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中共党史中的定论是目前中国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内容

王增智

历史研究从来都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旨在“回望过去，关照现在，展望未来”。因此，科学地总结历史，具有重大意义。但改革开放以来，在西化势力的影响下，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反思历史”“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历史研究要有“新思路”等思潮，极力推销历史虚无主义。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对2015年国内十大思潮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历史虚无主义得分为9.06，排名第二位(2014年排名第七位)，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沉渣泛起进行了强有力揭批。针对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妄图构建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新话语体系”，来代替中国共产党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通过实践建构的关于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明天”的意义逻辑，来剖析其学术逻辑、叙事方式，深入揭批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面孔，着力克服其泛滥，是非常必要的。

图谋斩断主流意义逻辑是目前中国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特征

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虚无的主要对象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他们采用学术研究的形式图谋斩断中国共产党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通过实践建构起来的关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奋斗史的意义逻辑，使“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脱节，瓦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价值，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失去历史根基。

1840年以来，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华民族在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压迫、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下不断反抗和接力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先后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这一历史脉络将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紧密联系在一起，生动有力地诠释了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寻梦、追梦、圆梦的历史旅程，建构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意义逻辑。在这个历史脉络中，后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启都源于前一个历史阶段的实践，从而生成了“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的必然结论。这“四个选择”，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的历史命运和未来前途。这一意义逻辑熔铸和承载了每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景，并激励着每个中华儿女为之奋斗。同时，这一意义逻辑还规范着人们对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国史等历史的认知和叙说。对这一意义逻辑链条中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否定，都必然会导致从理论上瓦解这“四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颠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挖掘碎片化的所谓“富于启迪的历史细节”，进行“深度分析”地“重新评价”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企图解构中国共产党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通过实践建构起来的关于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明天”的意义逻辑，极力编织“跟着共产党走就没有未来”的另种意义逻辑，谋图实现其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目的，并将这种“编织”视为一种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种所谓的“历史责任”在当下主要以研究中国革命史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学术形式来实现，具有相当的蛊惑性。

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否定中国革命史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来否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作用，从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如有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认为，从建设的角度来讲：“改良更接近于建设，更便于达到目的，是上策。革命则要破坏，离建设目的更远，是中策。五四运动既是革命运动，又是破坏运动。而革命、破坏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中策，这一点后来被忽视了，把革命、破坏当作最佳选择，当作上策，从而引导出革命崇拜与破坏主义。从五四运动到今天，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是破坏多而建设少。”这一论述基本上奠定了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待革命问题的态度基调：用专注革命的破坏性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所谓“原罪”。

这样立论的意义何在?是为了阐释中国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当然不是。关于中国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毛泽东早1920年时就讲过了：“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其实，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也很清楚中国走上革命之路的原因在于国内外反动势力不给我们改良机会的现实境遇。如部分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在谈到“救亡压倒启蒙”时，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中国革命是一种现实的要求。既然如此，那这样的立论就蕴含了其他意图。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生于革命，长于革命，成于革命。可以说，没有革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否定革命，就等于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否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通过实践建构起来的关于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明天”的意义逻辑，否定了这一意义逻辑就等于在理论上瓦解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具体而言，一旦否定了“昨天—今天—明天”意义逻辑链条上的“昨天”，那么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苦难辉煌，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伟大梦想，以及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切英雄人物、英雄事迹等，都最终会变为镜花水月。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了“昨天”的支撑，“今天—明天”就被置于空中楼阁之境，也就消解了“今天”的伟大成就与我们党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会最终成为呓语。这就是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从事历史研究学术面目出场的真正用意。为了实现这一用意，他们将作为有机联系整体的中国近现代史进行了碎片化、丑化、篡改等方式的所谓“深度挖掘”和“重新解读”，以否认历史的内在规律和普遍联系，甚至不惜背离基本常识。他们深知：只有瓦解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逻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逻辑就也自然坍塌了。这一“恶招”应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目前中国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叙事方式

揭批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除了要厘清它的本质特征、揭露它的目的之外，还要甄别它的逻辑叙事方式，并剥离它。只有如此，才能有力揭批和阻止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泛滥。

