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英与《中国共产党宣言》

白雁、郭彬

编者按：201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主题为“《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的集体学习。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8月经陈望道翻译在上海出版。《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和传播，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于当年11月定稿和问世。《中国共产党宣言》由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起草，本文主人公袁振英即是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成员。

袁振英是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成员，也是广州早期共产党组织成员，还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八个创始人之一。然而，在党创立之初，他很快就脱离党的关系，致力于学术研究了。他曾于1928年初，因“共产党重要分子嫌疑”被当局监禁。但“文革”期间，他又因现行反革命罪遭到逮捕，直到去世后才得以平反。袁振英的经历相当复杂，很难用一个准确的概念去为他定义。毋庸置疑的是，在中共党史上，他的名字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袁振英的经历，也从某种程度上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辉煌奋斗史中的艰辛一页。

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易卜生传》

1894年7月，袁振英出生在广东省东莞县温塘乡。11岁时，他跟随父亲前往香港，后进入香港著名的皇仁书院学习。在皇仁书院读书期间，袁振英接触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辛亥革命之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流传甚广，广东为无政府主义活跃的省份，代表人物是刘师复。1912年夏，刘师复在广东成立国内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心社”。几个月后，袁振英在香港皇仁书院与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大同社”。从此，无政府主义成为影响袁振英一生的政治思想，也是造就他一生坎坷命运的重要原因之一。

1915年，袁振英从皇仁书院毕业。怀揣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他，抱着满腔热情投考北京大学，希冀将来能用所学去改造不合理的中国社会。

袁振英就读北大期间，正是无政府主义在北大迅速传播之时。1917年，袁振英与同学赵太侔等人在北大发起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实社，并创办刊物《实社自由录》。北大校内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注意，实社被迫解散，《实社自由录》也很快停办。虽然仅出两期就停办了，但《实社自由录》却影响了一批人，曾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的毛泽东就读过这本刊物。毛泽东在延安期间，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到自己早年接触的社会政治思想，有过这样的表述：“我读了一些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当时有一个叫朱舜白的学生常来找我，我就经常和他讨论无政府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可能性。那时，我是同意他的很多主张的。”

1917年，陈独秀被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文科学长。陈独秀到北大之后，以《新青年》《每周评论》为新文化运动的宣传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人之一。

在许多青年学子眼中，陈独秀是地位崇高的人生导师，但袁振英却并不盲目崇拜这位前辈。大学三年级时，他甚至因陈独秀聘请了一位从日本高等师范毕业回来的留学生出任英文系毕业班的英文教师，而率众反对陈独秀。奖掖后进的陈独秀不曾打压袁振英，反而十分欣赏他，让他成为《新青年》杂志的撰稿人。

袁振英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最有分量的作品，是1918年6月15日出版的第四卷第六号刊登的《易卜生传》。该期杂志是“易卜生专号”，还刊登有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罗家伦与胡适合译的《娜拉》等一系列与易卜生相关的文章。“易卜生专号”的出版，引发了“易卜生热”，并保持了持续的轰动。而24岁的袁振英，也成了思想文化界的一颗新星。

在上海协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

1918年7月，袁振英从北大毕业，返回广东，进入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教书。不久，他辞职离开广东，前往菲律宾谋生，并协助当地的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真社”组织华侨工党，编辑机关刊物《平民日报》。

1920年初，袁振英离开菲律宾，在香港短期逗留，期间曾担任国民党机关报《湘江晨报》的编辑。离开香港以后，袁振英返回广东，进入报社任职，并成为多家报纸的撰稿人，时常发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

1920年初夏，袁振英和广东新闻界的一些同行发起组织了“广东游东记者团”，前往日本、朝鲜以及与广东一水之隔的台湾，抗议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年7月，“游东记者团”结束访游宣传活动，回到国内。在经过上海时，袁振英与已经离开北大的老师陈独秀相遇。袁振英回忆他们的此次碰面说：“我结束游东记者团活动回来，路经上海，被陈独秀聘请到《新青年》出版社，担任‘苏维埃俄罗斯研究’一部的主编工作”。

此时的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划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次相遇，使得原本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袁振英转变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的参与者，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者之一。

实际上，袁振英自离开北大之后，已与陈独秀有两年未见。陈独秀缘何想起来要请这位昔日的学生来帮自己编辑《新青年》，并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袁振英妻子黄式坤的外甥、三江学院高职院院长郭彬如此分析其中原因：

