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西部边疆南北治理经验与教训

张文木

一、滇缅地缘形势与中国古代西南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基于中缅边地历史变动为线索的考察

（一）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2]——滇缅地势及其地缘政治意义

缅甸位于亚洲东南部、中南半岛西部，其北部和东北部同中国西藏自治区和云南省接界，东部与老挝和泰国毗邻，仰光濒临伊洛瓦底江。缅甸西部与印度、孟加拉国接壤。缅甸南临安达曼海，西南濒孟加拉湾。缅甸从南到北长约2 09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925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北、西、东为山脉环绕。北部为高山区，西部有那加丘陵和若开山脉，东部为掸邦高原。靠近中国边境的开卡博峰海拔5 881米，为缅甸最高峰。

伊洛瓦底江是亚洲中南半岛的大河之一，也是缅甸的第一大河。西部山地和东部高原间为伊洛瓦底江冲积平原，地势低平。伊洛瓦底江河源有东西两支，东源恩梅开江（Nmai Hka，中国境内称独龙江），发源于中国境内察隅县伯舒拉山南麓，西源迈立开江发源于缅甸北部山区。独龙江东南流经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西境，然后折转西南，进入缅甸，过贾冈南流，称恩梅开江。两江在密支那城以北汇合后始称伊洛瓦底江，南流后注入印度洋安达曼海。

伊洛瓦底江全长2 714千米，流域面积43万平方千米。在伊洛瓦底江东面并与其北南平行的还有萨尔温江（又名丹伦江），为缅甸最长河流。该江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称为那曲。离开源头后进入云南境内改称怒江，入缅段称萨尔温江，或丹伦江。入缅后南下在毛淡棉附近，分西、南两支入安达曼海的莫塔马湾，并在河口处两支流间形成比卢岛。不含中国境内，河长1 660公里，流域面积20.5万平方公里。

大凡能崛起为国家者，必有方便之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缅甸之于印度，其通往中国的道路要平缓通顺许多，纵贯缅甸北南的伊洛瓦底江——其交通意义相当于贯穿中国东西的长江和贯穿中欧和东欧的多瑙河[3]——给缅甸交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中国云南昆明经保山至瑞丽出境至缅甸，地势相对平缓开阔，是中缅通商经贸的主干通道，同样也是中缅关系中矛盾最为复杂的区域，中缅历史上最剧烈的的拉锯式冲突和边界伸缩，也多集中于这一区域。

顺瑞丽江可达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并由此直入印度洋，“早在公元前2世纪时，从中国的四川到印度的交通线已经开辟”[4]。西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大夏国都在今阿富汗巴尔赫附近）回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仗，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买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印度）。骞因盛言大夏大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5]。

《后汉书》说：“海西即大秦，掸国西南通大秦。”[6]大秦即古代罗马。《新唐书》还说缅甸：“地亦与波斯、婆罗门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7]

中国人古时就知经缅甸可入印度至伊朗和地中海。故此，特别是在近代以来当西域或东海被困之后，滇缅通道就成了中国与国际联系的重要通道；与此相应，历史的中缅甸边界拉锯式冲突，多集中在保山经瑞丽至伊洛瓦底江这片开阔和相对平缓的区域。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看到这一点，他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说：“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8]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贵与蒋军周旋期间，因北上渡江困难中央曾有过建立川滇黔根据地的设想[9]，其中的重要考虑就是南下通道畅通。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人大老远过来展开对缅作战，也是为了堵住这条通道。中日双方争夺最激烈的还是保山至瑞丽的这条主干通道。

明代之前，中国东海尚未出现危机，此前西南方向对于中原诸王朝而言，只是稳边安民的问题，这可从明王朝在西南设立的一系列管理机构的命名看出，如“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等[10]。但到明末，东海倭患蜂起，特别是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聚啸之地，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也随之上升，渐成为中国大西南诸力量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海的制海权沦入日本之手，民国政府迁至重庆。由此，缅甸通道对于中国抗战的战略意义陡然增升。美国地缘政治的重要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

日本的扩张势力差不多完全把我们同俄国和中国的交通截断了。从俄国和印度到中国的陆路，运输量有限，没有能够使中国得到接近必需的军需。要想最后击败日本，大部分有赖于有效地改善这种情况。[11]

1937年，在中国东部被全面封锁的情况下，民国政府迁至重庆后即征云南民工2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成了连接昆明至瑞丽的中国境内段公路，进入缅甸后又继续修建了经过缅北的公路，两段合称“史迪威公路”[12]，中国由此从境外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除了经伊朗进入欧洲、经巴基斯坦进入印度洋的通道之外，在中国大西南，由云南经缅甸进入印度洋的通道也大大提升了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这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开出的滇缅交通运输线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中得到了充分显示。当时若没有缅甸参与，中国的抗战就会更加艰难。