当代中国虚无主义具有外生性，是西方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产物。正如梁柱先生在揭露当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生的原因时所指出的那样：“苏联解体之后，他们用一切办法来向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向中国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念，输出他们各种的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并从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希望社会主义国家从内部发生变质，产生各种思潮。比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正是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呼应。”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外资的引进，附着在外资身上的各种主义也随之而来。这“而来”的既包含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含有后现代主义思潮，且二者还交织在一起。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附着在全球掀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外衣下迅速渗透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并妄图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进程中占据意识形态主导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揭批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者的应有责任。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当今西方盛行的一种综合性的哲学、历史与文化思潮。20世纪90年代，作为批判和否定现代性的激进思潮开始渗入中国学术界。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史学也开始登陆中国。“后现代主义似乎天生与中国文化有着某种缘分，很多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对中国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同样，它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一进入中国的文化争论之中，就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的兴趣和广泛的关注。”也令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胆战心惊。后现代主义史学提出的社会史研究范式彻底颠覆了传统史学的研究，在后现代主义史学研究中，传统史学中的“宏大叙事”不见了，代之以个别人物、典型事件、妇女等微观和细节。如果按照后现代主义史学之“个别代替一般”“细节代替整体”的逻辑，马克思主义史学将不复存在。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基本特征在于对现代主义的消解或解构，解构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采用的手段是拼图式的，具体而言就是“剪刀加浆糊”，以拼贴杂糅的方式叠加情节，通过分析语言的运用解构“基础”“中心”“整体”和“本质”，以实现自己所谓的解救被权力话语所蒙蔽的大众之目的。

在德里达、巴特、福柯等解构主义者看来，具有永恒意义和恒定秩序的“结构”是先验性的，往往受制于权力和主流话语，因此需要使“社会从所有那些作者、创造支配性话语的知识权威们的观念束缚中挣脱出来”。德里达有个核心观点：“去中心化”，并要求重视相对于中心的边缘和被隐瞒、被遮蔽的细小环节。解构主义者的这一前置性预设决定了其根本的历史任务：否定既有概念，肢解传统，拆除那种具有中心指涉结构的主体。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解构主义者拿起了“剪刀和浆糊”精心拼制了一幅没有中心的碎片化思想图，企图用全新视觉体验将观众从被“教化”中解放出来，抑制既有权威模式和价值规范。正是通过这种叙事技巧，解构主义正在日益消解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基础”“中心”“整体”的认同，并采用非“理性”的态度对待历史规律、深度意义等的追求，也不再相信任何一种给定的权威模式和价值规范。

后现代主义史学将“文本”视为一个开放体系，认为每个人都可以用“剪刀加浆糊”来对历史构图进行自由地拼制。美国史学大师雅克·巴尔赞对这种观点反讽道：“公众头脑不时受到某种新‘阐释’的吸引，此类阐释最好是新的分析判断：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是痛风，也许是铅中毒，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现在，这正在引起人们的兴趣。”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二是对传统史学认识论和历史编纂学的挑战。学者王晴佳认为，现代主义史学崇尚进化论的历史观，以中心、主流、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是要打破单线进化论的历史观，以非中心、非精英、非主流和非理性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同时，后现代主义史学还通过“话语转折”“语言学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进行了否定，意图重新界定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

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默认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消极意义，借用后现代主义史学否定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因果联系、漠视时间和叙事的连续性、否定历史规律、否定真理等消极元素，大肆利用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叙事方式，在既能迷惑受众又能保护自己的“话语转折”“语言学转折”等理论外衣下，大张旗鼓地虚无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

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对20世纪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采用后现代主义史学叙事方式，完全不顾历史的真实性和整体性，彻底地进行了歪曲、遮蔽、篡改、捏造等，使历史沦为语言的工具。在“全新视角”“另类解释”“还原历史”等名义下，他们先预设好一个能够表达自己意愿的结论，然后通过“剪刀加糨糊”去发现或发掘一些能够印证自己结论的所谓离奇史料进行论证，并用大量的语言学、心理学、物理学、化学等概念的分析代替历史事实(虚无黄继光就采用了物理学分析)，宣扬自己的新奇结论。表面看来，这种叙事“有理有据”“令人叹服”，实则是以偏概全，歪曲事实，否认历史中的真实崇高，用所谓的“非人性化”叙事否认近代中国革命的合理性，故意将中共党史宣扬为“阴谋史”“党内斗争史”等，致使“正史不正，信史不信”。尽管如此，但这一逻辑却很能蛊惑人心。由于一般读者在激进的怀疑心理驱使下只会满足于所谓“很解渴”的碎片化和平面化结论，而不去做认真思考和甄别。因此，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外衣保护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将更加复杂。

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秉持唯心史观，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大肆翻案，故意颠倒黑白，企图否定“四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这一意图决定了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在虚无时的强选择性手段。已故的龚书铎老先生对此一针见血地批评道：“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对历史完全虚无，而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历史虚无主义虚无的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但对叛徒、汉奸、反动统治者则不虚无，而是加以美化，歌功颂德，把已被颠倒过来的历史再颠倒回去，混淆是非。”这即是说，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这种强选择性的虚无服务于其颠覆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

从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文献资料看，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虚无的主要内容是中共党史中的定论。尽管他们也为中国历史上的反面人物翻案，如认为秦桧“也不完全是坏人”、袁世凯因“二十一条”被骂卖国贼很冤等，甚至不惜违背常情，大肆渲染民族失败情绪，公开称颂帝国主义侵略、宣扬殖民统治有利等，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翻案而翻案，而是想以此来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的主流历史认知体系。这进一步说明了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政治目的决定了其对历史材料的处理方式。

