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问题的认识

齐德学

国内有的学者在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上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不顾历史事实，指责毛泽东，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正确性及其伟大作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三个观点：一是认定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苏联压力的产物；二是认定毛泽东为抗美援朝战争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三是认定毛泽东在朝鲜停战谈判时机的选择上是重大决策失误。从而得出结论，认为中国进行这场战争是得不偿失。那么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笔者根据几十年研究积累，对此谈谈看法。

一、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是否苏联压力的产物

不可否认，在中国出兵援朝问题上，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确曾提出过建议，并且也有压力的味道，那么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是否苏联压力的产物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我们看看中共中央是在什么情况下作出出兵抗美援朝决策的。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本来是朝鲜南北双方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内战。然而，6月26日上午（华盛顿时间为25日晚），美国总统杜鲁门即主持召开由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共14人参加的高级会议，作出了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和派海军第7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的决定，同时决定加紧向侵略越南的法国军队提供援助等。当天即将有关决定电传给驻东京的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令其立即执行。随即美国驻日本的海空军部队开始出动支援南朝鲜军队作战。27日，美国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同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上述决定，并背弃美国参加的有关台湾归属中国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声称“台湾未来地位”未定，制造中国的分裂。8月27日，美国侵略朝鲜的空军飞机先后5批13架次侵入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的辑安（今集安）、临江、安东（今丹东）等地上空轰炸扫射，杀伤中国居民24人，击坏火车机车和车辆5辆、击坏汽车2辆。此后，美国侵略朝鲜的空军飞机连续不断侵入中国领空，进行轰炸扫射。特别是9月中旬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后，至9月底，美国侵朝地面部队全线进抵三八线，并准备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攻。这些构成了对中国版图的侵略和直接威胁了中国大陆的安全。虽然中国政府一再提出强烈抗议、谴责和警告，但美国当局不屑一顾，仍一意孤行。此时，朝鲜人民军主力被隔断在三八线以南，遭受严重损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危在旦夕，请求中国在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北进的情况下，给朝鲜人民以特别的援助，即直接出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帮助朝鲜人民军作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卫中国大陆的安全和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中共中央才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当然，作出这个决策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但这绝不是主要因素。如果说“压力”，则是美国当局将一场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迫使中国人民不得不进行一场战争。因此可以说，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主要是出于中朝两国共同利益的考虑，所以叫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明确指出：“大家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东北的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1]

其次，我们回顾一下中共中央作出出兵决策的过程。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尽管美国立即进行武装干涉，但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战局发展极为顺利。就是在这样形势下，中共中央洞察时局，敏锐地估计到，由于美国武装介入，朝鲜局势有恶化的可能，甚至美国会公然进犯中国大陆。因此，中国不能不有所防范，宁可备而不用，不可不有所准备。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一周内，即1950年6月底，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即决定调整国防部署，将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方向由东南沿海地区调整为东北边防，将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作战任务由解放台湾调整为“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2]中央军委于7月7日开始调动部队组建东北边防军，7月13日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13兵团等部共2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部署在辽东和吉林南部地区，以保卫东北边防和必要时出动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作战。东北边防军整训的目的和指导思想，就是准备必要时到朝鲜同美国军队作战。在8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同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也指出：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3]8月13日高岗受中央委托在东北边防军师以上干部参加的整训动员大会上的报告中，8月26日周恩来在检查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必要时边防军出动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都讲得十分明确。8月下旬，中央军委又决定抽调第9、第19两个兵团分别置于津浦和陇海两铁路线的机动位置，作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部队。

1950年8、9月间，美国空军飞机不断侵入中国领土上空轰炸扫射。图为辽宁省安东市（今丹东市）遭轰炸的民房

这些，虽然还不是出兵援朝的决策，但也充分表明，中共中央对于必要时出兵援朝是有考虑和有准备的。

决策出兵援朝，是在1950年9月中旬美军仁川登陆之后，美军全线向三八线进攻的形势下，才提到中共中央的日程上来的。9月27日，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求见的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如果帝国主义者果真要发动战争，那么，我们也只有起而抵抗了。……一旦战争起来了，我们除了起而抵抗之外，是别无他途可寻的。”[4]9月29日，美军全线进抵三八线，准备越过三八线继续北进。鉴于此，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5]

这些，虽然也不是出兵援朝的决策，但这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决心在必要时出兵援朝的态度。

9月29日，金日成和朴宪永联名发出了由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致斯大林请求出兵援助的信（9月30日，苏联驻朝鲜大使用电报发出）。10月1日夜，金日成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和武官柴军武（柴成文）向中国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此后还专派朴一禹到北京于3日向毛泽东面交了由金日成和朴宪永联名给毛泽东的求援信，其内容与他们致斯大林的信基本相同。斯大林在接到金日成、朴宪永的求援信后，于10月1日也给毛泽东、周恩来发来一个电报，建议中国至少应派5—6个师的部队以志愿军名义出动到三八线，掩护朝鲜人民军组织后备力量。10月2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给斯大林的电报，表明“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作战，决定将在东北的边防军12个师（而不是5—6个师）出动到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组织防御战，同时等待苏联武器装备到达。除上述12个师之外，还正在调动其他24个师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同时分析了志愿军出动后朝鲜战局可能发生的变化及给中国国内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请求苏联援助武器装备的清单。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考证，这个电报没有发出。虽然如此，但同日凌晨2时由毛泽东起草以军委名义给高岗和邓华的电报却发出了。这个电报一方面请高岗接电后即动身来京开会，一方面“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6]这表明毛泽东是准备出兵援朝的。

