会见，我印象很深。周总理坐在朝里的沙发上，我们都坐在朝外的沙发上。他除了给我们集体布置“回去研究一下”地下核试验的任务外，还专门给我个人布置了一个任务：“学习普通话，把口音好好改一改。”因为我汇报时，吴江口音重，听着很费劲。但遗憾的是，我下决心改了一辈子，都没有成功。后来，当我每次作报告，战士们反映听不懂时，我就会想起周总理的交代，心里很惭愧。不过，我也有感到自豪的事。对周总理“回去研究一下”地下核试验的指示，我不敢懈怠。回家之后就查找资料，在紧张准备第一次核试验的同时，我以核武器试验技术研究所的人员为基础，调进丁浩然、宁培森、周象乾、张忠义等一些水文工程地质技术人员，成立了第六研究室，推动了地下核试验的研究，为我国核试验方式尽快转入地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搞第一次核试验，周总理是最操心的。他经常通过直通电话联系我们。试验前、试验中和试验后，他都听取详细汇报，对于试验的安全、气象、放射物沉降、烟云径迹等，问得很仔细。

1964年，我国进行的第一次核试验成功了。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在30公里处的指挥部看见蘑菇云腾空而起，立即拨通周总理的电话，激动地向周总理报告：“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

周总理沉默了一会，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周总理的这个问题，让张爱萍副总参谋长措手不及，他随即问身边的王淦昌。王淦昌回答：“应该是的。”尽管在场的专家都认为是核爆炸，但一时都无法提供准确的科学证据。

很快，我们核试验技术研究所的技术人员从各个测点迅速向主控站跑来，把他们获取的各种数据汇集给我。最开始，由远区测量提供的压力测量给出5千吨的爆炸当量，在场的人都“懵”过去了，谁也不说话，这与设计值相差实在太远！张爱萍副总参谋长、科委领导、基地领导、二机部九院和核试验技术研究所的领导听到这一数据，都惊呆了，九院的人尤其紧张。一会儿，技术人员高万余拿着他们测到的冲击波正压作用时间数值过来了。我根据速报数据，立即估算出爆炸当量为2万吨，并指出近区的冲击波正压作用时间的测量值是可靠的，因为它不受气象条件的影响，远区的压力测量是受气象条件影响的，所以不能准确地给出当量值。

听到我分析估算给出2万吨爆炸当量，大家才松了口气。然后，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结果。那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我国自力更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听到这一消息后，全国沸腾。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称赞这次试验一千多台仪器分秒不差、一台不误地记录了核爆的数据。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科学家们很快撤出了场区，去迎接新的任务，准备空爆试验。

首次空爆，非同小可。周总理亲自指挥，专门指示：“这次试验一定要准备好，要吸取第一次核试验的经验，要更周到、更细致、更妥善地全面做好安排。在效应试验上，要搞清楚空中、地面各种条件下杀伤和破坏的威力和半径，凡是通过试验应该得到的数据和资料都要得到。中国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

当时许多人对第一次空爆试验心中没底，特别担心烟云出境会引起外交问题，造成国际影响。试验前，我和国防科委二局局长胡若嘏等人到钓鱼台国宾馆向周总理汇报这一问题。那天清晨，我们到达时，工作人员已经迎候在那里，并抱歉地说，周总理昨晚工作了一夜，刚刚睡下，请大家稍等一会。话音未落，周总理就来了，还穿着睡衣。他问我爆炸后有关飞机安全、放射性烟云径迹及地面沉降测量等技术问题，问烟云的高度和高空风的走向，烟云会不会飘到其他地方？我一一回答。这次汇报，大约进行了一小时。我再次感受到周总理谦逊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1965年5月14日，在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8个月后，第一颗空投原子弹试验又宣布成功。5月30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为原子弹爆炸作出突出贡献的核武器研制与试验部门的代表，我和核试验技术研究所的董寿莘、孙瑞藩、忻贤杰、乔登江、陆祖荫、吕敏、王茹芝参加了这次接见，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了。接见后，周总理宴请大家，我很荣幸地和周总理坐在同一张桌旁，同桌的还有邓小平、罗瑞卿、张爱萍、张蕴钰、王淦昌及执行核试验飞行任务的空军飞行员。周总理先看了桌上的名字，然后，非常平易近人地坐下来与大家交谈。他说自己饭量不大，要大家随便用餐。桌上，核试验基地负责人张蕴钰抓住这一时机，提出希望早点批下铁路延长至基地的请求，罗瑞卿总参谋长也说了几句，周总理说要在下个五年计划中加点任务。周总理先离开，走出去时，见到被称为“戈壁滩上花木兰”的力学测试主持人王茹芝，并向她握手道贺。这次接见的气氛很融洽，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拘束。席间，我们还议论了工作规划，王淦昌和彭桓武说，这次成功了，下次还有氢弹。

安全问题大于天

在核试验中，安全问题大于天。周总理每次都把这个重大责任交给我。为了周总理的重托，我对安全问题把得很严。我脾气急，常常训斥人，有人管我叫“学阀”。周总理很信任我，有一次氢弹试验，涉及两架飞机，一架投弹，一架投测量器，前后飞。周总理当场询问空军代表：“飞机是否安全？”杨怀德副司令员说，此事基地开甲等同志已经论证过，认为方案是安全的。周总理以询问的目光向我示意，我点了下头，说：“我们认为是安全的。”周总理才满意地点点头，表示放下心了。这种强烈的信任感，一辈子留在我的脑海中。也有我们考虑不周到的时候，周总理都会给我们及时指出，比如，紧急处理、带弹返航等。事实证明，有的情况后来真的发生过，但周总理的提醒使我们有了预防，因而临阵不乱。周总理对场区核试验，曾经作出十六字的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正是在周总理的谆谆教诲和严肃认真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安全、顺利地完成了每一次任务。

有一次，一个专家问我：“你怎么愿意长期在戈壁滩工作，是不是因为党员必须服从？”我觉得，可以以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对自己的教育和鞭策来解释他提出的问题。

由于长期过度劳累，周总理病倒了。他在1975年初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还讲了话，可是1976年初，当我们正在场区忙着准备另一次试验时，传来了周总理不幸去世的消息。大家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眼泪直往下淌，我们舍不得敬爱的周总理，人民需要他，革命事业需要他。

40多年了，我一直怀念他。今年是周总理诞辰120周年，我把自己在核试验期间看到的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口述成这些文字，就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国核试验的成功和发展一直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重视，凝聚着他的一片心血；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周总理的精神，是怎样教育了我们这一代。

[整理者熊杏林，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教授，；侯俊智，人民出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