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郑起与军号的传奇故事

刘建伟、赵雷、韩立建

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郑起回忆“一把小号退敌兵”的战斗经过。韩立建摄

“嘀嘀嗒，嘀嘀嗒……”9月19日，一阵嘹亮的军号声从辽宁省军区鞍山第二干休所幽深的院落里传出，听得人热血沸腾。

走进院子，只见87岁的志愿军老战士郑起左手叉腰，右手持号，头一仰便是一串清脆的号音。

“被淘汰33年后，军号被重新征召入伍！”说起此事，郑老难掩激动，“新闻我都看了，从10月1日起，我军全面恢复播放作息号，下达日常作息指令。明年8月1日起，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嘹亮的军号声将再次在军营响起。”

激昂军号永难忘，铁马冰河入梦来。这些天，郑起在梦中经常被嘹亮的军号声唤醒。现实和历史，一次次冲刷着他的思绪，历史的镜头暴风骤雨般扑面而来。

战火纷飞日，参军当上司号员——

“司号员”和“司令员”差一个字，但身后都是千军万马

从未想过，自己大半辈子的军旅生涯，会和一把军号紧紧“纠缠”在一起。

“军号就是命令！”郑老激动地说，“从参军那一天起，军号就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14岁那年，郑起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名战士。部队首长觉得他年小体弱，将他分到团部担任卫生员和理发员，郑起却执意要去号兵班。

“那时，部队通信手段简单，军号是主要的通信联络工具，也是部队的特殊武器。”郑老回忆说，每到冲锋时，号兵总是第一时间跃出战壕，吹响号角。

部队首长看他态度坚决，批准了他当司号员的申请。当时，每个连都有“司号员”，营都编有“号目”，师团级单位有“号长”。“号长”是干部，负责培训“号目” 和“司号员”。如今，这些称谓已经鲜为人知。可那时，当个司号员是很令人羡慕的。

“在战斗中，号兵与指挥员、轻重机枪手一样，通常都是敌人的重点狙击目标，牺牲率极高。”在郑起看来，虽然“司号员”与“司令员”差一个字，级别也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但身后都是千军万马。

郑起被分到团部的号队练吹号，接到通知，他的嘴都乐成了瓢。可学吹号并非想象中那样美妙轻松，而是枯燥、单调，甚至痛苦。“为把上百个号谱背得滚瓜烂熟，得天天苦练……”郑起回忆说，每天清晨天还没亮，号队长就让他气沉丹田练习“拔音”。

“拔音”也是极乏味的事情，从早到晚都是“哆、咪、嗦”3个音符。开始时，使出吃奶的劲儿，憋得面红耳赤，才能吹响那么一两声。后来虽不那么吃力了，但是气短，高音顶不上去，吹出的东西也不成调调。

“苦练朝夕，就是为了打仗时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遇到什么特殊情况，都能把军号吹响，能准确无误将指挥员的命令传递出去。”郑起严肃地说，战场上一旦吹错，后果不堪设想。

号谱有5个基准音，为了打牢基本功，号兵必须从最低一个音符练起，直到练好了5个基准音，才开始练习代表不同命令的号谱。嘴唇肿了消，消了肿。为了适应不同的作战条件，郑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经常是站在高地迎着大风练号，训练结束小号里都能倒出水来。

时隔数十年，郑老仍清晰地记得每一种号谱的音律，仿佛这些曲调早已刻在了他的脑子里。

“这种铜质的金属之声，是世界上最神奇的语言。”就这样，14岁郑起的军旅生涯从那嘹亮的号音中开始。那时，他未曾想到，他和战友们用这支铜质的武器吹出了撼动山河的信仰号角，吹出了巍巍军魂；他也未曾想到，一把军号伴随自己走完了半辈子军旅路。

义县攻坚战，火线吹响冲锋号——

“战争年代就是这样，一切行动以号声为准”

电影《集结号》中，团长刘泽水在向九连连长谷子地布置阻击任务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听不见号声，你就是打剩到最后一个人，也得给我接着打下去。”