2011年国家建成渝新欧国际大通道，有了这条通道，中国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进入中亚的出口，如能再进一步开发缅甸相接的传统通道，这样，中国大西南这盘棋就下活了。

如果将中缅边境沿北纬25度分为北南两段的话，中缅边界的北段为青藏高原南部的高黎贡山所分隔。此段为横断山脉西部断块带，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相碰撞及板块俯冲的缝合线地带，是著名的深大断裂纵谷区。山高坡陡切割深，垂直高差达4000米以上，形成极为壮观的垂直自然景观。与中印间沿喜马拉雅的陡峭南麓形成的大部分边界相似，中缅北段边界也不具有交界国间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地理条件。纵观历史，中缅之间出现大规模边界纠纷的多集中在北纬度以南即云南保山以南与缅甸掸邦以东的地势相对平缓的边界地带。元朝始，缅中边界争夺出现日益频繁的地界拉据形势。

缅甸地理形势是南北长东西窄。西面的若开山脉（亦称阿拉干山脉）和东面的掸邦高原的西东夹挤使缅甸的南北狭长的地形更加突出，这从地缘政治上强化了缅甸国防的脆弱性：中国有多个战略枢纽，在缅甸，控制了曼德勒，几乎就控制了缅甸整个国家稳定的枢纽。这使得缅甸古代国都和战场都比较集中在曼德勒一带。

（二）两汉至唐宋期间西南边疆治理及其经验

古代中国与缅甸的关系是中国中原王朝与缅甸古王朝的边疆推进和反推进的中磨合而成的。

1、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两汉时期西南边疆的拓展及其治理经验

（1）汉朝廷在西南边疆的行政设置及其原则。汉王朝是中原王朝的影响力及与此相伴的国家边疆在西南方向的早期扩展比较快的时期，此前与西南因“道塞不通”而联系较少。据《史记》记载：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13]之属，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14]最大。此皆魋[15]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16]、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17]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18]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19]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20]

汉时，巴、蜀、广汉、汉中四郡开通了，汉廷“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21]。战国时，楚威王曾派庄蹻沿长江而上，攻取巴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区，兵至滇池。因秦随后取得巴郡和黔中郡，庄蹻只有“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22]。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有效地控制在夜郎、滇等地设立的郡县，秦始皇派遣将军常頞率军筑路，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尺道，并在这里设置了一批官员。汉时，汉廷边界主动退至蜀地。巴、蜀百姓暗通滇界“取其筰马、僰[23]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24]。

推动中原王朝力量向西南扩张的动力是商业和朝廷对边疆安全的需要。汉武帝建元初，番阳县令唐蒙了解到南越人用财物想使夜郎附属，便上书朝廷，言南越王“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25]，有西南图霸之心，建言朝廷“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26]。“上许之，乃拜蒙为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27]。唐蒙至夜郎，劝说夜郎及其周边小邑接受汉派官员。唐蒙回报后，朝廷在此设了犍为郡并派工兵开通从僰到牂柯江的道路。司马相如也进言“西夷邛、筰可置郡”，朝廷“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西南夷”[28]。自此汉廷在那里设置了一个都尉，十个县，划归蜀郡。

从汉廷治理西南边疆的布局看，其策略是众分其势，不使一家坐大。具体说就是使夜郎与南越这两个大邑之间保持力量平衡。唐蒙曾在长安询问蜀商了解蜀与西南的商道，了解到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唐蒙乃给朝廷上书建议联合夜郎制服南越：

南越王黄屋左纛[29]，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柯江，出不意，此，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30]

朝廷采纳了唐蒙的建议，“乃拜蒙以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31]尽管汉廷的西南边疆大幅南进，但司马迁还是看透这些边邑“属国”[32]的对汉廷的两面性，补充说：“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33]

西汉武帝时因北方匈奴大举南犯，武帝撤销了在西南夷的官吏，只在南夷、夜郎置留了两个县和一个郡。汉廷控制虽退出西南，但在反匈奴的过程中，汉廷对西南的认识反而扩大到印度。

公元前122年（西汉元狩元年），张骞出使大夏[34]归来，得知大夏东南相距数千里、邛县西二千里有“身毒国”即印度[35]。汉廷派有十几批人从云南方向西寻印度，均在昆明受阻。后南越反叛，汉廷派兵镇压后又将原邛都设为越巂郡，筰都设为沈犂郡，冉駹设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其间滇王“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36]，他们联手与汉廷作对，汉廷出兵消灭了劳浸、靡莫，滇王归降并“请置吏入朝”[37]。自此汉廷在滇地设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38]。司马迁一语道破汉廷西南治理中扶弱抑强、保持战略平衡的经验，他说：

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39]

这是一条贯穿整个中国边境治理中的重要经验，用清乾隆的话说就是：“边夷固当将就了事，以夷治夷；但不可令其骚扰内地可也。”[40]

