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赶超VS比较优势：毛泽东时代整体发展路径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白钢

本文是几年前的旧作，但其所讨论的问题，伴随着中兴芯片禁运事件和公众对联想历史上倪柳之争的关注，又仿佛特为今日所作。倪光南和柳传志的分歧，是在联想这个企业的微观层面，自主赶超与比较优势这两种发展路径的路线之争。在这个意义上，倪院士代表的路线被边缘化也不奇怪，这是当时整体中国接受比较优势理论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命运缩影。之所以今天这种路线之争重新被翻起，并有了改变的可能，确实是因为，中国与世界都进入了新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建设时期可以被命名为毛泽东时代。这一阶段建设的最重大成就，就国内而言，在于实现了包括新疆、西藏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完全统一，以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方式用三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长达百余年的工业化进程，建立了基本完备的产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自主研发体系，完成了世界迄今为止最大规模和最迅速有效的大规模扫盲和文化、科技普及，通过土地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建立了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系及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国际而言，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捍卫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与尊严，标志着自1840年以来受列强武力威胁欺凌的中华民族屈辱史的彻底终结和亚洲大国地位的重新确立，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下，创造性的提出并发展了“三个世界”理论，建立了世界意义的统一战线，发展了与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打破了帝国主义封锁孤立中国的战略图谋，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极大地拓展了新中国的外交空间。

这一时期的整体发展路径可以被概括为赶超式的自主发展，即最大可能地调动发扬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克服物质及精神上领域的不完备状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中实现工业化与产业升级，依靠产业升级所释放的巨大能量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从而赶上并超越先进国家的生产能力及研发能力，实现由落后的农业生产国向代表先进产业方向之现代国家的转化。这一发展路向的自主及跨越式特征是紧密结合、互为因果的：近代以来中国为西方列强侵凌压迫的事实，迫切要求新中国实现工业化与产业升级，为保障国家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发展提供最切实的科技-物质基础；刚刚通过人民革命摆脱半殖民地地位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需的财富资源积累，不能也不应像西方主要国家那样通过殖民掠夺和对外侵略实现，而必须立足自我，通过自我积累完成；处在强势对手的国际封锁下，新中国不可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大规模的财富增值和技术共享，而中国这样拥有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如果不能具备完整的产业体系和自主研发力量，即便可以参与一定限度的国际分工，也必然只能在国际利益分配体系中居于弱势地位，受制于人，事实上丧失国家的完整主权和独立地位；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决绝坚定，将新的生产能力与研发成果尽快投入再生产的系统规划。

这一赶超式发展的总体思路付诸实践，形成了如下局面：

1）集中主要社会资源发展工业，特别是对国民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工业、装备制造业和军工产业；

2）通过票证等定量配给的方式将消费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将生产和积累所得迅速投入扩大再生产；

3）教育上将资源从高等教育向初中等教育倾斜，优先实现基础教育普及；

4）科研上以集体合作为主要方式，实现研究成果的迅速共享-沟通，鼓励各种形式的自主研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针对重大科技项目攻关的举国体制；

5）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赋予地方以较大的自主权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与能动性，从而导致苏联式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被一种高度地方分权情势所取代。

这种赶超式发展所遭遇的重大困难在于，由于资源投入的不均衡，不可避免的会引发某些社会矛盾，这一系列矛盾由于恶劣的国际政治局势和各种工作失误，极可能被激化乃至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尤其是在积累和消费二者间，出于毕其功于一役的考虑，前者被极度突出，从而造成社会财富的增长主要体现在生产领域而对于个人的生活影响较小，客观上造成了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大幅脱节，社会生产力的激增提升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后来者的财富积淀而较少地体现于当时。这也是毛泽东时代取得的伟大成就特别是生产力水平往往为人所忽略、误解、质疑的的重要根源之一。

这一发展路线得以贯彻，必须充分调动最广大建设者的主人翁意识，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意识、艰苦奋斗的作风与无私奉献的精神，而这都与毛泽东本人在党和人民中的巨大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紧密相关。一旦这一权威不复存在，则支撑自主赶超式发展战略的精神动力也将迅速衰竭，这正是自主赶超式发展后来被以“与国际惯例接轨”为标志的发展路径所取代的深层心理基础，后者意味着认同既有的国际利益分配格局，接受在这一体系中被指定的角色和分工，并将这一切视作是天然正当的。