问题在于，同是10月2日，毛泽东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发出了另外一个电报，对斯大林10月1日的来电作了答复。这个电报是罗申于10月3日发往莫斯科的。毛泽东在这个电报中提出：“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暂不出兵的理由是：“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和中国公开对抗，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在这个电报中，毛泽东还告知斯大林：“我们将召开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将出席。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想同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刻让周恩来和林彪同志到您休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形势。”罗申在转述这个电报时，作了评述，认为“毛泽东的答复证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在朝鲜问题上的最初立场”，即不准备出兵援朝。[7]

如何认识这个电报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仅仅孤立地看这个电报，似可得出中国不准备出兵援朝的结论。即把这个电报看成是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的一种政策考虑，决定不准备出兵援朝。从已解密的俄罗斯关于朝鲜战争的国家档案中，可以看出，至少罗申和斯大林是这样认为的。然而，将这个电报同中共中央决策出兵的全过程联系起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说，这个电报只是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出于策略上的一种考虑，一方面，是强调中国出兵的困难，特别是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极差，以引起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的重视，从而为中国出兵援朝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掩护。另一方面，也有探测一旦战争将苏联拖进去时苏联将采取什么态度的意思。将毛泽东10月2日起草给斯大林但未发出的电报与罗申转发的电报比较一下，也可以看出上述意思。毛泽东在通过罗申转发的电报中本身就表明：只是考虑“暂不出兵”，要“准备力量”，“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并且“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中共中央还要开会讨论。此外，一系列情况表明，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领导人，至少毛泽东一直是在考虑出兵援朝的。

就在毛泽东请罗申转发上述电报时，中国领导人从各方面的消息获知，美国决定其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北进。于是，10月3日凌晨，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他和印度政府转告美国当局：“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8]这表明中国并非不准备出兵援朝。接着10月4日、5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是否出兵援朝问题。虽然没有见到这两次会议的记录，但从参加这两次政治局会议一些领导人的回忆中可以得知，会议上许多人对出兵援朝表示担忧，按彭德怀的说法，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1.国内长期战争创伤尚未治愈；2.占全国人口和土地面积2/3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尚未开始；3.国内的土匪、特务还没有完全肃清；4.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落后，训练也不充分；5.部分军民存有厌战情绪。总之一切准备不够，因此，有一种意见主张暂不出兵。另一种意见是积极主张出兵，因为，我们准备不够，美国准备也不够，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对我们就是一个直接的威胁，我国的国防、边防和经济建设都将处于不利地位。朝鲜在危急的情况下请求援助，我们不能置之不理。[9]中央政治局经过充分讨论之后，毅然作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决策。决策作出后，10月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了志愿军出动作战的具体问题。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10]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向金日成作了通报。

1951年10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致开会辞

斯大林接到毛泽东通过罗申转发的电报后，苏共中央政治局也开会对毛泽东的电报进行研究。会后，以斯大林名义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至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1.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2.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3.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作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4.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的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明天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他现在就打，而不是要过几年以后。[11]】

斯大林这个电报确有对毛泽东施加压力的味道。这个电报的内容是10月8日斯大林在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转述的，从俄罗斯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档案中，看不出这个电报发给毛泽东的具体时间。据国内有关学者考证，这个电报最早是莫斯科时间10月5日晚发给毛泽东的。而莫斯科时间比北京时间晚4个小时，如此，则毛泽东接到这个电报应在北京时间10月5日深夜或10月6日上午，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作出了出兵援朝的决策。因此，中共中央作出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与斯大林这个电报没有任何关系，也就谈不上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援朝是苏联压力的产物。

从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援朝的全过程看，即便斯大林这个电报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5日作出出兵援朝决策之前到达，也不能得出中国出兵援朝是斯大林压力的产物。

在中共中央作出出兵援朝的决策之后，也就是接到斯大林的上述电报之后，10月8日，毛泽东派周恩来和林彪秘密出访苏联。根据一些回忆材料，周恩来是带着出兵和不出兵两种意见同斯大林会谈的。周恩来着重强调了中国出兵的困难，意在获取苏联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作战和提供武器装备援助。给斯大林的印象是，中国不准备出兵。在中国组建东北边防军时，斯大林曾许诺，在边防军以志愿军名义出动到朝鲜作战时，苏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12]。然而，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时却说，他们的空军未准备好，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周恩来后来在谈到这次会谈时说：美国军队“逼近了鸭绿江，我们就下决心，去与斯（大林）讨论。两种意见：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这是斯（大林）说的。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然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13]会谈结束后，11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明了会谈的情况。中共中央没有料到的是苏联拒绝兑现已作过的许诺，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空军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后，将在完全没有空中掩护和支援的状态下作战。