行政区域设置的第一要义不是发展经济，而是政治稳定。西南行政建制的确立，是中国西南边疆形成的物质前题，在此前提下渐次形成了中缅关系。

（2）汉朝廷与西南边疆远地的关系交往及其原则。商业及随之兴起的边界磨合，是国家边界形成的主要形式。公元前5世纪，澜沧江、怒江中上游地区的傣族部落小国组建联盟国家，这个联盟国家[41]被同时期的汉文典籍被称为“哀牢”[42]。

公元51年（东汉建武元年），其首领率2700户请求归顺，得光武帝册封后，“岁来朝贡”[43]。公元69年（东汉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称其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44]，东汉明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45]，任西部都尉郑纯为永昌太守。“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46]。公元76年(东汉建元初年)，哀牢王叛，“肃宗募越巂、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47]，官军于次年“大破斩之，传首洛阳”[48]。

汉时与哀牢直接相邻的是掸国，其地大约在今云南西部德宏地区和缅甸曼德勒东北部掸邦地区，其南部是正在崛起的骠国。哀牢的衰落提升了掸国的地位，同时也受到南部的骠国的北扩的挤压。在这南北夹击中，掸国倒向更为强大的中原汉王朝。

公元120年（东汉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 这些杂耍魔术师自称为“海西人”，“海西即大秦（即罗马）也，掸国西南通大秦”[49]。第二年，安帝“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綵缯各有差也”[50]。掸国由此与东汉建立了隶属关系，其南方安全也有相当的保障。

骠国位于伊洛瓦底江中下游地区，旧新唐书对它均有记载:

骠国，在永昌故郡南二千余里，去上都[51]一万四千里。其国境，东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东邻真腊国[52]，西接东天竺国[53]，南尽溟海，北通南诏些乐城[54]界，东北拒阳苴咩城[55]六千八百里。[56]

华言谓之骠，自谓突罗成，阇婆人谓之徒里掘。[57]

阇婆的地理位置大约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也就是说自缅甸南方的人都称骠国为“徒里掘”（“突罗成”的变音）。据考古发掘，骠国早期遗址在今缅甸马圭县东敦枝西约20公里处。公元4世纪时，骠国进入全盛时期，到7世纪，其统治的疆域已相当辽阔，逐渐扩大并与南诏国发生冲突。

《新唐书》称其地“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师万四千里。东陆真腊[58]，西接东天竺，西南堕和罗[59]，南属海，北南诏”[60]。《旧唐书》说骠国“古未尝通中国”[61]；也就是说，在唐之前，骠国与中国没有直接交往，但它通过与掸国的冲突却有了与中国的间接交往。

东汉末，中原群雄并起，掸国与汉廷隶属关系已名存实亡，原永昌郡治下的各部族纷纷自立。掸国在失去汉帝国的军事支持的同时，也失去了汉帝国的控制，获得独立发展的自由。

公元3世纪，中原三国鼎立。此间对西南政治影响最大的事件是蜀汉政权（公元221～263年）的建立与诸葛亮的南征。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军南征，削平地方豪强大姓势力，平定南中，此地正是东汉永昌郡地，蜀国在此地的治理也以宽稳为先。明人杨慎在《滇载记》中说：“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62]

此间南面的骠国也在大规模向北用兵，占领掸国尊莫、东帕一带的领土，并继续向北扩张。掸国必须独立应对骠国的北犯，而诸葛亮南边宽稳为主的治理政策也有利于掸国全力向南对付骠国。为此，掸国(“勐达光”)借军事胜利将王城从“勐卯”（瑞丽盆地）南移至“蒲甘姆”（瑞丽江与伊洛瓦底江交汇处往南70公里、今曼德勒省太公城）；此后数百年，掸族势力不断向南伸展，伊洛瓦底江流域很多部族被掸国兼并。为抵御骠国侵扰，掸王率傣族军民沿伊洛瓦底江南下，开垦田地、建立城镇。

2、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唐王朝西南边疆治理及其经验

公元五世纪，中国中原王朝进入强大的隋唐时代，骠国又开始不断侵扰掸国南疆，公元六世纪中期，国势强盛的骠国人口猛增,骠国与掸国的冲突不断升级，公元586年，骠国为寻找新的都城，倾其全国之力北征，一举攻下掸国王城蒲甘姆，掸国土崩瓦解，掸国王族（哀牢王族）纷纷逃亡至哀牢故地，各地头人纷纷自立。至公元7世纪中叶，处于骠国北面的“自言哀牢之后”的各种势力在洱海地区建立了六个较大的民族部落，史称“六诏”，即蒙舍诏、蒙巂诏、施浪诏、浪穹诏、登赕诏、越析诏。

