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衷“去政治化”导向了历史的虚无主义

刘大先

“文学书写之中，无论是历史主义还是功利主义，都游离在有效的历史书写之外，前者舍本逐末，后者泛滥无涯。因而我们必须保卫历史，保卫它的完整性、总体性和目的性，不要让它被历史主义所窄化，也不要被功利主义所虚化。”

当面对现实问题寻找解决办法的时候，人们往往乞灵于过往，试图从中鉴往知今、返本开新。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国度，这是一条习见而自然的思路，内在于文化积淀和思维模式的底部。重述历史式的文艺作品成为晚近一些年文艺作品中的主潮，无疑也从属于这个脉络。在这个重写的过程中，过往的资源成为一个战场，对于传统的态度、历史的阐释、记忆的争夺一再凸显出人们对现实处境的认知、立场、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

热衷“去政治化”导向了历史的虚无主义

明确历史观与个人化书写之间的有机结合，使得中国的历史成为一种与文学相通的审美的历史、情感的历史与教化的历史，而不仅是科学的历史、理性的历史与纯学术的历史。

由于解构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影响，泥沙俱下的当下叙事中，对于一度简单化、刻板化的历史观的批判走向了矫枉过正，反倒倒向了背离其初心的反端。后来者在反思一体性意识形态的告别革命浪潮中，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在返回历史、重塑传统的过程中丢弃了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或者将其在相反的维度上极端化——美好的理念播下乐观的龙种，结果只收获了失望的跳蚤。

这种趋向在文艺创作领域，从90年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到新世纪以来的市场与金钱拜物教，将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发展到了极致。在隐在的新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意识形态之中，文艺作品的个体表达、审美娱乐被片面强调，而认知判断、引领倡导、高台教化的功能则被嗤之以鼻，后者被视为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但是文艺在警惕政治介入的冲动时，遗忘了自己实际上被经济所干涉的实况，因而使得自己“去政治化”的意图显得无知与荒谬——因为它们不过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化”，这让热衷于历史反思与重写的作品构成了自身的矛盾——它们中的很多在一定程度上倒成了反历史的虚无主义。

让我们先来看看几种充斥在文坛、舞台、银幕与荧屏的与重述历史有关的突出现象。最为突出的无疑是甚嚣尘上的网络文艺，它们以穿越小说为底，辐射到电视剧、电影和手游等多媒体上，勾心斗角的权谋机略、尔虞我诈的宫闱秘事成为这类宫斗戏和阴谋剧的主流。即便某些时空架构非常庞大的故事中，因为让家国大义附着于个人情感与欲望，它所表现出来的磅礴也只是在虚妄时空中的夸张，而不是主体精神的崇高，甚至我们可以说它的历史精神是猥琐的。历史在其中成为上演着各种自然人性、生存智慧与狭隘诉求的被动处所，而不是作为创造性主体奋斗与建设的主动进程。时间与人在宿命般的背景与构拟中失去了未来，只能返回到一己的恩怨情仇。

其次是抗日神剧。在这种奇观化的书写中，历史转为传奇，传奇又变身神话，英明神武的英雄在愚蠢迟钝的敌人面前以一当十。当残酷情境被戏谑化之后，失去了对于冷峻战争的敬畏，进而也失去了对于历史本身的敬畏。戏说、演义的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其来有自，作为正史补充的稗官小说，事实上起到了风化底层引车卖浆者的教育功能，是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基本民间伦理的来源。当礼教下延之后，它们当然会作为封闭而陈旧的价值体系的承载物而遭到来自精英阶层的抛弃。但如今的神剧式戏说，却全然没有了英雄传奇的模范企图，而诉诸于视听感官的刺激和低劣趣味的发泄。历史在这里被空心化和符号化地诉诸于情绪消费，它惟一可以推波助澜的只是狭隘而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这也并非民族之福。

