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西部边疆南北治理经验与教训

张文木

二 西域地缘形势与中国古代西北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

（一）西北臂指相连，新疆不固则蒙部不保，继则京师危矣。——西域地势及其地缘政治意义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地区等。尽管各史所记“西域”的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1]。出河西走廊以后，进入中亚的线路依天山分为北疆和南疆两线[2]：北路西端有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等，在南路西端则有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和喀喇昆仑山口等。经过这些通道，便产生了中国与中亚、南亚、小亚细亚、乃至欧洲的交流。

以天山为中线，有几条南来北往通道，由东至西，有哈密至巴里坤湖、库尔勒到乌鲁木齐和库车至独山子这三条线路。其中最重要的是中段的库尔勒到乌鲁木齐线路。控制这条通道，也就基本隔断了南北疆的沟通。当年左宗棠就是先收复乌鲁木齐，由此截断阿古柏军北窜的通道后，才全收南疆的。

西线的北南两疆的线路因其地形和位势不同，对中国安全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位于北疆的线路地势东高西低，西进困难而东出容易。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是其西出的重要通道。从这里出去就是一马平川的西西伯利亚继而东欧大平原，它是中国古代游牧势力（比如公元5世纪和13世纪的匈奴人和蒙古人）进入中亚和欧洲的最方便因而是主要的通道。1931年，时任日本陆军步兵大佐、后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Seisirou Itagaki）考察后认为：“伊犁河流域这块地方在战略上极为重要，因为这就是早期俄国多次入侵军队所必经的‘各民族的大门’”[3]；“从古以来，伊犁地方当西方交通之要冲，阿拉伯和印度等文明都是从这里进入中国的。”[4]

丝绸之路的南疆线路沿塔里木盆地北南两线分为北道和南道，以帕米尔高原为西界，其地势西高东低，从西入疆容易而从东出疆却十分困难——此与北疆线路正好相反。当年张骞一行就是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道”，过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葱岭，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后顺东帕米尔南下，经大月氏（阿姆河北岸）至大夏的蓝氏城（阿富汗喀布尔西北的瓦齐拉巴德）。继而东折重越葱岭，沿塔里木盆地的南道，从莎车（今属喀什地区），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经河西走廊最终返回长安。拉铁摩尔对北南两疆路线比较后认为：

北路绿洲的结构和南路一样，所不同的是北路绿洲对草原是开放的，草原征服者可以沿着北路绿洲移动，其历史因此比塔克拉玛干绿洲要多灾多难。大量的人口更换时有发生，绿洲中畜牧和农耕也交替发展。和这种情况相反的南路绿洲则各自形成一个“口袋”，其农耕与人口都相当稳定。在中国强盛的时候，汉族的统治从一个绿洲发展到另一个。而在草原民族强盛时，他们可以席卷北路的绿洲，却只能越过山来一个一个地攻击南路的绿洲。[5]

在地区安全上，南疆与北疆齿唇相依且互为依托。南疆的发展将以北疆为依托，失去北疆，除喀什附近的几个狭窄通道外，几乎就断绝了大规模物资补给交换的地理条件；而控制北疆，若再卡住河西走廊继而哈密，基本就对南疆事态形成合围之势。19世纪70年代阿古柏叛乱并形成为祸十年的地方割据。为了平息叛乱，1873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兰州设制造局，为平叛提供装备，卡死河西走廊继而哈密，而后出兵北疆，1876年先攻下乌鲁木齐，从北路荡平。从南北两向对南疆阿古柏形成瓮中捉鳖之势，接着集结兵力转攻南路。次年春，左宗棠军收复吐鲁番，至此完全控制通往南路的门户，随后便全线进逼南疆，当年消灭了阿古柏反叛势力。

此外，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还有一条“顺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东西向的一条路”[6]这条路不仅是经南疆进入帕米尔、中亚或南亚的通道，还是新疆与西藏联系的重要通道。由疆入藏的主要路线有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由叶尔羌至阿里，此道至前藏迂远；东路走喀剌河，经青海入藏；中路经格尔木至腾格里海（那木错）入藏，此路最为便捷。清朝“驻藏部队每年夏天到腾格里海驻防，冬天因大雪封山而撤离。”[7]1731年西藏噶布仑阿尔布巴与盘踞新的准噶尔部串通，阴谋反清。雍正告诫驻藏云贵总督鄂尔泰，“谆（准）噶儿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严令卡断双方相互流窜的通道。

帕米尔高原由几组山脉及山脉之间宽阔的谷地和盆地构成，分东、中、西三部分，东帕米尔是帕米尔高原海拔最高的部分，地形较开阔坦荡。沿中国西陲南下的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喀喇昆仑山口等都是由南疆线进入东帕米尔的重要出口。

帕米尔高原是东西之间来往交流的必经之路。南疆北南两道汇合至喀什地区后进入帕米尔高原，沿“葱岭古道”直达位于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8]。再往南便是铁盖卡和明铁盖达坂，释道安《西域志》说：“有国名伽舍罗逝。此国狭小，而总万国之要道无不由。”[9]学者钟兴麒经考证认为：这个“伽舍罗逝”即葱岭古道上的铁盖卡和明铁盖达坂[10]。从那里起，又分南北两道，一线西向经伊朗、叙利亚到土耳其至欧洲，另一线南下至印度次大陆北部。这样，塔什库尔干——它西北与塔吉克斯坦、西南与阿富汗接壤，南与巴基斯坦相连，东与叶城和莎车、北面与阿克陶县相连——就成了南疆线进入中亚的关键通道，而位于新疆西南的喀什地区则是扼住由南疆西北进入费尔干纳盆地、西南进入塔什库尔干、继而瓦罕走廊的咽喉地带，其东北方向的阿克苏则是控制整个南疆的战略枢纽。拉铁摩尔说：“这条路的重要性是可以使商队从近东直达中国，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不经过草原，也就不受草原民族的要挟和干扰。”[11]法国学者鲁保罗认为：“疏勒是亚洲贸易最重要的战略点之一，也是印度之路的目的地。”[12]