约于公元633年（唐贞观七年），松赞干布迁都逻些（今西藏拉萨）建立吐蕃王朝。随后与唐朝在河西、陇右、关中（今甘肃、青海、陕西一带）和西域（今新疆、中亚一带）等地区进行长期争夺；而南方因掸国瓦解，骠国势力日盛。这迫使唐廷考虑扶持新的势力在从吐蕃的后方即云南和今天的北缅一带牵制吐蕃在西北的扩张的同时，也能够阻止缅地骠国的北犯。

公元8世纪30年代，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合六诏为一，统一了洱海地区，其地域据《新唐书·南诏传》所载：“居永昌、姚州之间，铁桥之南。”[63]在此期间，南诏曾先后接受了唐朝委任的“刺史”“台登郡王”“云南王”“南诏王”“滇王”等封号。南诏国。《旧唐书》说：

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为渠帅，在汉永昌故郡东，姚州之西。[64]

南诏王姓蒙，蒙舍龙于653年建诏。“高宗时遣使者入朝，赐锦袍”[65]，其子孙、重孙均受大唐赏赐。这时，“自言哀牢之后”的南诏国受到中原王廷有意扶持，并作为平衡正在崛起的吐蕃和南方缅人的新的战略力量。

唐朝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皮逻阁[66]即南诏王位。在位期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并吞了其他五诏，使洱海地区统归南诏管辖，将王都从巍山迁至大理，由此建立了统一的南诏国，立都太和城（位于云南大理市南）成为唐廷在西南的桥头堡。

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九月，唐剑南兵战吐蕃于安戎城，败。南诏首领皮罗阁助唐兵反转取胜，遂求合附近五诏，唐廷许之，唐玄宗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对此，明人杨慎在《滇载记》有生动记载：

皮罗阁之立，当玄宗开元十六年[67]。受唐册封为云南王，赐名归义。于是南诏浸强大，而五诏微弱。皮罗阁因仲夏二十五日祭先之期，建松明为楼，以会五昭。宴醉后，罗阁佯下楼击鼓，举火焚楼，五诏遂灭。阁赂剑南节度使，求合五诏为一。朝廷许之。于是尽有云南之地。因破吐蕃，卒为边患。[68]

此后，南诏坐大并大举扩张，“在它最盛时，大致上占有今云南及四川、贵州的一部分”[69]。同时，吐蕃势弱，南诏也“因破吐蕃，卒为边患”。

南诏强大后，随即与唐王朝产生冲突，引起唐王朝于唐天宝十年（公元750）和十三年（公元754年）两次出兵征伐南诏，南诏打败唐军，使唐丧师近二十万。自此，南诏“北臣吐蕃”[70]，公元751年，吐蕃封南诏王阁罗凤为“赞普钟”（意思是兄弟之国），“号曰东帝，给以金印”[71]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廷力量从西域大幅回缩，南诏借机北向控制巂州（今西昌），西向控制寻传（今澜沧江上游以西至祁鲜山以东）地区。

公元790年吐蕃占据北庭、安西，自视力量足够强大，以至向南调头转对南诏，这迫使南诏于公元794年（贞元十年），“弃蕃归唐”[72]，与唐订立盟约后随即出兵吐蕃，夺取吐蕃铁桥（今丽江县境）等十六城，降其众十万。这迫使吐蕃势力从北庭、安西大幅回撤。吐蕃东扩的势头得到有效遏止。

另一方面，随着骠国地盘北向扩大，“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73]。南诏成为制衡骠国北方的重要屏障。为了消解唐廷对南诏的支持，骠国“闻南诏归唐，有内附心”[74]。八世纪末，大体在唐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骠王雍羌亦遣弟“献其国乐，至成都”[75]。“礼乐征伐自天子出”[76]，献国乐是骠国内附唐朝的最实际的行动。这引起对唐领土有不当觊觎的南诏国的警觉。

唐大和二年（公元830年）底，南诏兵“逼成都府，入梓州西郭，驱劫玉帛子女而去。上闻之，大怒。”[77]两年后即唐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又调头南下，“南诏掠其民三千，徙之柘东（今云南昆明）”[78]唐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南诏军攻骠国属国弥臣。“此后，骠国的情况很少见于中国的记载”[79]。

随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南诏在西南地区成了近乎无有制约的独立王国。唐大中十三年（859年），南绍王世隆称帝，实行全民武装政策：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数征发从军，田事由妇女担任，长期进行掠夺战争。在此后的十多的时间里，南诏军队两陷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僖宗时宰相卢攜、豆卢琢对南诏之祸痛心疾首：

大中之末，府库充实。自咸通以来，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空竭，战士死于瘴疠，百姓困为盗贼，致中原杞榛，皆蛮故也。[80]

司马光评论说：

南诏酋龙嗣立以来，为边患殆二十年，中国为之虚耗，而其中亦疲弊。[81]

总括唐朝西南边疆治理，可以看出，南诏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顺从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权，最终异变为对中国形成极大的危害独立王国，以至“唐之祸基于南诏”[82]，并不是由于南诏国有什么野心，而是客观形势使然。