第三是严肃的历史文学和正剧中，对于王朝、事件与人物评价的“翻案风”。在新的价值体系中重估历史事件与人物，本来是历史书写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义也正是在于对既有历史书写的扬弃，以裨补阙漏、衡量论定，让历史的遗产成为活的因子，进入到当代文化与观念的建设当中。但是在涉及到现代中国革命与革命英雄人物的形象塑造时，我们会发现一种逆反的处理方式正呈现出覆盖式的趋向，比如“民国范”的怀旧、乡绅阶级的温情缅怀、对已有定论的汉奸的“同情的理解”和洗地，而另一面则是让革命领袖走下神坛，给英雄模范“祛魅”，把平权革命解释为暴行。很多时候，这种书写的背后理念是人性论和生活史，突出历史的偶然性和宿命性，强调大时代对个体的挤压以及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可奈何。于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革命被矮化和简化为王朝更迭和权力斗争，历史中只有盲动的群氓，而没有自明的主体，绝大部分民众似乎都是被少数野心家的阴谋诡计裹挟着随波逐流。本来，瓦解一些意识形态幻象，恢复个人在历史中的生命体验，可以视为一种解放。然而当历史在“后革命氛围”中失去了乌托邦维度之后，精神迅速降解为欲望和本能，只有以邻为壑、卑劣无耻的宵小，没有舍生取义、舍己为人的伟人，这显然让历史卑琐化了。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历史的连续性被革命的断裂性所破坏，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革命能够推翻“三座大山”，持续地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革命，后者恰恰证明历史并非静止，中国社会是一直在自我纠错、自我更新的。

如上种种表现，对应着柏拉图所谓的欲望、情感与理性偏向，不免让我们回想起尼采关于“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的论说。在他看来，历史对于生活着的人而言必不可少，它关联着人的行动与斗争、人的保守和虔敬、人的痛苦与被解救的欲望，从而相应地产生了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三种不同的情感态度。按照这种说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综合而又超越了三者，所谓“批判地继承”即可以归结为历史、唯物与辩证的立体结合。辩证唯物史观当中的历史，是既尊重历史，又有现实立场，并且旨归是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历史感”即“现实感”，强调基于过往实际、当下处境和未来理想而书写历史。从理念上来说，这与中国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也是相通的。“孔子作《春秋》，微言大义。言微，谓简略也，义大，藏褒贬也”。关于“义”，王夫之《读通鉴论》讲到有“天下之大义”与“吾心之精义”，在《四书训义》里解释说：“孔子曰：吾之于《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有大义焉，正人道之昭垂而定于一者也；有精义焉，严人道之存亡而辨于微者也。”这就是明确历史观与个人化书写之间的有机结合，从而使得中国的历史成为一种与文学相通的审美的历史、情感的历史与教化的历史，而不仅是科学的历史、理性的历史与纯学术的历史，前者体现了“六经皆史”的普遍价值、道德、伦理准则性质，后者则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某个具体分科门类。

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学也一再体现了这种准则，比如传播久远、大众耳熟能详并且一再被重写的“赵氏孤儿”。《春秋左氏传》中成公四年、成公五年、成公八年里记叙的“本事”是由于赵氏孤儿的母亲赵庄姬与他的叔祖父通奸间接造成的赵氏灭门。但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记载的时候，却隐匿了污秽的本事，而将罪魁祸首嫁接给权臣屠岸贾，突出的是程婴和公孙杵臼的救孤义举。纪君祥创作杂剧的时候则舍左传“本事”，而采用了史记“故事”。千百年来人们记住的是经过史书和文学美化了的历史形象，而并没有谁会认为这种处理是反历史的。因为在司马迁和纪君祥那里，都意识到历史并非某种饾饤琐碎的“拆烂污”，而是要贯通“大义”，让读者感受到温情与节义的价值彰显。这是文学的德性，而不是现代历史科学的理性。即便是史学，“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入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相通”的史学与文学不仅是记言记事的笔法，更在于支撑着这种笔法的对于“历史性”的认识。