与中国境内塔什库尔干接壤的阿富汗地处帕米尔高原和伊朗高原间的高原宽谷地区，是影响中国西陲稳定的关键邻国；瓦罕走廊是沟通中国和中亚国家交流的要路。瓦罕走廊位于阿富汗东北部，东西走向，北依帕米尔高原南缘（与塔吉克斯坦相邻），南傍兴都库什山脉最险峻高耸的东段（与巴基斯坦及巴控克什米尔相接），西起阿姆河上游的喷赤河及其支流帕米尔河，东接中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13]。整个走廊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最窄处仅15公里，最宽处约75公里。中阿两国在狭长的瓦罕走廊东端相毗邻，边界线只有92公里。海拔4 923米，由于属于高寒山区，一年之中有数月大雪封关。

南疆线向西进入帕米尔高原，经兴都库什山经伊朗高原直至叙利亚。与北疆线正好相反，南疆线西高险而东低缓的地形使其在历史中多是进入中亚的西方力量——比如古代的亚历山大学国、罗马、十字军，近代拿破仑法国、英国，甚至还有今天的美国——影响中国的传统通道。清人魏源注意到这点，他在《海国图志》中指出：

夫中华在葱岭之东，则山脉自西来，愈西愈高，高至葱岭而止。西洋在葱岭西，则山脉自东往，愈东愈高，亦高自葱岭而始。[14]

北疆线东高西低、较南疆相对平缓开阔，有利于军事作战力量的大规模部署和机动，这使得它成了纵横于蒙古高原的东方游牧民族比如匈奴人和蒙古人大规模西进的线路，当然也是历代中原王朝治疆政策较容易推行的线路——正因此，仅北疆的汉族人口就占全疆同族总人口的73．29%，而南疆的汉族人口只占26．71%。[15]左宗棠则从国家统一的视角指出新疆的重要性，他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指出：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保。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16]

俄国近代崛起并东扩后，蒙古高原的西进势力和中亚伊斯兰势力在俄国的挤压下日渐式微，东北大平原上女真势力被迫聚合南下。中国西北安全由汉时的匈奴问题、唐时的伊斯兰问题，至17～18世纪时已大规模地转变为俄罗斯问题[17]。哈·麦金德说：“现代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18]也就是说，中国西域安全压力比较突出的时期是汉唐时期，那时颠覆性的危机多发韧于西北大漠。这时东北问题是从属于西北问题的。明代以来，中国边疆安全的主要压点由西北转到东北，颠覆性的危机多发韧于东北大平原。这时西北问题就从属于东北问题。因此，以下关于中国古代西北治边经验的总结限于汉唐时段。

（二） 千里之差，兴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两汉期间西北边疆治理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西南边疆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也在西北方向有规律地展现。

秦末汉初，匈奴崛起于北方，控制西域，对秦汉政权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西汉武帝时，匈奴遭到重大打击，被迫退居漠北分裂为五部。公元前119年，将军霍去病在汉军及投降的匈奴人簇拥下“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今贝加尔湖）”。公元前53年，南面的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率众投降西汉。汉元帝刘奭（shì）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朝汉，自请为婿，王昭君出嫁与其为妻，此后60余年汉与匈保持着和平。东汉时匈奴再次分裂为南、北匈奴。公元48年，南匈奴䤈落尸逐鞮单于率众投降光武帝刘秀，被安置在河套地区。北匈奴的叛服不定。在南北交战中，北匈奴多次为南匈奴“却地千里”。建武二十七（公元51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永平七年（公元64年），北匈奴遣使至汉清求和亲。东汉朝廷内部对北匈奴政策一直争论。有人认为依南匈奴故事，接受其归附，遣使监护。也有人主张趁北匈奴饥荒内斗之际，将其一举荡灭。对于这两种意见刘秀均没采纳，并告诉武威太守“勿受其使”。永平三年（公元60年）于阗起而击败并取代莎车为南疆的统治。此后“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于是代莎车而为南道之长。”[19]

鉴于王莽治理失和，东汉初，中原王朝的控制力退出西域。这时匈奴已控制北道诸国，支持龟兹攻占疏勒，通过鄯善进入小宛、精绝、戎卢、且末等南道东部地区。这些对中原安全形成较大压力，东汉大将耿秉[20]看出问题所在，他说：“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21]但东汉朝廷对于西域的纷争没有采取汉武帝“单极天下”那样的彻底打击政策，而是采取“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22]即不卷入且引导其力量平衡的政策。光武帝对包括匈奴在内的西域诸力量间的冲突，均采取“大兵未能得出”[23]即不干涉，任其自生自灭。这在客观上使南北匈奴处于相互制衡状态。东汉朝廷对北匈奴采取羁糜政策，颇加赏赐，但不遣使。这样在塔里木盆地就形成了匈奴与莎车继而于阗两大势力相互牵制的局面。

西汉武帝的北疆治理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西汉宣帝和东汉光武帝对此都有深刻的总结。他们二人共同的特点是不主张打破北疆的战略力量间的平衡。

光武建国初期，马上得天下的大臣们一个个磨拳擦掌，他们还要在马上再建“令万世刻石之功”，这些都为光武帝喝止。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开国功臣宫臧、马武联名上书请灭匈奴，“愿得五千骑以立功”，要抓住机会。宫臧、马武敦促出兵的理由是：

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24]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靠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狐疑，令万世刻石之功不立于圣世。[25]

光武帝笑着对宫臧说：“常胜之家，难与虑敌，吾方自思之。”[26]光武帝考虑后明告宫臧、马武：

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乐其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27]

这里，光武帝是在总结西汉武帝至王莽期间北疆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尽管没有点名，但言有所指，光武帝指责王莽——类似今日“团团伙伙”式的政客们——之失在乐身，全凭主观意志办事；西汉武帝对中国北疆稳定贡献很大，其不尽人意处在于“舍近谋远”和“务广地”，战略目标大大超过国力极限，以至“劳而无功”和“劳政多乱人”。接着，光武帝提出自己的治边主张：

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28]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29]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30]