唐廷为扶持南诏坐大有意助其扫清限制南诏的其他势力。同样的道理，由于没有其他力量制衡,南诏又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四面扩张,其结果遂成唐之边患。公元897年至公元902年，南诏“在广西和四川等地与唐交兵不已，使得唐朝感到难招架”[83]。

但另一方面，由于南诏连年用兵，南诏“屡覆众，国耗虚”，唐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南诏王舜化贞（公元897～902年在位）死，蒙氏政权为郑氏更替，改国号“大长和”。疆域包括今云南全部以及缅甸北部那加丘陵和萨尔温江以东、老挝北部等地。大长和国维持时间从公元902年至928年，共27年。 五代十国时期又有大天兴（兴源国，公元928～929年）、大义宁（公元929～937年）等短期政权。

公元937年，后晋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合洱海地区贵族高方、董伽罗灭大义宁国，定都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国号“大理”。辖境今云南全境，四川西南部等地。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大理致书宋朝廷，要求通好。北宋初期，“宋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乃弃越巂诸郡，以大度河为界，使欲为寇则不能，为臣则不得”[84]，以至“大理益不通于中国”[85]。

3、从“未遑远略”到“天戈一指，尽六诏之地，皆为郡县”——宋元时期西南边疆治理及其经验

宋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段思聪卒，在位十七年，子段素顺立。 时北面的宋廷为全力向北防御“乃弃越巂诸郡”，南面的缅甸骠国更是衰灭，这种“出则无敌国外患”[86]的外部环境，使大理国祚（公元937年至1253年）也相对持久。但是，在唐末、南宋相对孱弱的历史条件下，“蒙、段二姓与唐、宋相终始”的持久存在有效的阻隔了来自缅甸蒲甘王朝的侵袭，保证了西南方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稳定和安全。用元人李京的话说就是：

云南自古为蜑[87]獠之域。秦、汉以来，虽略通道，然不过发一将军、遣一使者，以镇遏其相残，慰喻其祁恳而已。所任得人，则乞怜效顺；任非其人，则相率以叛。羁縻苟且，以暨于唐，王室屡覆，而南诏始盛矣。天宝以后，值中原多故，力不暇及。五季扰乱，而郑、赵、杨氏亦复攘据。宋兴，介于辽、夏，未遑远略。故蒙、段二姓[88]与唐、宋相终始。天运勃兴，文轨混一，钦惟世祖皇帝天戈一指，尽六诏之地皆为郡县。[89]

1253年（蒙古宪宗三年），忽必烈远征云南，“天戈一指，尽六诏之地，皆为郡县”。大理国亡，其祚长达316年。

在中国西南边疆的域外缅甸方面，与中国“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内战同期，缅甸也因骠国衰落而陷四分裂。骠国瓦碎后，缅甸中部和北方也裂变出许多分散的部落势力，这为新的政治力量——蒲甘王朝——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蒲甘王朝崛起于钦敦江与伊洛瓦底江汇合处以东的广大地区。到11世纪初，以蒲甘为中心，王朝统治范围北至密铁拉、杰沙，南到敏巫，西起蒲甘，东到皎克西。大约从南到北约300公里，东西100余公里。这一地区也正是骠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宋史》专列《蒲甘国》，称“蒲甘乃大国王”：

蒲甘国，崇宁五年，遣使入贡，诏礼秩视注辇。尚书省言：“注辇役属三佛齐，故熙宁中敕书以大背纸，缄以匣襆，今蒲甘乃大国王，不可下视附庸小国。欲如大食、交阯诸国礼，凡制诏并书以白背金花绫纸，贮以间金镀管籥，用锦绢夹襆缄封以往。”从之。[90]

宋崇宁五年是公元1106年。蒲甘王朝至宋已有相当的势力。1044年阿奴律陀登上蒲甘王位，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开始着手统一缅甸的战争。1057年，阿奴律陀率军南下，攻陷直通城，勃固等国归附蒲甘。由此蒲甘王朝有了出海口。随后阿奴律陀率军向西，出兵阿拉干北部。为了防止东北掸人抄后，阿奴律陀又与掸邦交界地如杰沙、太公、曼德勒、八莫等地建筑要塞，派重兵固守。完成对阿拉干北部的征服后，东北部的掸人各邦纷纷称臣纳贡，缅甸首次统一。

蒲甘王朝曾兵临大理城下，不克而退。这次冲突“并没有引起与大理的战争”[91]，但已具有了古代国家战争的雏形。

真是生不逢时。与大理国的命运一样，就在蒲甘王朝勃勃雄心，壮志未酬之际，强大的蒙古铁骑从天而降。民族史学者尤中教授写道：

正当宋、金严重对立，整个中国陷于分裂状态之中，而云南地区大理国的白族封建主们与被统治的其他民族的贵族之间也纷争不已的时候，北方蒙古贵族的势力崛起了。[92]