警惕历史主义的偏执

实证主义式的历史观作为基础性知识累积的手段，自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种思维推向极致，就会将手段当作目的，尤其在进入到文学领域后，很容易因为书写者亲历、经验和现场的“真实”感受而带来一种真实性的虚妄，误以为那就是历史。

如同海德格尔所说：“历史性这个规定发生在人们称为历史的那个东西之前。”史观或者说人们意识到的历史性，使得历史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情感态度与道德追求。在前现代中国，史观被表述为“义”，而“义”的内涵随着时代变迁而变迁，就今日而言，历史的“大义”无疑应该依托于经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洗礼的一系列价值体现：消除贫穷和等级，追求人民民主、平等和共同富裕。近代以来的历史哲学被分为本体论的（如黑格尔）、认识论的（如科林伍德、孔多塞）。20世纪以来经过“语言学转向”，又出现了修辞论的（海登·怀特），经过福柯、德里达之后，历史更是被消解，而替换成“谱系”。而吸收马克思主义营养并结合中国实践所产生的历史观，在此类欧风美雨之中则被搁置了。历史决定论、线性发展观、矢量时间观在解构之后，造成了“历史的终结”论和价值观的淆乱。当代文艺中种种历史重述现象所体现出来的虚无主义必须放置在这个思想史的脉络之中才能得到有效的清理。

如果我们细析当代文艺作品中的虚无主义，会发现近代以来的历史哲学遗产挥发出的藕断丝连的影响。它表现为历史主义，即根植于19世纪兰克史学的价值中立式的“真实性”偏执。这种历史主义表现为“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的工具理性思维，因为与有清一代的乾嘉汉学传统契合，而被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奉为史学圭皋。“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层累”叠加的古史辨成为塑造当代历史观的主要资源，而另一类有着明确理想维度和未来愿景的历史观资源（阶级斗争、革命正义、消除等级与剥削的平等诉求、社会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未来的必然性）则因为激进乌托邦的失败而退隐，乃至遭到嘲笑。实证主义式的历史观作为基础性知识累积的手段，自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种思维推向极致，就会将手段当作目的，尤其在进入到文学领域后，很容易因为书写者亲历、经验和现场的“真实”感受而带来一种真实性的虚妄，误以为那就是历史。从逻辑上来说，现场感并不等于现实感，而个人真实也不能与历史真实画等号。历史主义的求真，如果失去了向善的道德维度，而只计较于“法利赛人的真实”，而忘却历史的“大义”，就会让历史书写变成一堆秘事杂辛、断烂朝报的堆积，就像法的条文规定如果不以正义为旨归，那么教条的律例很有可能成为恶的帮凶。

“修辞立其诚”，这个主观性的“诚”至关重要，它就是要在客观性的“真”的基础上加上善的维度，保护它不至于沦落为冰冷的机械作业。不幸的是，当代文学书写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正在走向这种历史主义式的工具化。其表现就是津津乐道于“细节”，就像以赛亚·柏林在论说“现实感”时所强调的，作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潜入表层之下、穿透那粘稠的无知，达致“难以清晰表述的习惯、未经分析的假说和思维方式、半本能的反应、被极深地内化所以根本就没有被意识到的生活模式”。这固然是文学极其重要的一面，但是在工具性的思维当中，“细节”的现象学式呈现并不能自动生成对于“细节”的理解，更遑论历史感的生成。真实的细节与材料如果没有坚定的历史观做支撑，不仅不会一叶而知秋，反而导向了个人主义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恰恰是现实感的丧失。最典型莫过于在回溯当代革命史的叙事中，所呈现出来的“创伤叙事”和“伤痕即景”，历史被呈现为一种无目的、动物本能般的布朗运动，书写者娇娇楚楚地喊疼、叽叽歪歪地冷嘲热讽、湿腻腻地浸泡在你侬我侬的汁液之中。在抛弃了记忆禁忌（无论任何时代、任何文化中这种禁忌都是必要的）的宣泄之中，读者在其中只能得到颓丧的熏染和仇恨的训练。