需要说明的是，光武帝在这用了“广地”和“广德”两个概念。前者不难理解，就是扩大可控制的地盘，而后者即“广德”在先秦和秦汉时的理解与今天有一定的差异。对“德”的理解可追溯到老子的《道德经》，这本书最早称《德道经》，“德”先“道”后，[31]这说明老子最重视的范畴是“德”而不是“道”。“德”为具体的“事”，“道”为抽象的理。它讲的是从具体“事”里讲“道”，“道”孕于“德”中。在老子《道德经》中，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德”。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管子说“德者道之舍”[32]，《易•乾》中说的“君子进德修业”[33]都是一个意思，即“德”是“道”的具体物质载体，是个体事物的存在方式。道是无限的，而德是有限的。由此引申到做人办事上，“德”最初指的就是人的立身之本，处事之位。体，人之本也。“心之在体，君之位也。”[34]因此，“广德”的含义在此不主要指“仁义”这样一些观念上的东西，而是指国家力量的现实性和有限性，《管子》说：“强不能徧[35]立，智不能尽谋”[36]。意思是再强也不可能遍占天下地，再聪明也不能尽算人间事。这与光武帝的“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是一个意思，意即要量力而行，不要做鞭长莫及之事。

理解了“广德”这个关键词，其他就迎刃而解。“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地占的多了反守不住，目标超出国力反倒虚弱。“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量力而行者安全，超出国力的占领伤国，这样的盲目扩张政策，即使成功，也是失败。理解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光武帝对宫臧所说的“常胜之家，难与虑敌”[37]的深刻内含。遗憾的是，光武帝的这些治边思想在51年后即和帝永元期间窦宪的“铭功封石，倡呼而还”的豪迈中灰飞烟灭。

耿秉对光武帝的这些治边思想有深切的认识。东汉章和二年（公元88年）“鲜卑击破北匈奴，而南单于乘此请兵北伐”[38]。窦太后问策于耿秉，耿秉意见表达得比较婉转：

昔武帝单极天下，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遂无成。宣帝之世，会呼韩来降，故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及王莽篡位，变更其号，耗扰不止，单于乃衅。光武受命，复怀纳之，缘边坏郡得以还复。乌桓、鲜卑威胁归义，威镇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39]

耿秉用“事遂无成”婉转地批评汉武帝“单极天下”的边疆治理政策，又用“以夷伐夷，国家之利”概括了东汉光武帝北疆治理的要义，认为这一政策使得“缘边坏郡得以还复。乌桓、鲜卑威胁归义，威镇四夷”。如果细读这封折奏，耿秉就南匈奴请伐北匈奴的“宜可听许”的态度的是有保留的和勉强的。其前提是不能破坏“以夷伐夷”的局面，不能再犯武帝“单极天下”和“事遂无成”的错误。是时，章帝崩，窦太后临朝，窦太后需要一个军事胜利稳固自己的地位，这时身为大将的耿秉就不能在军事表示出退却之意。

与耿秉的婉转相比，尚书宋意的反对意见就表达得斩钉截铁，其战略认识也更为深远。书载：

章和二年，鲜卑击破北匈奴，而南单于乘此请兵北伐，因欲还归旧庭。时窦太后临朝，议欲从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远中国，幽处北极，界以沙漠，简贱礼义，无有上下，强者为雄，弱即屈服。自汉兴以来，征伐数矣，其所克获，曾不补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难，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来降，羁縻畜养，边人得生，劳役休息，于兹四十余年矣。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臣察鲜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归功圣朝，实由贪得重赏。今若听南虏还都北庭，则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豺狼贪婪，必为边患。今北虏西遁，请求和亲，宜因其归附，以为外捍，巍巍之业，无以过此。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诚不可许。[40]

宋意的意思是，西汉武帝“征伐数矣，其所克获，曾不补害”的治边方式并不可取，这与《后汉书》作者范晔对武帝“寇虽颇折，而汉之疲耗略相当矣”[41]批评相当。宋意认为，东汉的边疆治理要遵循汉光武帝的遗训，采取“羁縻畜养，边人得生，劳役休息”的长治方式。光武以来鲜卑听命汉庭，克制匈奴，中原朝廷坐享大功，百姓也不受影响，“汉兴功烈。于斯为盛”。宋意总结光武以来边疆稳安的原因就在于“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他坚决反对朝庭出兵攻打北匈奴，认为以往鲜卑之所以可以听命朝廷攻打匈奴，是因为它们可以从中获利，有功了朝廷还能给予重赏。如果朝廷听从南匈奴的意见，打掉北匈奴，那今后就要会徒增禁止和限制鲜卑发展的负担。北匈奴既失，而南匈奴又臣属汉朝，这样鲜卑就没有就近抢掠的环境，在朝廷得不到功赏，其结果必然会向南为祸中原。北匈奴曾请求归附，朝廷应该接受，将其作为外界的屏障。这对未来的边疆稳定，可谓是无以伦比的“巍巍功业”。相反，若听从南匈的请兵攻打北匈奴，那不仅会耗费赋税，而且边地治理也会“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最后宋意斩钉截铁地表达了“诚不可许”的意见。

与宋意持同一见解的还有朝廷重臣袁安，他认为“光武招怀南虏，非谓可永安内地，正以权时之算，可得捍御北狄故也”，现在“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42]。与宋意不同的是袁安是在“太后不听，众皆为之危惧”[43]的压力下仍坚持自己的意见的。北匈奴被打败后，窦宪“欲结恩北虏，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44]袁安与窦宪针锋相对，上折认为：“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单于反其北庭，并领降众，无缘复更立阿佟，以增国费。”[45]

遗憾的是，急于以军事胜利显示其权威的窦太后对宋意的意见不以为然，她要借此机会彻底消灭北匈奴，彻底结束东汉朝廷与北匈奴在西域长期形成的拉锯局面，建不世之功，以确立其权威的合法性。

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东汉朝廷命车骑将军窦宪、征西将军耿秉会同南匈奴三万余骑出塞远伐北匈奴。六月窦宪大破北匈奴，事后二人又东施效颦，模仿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祭天、在姑衍山（今蒙古肯特山以北）祭地的仪式，史载：

宪、秉遂登燕然山（今杭爱山），刻石勒功，记汉威德。[46]

次年（公元90年）五月，窦宪再遣耿夔出居延塞，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之，北匈奴主力被迫西迁，由里海、黑海之北与前汉时西徙的匈奴合流，逐渐西移，大约到四世纪初，这支败旅西迁至欧洲。