1253年，成吉思汗听取郭宝玉“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93]的建议，蒙古大军进入云南，次年灭大理。公元1267年，大蒙古国分云南为五大部：合剌章、鸭赤、赤科、金齿、茶罕章。1271年（至元八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1273年（元至元十年），忽必烈设云南行省。《元史·百官七》：

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即古南诏之地。初，世祖征取以为郡县，尝封建宗王镇抚其军民。至元十一年，始置行省，治中庆路[94]（今昆明），统有三十七路，五府。[95]

忽必烈任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为云南设立行省的第一任行政长官，统剌章、鸭赤、赤科、金齿、茶罕章等。 云南行省建立起来之后，军政事务均由平章政事根据朝廷命令统一调度和管理。中央派人来作云南王，权力在行省之上；在行省之下，在一定数量的路、府、州、县范围内，分设宣慰司[96]都元帅府。“这一来，在多民族而情况复杂的云南地方，元朝也象内汉族地区一样，建立起来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行政组织机构，使之上下层层节制，保证了元朝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权力的贯彻执行。”[97]

元初,元廷在今保山设永昌三千户，隶大理上万户。公元1286年，元廷又设“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治所在大理路（治今云南省大理市）后来迁到永昌府（今保山市），地控云南进入缅甸主要通道，在战略上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使金齿地区在此元明两代的西南治理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为加化其军事功能，不久“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升格为“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隶属云南等处行中书省，管辖今云南德宏州和临沧地区西部一带地区及缅甸北部地区。

元朝的云南行省功能，随1274年南宋降元，开始由边疆防御转为边疆扩张。蒲甘王朝即将面临灭顶之灾。《元史》卷二百一十《列传·外夷（三）·缅》载：

缅国为西南夷，不知何种。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不远者，又不知其方几里也。其人有城郭屋庐以居，有象马以乘，舟筏以济。其文字进上者，用金叶写之，次用纸，又次用槟榔叶，盖腾译而后通也。[98]

明代中国人对缅甸的认识就比元代进一步明晰。《明史》卷三百十五《列传·云南土司（三）·缅甸》载：

缅甸，古朱波地。宋宁宗时，缅甸、波斯等国进白象，缅甸通中国自此始[99]。地在云南西南，最穷远。有城郭庐舍，多楼居。元至元中，屡讨之，乃入贡。[100]

元初，缅国蒲甘王朝（公元894~1369年）已很有声势。缅王联合建昌金齿[101]诸部与元朝对立。1271年（元至元八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273年（元至元十年），元廷遣使招缅王入朝，无果。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缅军犯云南边境，双方发生冲突。元军用草原合围群狼的“合围把稍”的战术[102]彻底解决金齿地区的抵抗。据《元史·也罕的斤传》：

元二十一年，（也罕的斤）与右丞相太卜、诸王相五答儿分道征缅，造舟于阿昔、阿禾两江，得二百艘，进攻江头城，拔之，获其锐卒万人，命都元帅袁世安守之。

先是，既破江头城，遣黑的儿、杨林等谕缅使降，不报，而诸叛蛮据建都太公城以拒大军，复遣僧谕以祸福，反为所害，遂督其军水陆并进，击破之，建都、金齿等十二城皆降，命都元帅合带、万户不都蛮等以兵五千戍之。[103]

1279年（至元十九年），元灭南宋，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元兵自云南地区进攻蒲甘国，元军西出打到伊洛瓦底河边，攻占太公城[104]和江头城[105]。次年建都金齿等西南十二部向元军投降。

“元朝军队占领太公城，恢复了大理国后期被缅甸蒲甘王朝控制的一片疆土，于太公城设太公路，后又于今缅甸掸邦北部的瑞丽江上下周围地带设蒙怜路和蒙莱路”[106]。1287年（元至元二十四年），“云南王与诸王进征，至蒲甘，丧师七千余，缅始平，乃定岁贡方物。”[107]缅国与元朝建立朝贡关系。

1297年，元成宗正式“诏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为缅王”[108]，缅国成为元朝藩属。1301年（大德四年），缅王被其弟所杀，“蛮贼与八百媳妇国通，其势张甚。”[109]元军南征八百[110]，置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至此，元边疆南扩至今缅甸的南掸邦及泰国北部的清迈一带。

至此，蒲甘王朝权力及其治域转入元朝，蒲甘王朝亡。南诏、大理之后，云南地方与朝廷中央严重分离的局面告以结束。

注释：

[1]“千里之差，兴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后汉书》卷一百十九《南匈奴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7页。