“有没有听见军号响”，成了谷子地几十年都在苦苦追寻的问题。最终，九连兑现了这个承诺，死战不退的原因只有一个：集结号没响。

“战争年代就是这样，一切行动以号声为准！”回忆起过去，郑老又想起了那场战斗。

1948年10月1日，郑起奉命随部队向锦州北面重镇义县进攻，遇到敌人猛烈反击。首长命令郑起吹响冲锋号。枪林弹雨中，他艰难地爬到屋顶昂首劲吹。

“嘀嘀嗒，嘀嘀嗒，嘀嘀……”铿锵有力的军号声，穿透隆隆炮声在义县上空响起。一批人倒下了，又一批人冲上去，势不可当，排山倒海！

突然，一发迫击炮弹呼啸袭来，郑起被冲击波从房顶掀翻倒地。“郑起，快醒醒！”战友将满脸是血、昏迷不醒的郑起送到了后方医院。

原来，一块炮弹皮从郑起左耳下部贯穿，所幸没伤到大脑。弹片取出来后，脑神经受到压迫和损害，他时常会感到疼痛难忍。可伤势稍好转，郑起就立即归队，随部队转战南北。

战场上对于敌人而言，我军的号声往往意味着失败和死亡来临；而对于我军而言，一声声军号不仅是胜利的前奏，更是军人熔铸于血液中的血性、纪律和荣誉。

“战争年代，军号发挥着指挥、通信等重要作用，比如起床号、开饭号、集合号、冲锋号、后退号、防空号，此外还有专门用作部队相互联络作战的特殊号谱。”郑老告诉记者，到了战况胶着、敌我双方最疲惫时，甚至是我军面临极其危险处境的关键时刻，雄壮激越的号角总能让人热血沸腾。只要号角声起，革命军人就会英勇无畏冲向敌阵！

“嘹亮的军号，承载着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密码。”郑老激动地说，从1927年建军开始，军号就与人民军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历史最终证明，司号制度背后体现的是一支军队的正规秩序和严明纪律。这最终使人民军队在短短几十年里，成长为一支不畏任何强敌的力量。

激战釜谷里，一把小号退敌兵——

“我们若凭信仰战斗，就有双重的武器”

1951年1月3日凌晨，天寒地冻。志愿军39军347团七连一路穿插到汉城以北40公里的釜谷里，接到命令攻占公路边的一个无名高地。

战斗在黑暗中突然发起，但七连官兵很快发现，面前的这支敌军不一般：受到攻击后反应迅速、单兵射击极其准确、支援火炮也极为猛烈……

连队很快出现大量伤亡，连长、指导员、副连长相继牺牲。尽管如此，其他官兵依然奋不顾身向敌人发起攻击，最终夺占了这个高地。

回忆起昔日的战斗，郑老的精神有些亢奋。他告诉记者，那支他们击败的部队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英军第29旅皇家来复枪团的后卫分队，是英军乃至“联合国军”的王牌。

“当时我们已经控制了来复枪团的唯一退路，上级命令我们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坚守阵地，绝不让敌人跑掉。”郑老回忆说，连队尽管伤亡过半，仍打退了敌人连续6次的进攻。最后子弹打完了、手榴弹扔完了，就到敌人的尸体堆里去搜寻枪支弹药。

看着阵地迟迟攻不下，英军指挥官孤注一掷发起第7次攻击。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敌军终于踏上了志愿军的阵地。只要再前进几步，道路就将被打通。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身负重伤、19岁的郑起用足最后一丝力气，跃出战壕，吹响了军号。奇迹出现了：冲上阵地的英军一愣，慌乱中掉头向山下逃窜。

“王牌”由此失去了最后的机会，被随后赶来的志愿军主力歼灭。而在七连的阵地上，也仅剩下7名战士，其中就包括最后吹响军号的郑起。郑老说，他是抱着生命中最后一次吹响军号的想法，使出全部力气，吹响了那一次冲锋号。

此战之后，这个意志如钢铁般的连队有了一个新称号——“钢七连”。

战后，司号员郑起荣立特等功，志愿军总部授予他“二级战斗英雄”称号，他还受到了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接见。而那把军号，如今作为解放军辉煌战史的重要见证，作为一级文物静静地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柜之中。冷峻而深沉的古铜色光芒中，仍然透出摄人心魄、让敌人魂飞魄散的力量。

如今，军号的复制品陈列在北部战区陆军某旅“钢七连”连史馆和该旅旅史馆的耀眼位置，激荡起一茬又一茬官兵的忠诚和血性。

柏拉图说：“我们若凭信仰战斗，就有双重的武器。”或许，从音乐乐理的角度，人们难以解释冲锋号发出的粗犷之音为何有如此震撼人心的魅力。

激情燃烧的岁月不会因为记忆的绵长而遗忘，这一幕幕回忆，燃烧着郑起的满腔热血。“志愿军为何能以弱胜强？”郑老对此感触颇深：“不少西方军史家把原因归结为这支军队执行命令坚决、纪律严明。不知他们是否明白，军号正是这种特质的外在体现。”