接到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发来的电报后，13日，毛泽东与政治局同志对出兵问题又进行了一次研究讨论。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周总理、林彪赴苏联，苏联答应出枪、炮、弹，但不出动飞机。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这时就以此为由又问我，可不可以打，苏联是不是完全洗手？我说：‘这是半洗手，也可以打。’最后是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讲：‘即令打不过也好，他（指美国。本文作者注）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14]

政治局讨论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空军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毛泽东将讨论结果于当日22时电告周恩来，指出：“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5]这说明，中共中央并非将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作为中国出兵参战的先决条件。在苏联空军不能出动掩护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仍然决策出兵抗美援朝。随后，苏联方面又告诉周恩来，两个月至两个半月后，苏联空军也不能出动到朝鲜境内支援志愿军作战，只能在鸭绿江北岸中国境内驻防，帮助中国进行防空。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仍然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作战。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开始向朝鲜境内出动。

回顾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决策过程，不难看出，尽管斯大林提出过建议，并且确有压力的味道，但这里完全看不出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决策是苏联压力的产物。相反，倒是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独立自主地作出的决策。

第三，通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做事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不为国外他人和政党所左右。此外，就毛泽东个人性格而言，他也不是任人摆布和左右的人。因此，无论在事实上和道理上，认为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决策是苏联压力的产物，都是说不通的。

二、毛泽东是否为抗美援朝战争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

有的学者认定毛泽东为抗美援朝战争“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其依据，是引用了毛泽东在1950年10月2日给斯大林电报中的一句话，即“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并依此作了其所说的“合乎逻辑”的推断，认定中国为此付出了多余的代价。作出这种认定，在思想方法上未免过于片面性和绝对化，在作结论上也未免过于武断。而将毛泽东的这句话认定为战略方针，也极不恰当。

首先，仅就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本身也不能得出这样的认定。

已被选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和《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中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前文已交代，这个电报没有发出），共有六点，其中第二、第三点内容如下：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是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16]】

志愿军一出动就显示了巨大的力量。仅仅两个战役就把已打到鸭绿江边的美国军队打回到三八线。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粉碎侵朝美军所谓“结束战争总攻势”，并转入反攻，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收复大片失地。图为志愿军在价川地区追歼逃敌

毛泽东电报里的这两段话，很明显是对志愿军参战后，战争形势发展变化的分析判断。当然是战略性的分析判断，但还不是战略方针。毛泽东在这里对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分析判断了两种可能：其一是只要中国军队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其二是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因此，从这个电报本身，无论如何得不出毛泽东为抗美援朝战争“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这样的结论。如果联系前文引述的10月2日毛泽东通过罗申转给斯大林的电报，则更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况且，毛泽东这个电报没有发出，也没有发给即将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东北边防军。

其次，周恩来、陈云在谈到志愿军参战后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时，谈的都是几种可能。

周恩来和陈云都是中共中央关于出兵抗美援朝的主要决策人之一。

志愿军参战后的1950年10月和11月，周恩来在多种场合讲过志愿军参战后的战争形势发展变化问题，并且都是讲的两种可能。10月24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十八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在朝鲜给美帝国主义以挫折，“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我们力争这种可能”。但是，美帝也有疯狂的一派，对于它铤而走险，我们也必须有所防备，我们不怕，“我们并不愿意战争扩大，它要扩大，也没有办法。我们这一代如果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我们的子孙，只好承担下来，让子孙永享和平。不过我们绝不挑起世界大战”。[17]11月25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招待各民主党派代表会上所做报告中指出：朝鲜局势发展前途“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美帝国主义以一切力量继续发动攻势，直到头破血流，知难而退。……这个可能是存在的。我们要争取这种可能的实现，只有斗争和不断获得胜利，才有可能。另一种可能是，美国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发动太平洋战争。”“两种可能都存在，但都不会立即出现。一方面美帝不碰得头破血流不会知难而退；一方面它不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估计前者可能性要大些，而这也是我们所要争取的。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要争取这种可能的实现，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争取这种可能的实现的。”[18]

陈云和薄一波在1950年10月26日关于《对时局的估计与财经问题对策》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估计时局变化有三种不同的程度：“（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国内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我们的对策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19]

周恩来和陈云讲的几种可能，尤其周恩来讲的两种可能及我们应努力争取实现的可能，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分析判断，而且更应该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共识。