事后看来，宋意、袁安等人的意见无私且极有远见，而耿秉的婉转及窦太后、窦宪假公逞私的北进政策则给后来的中国带来百年大战乱。

（三） 漠北空，鲜卑起，西域安全压力演变为整个北方对中原政权的压力——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西北边疆治理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东汉窦宪击败北匈奴的“胜利”造成大漠南北力量失衡，后果相当严重。西汉时，鲜卑远居辽东塞外，东汉初南北匈奴攻战，匈奴力量削弱，鲜卑乘机坐大。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鲜卑大人于仇贲率众内归，至洛阳朝贡，刘秀封他为王。明帝永平年间，辽东太守支持鲜卑攻杀北匈奴，和帝时，窦宪击败北匈奴以至“漠北空矣”并因此“铭功封石，倡呼而还”的壮举在半个多世纪后，便演化为一场更大的边疆危机：此后，鲜卑据匈奴旧地，又纳匈奴残留人口十万余，鲜卑渐入强，从中原王廷的属夷转为劲敌。

前门驱狼，后门进虎。鲜卑决意填补北匈奴留下的战略真空。《魏书》说鲜卑首领檀石槐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县西北）北三百多里弹汗山设立王庭，统一鲜卑各部。“檀石槐既立，乃为庭于高柳北三百余里弹汗山啜仇水上，东西部大人皆归焉。”[47]此后鲜卑“兵马甚盛，南钞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48]，以至“汉患之”[49]。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还是鲜卑领导层在后来十六国角逐中脱颖而出[50]，最终形成支撑西魏、北周政权的骨干力量即“关陇集团”[51]，在这个集团中又诞生出的像隋炀帝杨广[52]和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高度汉化的胡人领袖颠覆了以秦汉文明为底色的汉人政权，成为隋唐两朝开国领袖。

第二，《后汉书》对西汉以来朝廷对北疆治边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总结。赶走北匈奴的严重性后果是窦太后、窦宪等根本意识不到的。出于与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同样的初衷，范晔在写《后汉书》时特别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毛泽东说：“《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53]谈到东汉历史，毛泽东说：“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54]

范晔总结了西汉以来朝廷对匈奴的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肯定了汉宣帝分而治之治边思路：

论曰：汉初遭冒顿凶黠，种众强炽。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围。太宗政邻刑措，不雪愤辱之耻。逮孝武（武帝）亟兴边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将，戎旗星属，候列郊甸，火通甘泉，而犹鸣镝扬尘，出入畿内，至于穷竭武力，单用天财，历纪岁以攘之。寇虽颇折，而汉之疲耗略相当矣。

作者认为汉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在位）的北疆反匈奴政策华而不实。他将汉武帝与汉宣帝的政策作了比较，认为随后宣帝（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在位）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是可行的，而王莽时期北疆动乱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是这一政策遭到破坏：

宣帝值虏庭分争，呼韩邪来臣，乃权纳怀柔，因为边卫，罢关徼之儆，息兵民之劳。龙驾帝服，鸣钟传鼓于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单于，朔、易无复匹马之踪，六十余年矣。后王莽陵篡，扰动戎夷，续以更始之乱，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复生，乘闲侵佚，害流傍境。

作者指出，刘秀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又恢复了宣帝的北疆分治的政策，形势开始好转：

及中兴之初，更通旧好，报命连属，金币载道，而单于骄踞益横，内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诸华，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难，徒报谢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边屯之卒。及关东稍定，陇、蜀已清，其猛夫捍将，莫不顿足攘手，争言卫、霍之事。帝方厌兵，闲修文政，未之许也。其后匈奴争立，日逐来奔，愿修呼韩之好，以御北狄之冲，奉藩称臣，永为外捍。天子总揽群策，和而纳焉。乃诏有司开北鄙，择肥美之地，量水草以处之。驰中郎之使，尽法度以临之。制衣裳，备文物，加玺绂之绶，正单于之名。于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仇衅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觇望风尘，云屯鸟散，更相驰突，至于陷溃创伤者，靡岁或宁，而汉之塞地晏然矣。

作者又将汉武帝与汉宣帝比较后，又将汉光武帝刘秀的政策与窦太后的匈奴政策效果放在一起比较，认为这次“并兵穷讨”的效果与武帝政策相似，作者并不赞赏窦太后、窦宪、耿秉等的这段“铭功封石，倡呼而还”的壮举。作者特别批评了事后朝廷没有合理的善后措施，认为没有及时迁南匈奴北上去填补这个战略真空，则是“窦宪、耿夔之徒”造成的问题所在；范晔肯定了东汉重臣袁安的意见，认为若能及时“还南虏于阴山，归西河于内地”的话，那就可以利用这次胜利“上申光武权宜之略，下防戎羯乱华之变，使耿国[55]之算不谬于当世，袁安之议见从于后王”：

后亦颇为出师，并兵穷讨，命窦宪、耿夔之徒，前后并进，皆用果谲，设奇数，异道同会，究掩其窟穴，蹑北追奔三千余里，遂破龙祠，焚罽幕，坑十角，梏阏氏，铭功封石，倡呼而还。单于震慑屏气，蒙氈遁走于乌孙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时势，及其虚旷，还南虏于阴山，归西河于内地，上申光武权宜之略，下防戎羯乱华之变，使耿国之算不谬于当世，袁安之议见从于后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

漠北空，鲜卑起；“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56]永平三年（公元91年）“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可能是窦宪才意识到北疆战略力量失衡可能产生的危险，窦宪复上书“乃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57]。但此时江心补漏，为时已晚。是后，帮助窦宪驱走北匈奴的鲜卑人“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58]。最后作者深刻地指出窦宪“忽经世之规”造成令朝廷陷入“自后经纶失方”，其错“降及后世，玩为常俗，终于吞噬神乡，丘墟帝宅”，终至国以三分的悲剧：

而窦宪矜三捷之效，忽经世之规，狼戾不端，专行威惠。遂复更立北虏，反其故庭，并恩两护，以私己福，弃蔑天公，坐树大鲠。

最后作者愤恨之深，扼腕痛呼：

永言前载，何恨愤之深乎！自后经纶失方，畔服不一，其为疢[59]毒，胡可单言！降及后世，玩为常俗，终于吞噬神乡，丘墟帝宅。呜呼！千里之差，兴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60]