[2]［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商务印收馆1937年版，第14页。

[3]多瑙河在欧洲仅次于伏尔加河，是欧洲第二长河。它发源于德国南部，自西向东流，流经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乌克兰，最后注入黑海。马克思说：“只要看一眼欧洲地图，就会在黑海西岸看到多瑙河的河口，正是这条发源于欧洲心脏的河，可以说是天然形成的一条通往亚洲的大道。正对面，在黑海东岸，自库班河以南，高加索山脉从黑海东南伸向里海，绵延约700英里，把欧亚洲分开。”“谁掌握多瑙河口，谁就掌握了多瑙河，控制了通往亚洲的大道，同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瑞士、德国、匈牙利、土耳其的贸易，首先是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贸易。如果他还掌握了高加索，黑海就成了他的囊中之物；而要关闭黑海的门户，只要把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拿过来就行了。占领了高加索山脉就可以直接控制特拉佩宗特，并通过在里海的统治地位直接控制波斯的北方沿海地带。”﹝德］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8页。

[4]贺圣达著：《缅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

[5]﹝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7页。

[6]《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页。

[7]《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8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2页。

[8]［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页。

[9]1935年2月7日，中革军委发出《军委关于我军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方针给各军团的指示》，指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1935年2月16日，党中央与军委发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示：“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创立根据地。”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3、490页。

[10]﹝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云南七》，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206～5238页。

[11]［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5页。

[12]史迪威公路是1944年中国军队在滇西和缅北大反攻胜利后修通的自印度东北部雷多终至中国云南昆明的公路，在枪林弹雨中为中国抗日战场运送了5万多吨急需物资，被称为“抗日生命线”。它从印度东北部边境小镇雷多出发至缅甸密支那后分成南北两线，南线经缅甸八莫、南坎至中国畹町；北线经过缅甸甘拜地，通过中国猴桥口岸、经腾冲至龙陵，两线最终都与滇缅公路相接。

[13]靡莫，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名。

[14]邛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国名。在今四川省西昌市东南。汉通西南夷，以邛都为越嶲郡。

[15]魋（tuí），古书上说的一种毛浅而赤黄、形似小熊的野兽。

[16]巂（xī），又作越嶲郡,古代中国的郡级行政区划之一。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开邛都国而置，治所在邛都县（今四川西昌东南），辖境相当今天云南丽江及绥江两县间金沙江以东，以西的祥云大姚以北和四川木里、石棉、甘洛、雷波以南地区。西汉后期隶属于益州刺史部。王莽时改越巂为集巂。梁置巂州。隋唐时两度恢复越巂郡旧称。唐末其地入南诏。

[17]筰都，中国古代西南民族，是西南夷的一支。西汉在元鼎六年（前111年），设立沈黎郡，治所在筰都县（今四川汉源），

[18]冉、駹（读音rǎn máng），我国古代西南边境两支少数民族。

[19]白马，邑名。

[20]﹝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5页。

[21]﹝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22]﹝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5页。

[23]僰（bó）人”，即濮人，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人对西南诸民族的统称。“僰”与史书记载的“濮”是一回事。中原人称西南民族为“濮”，又称“百濮”。

[24]﹝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5页。

[25]﹝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26]﹝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27]﹝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28]﹝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29]纛dào ：古代用毛羽做的舞具或帝王车舆上的饰物。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

[30]﹝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31]﹝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32]《汉书》：“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颜师古注：“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东汉﹞班固撰：《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6页。

[33]﹝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34]大夏，中亚古国，其居民可能是印欧人种的东支——塞种人（又称斯基泰人）的一支，即古希腊文献所见Tochari。公元前140年左右，塞种人诸部自锡尔河南下，灭了希腊一巴克特里亚王国。中国史籍将主要由塞种人诸部控制的巴克特里亚地区称为大夏。

[35]西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大夏国都在今阿富汗巴尔赫附近）回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仗，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买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印度）。骞因盛言大夏大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7页。

[36]﹝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8页。

[37]﹝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8页。

[38]﹝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8页。

[39]﹝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8页。

[40]《〈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云南历史研究所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1页。

[41]秦朝称归附的较大少数民族和部落为属邦，到汉代因避刘邦讳，改称属国。汉武帝年间设置了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或内属的民族。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5页。

[42]《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页。

[43]《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页。

[44]《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页。

[45]《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页。

[46]《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页。

[47]《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页。

[48]《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页。

[49]《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页。

[50]《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页。

[51]上都，唐朝都城长安。

[52]真腊，今柬埔寨。

[53]东天竺，今孟加拉。

[54]些乐城，一说在今云南盈江，一说在云南瑞丽。

[55]阳苴咩城，故地在云南大理附近。

[56]《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6页。

[57]《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7页。

[58]真腊，中南半岛古国，其境在今柬埔寨境内。

[59]堕和罗，一译堕罗钵底国，古国名，故地或以为在今泰国湄南河下游。

[60]《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8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0页。

[61]《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7页。

[62]王五云主编：《大理行记及其他五种·滇载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63]《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南诏（上）》，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07页。

[64]《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南诏蛮》，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1页。

[65]《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南诏（上）》，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09页。

[66]皮逻阁（公元697～748年），南诏第四代王，唐朝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即位，在位20年。