最后，毛泽东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不可否认，毛泽东确实设想将“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作为抗美援朝战争要争取实现的战略目标之一，并将实现这个目标看作最理想的结果，但这种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苏联不但为志愿军提供武器装备，而且出动空军直接支援作战的基础之上的。前文已经说过，对志愿军参战后，战争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毛泽东并非只作这一种考虑。除此，毛泽东还在10月23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从军事方面提出决定朝鲜战局的三个问题：一是正在部署的第一次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突然性，歼灭南朝鲜军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则形势将于敌有利。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敌人虽有大量飞机不能给我太大杀伤和妨碍，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除大城市我无法进攻外，其余地方的敌人都可能被我各个歼灭。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或者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具备之后，把这些大城市逐个打开。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之前，将使我军处于很困难的地位。三是如果美国再调五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之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南朝鲜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毛泽东指出：“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20]如果说毛泽东为抗美援朝战争设定了战略方针，那么笔者用引号引述毛泽东这个电报中的话，才真正是毛泽东为抗美援朝战争设定的战略方针，并且是抗美援朝战争总的、最根本的战略方针。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军事战略指导，就是本着这个方针进行的。从这个战略方针中不但看不出有“超越现实”的问题，而且恰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古今中外，任何战争指导者在战争指导中，都是努力争取实现最好的结果，努力避免出现最不利的局面。毛泽东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当然也不例外。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指导表明，在经过努力后，主客观条件不具备实现战争最好结果时，毛泽东并不是一意孤行继续坚持主客观能力无法实现的军事战略目标，而是非常及时地作了调整。这是极为正常，极为“合乎逻辑”，无可厚非的事情，怎么就认定毛泽东为抗美援朝战争“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

三、在朝鲜停战谈判时机的选择上毛泽东是否重大决策失误

国内有学者发表文章，说毛泽东在朝鲜停战谈判时机的选择上是“重大决策失误。一九五一年一月联合国提出在各方面都对中国有利的停火议案，美国政府左右为难，只得表示同意，而把赌注押在中国不会接受这个议案之上。中国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估计形势，且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经验，轻易地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议案。”由此，战争拖长，中国付出重大代价。那么，事实是否如此？笔者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

首先，我们看看联合国的停火议案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和通过的。

所谓联合国停火议案，是指1951年1月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达成朝鲜停火和和平解决远东问题的五步方案：一、立即安排朝鲜停火；二、一旦停火实现，即应加以利用，以便考虑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步骤；三、为实现联合国大会1950年10月7日通过的关于建立统一的、独立和民主的朝鲜政府的决议（虽然美国当局在仁川登陆成功后就决定侵朝美军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作战，但在形式上，美国当局一直强调美军是为实现联合国这一决议而到三八线以北作战的），一切非朝鲜的军队将分适当阶段撤出朝鲜，依照联合国有关原则订立适当措施，使朝鲜人民能对其未来政府表达自由意愿；四、在完成第三步之前，依照联合国原则订立适当措施，管理朝鲜和维持其和平安全；五、一旦获致停火协议，将由联合国大会设立一个包括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在内的适当机构，寻求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那么这个五步方案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和通过的呢？

在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装侵朝以来，中国政府以及苏联等一些国家政府，一直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问题由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然而，美国当局从其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不但不撤出其侵朝军队，而且扩大朝鲜战争，不但美国一国投入部队侵略朝鲜，而且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按照美国意志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扩大侵略朝鲜的战争，使朝鲜战争国际化。美国当局在这时，特别是在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后向三八线以北大举进攻时，是绝对反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尽管中国政府对美军准备越过三八线多次发出警告，但美国当局只将这看做是“虚声恫吓”（杜鲁门语），认为中国不敢也没有力量到朝鲜与美国军队较量，即便能出动地面部队并且有苏联空军配合，也“不足为患”（麦克阿瑟语）。美国当局没有料到，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居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真的到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并且志愿军一出动就显示了巨大的力量。仅仅两个战役就把已打到鸭绿江边的美国军队打回到三八线。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当局才开始放出和谈空气，但条件是先停火，后谈判。为此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沃伦·奥斯汀在联合国积极活动。1950年12月5日，出席联合国第五届大会的13个亚洲国家代表，“呼吁北朝鲜当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声明它们没有意思使在它们控制下的任何部队前往三八线以南”。接着13国又提出了为寻求停火而由本届联大主席伊朗代表及印度和加拿大代表组成“三人停火小组”，同时由13国中的12国（不包括13国中的菲律宾）提出为解决远东其他问题举行谈判会议或组成谈判委员会。而美国只同意寻求停火，反对为解决远东其他问题举行谈判会议或组成谈判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美国投票赞成只通过了组成“朝鲜停火三人小组”的决议，即先行实现停火，然后才能考虑其他问题。

就当时战场形势看，美军在朝鲜战场是处在失败后撤的状态，实现停火至少在军事上对美国有利。因此，美国当局这时确实想立即实现停火，以使美军得到喘息的机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联合国大会通过上述决议之前的12月11日作出了一个同意寻求停火的决定。

针对上述情况，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于12月22日发表声明，揭露了美国的真实意图。声明中指出：自美国侵朝以来，美国当局一直拒绝撤出其侵朝军队，从来没有结束朝鲜战争的诚意。既然如此，为什么美国当局又赞成立即在朝鲜停火和表示愿意举行谈判解决朝鲜战事呢？“不难了解，当美国侵略军登陆仁川港、越过三八线或直逼鸭绿江的时候，他们不会赞成立即停战，也不会愿意举行谈判；只有在美国侵略军失败的今天，他们才会赞成立即停战，并在停战后举行谈判。很显然地，昨天反对和平，是为着美国可以继续扩张侵略；今天赞成停战，也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进。他们关心的……是美帝国主义如何能在朝鲜保留侵略军队和侵略行动，如何能继续侵占中国的台湾，这就是说，停战后一切照旧，准备好了再打，并且还借此先宣布紧急状态存在，所谓先停战后谈判，谈判的议程和内容也可在停战后无休止地讨论下去……三人小组——就地停战——和平谈判——大举进攻。这一马歇尔公式对中国人民极不生疏。”笔者认为，周恩来声明中的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美国当时并没有放弃打到鸭绿江边的企图，至少必须保住三八线阵地，与此同时，杜鲁门宣布美国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和决定了扩兵及加速军火生产的计划，并且即便实现停火，也不准备讨论停火以外的其他问题。这些在美国的官方文件中都是有据可查的，在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等美国高层决策人的回忆中以及带有美国官方性质的有关朝鲜战争的著述中都不加掩饰地作了记述。因此，中国政府没有接受联大的上述决议。