《后汉书》作者范晔，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讫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6年的史事。《后汉书》纪十卷和列传八十卷的作者是范晔[61]，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并参考袁宏所著的《后汉纪》，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后汉史。范晔特别重视史论，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一文中自述其编纂《后汉书》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62]。因此把史论作为重心，成为《后汉书》的一个特点。1965年3月4日，毛泽东在《后汉书》封面上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63]

（四） 颠覆性的后果：鲜卑杂胡入主中原——“关陇集团”推动隋唐王朝建立

此时的鲜卑一改半个世纪前帮着东汉朝廷攻打北匈奴跟班的形象，对中原政权软硬不吃。桓帝派中郎张奂率兵征讨，被鲜卑打败；又派使者持绶封檀石槐为王，并欲与之和亲，“檀石槐拒不肯受，冠钞滋甚”[64]也遭拒绝。檀石槐俨然以北方霸主自居，试图反用汉廷用平衡分封匈奴势力的方式操纵中原政局[65]，试图形成以鲜卑为中心——18、19世纪英国用这种方式制衡欧洲、20世纪40年代日本人也试图用同一方法控制中国——的中国地缘政治格局。《魏书》记载檀石槐：

乃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辽）〔东〕接夫余、〔濊〕貊为东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弥加、阙机、素利、槐头。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从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其大从曰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为大帅，而制属檀石槐。[66]

根据“诸矢量间夹角越大合力越小”的原理，中原政权可以分封边地以造成“矢量”对等的有利于控制边地的地缘政治结构，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中原王朝可以利用力量平衡的方式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地缘政治格局，那么，边地政权是否也可以逆推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力量结构呢？理论上是可以的，在实践上西方欧洲也不乏成功的案例，比如欧洲罗马帝国解体后就曾出现过以意大利教皇为中心以德国为边地，继而以德国为中心以意大利为边地，最后到近代以英国为中心以欧洲大陆国家为边地的地缘政治结构，但这在中国历史上就尚未有成功的先例。究其原因是中国以中原为中心的周边地带没有足以形成地缘政治中心的经济资源。中原地区与其边地的这种绝对不对等的资源存量，决定了占据中原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在此国情下形成的“逐鹿中原”就是争衡天下的认识。

但对政治原理的认识是需要鲜血来洗磨的。檀石槐领导下的鲜卑集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此付代价政治集团。

据学者研究，“东汉晚期（公元180～220年）气候又趋寒冷，这可能是魏晋气候大降温的前奏。”[67]此间“不仅是中国，朝鲜的气候也明显恶化。据《三国史记》所载，从公元150年到200年朝鲜寒冷多雪，和高句丽抗争也越发激化”[68]。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降水量和湿润指数都大幅下降[69]，与西南方向不同，北方大降温的寒冷天气加剧了北方游牧民族汹涌南下并对中原政治形成较大的冲击。

汉灵帝时，檀石槐鲜卑集团大举南下,“大钞略幽、并二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其毒”[70]熹平六年（公元177年），灵帝派夏育、田晏、臧旻等率汉、匈三万骑兵“三道并进，径二千余里征之，檀石槐帅部众逆击，旻等败走，兵马还者什一而已”[71]。此后，“鲜卑众日多”[72]，为乱中原，甚于匈奴，以至演化为后来的“五胡乱华”的大变局。

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檀石槐死。此后，鲜卑陷入分裂。西部鲜卑叛离，漠南自云中以东分裂。东晋十六国时期（公元317～420年），鲜卑各部趁中原混乱，在关东建立慕容氏诸燕（后燕、西燕、南燕、后燕、北燕）、西秦、南凉、代国等国家。另外在青海、甘肃一带，还有由鲜卑慕容部分化出来的吐谷浑政权。公元385年，拓跋部建立北魏，并在公元439年统一北方。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大举汉化。鲜卑族共建立十个国家。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公元557年，北周取代西魏，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汉化鲜卑人为主体的“关陇集团”，这个集团就成了建立隋、唐两朝的中坚力量。陈寅恪写道：

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73]“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的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

至此，由东汉桓帝（公元147～167年）时檀石槐率鲜卑在中国北方崛起到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中国经历了近五百年的从大乱到大治大变局。其间，中国曾裂分为数十国，分合反复，终以汉文化核心融合为新形态中华民族：秦汉以来的传统汉人及其统治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被打败，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被迫迁徙到遥远的岭南，以往的“胡人”与中原汉人相融合后成为中原新的统治集团即“关陇集团”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包容性更为广泛的新文化，这种文化经韩愈的“复古”到宋时确立为新儒家文化。

（五） 前车之鉴，后人之师

结果并不坏，只是过程太残酷。好结果说明中国很难形成欧洲那样的各国对等分裂的形势，不管谁统治，只能有一个中心。融合即冲突，以秦汉文明为底色汉政权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开始，经由北而南的胡唐、蒙元、满清与由南而北的（汉）宋、（汉）明和民国反复冲突和拉推，最终将中华民族融合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74]。这个过程的残酷性或许——如果当年窦太后采纳了宋意、袁安等的意见的话——是可以避免的。值得注意的是，造成这些颠覆性大变局的风暴起点都在中原北方蒙古高原而不是南方山地，除了气候的原因外，也不能不考虑有是中原王朝边疆治理政策失误的原因。或许因发迹于北疆的缘故，胡、蒙、满诸族入主中原后下功夫最大、对中华民族贡献也最大的就是边疆治理，其间也是中国周边疆域最大、边疆稳定系数最好的时期。在这方面，他们留给我们的文治武功及丰富的治边经验，值得今人发掘。除了中国学者外，美国中国边疆史学者拉铁摩尔在比较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英帝国后，对中国的边界政策制订提出了的意见非常贴近中国的经验，值得重视，他写道：

一个边疆政策无论其怎样在两极之间摇动，其长时间的平均结果却必然是否定该边界在包容或隔绝方面的作用。无可避免地，维持边界的国家必然要干预到边界以外的本来要隔绝的人们的事务。于是，显然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线状的边界概念中的限制或隔绝意义，会渐渐变得缓和中立，而且这种边界也会从一条物理边界本身转变为边疆地带的人群。边疆政策的发展是要寻求将边外少数民族中立化的方法，令他们不对边界产生压迫，但也不退出这个维持边界国家的干涉调节的范围。