“其一，是袁振英不仅是他的学生，也是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袁振英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渊源。那时候的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同属于激进的社会主义者，都对俄罗斯的十月革命表示欢迎与支持。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等极力促成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并要在上海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陈独秀当时与无政府主义者是盟友，袁振英可充作他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桥梁；其二，是陈独秀要借助于袁振英的英文，因为陈独秀当时与国际上的社会主义者来往频繁，让英文很好的袁振英做翻译非常合适；其三，陈独秀考虑将《新青年》从北京迁到上海出版，但杂志遭遇主题转型与文章匮乏的问题，他需要既会写文章、又熟悉社会主义理论的人协助他办好《新青年》杂志，而袁振英正是合适的人选。”

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袁振英在建党初期

1920年7月至年底，袁振英在上海一心协助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建党工作。学者张世飞概括袁振英在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方面独特而且重大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翻译列宁阐述民族问题的重要文献《民族自决》，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努力；主编《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了十月革命及其后的俄国国情；为《共产党》等刊物撰写相关文章，介绍世界范围内共产党的概况。”

《民族自决》发表于《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1920年11月1日出版），原文是列宁在1919年3月19日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的一部分。这个报告中，列宁针对布哈林反对民族自决权的错误观点，明确提出“一切民族都有民族自决权”的观点。由于是外刊转译，《民族自决》一文并没有对列宁报告中有关民族问题的部分逐字逐句翻译，却基本上概括了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正确观点，这对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尤其是列宁的民族自决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功不可没，袁振英正是这个专栏的主编。身为主编，袁振英的翻译与编辑工作非常繁重，有党史研究者做过统计，“‘俄罗斯研究’专栏共刊出介绍苏俄的译著38篇，其中译文35篇，震瀛署名翻译的就占了24篇。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的13篇文章全是袁振英一人翻译。”这里的震瀛，正是袁振英的笔名。袁振英的这些工作，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促进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共产党宣言》的译者陈望道就曾指出“在《新青年》上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

《共产党》月刊创办于1920年11月，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第一个党内刊物，在这份刊物上，袁振英共发表了包括《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英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党未来的责任》在内的12篇重要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涉及列宁的相关著作及介绍、各国共产党的建立情况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等方面。

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宣言》定稿。定稿之时，也正是袁振英在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建党工作之时，这份凝聚了集体智慧的宣言背后，亦有袁振英的一份心血。

在参与建党的同时，袁振英也参与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晚年的袁振英，称自己是“共产主义马前卒”，这是符合史实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召开之时，袁振英与陈独秀远在广东，都未能参加。

与陈独秀决裂，考取庚款留学赴法深造

袁振英在法国

陈独秀和袁振英于1920年底离开上海，来到广东。袁振英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出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的校长，二是在广东宣传马克思主义，继续推动建党工作。

在陈独秀和袁振英到达广东之前，早在1920年10月，广东已经有了共产党组织，由共产国际代表米诺尔、别斯林与几位无政府主义者组成。陈独秀到广东之后，与组织成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产生了矛盾，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战。在这场论战中，袁振英采用了温和的立场，劝二者要团结，不要分裂。然而，事与愿违，几位无政府主义者最终退出了组织。

1921年春，陈独秀与米诺尔、别斯林重组广东共产党，陈独秀担任书记，袁振英是成员之一。尽管如此，此时的袁振英，实际上与陈独秀的关系已开始渐趋疏远。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后，他考取了广东庚款留学生，准备前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留学。

1921年8月，袁振英和其他赴法留学生由吴稚晖带队，从上海和香港出发，坐船前往法国。以留学生身份与袁振英同行的，还有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黄式坤。在中国近代史上，黄式坤也是一位奇女子，她的父亲黄嵩龄是清朝举人，曾参加过公车上书，是京师大学堂首批学员，后又在北洋政府任职，担任过粤汉铁路协理。黄嵩龄的教育理念十分先进，黄式坤从小就接受了现代化的教育，出国前已经是一名医生。在去往法国之前，袁振英与黄式坤已经相识，但他们真正发展为情侣关系，则是到了法国以后。