周恩来在同一个声明中也表明了中国人民关于亟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指出：“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美国侵略军必须撤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并不是中国硬要将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与朝鲜问题联在一起，而是美国在侵略朝鲜的同时就侵略了中国的台湾，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打着联合国的招牌侵略朝鲜，因此，朝鲜问题的解决必须与台湾问题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解决等联系在一起来考虑。也就是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所提这些主张是符合解决朝鲜问题和保障亚洲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实际的，这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几十年的历史发展中已得到证明。但在当时对美国来说，周恩来所提这些条件无疑是要价太高，美国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这一点，在美国官方文件中也是有据可查的，在上述美国高层决策人的回忆和带有官方性质的著述中也是毫不隐讳的。

从当时战场形势看，中国人民志愿军虽然由于武器装备落后而作战中的实际困难很多，但是参战仅仅两个月就打出了战争的有利局面。彭德怀作为战场统帅，考虑到部队已连打两仗，需要休整和补充，曾设想打到三八线后部队休整，充分准备，待来年春天再发起下次战役。战场统帅这样考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然而，毛泽东考虑得更加深远。一方面，志愿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进行休整正中美国下怀，另一方面，这时无论斯大林还是金日成都不希望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此停止。同时，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正处于顺利发展的形势下。因此，毛泽东决定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休整，否则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于是，志愿军于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进行了第三次战役，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三七线附近。

经过战争双方的联络协商，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志愿军和人民军控制的开城开始举行。1951年7月10日上午10时（朝鲜时间），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在开城举行。图为联合国军代表团乘车到达开城，前车副驾驶位置乘坐者为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美国海军中将乔埃

这时美国当局在朝鲜问题上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并且无论总统、国务院或五角大楼都一筹莫展。也就在这时，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小组”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达成朝鲜停火和和平解决远东问题的五步方案，1951年1月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个决议，美国投了赞成票。

其次，我们再看看中国是否拒绝了这个五步方案。

从这个五步方案的内容来说，或多或少接受了中国政府于1950年12月22日提出的某些条件，但方案的前提仍是先实现停火，然后才能考虑其他问题。尽管如此，如果美国真的能够按这个五步方案解决问题，对于中国固然有利。然而，问题在于美国当局是否真的要按这个五步方案解决问题呢？

按照艾奇逊的说法，美国当局对这个五步方案感到左右为难。一方面，美国希望立即停火，这样对他们在朝鲜的军事形势有利，另一方面，他们不愿实行停火以外的其他步骤，特别是不愿讨论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这一点，在1950年12月初美英首脑的会谈公报中，美国就已申明）；如果赞成这个五步方案，会引起美国舆论的轩然大波，如果否决这个方案，又会在联合国中失去支持。但因为五步方案的第一步是实现停火，同时艾奇逊估计到中国方面可能会由于不接受联大1950年12月14日决议的同样原因而对五步方案加以拒绝。所以美国当局对这个五步方案选择了支持的立场。艾奇逊的这个表白，见诸他本人的回忆录。从艾奇逊的这番表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当局的意图是只考虑停火，而无论中国方面是接受或拒绝这个方案，美国都不会考虑停火以外的其他四个步骤。事实上，事过一个月，战线已从三八线以北被推进到三七线附近，美国此时已根本不想停火。如果美国真想停火，完全可以停止于三七线附近，不再发起进攻行动。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联合国军”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五步方案仅仅两天，就于1月15日发动了试探进攻，25日开始发动全线反扑。这些说明，从1950年12月初直到这时，美国所谓同意停火或谈判，只不过是美国为摆脱战场上不利局面的一种策略手段而已。美国当局这时还没有放弃武装占领全朝鲜的企图，更不用说将停火线置于三七线了。否则为什么后来会有1951年5月16日关于调整朝战政策的决定？