大体说来，罗马帝国、中国、英印帝国都是一样，最佳的方法是谋求那些本应被边界隔绝的民族的帮忙，使他掉转方向，背向边界而不是面向边界。这样，绝对边界的概念，在管理上及政治上就变成一个地区体系，它包括边界的本身与其不同的居民、邻近边界的边疆部落（这些部落的外缘被认为外边疆地区）、更外面的不能改良的少数民族社会。这个政策的功效和过去一样，因为它代表着维持边界的国家的利益、国内若干特殊团体的利益、边疆部落团体利益的调和。但是，它又令推行这个政策的帝国感觉不安，因为它形成一柄双刃剑，在有力者的手里，它可以对外攻击，而在一双无力的手中，它会向内砍来。[75]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与时下某些“援助穷国不值当”[76]的舆论相似，西汉后期也有人指责国家为了建立平衡的周边关系“虚费府帑”，认为这样得不偿失。史载哀帝建平四年（公元3年）：

单于上书愿朝五年。时哀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77]，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78]。上由是难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79]

公元前3年，匈奴希望能参加第二年的大朝活动，哀帝正患病，觉得不吉，比较为难，征询大臣们的意见，群臣认为“太费国库”，劝皇帝“可且勿许”。对此，杨雄则持相反意义，认为应当接受匈奴的请求，其回应有力且对当下的我国的周边关系的处理有借鉴意义。杨雄论从史出：

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80]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

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81]，卒[82]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尝忿匈奴，群臣庭议，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妄阿顺指[83]！”于是大臣权书遗之[84]，然后匈奴之结解，中国之忧平。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侯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85]，欲诱匈奴，使韩安国将三十万众徼于便地，匈奴觉之而去，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86]，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翰海，虏名王贵人以百数。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

汉廷对匈奴政策由高祖以来的忍让到武帝时的全力反击，杨雄认为，“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长熬当然不如短痛：

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87]？以为不壹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88]，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

宣帝始，北疆出现了难得的“大化神明，鸿恩溥洽”的安稳环境，而匈奴内部发生分化，宣帝及时抓住历史时机，软硬两手，接纳了部分匈奴的“归化”。

至本始[89]之初，匈奴有桀心[90]，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猎其南，而长罗侯以乌孙五万骑震其西，皆至质而还[91]。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虽空行空反[92]，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逮至元康、神爵[93]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化，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94]。

自此之后，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95]。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肄[96]以恶，其强难诎[97]，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98]，交接赂遗，威仪俯仰[99]，如此之备也。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100]之壁，籍荡姐[101]之场，艾[102]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103]，固已犁其庭，扫其闾[104]，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余灾。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105]，前世重之兹甚[106]，未易可轻也。

杨雄认为，今日北境安定形势，是前朝先辈们付出重大代价换来的，且不可因小失大，因短失长，面对朝廷可以因轻视匈奴善意而可能造成的国家灾难，杨雄疾呼：“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 ，臣窃为国不安也”：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107]，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108]以来厌之辞[109]，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110]！夫款[111]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112]，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即蒙恬、樊哙不复施，棘门、细柳不复备，马邑之策安所设，卫、霍之功何得用，五将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113]。犹不若未然之时也。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114]，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氓)之祸。

后面杨雄又用王莽边疆失败的教训反证了自己所说的“万世之固”而非“一时之事”[115]的认识，此不再赘引。

杨难论从史出，总结了秦汉以来国家北疆治理的正反经验，认为匈奴是打不完的——用斯大林的话说就是“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116]，在中国北方，其他民族都比较容易臣服汉朝，“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对付匈奴的最好的办法是多培养像康居、乌孙这样可以“以制匈奴”的盟友并引导匈奴成为汉朝的友邦。为此即使“费岁以大万计”，也是值得的。汉廷决不能因眼前小利“费十而爱一”，使百年的辛苦经营下来的北疆稳定毁于一旦。杨雄的意见不仅对当时，甚至对当下认识周边，特别是东北亚问题，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奏章上达后，“天子寤[117]焉”，召还匈奴使者，重新答复了单于来信，允许单于拜见。赐杨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

前车之鉴，后人之师。

相关链接

张文木：中国古代西部边疆南北治理经验与教训（上）

张文木：中国古代西部边疆南北治理经验与教训（中）

注 释：

[1]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页。

[2]“今之新疆即古西域。出肃州（今甘肃酒泉）嘉峪关而西，过安西州至哈密，为新疆门户。天山横矗其间，南北两路从此而分。由哈密循天山之南，迤逦西南行，曰土鲁番，曰喀喇沙尔（今新疆焉耆），曰库车，曰阿克苏，曰乌什，曰叶尔羌，曰和阗，曰英吉沙尔（今新疆英吉沙），曰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是为南路；由哈密逾天山之北迤逦由此而西曰巴里坤，曰古城（今新疆奇台），曰乌鲁木齐，曰库尔喀喇乌苏（今新疆乌苏市），曰塔尔巴哈台（新疆塔城），曰伊犁，是为北路。”［清］祁士韵辑：《西陲要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7页。

[3]［美］巴巴拉·杰拉维奇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43页。

[4]［日］坂垣征四郎：《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1931年3月）》，载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组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页。

[5]［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121页。

[6]［日］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7]冯尔康著：《雍正传》，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0页。

[8]石头城（新疆），位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城北侧，海拔3 100米，是新疆境内古道上一个著名的古城遗址。古代，自喀什、英吉沙、叶城、莎车至帕米尔高原的几条山路均汇集于此，西去中亚的几座主要大山：红其拉甫达坂，明铁盖达坂、瓦赫基里达板等，自此也都有天然谷道可通达，该城为古代“丝绸之路”上一个极有战略地位的城堡。

[9]《水经注》王国维校本，《王国维全集》第1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3页。

[10]“铁盖卡和明铁盖达坂，乃是东去西返，南来北往的交汇处，在古代是‘总万国之要道无不由’的枢纽。”钟兴麒：《〈西域志〉岐沙谷即明铁盖达坂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9页。

[11]［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12]［法］鲁保罗著，耿昇译：《西域的历史与文明》，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13]塔什库尔干，维吾尔语，意为“石头城”。因城北有古代石砌城堡而得名。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设蒲犁分防厅，隶莎车府。1913年置蒲犁县，属喀什噶尔道。后属喀什行政区、喀什专区。1954年9月17日成立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1978年后属喀什地区。