当下的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在虚无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把主要目标锁定在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身上。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与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非常清楚：虚无了毛泽东就等于虚无了“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完全置“历史问题的决议”于不顾，通过各种方式、各种途径对所谓历史文献的细节发掘或编造极力贬低和丑化毛泽东，抓住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全面否定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进而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理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如针对长征，他们提出：在长征中，中央纵队行动迟缓、湘江战役惨败是毛泽东舍不得扔掉辎重导致的(抬轿子论)；针对毛泽东的理论创作，他们提出：《实践论》《矛盾论》是抄袭的；宣扬“毛泽东是革命家，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乌托邦’和‘唯意志论’”，鼓吹“社会主义革命造就了封建专制主义”“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带有很大的封建性”“毛泽东时代不仅彻底剥夺了国人的参政权利，还用政治恐怖彻底消解了民众的参政意识”，“中国要搞现代化必须非毛化”等等。在他们眼里，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功绩，有的只是错误或“罪恶”。正如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认为的那样：“目前中国对毛泽东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导致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在虚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成就时，将主要目标聚焦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与西方敌对势力共谋，无视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没有任何监督、制约的改革，是失去了底层民众、民间力量参与的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还别有用心地夸大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极力宣扬“环境亡国”“贫富差距亡国”“腐败亡国”等论调，借此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并由此得出“现在如果还不彻底地、全方位地‘学习西方’，终将万劫不复”的结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对于这条道路，我们只能坚持和完善，而不能抛弃或偏离。

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虚无中共党史中的定论，意图瓦解中国共产党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通过实践建构起来的关于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明天”的意义逻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历史虚无主义者意不在虚无历史本身，而在于“通过抹黑历史，通过割裂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联系，打掉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鉴于此，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守思想防线，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着力揭批和扼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渗透。

扼制目前中国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途径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除了要在理论上揭露其本质、厘清其逻辑叙事方式外，更要从实践入手，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清除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市场。也就是说，克服历史虚无主义，除了从理论上揭批之外，更需要关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从人们的思想和心理需求方面围堵，不给历史虚无主义留下可乘之机。

第一，要继续强化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研究。唯物史观是迄今为止一切历史观中最具说服力、解释力的科学历史观。在史学研究领域，唯物史观使历史研究真正置于历史真理基础之上，使史学成为科学。在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当前史学研究中，必须夯实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科学方法和指导地位，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一是要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厘清本质、主流和现象、支流，坚决反对以所谓的“反思”和“创新”来肆意歪曲事实、解构历史的行为。

二是要坚守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金钥匙”，应贯穿史学研究始终。这就要求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坚决反对去政治化倾向，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能以个别替代一般，以细节否定整体。

三是要坚持整体性研究。整体性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整体性要求反对“碎片化”的史学个案研究，反对后现代主义史学中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列宁曾讲：“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第二，要强化对新媒体的监管力度。针对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大肆利用微博、网络大V、公共微信平台或个人微信等新媒体散布观点的状况，必须强化对新媒体的监管力度。首先通过团结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来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催生了一批有见地、粉丝多、影响力大的网络“意见领袖”，把他们或她们团结起来，鼓励他们或她们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捍卫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正能量，当好净化网络空间的推手；其次要牢牢把握新媒体舆论引导的主动权。由于新媒体具有的强舆论辐射力和感染力，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形成舆论强势。因此，必须着力加强对新媒体的正确引导，牢牢把握主动权。一要建立自己的新媒体阵地；二要加强对新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管理培训，建立行业的政治方向准入制度；三要建设畅通的新媒体表达机制。与此同时，还要强化新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责任感，做到不管是谁发布的信息，他都要对所发布的信息、观点或数据负全部责任。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些谬论和误导信息在媒体中传播。要预防大学校园里的部分留学生、知名学者中的西化分子会利用其所谓“光环”，占据“意见领袖”地位，在新媒体上发表轻蔑黄土文化，颂扬蓝色文明的言论等。

第三，要着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及解决。当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既源于一定的国际因素，又源于国内实践中的一系列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沉渣泛起的逻辑可以简单归纳为：对现实问题的反思促逼了对历史问题的学术性再认识，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种再认识塞进了“私货”，于是就有了当下否定我们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虚无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不断进行批判性反思和规范性矫正，在利用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更强幸福感、更实安全感，不断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围堵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需求市场，有力克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持续泛滥。

参考文献：

[1]龚书铎：《历史虚无主义二题》，《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5期。

[2]〔德〕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綦甲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3]〔美〕雅克·巴尔赞：《我们应有的文化》，严忠志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4]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5]姜迎春：《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成因、表现及其危害》，《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作者简介：王增智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