中国政府正是看明了这一点，认为五步方案仍是美国在玩弄先停火后谈判的花招，所以1951年1月17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致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主席，表示中国政府不能同意先停火后谈判的原则，并指出了其他各项原则也规定得极不明确。同时，再次提出了中国政府的主张：“甲、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以迅速结束朝鲜战争；乙、谈判内容，必须包括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和远东有关问题；丙、举行谈判的国家，应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和埃及七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即从举行七国会议起予以确定；丁、七国会议的地点，应选在中国。”对这些主张，应英国驻华代办和印度驻华大使的请求，中国外交部于1月21日和22日又作出明确解释，即：“一、只要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的原则被接受后，并付诸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负责劝说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回到本国。二、我们认为关于停止朝鲜战争，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可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个步骤，可在七国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商定有限期的停火，并付诸实施，以便继续进行谈判；第二个步骤，为欲达到完全结束朝鲜战争并保证东亚和平，停战全部条件必须与政治问题联系讨论，商定：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步骤和办法；向朝鲜人民建议如何实施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步骤和办法；依据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美国武装力量自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以及远东有关诸问题。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确定必须得到保证。”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只是不同意先停火后谈判的原则，而不是拒绝整个五步方案，对五步方案中的其他内容并不反对，而只是指出其规定得极不明确，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鉴于此，英国政府主张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再做进一步努力，先不要通过中国为“侵略者”的方案（尽管英国赞成这一方案）。参加联合国会议的苏联和12个亚洲国家的代表也主张按中国分两步走的方案来考虑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然而，美国坚决反对，迫不及待操纵联合国大会于2月1日通过由美国等国提出的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这说明拒绝这个五步方案的是美国当局而不是中国政府，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大门是美国关闭的而不是中国。也就是说，从战场形势和美方意图看，美国当局这时根本不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时还不是谈判的时机，更谈不上中国坐失或错过了这个有利时机。因此，也就不存在毛泽东在朝鲜停战谈判时机的选择上是“重大决策失误”，不存在中国接受五步方案就会得到好处的问题。

第三，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为什么1951年6月中国方面同意举行停战谈判。

在朝鲜战场上，从1951年1月下旬至5月中旬，战争双方又进行了两次战役的较量，志愿军称为第四、第五次战役（第五次战役当时尚未结束）。第四次战役，是“联合国军”发起全线进攻后，志愿军被迫由休整转入防御作战的。在第三次战役时，志愿军与人民军仅用8天时间，付出伤亡8500余人的代价，就将“联合国军”从三八线打退到三七线附近，并歼敌1.9万余人。而在第四次战役中，“联合国军”用了87天时间，才将战线从三七线附近推回到三八线附近，并且付出了7.8万余人的伤亡（志愿军和人民军伤亡5.3万余人）。这使美国当局看到，不用说再打到鸭绿江边，就是从三七线向三八线每推进一步都十分困难，并要付出重大的伤亡代价。加之，参加“联合国军”行动的英法等国，早在1950年12月“联合国军”被打退到三七线时，就对朝鲜战局形势表示忧虑，担心把力量陷在朝鲜会削弱欧洲的力量。现在战线又回到三八线，英法等国认为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心理时机”，主张实现事实上的停火。这时美国当局才开始认真考虑是否通过谈判来解决朝鲜问题，准备由美国总统发表一项公开声明，并起草了这个声明的草稿，征求了参加“联合国军”行动的有关各国的意见，3月20日将此意图发往东京征求麦克阿瑟的意见。结果，3月24日，麦克阿瑟公开发表了一个与总统准备发表的声明内容大相径庭、对中国威胁扩大战争的声明，使美国当局的这次努力付诸东流。美国总统杜鲁门及美国的盟国大为恼火，4月11日，杜鲁门解除了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总司令等一切职务。

笔者认为，麦克阿瑟3月24日的声明，并非杜鲁门解除他一切职务的根本原因，而更重要的是解除他职务的一次时机。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这使美国在世界上很丢面子。尽管越过三八线，武装占领全朝鲜是美国当局的决策，但麦克阿瑟是执行这一决策的战场统帅，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麦克阿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50年12月，“联合国军”败退到三七线以后，麦克阿瑟被解职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加之麦克阿瑟桀骜不驯，对总统、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一直表示不恭，使美国高层决策当局大为光火。3月24日，麦克阿瑟发表的声明，破坏了美国当局关于考虑谈判问题的努力，正好给当局解除他的职务提供了一个时机。美国当局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一方面表明美国以这种方式承认了在战场上的失败，另一方面表明美国为调整在朝鲜的政策，寻求通过谈判结束这场战争准备了一个台阶。

4月22日，志愿军以新入朝的第二番作战部队等共11个军发动了第五次战役，这是志愿军入朝以来投入兵力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至4月29日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又把战线中西部的“联合国军”从三八线打退到汉城及汉江一线。这使美国当局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兵力，美国陷在这场战争中将是一个无底洞，没有胜利的希望。美国重兵长期陷在这场战争中与美国以欧洲为重点，以苏联为主要对手的全球战略严重矛盾，加之，美国士兵厌战、人民反战情绪严重，英法等国希望尽早结束这场战争。于是，从5月2日至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过半个月的讨论，作出了调整朝战政策的决定，决定将联合国在朝鲜实现建立统一的、民主的和独立的朝鲜政府的政治目标，与“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区分开来，即“联合国军”不再执行占领全朝鲜的任务，而通过寻求谈判沿三八线一带实现“体面”的军事停战。此后，美国通过多种方式，公开作了这种表示。这表明，美国当局接受了中国政府关于分两步走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美国寻求通过谈判沿三八线一带实现停战，事实上就是中国政府主张解决朝鲜问题分两步走的第一个步骤。美国国务院顾问凯南5月31日会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时，表示了这一点。应该看到，美国这一决定本身也是美国当局承认在战场上失败的一种表现，即美国不可能再打到鸭绿江边了。还需要指出的是，美国这次谋求谈判与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那一次有很大的不同：一是提出的方式不同，那一次是所谓先停火后谈判，这一次是通过谈判实现停战；二是性质不同，那一次只是策略上的权宜之计，这一次则是战争政策的根本性调整。