[14][清]魏源《海国图志》卷七十四，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860页。

[15]民族人口的地区分布是民族文化影响力的反映。据统计，目前维吾尔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疆，占维吾尔族总人口的88．15%，北疆合计占11．85%。从地区上看，仅喀什地区维吾尔族人口就占到全疆人口的36．01%，占本地区总人口的89．37%。其次，和田地区和阿克苏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占全疆维吾尔族总人口的比例也都在18%以上，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是96．91%和74．99%。三个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合计占全疆维吾尔族人口的75．05%。北疆汉族人口占全疆汉族人口的73．29%，南疆的汉族人口只占26．71%。乌鲁木齐市、伊犁州和昌吉州的汉族人口的比重较大，占全疆汉族总人口的比例均在10%以上，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72．72%、44．71%和74．88%。三地汉族人口合计占全疆汉族总人口的58．22%。其他如石河子、克拉玛依和奎屯市，虽然地区内汉族人口占到75%甚至90%以上，但在汉族总人口中的比重却不大，这主要是由于地区人口规模小造成的。参阅童玉芬、李建中：《新疆各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变动研究》，载《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第14页。

[16]［清］左宗棠：《遵旨统筹全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6》，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649页。

[17]18世纪初，彼得一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使俄国国力壮大，跻身欧洲强国行列。1721年，彼得一世宣布俄为帝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领土空前膨胀，被称为“帝国的黄金时期”。此间俄国扩张边界已至中国西北边界。参见张芝联、刘学荣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1598～1800年向东扩张》，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18]［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8页。

[19]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1～362页。

[20]耿秉（？～91年），字伯初，陕西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建威大将军耿弇的侄子，大司农耿国长子，东汉将领、军事家。耿秉博通书籍，善说《司马兵法》，得汉明帝信任。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平定车师国叛乱；汉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担任征西将军。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与窦宪出兵漠北，大败北匈奴军。汉永元三年（公元91年）去世，时年五十多岁，谥号桓侯。

[21]《后汉书》卷四十九《耿秉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592页。

[22]《后汉书》卷一百十八《西域传·莎车》，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8页。

[23]《后汉书》卷一百十八《西域传·莎车》，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8页。

[24]县，悬也。

[25]《后汉书》卷四十八《臧宫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1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页。

[26]《后汉书》卷四十八《臧宫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1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页。

[27]《后汉书》卷四十八《臧宫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1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页。

[28]灾变，这里指天有异象。

[29]季孙，春秋后期累世在鲁国执政的贵族季孙氏，这里特指鲁哀公时的季康子。颛臾，鲁国附庸，临近季孙氏的私邑，季康子欲用武力攻取而据为己有，孔子反对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意思是季孙氏之患在内而不在外。后果然出现鲁哀公奔越之事，企图利用越国伐鲁除掉季孙氏等。

[30]《后汉书》卷四十八《臧宫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1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页。

[31]《老子》最初又名《德道经》，书中的内容顺序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与后世的《老子》是不同的。后世的《老子》，如王弼本、傅奕本，河上公本等，均名《道德经》，其文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可能主要是被道教篡改所致。在先秦，韩非是第一个对《老子》做过系统研究和阐发的人，他在《解老》和《喻老》中所述的《老子》，其内容的排列顺序便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韩非所见的《老子》应是古本。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老子》帛书甲、乙本，该墓主是西汉初人，死于文帝12年，该帛书《老子》亦应是古本。帛书《老子》甲、乙本亦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韩非在《解老》和《喻老》中所述的《老子》相同。这说明古本《老子》是《德道经》，而非《道德经》。来源，孙景坛：“关于道家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ttp://www.confucius2000.com/taoist/gydjyjzdjggjwt.htm。

[32]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47页。

[33]南怀瑾、徐芹庭：《白话易经》。岳麓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34]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6页。

[35]徧（biàn），同“遍”。

[36]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54页。

[37]《后汉书》卷四十八《臧宫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1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页。

[38]《后汉书》卷七十一《宋意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947页。

[39]《后汉书》卷一百十八《南匈奴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7页。

[40]《后汉书》卷七十一《宋意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947页。

[41]《后汉书》卷一百十九《南匈奴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6页。

[42]《后汉书》卷七十五《袁安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0页。

[43]《后汉书》卷七十五《袁安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0页。

[44]《后汉书》卷七十五《袁安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页。

[45]《后汉书》卷七十五《袁安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页

[46]《后汉书》卷五十三《窦宪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46页。

[47]﹝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第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4页。

[48]﹝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第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4页。

[49]﹝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第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4页。

[50]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罢云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在今河套区域东至晋西北一带），郡置一县以统旧民，合为新兴郡，设治于今山西忻县。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匈奴呼厨泉单于留质邺都，曹操乃分匈奴三万余部为五部，置五部帅，派汉人为五部司马，加以监管。其间加速了匈奴贵族汉化。他们之中最贵的一姓出于匈奴屠各（休屠各，休屠）种，自称为两汉皇室之后，世代作五部都尉。左部都尉刘渊是於罗之孙，刘豹之子，他随汉族儒生习经史，西晋时曾作为匈奴侍子住在洛阳，同洛阳官僚有很多往来。惠帝永熙元年（公元290年），晋以刘渊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页。

[51]“关陇集团”，亦称“关陇六镇集团”或“六镇胡汉关陇集团”，陈寅恪所提出的概念，用以阐释西魏、北周、隋、唐政权的特点。关陇和河东等地豪强地主的力量，在东、西魏的争夺战中，都归附了宇文泰。为了把北方六镇武将和关陇豪族的力量统一起来，宇文泰组成了以八柱国为核心，以大将军、开府为主要成员，以府兵系统为基础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一般称之为“关陇集团”。这是一个依靠武装力量建立起来、胡汉结合的集团。在西魏、北周、隋和唐初他们都占据着统治地位。其鼎盛时期在北周、隋，到武则天时期基本结束。