“军人、军号、军魂！”听，风在呼啸军号响！今天，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一段段经典战例，似乎仍能聆听到远去的号声，仍能感到血脉偾张，那是胜利的凯歌，那是信仰的大合唱。

版式设计：梁 晨

强化号令意识 传承红色基因

10月1日起，全军将再次响起嘹亮的军号！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日前发布消息称，我军司号制度恢复和完善工作全面展开，计划分两步组织实施：2018年10月1日起，按现行规定全军恢复播放作息号；2019年8月1日起，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

“军号一响，士气高涨！”“军号就是命令，闻战则喜是军人的本色！”消息发布不久，中国军网点击量迅速突破10万。那一声声嘹亮的军号，再次拨动人们的心弦。

为什么恢复司号制度？我军司号制度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沿革？恢复工作体现了哪些新变化？本报记者为此专访了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

记者：为什么恢复司号制度？

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今年，全军正在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全军官兵充满信心奋进在强军兴军的实践中。新时代恢复和完善我军司号制度，正契合当前开展的主题教育，继承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提升官兵练兵备战的士气。

具体有四个方面考虑：一是有利于强化号令意识。让号声回荡军营、激荡训练场，渗透血液，融入灵魂，能够使官兵时刻牢记号声就是命令，养成闻令而动、听令而行的行动自觉。二是有利于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军号声中绵延着的先辈红色基因，能够激励官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旺盛的战斗精神。三是有利于推进正规化建设。用军号声统一部队行动，能够促进作风养成，正规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秩序，塑造军队好样子、军营新形象。四是有利于提振军心士气。高亢激昂的军号旋律，能够使官兵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激发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一往无前的战斗意志，发挥战斗力“倍增器”作用。

记者：我军司号制度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沿革？

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中编有司号分队和司号兵。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成立后，在军部副官处编司号班、设司号官，在团、营、连分设司号长、号目和司号员。

1931年11月，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在瑞金召开红军司号会议，根据部队在作战中反馈的意见建议，制定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发出《关于司号问题的通令》，人民军队首次拥有了自己的号谱和司号制度规范。号谱分为战斗号谱、勤务号谱、名目号谱、仪式号谱四类共300余种。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形成了完善的军队司号制度。全军部队在连编设司号员，营编设司号班，团编设司号排，司号员成为我军基层部队传统的“八大员”之一。1962年6月，原总参谋部通信兵部重新编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号谱》。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战争形态的演进和我军现代化建设发展，军号的指挥通信功能逐步弱化，应用使用范围逐步缩小，部分军营甚至不再使用军号。

记者：司号制度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

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司号兵跟无线、有线通信兵一样，是为了保障指挥畅通而存在的，可以说号声是“听得见的密码”。在复杂地形作战中，司号员脑子里的号谱，是快速判定敌我的有效方式。即使在今天，受到无线电干扰和电磁压制的极端复杂情况下，军号仍然能够作为保底通信手段。

战争年代，军号就是命令。当冲锋号在战场上响起的时候，我军官兵总是不怕一切牺牲、不顾一切困难，去完成任务。军号，已经成为我军执行命令坚决、纪律严明的外在体现，是我军由小变大，以弱胜强的精神密码。

记者：此次恢复完善司号制度体现哪些变化？

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的变化：

——军号功能定位新。过去以指挥通信为主的军号功能定位，与时代之变、改革之变、战争之变不相适应。这次恢复和完善的司号制度，以部队管理为主，兼顾指挥通信和军事文化建设功能。

——军号类别和号谱种类设置新。这次精简优化为作息类、行动类、仪式类三类21种号谱。

——军号使用时机和形式新。新的军队司号制度规范了军号使用的时机场合，并明确了司号员吹奏与播放号音相结合的司号形式。

——司号工作领导管理制度新。根据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和军号功能作用的调整变化，这次由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牵头负责司号工作。新的军队司号制度采取兼职为主、专职为辅的方式，调整编配司号员，在保留传统军号的基础上，研发新型军号和电子号音播放系列设备。

记者：恢复和完善司号制度对促进国防教育有哪些好处？

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军号声是提升全民国防意识的重要载体，某种意义上也能带来安全感。司号制度恢复能够增强民众的国防意识，对当下全民的国防教育起到积极作用。新的司号制度充分考虑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因此，一部分曾经激励过一代代将士的历史号谱，作为人民军队的宝贵财富，将被传承保留下来。（刘一伟 吴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