袁振英到法国里昂之后，曾经接到陈独秀之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从巴黎寄来的信，希望他参加在法国组织共产党的工作。袁振英谢绝了陈延年兄弟的邀请，他决心远离政治和社会活动，专心致力于学问。按照学校的规定，本可以两年就拿到博士学位，但袁振英对学位并没有积极的兴趣，到了第三年，仍旧在慢条斯理读书写论文。对学位没有兴趣，也是袁振英特立独行的一个方面，早在北大求学期间，他就曾写信给校长蔡元培，反对考试制度、分数制度、文凭制度、学位制度等，只赞成作论文。

远在法国的袁振英，与陈独秀的关系渐渐疏远，与共产党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并非仅仅是为了学问。

在1964年的一次回忆中，袁振英这样解释自己离开共产党的原因，“但是，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因为我反对陈独秀而退出了党。”袁振英对陈独秀的私德不满，理论修养颇好且精通外语的他，还认为陈独秀并不懂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与陈独秀的决裂似乎在情理之中，至于两人在广东相处的那几个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具体的隔阂和矛盾，在袁振英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却没有只言片语。

无论如何，袁振英在法国过了三年安静的书桌生活。1924年8月，他结束在法国的学业，和女友黄式坤一起回到了阔别三年的祖国。

晚年得到周恩来和叶剑英关怀

从法国回来以后，袁振英进入国立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任教。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三个月后占领武昌。北伐军占领武昌后不久，时任中央军校办公厅主任的包惠僧经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批准，给袁振英发来电报，邀请他北上武汉，担任中央军校教官。与中山大学文科学长郭沫若屡生龃龉的袁振英，欣然接受邀请，携家北上。

在中央军校期间，袁振英担任政治教官，讲授帝国主义、群众运动、群众心理学等课程。袁振英在中央军校任职期间，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一向推崇自由的袁振英，在这一时期，既没有再次加入共产党，也没有加入国民党。

袁振英在黄埔军校

1927年夏，国共合作破裂，白色恐怖蔓延。身份暧昧的袁振英被迫带领妻小躲进汉口的法租界，后又逃往上海避难，并于这年底最终回到家乡广东。回到广东后不久，袁振英受第八路军航空处处长邀请，担任该处编译处主任。

1928年8月，袁振英突遇变故，被时执掌广东军务的陈济棠下令拘捕。导致袁振英被捕的直接原因是，他出面保释了一位售卖革命书籍的亲戚，他本人更被认为是重要的共产党人。袁振英入狱后，曾被押赴刑场，却因为证据不足而没有执行。不久，袁振英被送往虎门要塞，关押长达半年之久。在时任广东省主席陈铭枢、恩师蔡元培等人的保释下，袁振英最终脱险出狱。

出狱之后的袁振英，先后服务于广东空军、山东大学、中央航空委员会。抗战爆发后，袁振英携家前往香港，后又回到广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袁振英选择留在了祖国。1951年1月，生活困窘的袁振英写信给周恩来，希望能得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这封信随后被转给叶剑英。在叶剑英的关怀下，广东省委统战部安排袁振英进入广东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后又调入广东省文史馆工作。

担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期间，是袁振英一生中相对轻松愉快的日子。然而，1970年春，他因为历史问题，被认为有“现行反革命罪”，随后被逮捕并判处死刑。幸运的是，在被关押审查了将近五个月之后，袁振英被释放了。

1979年1月，袁振英因摔跤引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去世。他去世后七个月，广东省文史馆为袁振英平反。

袁振英及五个子女

袁振英研究现状

袁振英去世后，有关他的研究少之又少。所幸的是，他生前的一些口述资料和文字资料已经被整理保存下来了。1980 年 8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大”前后》第二卷收录了袁振英在1964年2月到4月间的一些谈话资料，成为袁振英研究可用的较早且权威的史料。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研究袁振英的论文相继发表。

2009 年8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由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李继锋、郭彬、陈立平著的《袁振英传》，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中共党史学会、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主办的“纪念袁振英诞辰11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首发，比较详尽地梳理了袁振英一生的事迹，该书还收录袁振英本人撰写的《袁振英自传》《袁振英的回忆》《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根源》《我的忏悔录（思想上的自传）》等四篇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2014 年7月，在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主办的“中国共产党建党史暨袁振英诞辰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袁振英研究史料》首发，并为袁振英研究再增添珍贵史料。

参考资料

[1]袁振英 《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底根源》，收录在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袁振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

[2]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张世飞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4]高放《从<共产党宣言>到<中国共产党宣言>——兼考证《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和译者》，《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5]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袁振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7]埃德加·斯诺 著，李芳准、梁民译：《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