[52]只有有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分离战乱的经验，才能理解隋炀帝急通大运河的忧虑所在；如果经历了战国数百年的战乱，就会在秦制的评判上认同司马迁、王夫之的成熟见解。秦始皇、隋炀帝都是刚刚经历过国家分裂导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历史的“过来人”，有了这样的经验，秦始皇和隋炀帝才会对他们那个时代封建自由主义“公知”们的空论深恶痛绝——司马迁批评说，说这话的人“此与以耳食无异”，意思是说“这和用耳朵吃东西没有什么两样”——并对其实行最严厉的打击，才会抱有以建立新制度终止天下“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历史趋势的决心。张文木：《战略学札记·人物》，海洋出版社2018年版，第459页。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4页。

[54]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

[55]耿国（？～公元58年），耿秉的父亲。耿国有谋略，屡次和光武帝讨论应对乌桓、鲜卑犯边之策，得光武帝器重。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匈奴䤈落尸逐鞮单于遣使向东汉通好称臣，愿助东汉抵御北方敌人。光武帝将此事交给大臣们议论，大臣们认为天下刚安定，中原空虚，夷狄情况真假难知，不能答应。而耿国认为可以答应，光武帝于是采纳其建议。从此乌桓、鲜卑修筑城堡、营寨自守，北方敌人逃向远方，中原少战事。建武二十七年（51年），任大司农。永平元年（公元58年），耿国去世。

[56]《后汉书》卷一百二十《鲜卑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9页。

[57]《后汉书》卷七十五《袁安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页。

[58]《后汉书》卷一百二十《鲜卑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4页。

[59]疢（chèn），一种热毒病。

[60]《后汉书》卷一百十九《南匈奴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6～1797页。

[61]范晔（公元398～445年），字蔚宗，顺阳（今河南南阳淅川）人，南朝宋官员、史学家、文学家。

[62]范晔在狱中写给他外甥和侄儿的信中对自己写的《后汉书》评价说：“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史》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宋书》卷六十九《范晔》，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宋书》（第五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9～1510页。

[6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4页。

[64]﹝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第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4页。

[65]“汉使杨信使于匈奴。是时汉东拔濊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汉书》（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2页。

[66]﹝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第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4页。

[67]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页。

[68]［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

[69]参见《过去两千年农牧交错带地区的降水与干湿变化》，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

[70]﹝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第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4页。

[71]﹝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第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4页。

[72]﹝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第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4页。

[73]宇文泰（公元507～556年），，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人，鲜卑宇文部后裔。是西魏向北周转换的关键人物。北魏末年六镇起义中，宇文泰随父宇文肱加入鲜于修礼的起义队伍。起义被尔朱荣镇压后，宇文泰成为其部将贺拔岳麾下。宇文泰从贺拔岳入定关陇。534年北魏孝武帝授宇文泰为大丞相。同年十二月宇文泰杀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都长安。从此宇文泰控制西魏朝局长达22年，其间采取鲜卑旧八部制，立八柱国。对外立足关陇，争战东魏，蚕食南梁。奠定了其身后关陇政权一统天下及隋唐王朝强盛的基础。公元556年，宇文泰去世。次年，其侄宇文护迫西魏恭帝禅让，由宇文泰子宇文觉即位天王，建立北周。

[74]“为了避免对一些根本概念作冗长的说明，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我用国家疆域来作中华民族的范围并不是很恰当的，因为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我这样划定是出于方便和避免牵涉到现实的政治争论。同时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75]［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

[76]“安格斯·迪顿因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而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主要观点是：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无效。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里，迪顿称国家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迪顿的观点中，明确反对富国对贫国的直接援助，认为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即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而穷国最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政府。迪顿更赞成富国或者减少援助，或者直接把资金给穷人。”《富国不应该给穷国援助》，2015年10月13日《北京日报》。

[77]厌(yā)人：巫术之人，意不详之人。

[78]“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谓单于来朝不吉利。所言“大故”，是指黄龙元年十二月宣帝崩，竟宁元年五月元帝崩。

[79]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汉书》（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1页。

[80]从此隙：谓从此产生矛盾。

[81]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意即围在皇帝身边的高参们。

[82]卒：终也。所以脱：指脱身之策。

[83]妄阿顺指：批评樊哙只会一味阿谀奉承上意

[84]权书遗之：权，变也。言大臣们善变，顺着匈奴意思回信。

[85]权，谋也。时汉军在马邑设埋伏，欲诱歼匈奴。后让匈奴发觉而失算。

[86]大幕：大漠也。

[87]狼望之北：指蒙古高原大漠以北地区。狼望：犹言徼塞之北。

[88]以为不壹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意即以一劳获永逸，以短痛换长熬。

[89]汉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2年）继位。

[90]桀心：凶暴之心。

[91]质：信也，意即按预先约定的时间归还。

[92]反：返也。

[93]元康元年为公元前65年，继之为神爵元年，为公元前60年。

[94]计不颛制：不专制，即不将匈奴当下臣看待。

[95]不强：不强求也。

[96]肄：习也。易肄以恶，意即习惯于作恶。

[97]诎（qū），通屈。其强难诎，意即不易屈服。

[98]慰荐：亲切安抚，义同“慰藉”。抚循：同“拊循”。

[99]交接赂遗，威仪俯仰：意即使者往来，给以接济，恩威并用。

[100]姑缯：西南夷之一种，在益州。

[101]荡姐：西羌之一支。

[102]艾，刈也。

[103]二时：谓半年。三个月为一时，二时六个月。

[104]闾（lǘ）：.古代二十五家为一闾。

[105]垂，陲也。三陲，意即即周边中除北部边疆之外的其他三面边陲。“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意思是：只有匈奴情况不一样，它真是中国的劲敌，其他三面边疆的情势与北方相比也不在一个档次。

[106]兹甚，如此这般。意即前面的朝廷都如此这般地重视。

[107]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句意思是，匈奴想离开他们的王庭，到来朝见汉朝皇帝。

[108]距，拒也。

[109]来厌之辞：言匈奴来朝者为不详因面需拒绝其来朝见的说辞。

[110]隙，矛盾。

[111]怠慢、延缓。

[112]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言匈奴认为汉廷有负以前的友好承诺并因此埋怨汉廷。

[113]辩者毂击：意谓说客们互相撞车。

[114]费十而爱一：谓以往不惜十分之费以制匈奴，今来朝之费仅十分之一竟然吝惜。

[115]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汉书》（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5页。

[116]转引自曾景忠、梁之彦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12页。

[117]寤，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