支撑毛泽东时代自主超越式发展的理念，与作为西方经济学主流的“比较优势”理论显然具有本质差异。后者认为对于任何一国（地区）而言，与其它国家（地区）依照自由交换的原则以各自占优势的资源进行互补性交换（尽管如此纯粹的资源自由交换从未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符合其最大利益。这一理论的实质，是将全局性的国家利益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利益，并进而将之简化为若干可进行量化的经济指标。依照这一理论，任何一国均不必建立完整产业体系及自主研发体系，只需根据已有的资源占有情况与别国作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即可，这事实上是通过否定任何后发国家对于先进国家进行全面超越的必要性从而剥夺这一超越的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上，才可以真正认识毛泽东时代为什么要强调“政治挂帅”，这是对于将国家整体利益纯然依照经济原则加以衡量的带有深意的拒绝，从而确立政治原则相对经济原则的优先地位和统摄作用。“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复辟”在当时语境下被着重强调，其所依据的也正是政治原则而非经济原则：在1956年大规模农业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严格意义上的剥削阶级在新中国已基本不复存在。上述话语所指涉的更大程度上不是作为独立经济实体的剥削阶级，而是精神层面的剥削阶级意识及其所指向的道路，不是已在的事实，而是潜在的可能和趋势。它所依凭的认识基础，正在于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是当作由既有事实构成的纯粹客体对象，而是自身不断变化、蕴含着多种可能性的主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及实践，本质上是以此让共产党保持为具有高度政治敏感与觉悟的政治主体，防止其在党-国制度确立的过程中，因自身之现实阶级代表性日益模糊，沦为丧失政治意识和意志的客体化的官僚体制代表。这一问题并没有伴随着文革实践的失败而丧失其现实意义，有关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命题正是其在当下中国的表述形式。

在进入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中国经济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常增长。究其原因，内在而言，中国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三维市场体制”，这一体制有别于常规西方市场经济中扮演监护者角色的政府与竞争性的企业之二维结构，由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企业和竞争性地方政府三大主体构成，地方政府不但承担着一般性的政府职能，更直接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在不同层级之地方政府通过横向竞争促进本辖区内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产生了与其竞争性经济主体地位相应的超常投资力。外部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后，通过金融虚拟化与经常性的货币超发来取代实体产业的发展以维系国家核心竞争力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战略，从而造成其金融市场的急剧膨胀，美元也实现了从货币符号向独立商品属性-价值的实相化转换。中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的近三十年时间中，中国的超常投资力与超级产能恰对应于美国的过度消费与通过货币长期超发形成的超常购买力，通过中国的产品出口、换回美元、以统一的外汇管理系统集中、由美国的金融市场返借回美国这一利益交换机制，两国经济构成了罕见的互补性战略配对。

这一格局得以成立-维系，与毛泽东时代的发展路径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由于毛泽东时代并未照搬苏联模式建立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结构中，除全民所有制外一直保留了大量的集体所有制成分，并大力扶持发展了作为乡镇企业原型的农村“社队企业”，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始终强调赋予地方以必要的自主权，这一切使得中国进行改革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比之苏联及东欧国家所进行的同类尝试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这种建立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化实践与情势构成了后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于中国的超常增长具有核心贡献的“三维市场体制”。毛泽东时代进行的大规模扫盲运动及初等、中等教育的普及为后来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了大量具备很高竞争力的劳动者及技术人员；在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高度信任，极大地降低了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和社会不安定因素，保证了转轨时期社会的正常秩序得以维系。在向市场经济全面转换的过程中，建立在完整的产业体系基础之上的生产力通过市场配置的方式被成功地集中释放出来，成就了中国世界制造业超级大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从而吸引了美联储为代表的外部超额购买力在逐利动机下持续流入。

在此意义上，对中国当下经济-社会的完整理解，不可避免地要将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而将完成现代转型的新中国与前现代的传统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与把握。在美国维持不平衡的赤字经济战略及其所对应的外部超额购买力伴随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深化无以为继的今天，重温毛泽东时代以赶超式自主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发展路径，将之与改革时代以比较优势和融入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发展路径在某种统一性的视野下综合考量，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与解释自己的历史与现实，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将此种经验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经验，无疑是最具现实性、最富挑战意味、最能激发创造性思维也最适于向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及毛泽东本人表达敬意的思想实践。

（有关“三维市场体制”的思考，极大地得益于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一书，特此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