从中国方面说，志愿军入朝作战7个月来，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可以说美国当局作出调整朝战政策的决定，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胜利作战的结果。但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给作战也带来了很多实际的困难，第四、第五次战役，战争在三八线至三七线之间反复拉锯的战场形势表明，双方的力量旗鼓相当，战争的长期性已充分显露，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的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变，战争长期打下去，也会加重中国和朝鲜的经济负担。鉴于美国当局已经调整了朝战政策，并在事实上接受了中国政府关于分两步走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作出了寻求通过谈判实现沿三八线一带停火的表示，1951年6月，毛泽东、金日成经过与斯大林协商，决定同意举行停战谈判。

经过战争双方的联络协商，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志愿军和人民军控制的开城开始举行。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按朝中方面事先确定的内容，在发言中提出了三项原则建议：一、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陆军停止对对方的进攻、袭击与侦察；海军停止对对方的轰击封锁与侦察；双方空军停止对对方的轰炸与侦察。显然，双方停火，不但可以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是扑灭朝鲜境内战火的第一步。二、确立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应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并于一定时限内完成之。以双方撤离的地区为非军事地带，双方皆不驻扎武装部队或进行任何军事行动。这里的民政，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原状。与此同时，立即进行关于交换俘虏的商谈，使各国俘虏早日还乡与家人团聚。三、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外国军队撤退了，朝鲜战争的停止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便有了基本的保障。实际上，这就是中国政府提出的解决朝鲜问题分两步走的第一步，同时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二步。这一点，从谈判双方达成的五项议程协议中的第五项就是证明。

综合对本问题的上述分析，笔者的结论是，在停战谈判问题上，不存在中国错过或坐失有利时机的问题，不存在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失误”问题。1951年6月，中国方面同意举行停战谈判，恰恰是抓住了停战谈判的真正时机。

四、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作用

从上述三个问题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上对毛泽东的指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此，根据对毛泽东的指责而作的所谓“合乎逻辑”的推断，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抗美援朝战争必要性、正确性及其伟大作用的贬低和否定，也就失去了根据。

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本文在前述的分析中已基本涉及，这里只谈谈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作用问题。笔者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五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为题谈了五点，即第一，极大地提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第二，有力地巩固了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第三，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恢复和争取了国家建设发展的长期和平环境；第四，极大地促进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和强固了国防；第五，创造了抗美援朝精神。笔者在201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你不了解的抗美援朝战争》一书第六部分“抗美援朝战争的结局和影响”中，也回答了如下问题：为什么朝鲜战争开始于三八线又停在三八线附近；抗美援朝战争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什么；为什么说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在军事上打胜了；台湾问题没有解决是因为抗美援朝吗；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军事思想有哪些新发展；抗美援朝战争对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有什么影响；抗美援朝战争对当时中国国内恢复和建设有什么影响；什么是抗美援朝精神。对这些，本文不再赘述。

笔者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人眼里的毛泽东和朝鲜战争》，是《都市生活》记者张雷写的，主要是记者与美国西点军校一位教官的对话。这位西点军校教官对记者提出问题的回答比较客观，用这位教官的话回答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作用（虽然只是一个侧面），较之用笔者自己的话回答可能更有影响。下面是这篇文章中他们对话的全部内容：

【问：美国人为何不愿提朝鲜战争？与闹的纷纷扬扬的越南战争相比，真好像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其中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答：对我们美国军人来说，这两场战争的意义和意味都是完全不同的。越南战争是政治上的失败，并不是军事上的失败。美国军队是在被束缚手脚的情况下打仗。由于惧怕中国参战，不准许美军越过17度线对北越的目标和基地进行有效的军事攻击。终于打成了一场烂仗。最终只能撤出了事。而朝鲜战争则是完完全全的军事失败。

一个世界公认最强大的国家的陆海空三军联合立体作战，却没能打过一个贫穷国家装备原始的陆军。尤其，是在对我们有利的大兵团野外攻防战而不是游击战的状况下失利，而且输得很惨。这是我们美国军队和美国国家永远的耻辱和疮疤。不堪回首，不谈也罢。是不难理解的。

问：你为何要直言是失败呢？很多说法都是“始于三八线，终于三八线”，算是个平局嘛。

答：那是自欺欺人。美国军方从没说过是平局这样的话。南北韩之战的情况可以不谈。我们着重看的是中美两军交手的这一部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美八军的一支先头分队已经抵达鸭绿江边。中美两军的战斗接触是在中朝边境地区展开的，单从地理上讲，始于鸭绿江而终于三八线，胜负之势是不言自明的。没有必要歪曲和掩盖。