文学艺术应与历史共振

将历史作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我们的时代就表现为消费历史。一方面无可无不可的虚拟人格随物赋形，因为缺乏坚定自主的价值执守而发生人格漂移；另一方面，将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没有意识到个人的社会关系联结，则是对于国家与民族的遗忘。

如果说历史主义来自于科学理性，那么另一种潜在话语——功利主义，则源于消费的理念。它基于实用的立场，将历史作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我们的时代就表现为消费历史。对比于借古讽今、古为今用的现实主义立场，这种功利主义的失误在于历史的“大义”消失了，只剩下“小利”。艰辛的血与火、激情昂扬的挣扎与奋斗、美好的未来想象都被轻飘飘地耸身一摇，像狗抖落毛皮上的水滴一样，将它们全部抛弃。这从那些最为风行的网络文学主题中就可以看出来，曾经在现代革命被打倒的帝王将相又回来了，并且以与绝对权力相匹配的绝对道德的面目出现，就像那些痴女和迷妹受虐狂似的拜倒在霸道总裁的脚下一样，此类文本将坐稳奴隶或者攫取权力奴役他人作为最终的目标。这不啻是一种历史的逆流，新文化运动以来辛辛苦苦一百年，一觉回到了前清朝。它们的历史观一反进化论的思维，回到了退化论。而修真玄幻类的小说则只有在历史架空的异质时空才会发生，同样是躲避现实，从历史中逃逸的意淫。在这个逃逸的过程中，就像盗墓贼（另一个极其醒目的网络文学主题）一样，窃取历史的遗产并且将它们作为休闲装饰物和消费品以自肥。

历史在消费逻辑中不仅不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反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是一项召唤我们去偿还的债务。但是哪怕历史的幽灵始终徘徊不去，消费社会和消费者也不想听从任何历史债务的召唤，它们只想逃债，用戏谑的方式扮演遗忘的弱智儿，或者榨取历史中可以提炼出使用价值的内容，并将之生产为衍生最大化的文化商品，投放于市场。其必然结果是迎合低劣趣味，直奔本能的下流，而文学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就堕落为“自然存在物”的无节制娱乐，而不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类存在物”（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了“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这样的文学其实是历史的浮游生物，根本无法触及历史的渊深内面。更为严重的后果是重新造就了原子化和游戏化的个人：一方面无可无不可的虚拟人格随物赋形，因为缺乏坚定自主的价值执守而发生人格漂移；另一方面，将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没有意识到个人的社会关系联结，则是对于国家与民族的遗忘。这样的个人不会有任何操守，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文学艺术就是包含在历史中的“不同方向活动”之一，它是一种与历史共振的能动性活动，而不仅仅是“再现”、“表现”、“象征”或者“寓言”，更不是戏说、大话和流言蜚语。文学艺术通过叙事加入到历史与现实的行动之中，“历史”总是被当下所讲述，而这个“当下讲述”本身构成了历史实践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存于时空之中——历史似乎已经远去，但文学艺术对于历史的一次次重新讲述，却可以参与到历史进程之中。

历史的进程固然有着回流与曲折，对于历史的认知也存在着各种话语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诗比历史更真实。文学书写之中，无论是历史主义还是功利主义，都游离在有效的历史书写之外，前者舍本逐末，后者泛滥无涯。因而我们必须保卫历史，保卫它的完整性、总体性和目的性，不要让它被历史主义所窄化，也不要被功利主义所虚化。重新恢复那种蕴含着情感、公正、乌托邦指向的“大义”历史观，文学艺术需要寻找到自己独特的叙述维度，创造出带有历史责任、社会担当、道德关怀、理想诉求的历史书写，进而复兴过往传统的伟大遗产，成就一个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