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的解散，真的如沈志华所说的那么“突然”吗？

曹征路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做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至此，共产国际走完了它24年的历程。

　　作为全球性的政治组织，共产国际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有多大，它的结束对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有多大，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其实早在1941年，斯大林就认为共产国际没必要继续存在。这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20日深夜，斯大林向苏联主要党政军领导人介绍了他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谈话。然后他就共产国际的存在讲了一大段话。斯大林说：

　　“一些党(指美国共产党，1940年11月为适应美国的法律，共产国际同意美国共产党退出共产国际)从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那里出来了，这并不是坏事。正相反，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不同国家中的情况和任务完全不同。在英国是一个样，在德国又是一个样，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当各国共产党按此方式得到巩固时，再重新恢复它们的国际组织。国际是马克思时期建立的，当时正期待着即将发生世界革命。列宁时期的共产国际是在同样形势下建立的。当前，每个国家本国的任务突出了，然而，各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组织下面的支部这种状况是个障碍……请不要抓住昨天不放。应认真考虑已经形成的新的条件……”

　　他说的新条件就是苏联不能同时应付东西两个方向上的作战，苏联的国家战略必须做出调整。这也是他要求中共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必须服从统一战线、不能太强调独立自主的原因。

　　到了1942 年，以苏、美、英、中等26 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的《联合国家宣言》为标志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特别是在1943 年2 月2 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之后，苏联军队开始向德国发起全面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但是，希特勒在全国实行总动员，并在南部战线发起反击。

　　此时，由苏、美、英多次磋商的西欧第二战场迟迟不能开辟，各自都有自己的盘算。结果，德国1943 年3 月16 日又重新占领了哈尔科夫，3 月18 日占领别尔哥罗德，企图在库尔斯克地区挫败苏军主力部队，夺回战略主动权。因此苏联当时的处境迫切需要英、美盟国的合作，在欧洲尽快开辟第二战场，以牵制德军一部分兵力。

　　到1943 年春，终于把解散共产国际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考虑到当时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内部的实际状况，与执委会的主要成员进行了多次沟通，1943年5月12日，季米特洛夫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介绍了决议草案。大家认为，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出的草案原则上和政治上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决议草案传送给了波立特、毛泽东、铁托、芬德尔、杜克洛、白劳德(拉丁美洲)、林徳罗特(瑞典)等各国共产党负责人。同年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

这个酝酿了两年的决定，到了那个自称掌握了苏联秘密档案的沈志华的嘴巴里却变成了：

　　“所以斯大林突然下令，就是在1943年5月解散了第三国际，我们也叫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解散的时候，连季米特洛夫都非常吃惊，斯大林事先没有跟他讲，也没有开会商量。”

这种胡说八道只能证明这个人不具备研究历史的基本条件，连印证资料的能力都没有。

　　为了说明斯大林“突然”，他还编了一个时间上的理由，说是“为了抢在丘吉尔访美之前”，才突然宣布的，意思是斯大林把解散共产国际当礼品抢先送给丘吉尔。只要查一查《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第159号就可以知道，丘吉尔5月10日已经乘船“到达大西洋中部”，5月12日“下一次的电报”，将“从华盛顿拍给”斯大林。等到22号公布时，丘吉尔已经回到了伦敦。

　　其实欧洲第二战场迟迟不能开辟的真正原因不是意识形态障碍，无非是英美两国希望苏联与德国的战事延长，再多消耗他们一些国力而已。

　　当然，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还是形成了，西方各国政府和媒体对共产国际的解散都做了积极评价。2016年，美国汉学家周锡瑞等人主编的《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出版后接受过采访，披露了一些当时各国政要的谈话资料。他是这样看共产国际解散的：