问：美军失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指挥失误？还是部队战斗力有问题？

答：两个原因都有。先说部队战斗力。参加韩战的美军部队均非等闲之旅。美八军、陆战一师、骑一师都是美军中响当当的王牌军、常胜军。官兵又刚打过二次大战，富有实战经验。装备有世界最新型的坦克、火炮和各种轻重武器。并且拥有绝对的制空、制海权。除了第一次战役有措手不及的原因外，实在没有什么其他的借口可找。美军在韩战中一再失利，不但在战役初期遭受突袭时失利，在中后期的两军对垒攻防中也胜少败多。就只能得出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结论：装备占优的美军在战场上的作战表现不如中国军队。

问：战争后期，尤其是第四次、第五次战役呈现了互有进退的拉锯，或说是趋于平衡的状态。是两军战斗力各有消长的原因吗？

答：与部队战斗力没有直接关系。更多地反映的是部队的后勤能力问题。李奇微将军接任总司令后，改以攻势防御。使得战役的被动态势有所好转。中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后，拉长的运输线和恶劣的交通条件，加上美国空军的“扼杀战”狂轰滥炸。是延缓中国军队攻势，从而稳定态势的关键。在中国军队备足粮弹发起攻击时，美军挡不住他们的前进。

只是在对方粮弹耗尽时，美军才有机会向前做有限的突进。换句话讲，假如中国军队并不是只有仅能维持一线部队作战一周（即李奇微将军所说的星期攻势）的粮弹，而是有足够一月之用的后勤供应。战争应该早就结束了。

问：再谈谈战役指挥上的得失好吗？

答：这涉及我们的老校友老前辈麦克阿瑟将军。麦将军戎马一生，战功无数。是西点军校最杰出的校友之一。也堪称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可惜一世英名毁于韩战。单从战役指挥的角度看，麦将军犯下了轻敌冒进的兵家大忌。有一点我要说明，当时对中国军队的无知和轻视是美军上下的通病，并非一人之过。

中国军队在二战中的拙劣表现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比如：五十万中国军队不加抵抗，就让两万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河北、山西一线的三十万中国军队被区区三千日军像赶鸭子一样赶的到处逃跑。在美军官兵的心目之中，中国军队是“鸭子”，是不堪一击的弱旅。否则，麦将军也不至于说那样狂妄自大的话。

问：此国军非彼国军也。三年内战中，毛泽东挥师横扫敌军八百万。你们难道一点都没注意和研究？

答：问得极是。当时美国沉湎于二战胜利后的喜悦。而且有对中国军队的先入之见，全没有意识到，蒋介石统领下的一群“鸭子”，在毛泽东的统帅之下竟成了一群狮子。对中国军队在韩战中表现出来的战胜困难的勇气、视死如归的气概和精明有效的战术，我是非常钦佩的。作为一个军人，我自然是希望己方能获得胜利。但是作为一个客观论证的学者，我以为无论从战役指挥和战场表现来评判，中国军队获胜都是合理的。我不认为美军败于有毛泽东这样卓越的统帅和彭德怀这样杰出的司令官的中国军队是什么丢脸的事。

问：韩战对于以后美军以至美国的对华方针究竟有何影响和启示？

答：美国人从韩战的失利得知，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军队也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军队了。我们必须以极其审慎的态度来重新研究中国，重视中国，尤其是毛泽东的中国。绝不能再犯轻敌冒进的错误。在金门炮战，以及越南战争中，美国都表现出了这种审慎。这就是接受了韩战教训的直接结果。以我个人的愿望，中美之间不要再打仗。否则将会是两败俱伤，后果不堪设想。假如有一天不得不打的话，我只能祈望那时的中国军队不再有太多的毛泽东色彩。

问：此话怎讲？

答：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永远赶不上我们。怕的是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或按中国术语叫革命化。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远，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体系及实战应用是非常的精妙独特。至今还没有好的应对破解办法。虽然我们是在把他当做对手来研究。但是我对中国的毛泽东始终怀有最深的敬意。西点军校崇敬的两个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兵家泰斗，一个就是毛泽东。还有一个是孙武。】

从今天的国内外形势看，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战争哪怕是局部战争都似乎难以想象，但“今天”是“昨天”历史的延续和结果，没有“昨天”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今天中美两国哪怕是表面上的相互尊重与合作也同样是难以想象的。

同是毛泽东，在美国军校一位公正的教官眼里是受崇敬的军事泰斗，而在中国某些学者那里却倍受指责，同是朝鲜战争，在美国那位公正的教官看来，中国从哪个方面都是赢家，而在中国某些学者看来中国是得不偿失。结论、看法如此天壤之别，其中原因恐怕某些中国学者心里是清楚的吧？

注释：

[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55页。

[2]《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4]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5]《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59—360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页。

[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研究室编印：《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1996年10月，第97页。

[8]《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

[9]见《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35页。

[1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研究室编印：《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1996年10月，第100—101页。

[12]同上书，第79页。

[13]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60年7月31日。转引自《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14]彭德怀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1955年2月8日。转引自《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1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253页。

[1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227页。

[17]《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5—76页。

[18]同上书，第107、108页。

[19]《陈云文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98—279页。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本文原载《还历史的本原》，李慎明 李捷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3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