[67]此处可能笔误，应为开元二十六年即公元738年。参阅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校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35页。

[68]王五云主编：《大理行记及其他五种·滇载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页。

[69]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页。

[70]《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南诏蛮》，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2页。

[71]《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南诏蛮》，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2页。

[72]《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南诏蛮》，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3页。

[73]《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8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2页。

[74]《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2页。

[75]《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5页。

[76]这句话出自《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刘俊田等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页。

[77]《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南诏蛮》，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6页。

[78]《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8页。

[79]贺圣达著：《缅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

[80]﹝北宋﹞司马光：《治资通鉴》卷二百五十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227页。

[81]﹝北宋﹞司马光：《治资通鉴》卷二百五十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190页。

[8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六《南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86页。

[83]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页。

[8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六《南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86页。

[85]﹝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六《南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86页。

[86]《孟子·告子下》，刘俊田等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5页。

[87]蜑（dàn）獠，均为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

[88]“蒙、段二姓”，此指蒙氏南诏国和段氏大理国。

[89]云南民族研究所编：《大理行记校注 云南志略辑校》，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

[90]《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列传·外国（五）·蒲甘》，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第1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52页。

[91]贺圣达著：《缅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页。

[92]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

[93]《元史》卷一百四十九《列传·郭宝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5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762页。

[94][95]《元史》卷九十一《百官七》，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4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7页。

[96]元设宣慰司，元代设置，掌管军民事务。它是介于行省与郡县之间的一种偏重于军事的承转机关，宣慰司长官官称“宣慰使”。亦有宣慰司都元帅府或宣慰司并管军民万户府者，多设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参用土官。明清沿之，以为土官最高职衔。

元代朝廷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置宣抚司，为地方行政机构，掌管军民之事，为行省与郡县之间承转机构。宣慰司长官官称"宣慰使"，是负有承上启下的一个地方区划的军政最高长官。

[97]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页。

[98]《元史》卷二百一十《列传·外夷（三）·缅》，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1页。

[99]《明史》卷三百十四《列传·云南土司（二）·麓川》载：“缅甸，古朱波地。宋宁宗时，缅甸、波斯等国进白象，缅甸之名自此始。”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10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5~6526页。

[100]《明史》卷三百十五《列传·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10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页。

[101]金齿国，傣族先民在怒江-伊洛瓦底江流域地区建立的王国，辖地大致相当于今云南省德宏州和临沧地区的镇康、永德一带。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随元军入缅，将其所见所闻记载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称果占璧国为“金齿国”。《元史》：“金齿等处宣抚司，其地在大理西南，澜沧江界其东，与缅地接其西。土蛮凡八种：曰金齿、曰白夷、曰僰、曰峨昌、曰骠、曰繲、曰渠罗、曰比苏。按唐史茫施蛮本关南种，在永昌之南，楼居，无城郭。或漆齿，或金齿，故俗呼其金齿蛮。自汉开西南夷后，未尝与中国通。唐南诏蒙氏兴，异牟寻破群蛮尽掳其人，以实其南东北；取其地。南至青石山缅界，悉属大理。”《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四）·云南诸路行书省》，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7页。

果占璧国，分为前果占壁（567年-762年）和后果占壁（954年-1254年）两个阶段。“果占璧国”。

[102]1259年，忽必烈入蜀，谋臣赫经提出“合围把稍”的战术，他在《东师议》中建议：“国家用兵，一以国俗为制，而不师古。不计师之众寡，地之险易，敌之强弱，必合围把稍，猎取之若禽兽然。聚如丘山，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鞭弭所属，指期约日，万里不忒，得兵家之诡道，而长于用奇。”《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列传·郝经》，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五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6页。

[103]《元史》卷一百三十三《列传·也罕的斤》，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五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6页。

[104]太公城，缅甸古城，位于今缅甸实阶区东北部达冈一带，北回归与东经96度相交地带。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页。

[105]江头成，缅甸古城名。故址有几说：（1）在今缅甸八莫；（2）在今缅甸杰沙附近；（3）在今八莫以南的恭屯（Kaung-ton）。为缅甸北部主要城市之一，当水陆交通要冲，古时从云南入缅甸多经此。名见《元史。外国列传》缅国条。据《新元史·外国列传》缅国条所述，此城同太公城、马来城、安正国城和蒲甘缅王城并称为“缅中五城”。大体位置于北纬25度，东经95度之间。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页。

[106]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页。

[107]《元史》卷二百一十《列传·外夷（三）·缅》，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4页。

[108]《元史》卷二百一十《列传·外夷（三）·缅》，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4~3775页。

[109]《元史》卷二百一十《列传·外夷（三）·缅》，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5页。

[110]“八百”，亦称“八百媳妇”，古代地名，在今缅甸掸邦东部，泰国迈清一带。顾祖禹：“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古蛮夷地。世传其土酋招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011页。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