　　“在国内，蒋介石最担心的是中共的强大。他一直试图防止这种状况的发生，这也一直是他的战略。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他从中看到了新希望，随即开始筹划用10个军的力量进攻陕北，击溃中共部队。但他最终改变主意，转而把中共割据问题视为地方对中央的违抗，宣称中共问题将会通过政治而非武力途径解决。与此同时，美国也觉察到，蒋介石过多地关注中共问题，而非全力抗日。这也是中美关系的矛盾之一。开罗会议前，蒋介石一直特别想见罗斯福。他认为美国不理解中共在中国国内的角色，想告诉罗斯福只有国民党真正在抗日，解决中共问题势在必行。蒋介石以为他可以说服罗斯福，结果并未成功。罗斯福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八路军的游击战也在抗日中发挥了作用。开罗会议后，美方决定派一个调查团去延安调查，蒋介石被迫同意。结果这个调查团及外国记者对中共的印象普遍较好。”

　　对斯大林的作用，他说：

　　“后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会面。他们将斯大林和蒋介石做了对比，认为斯大林是有头脑的战略家，特别能理解全球作战的战略，能敏锐察觉到同盟国各方在缅甸、太平洋、地中海及计划中的法国北部的战役之间存在着冲突;但蒋介石鼠目寸光，往往从狭隘的中国的立场提出要求，做不出全球化的战略计划。更重要的一点是，开罗会议后，德黑兰会议召开。斯大林在会上表示，一打败德国，苏联就将参加对日作战。这样美方就不再需要依靠蒋介石，而是可以依靠苏联来打日本。”

　　换句话说，在全球战略的讨价还价中，意识形态差异并不是英美苏三大国考虑的主要问题，如何尽快结束战争，并在战后秩序安排上获得更多利益，才是他们博弈的要点。

但蒋介石却把共产国际解散看作天大喜讯，所以沈志华们也要把它吹得不能再大。

　　据蒋介石官邸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1943年5月27日日记：

　　“下午在军委会党政军联席会报，讨论第三国际解散后本党对中共之态度。有主张解散共产党而许共产党员个别参加国民党者，有主张统一军令政令后承认共产党者。发言盈庭，莫衷一是。结果另由何总长召集一小组会议讨论。”

　　又据6月17日日记：

　　“下午，党政军联席会报，讨论西北考察团问题。这是根据第三国际解散后，联席会议，讨论之结果，呈报委座。业蒙批可之案而来，其案分为甲、乙、丙三项。甲项消灭a中共军权政权之途径，以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之前提下而允许。乙项，当前应取处置，政治仍本宽大政策。在重庆与中共代表商谈，同时派员赴延安视察，宣达中央意旨，军事维持现状。丙、本党发表文告问题，讨论结果，佥主慎重，目前不必赴延安。”

　　事后唐纵又评论道：

　　“此前国民党认为中共是共产国际之傀儡，今共产国际解散，中共失去支撑，正是招降纳叛的好时机。事实证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势力和意志的判断存在不小的失误。再者，就国民党自身来看，在国际上的观感也不佳，尤其是美国人对其多有批评。”

　　从中共方面看，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中共的影响不大。这可以从思想影响组织影响军事影响三方面来考察。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检讨中共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其实质就是检讨共产国际通过遥控指挥而犯下的路线错误，清理共产国际对党内高层的思想影响。特别是通过1942年的整风运动，党内高层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高潮，对王明回国后再次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姿态，凌驾于中央之上的种种表现进行斗争。可以说以简单贯彻执行苏联教条为特征的思想方法在党内高层已经逐渐式微了。

　　中共第一代的共产党员曾经都是苏联为楷模的，那时不仅共产国际的直接指示，就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每一个人都会受到特别礼遇，以为他们是取到真经的。然而几十万共产党员的热血不能白流，这些土地革命后期惨痛失败留下的教训即使不通过整风运动，每一个真诚追求理想的共产党人也都会反省。只是各人的认识能力思想水平略有差异罢了。

　　据现在能看到几位领导人的回忆录、年谱，整风运动中高层领导人的检讨与批评，其激烈程度一点都不亚于普通干部。基本上每个人都从家庭出身、个人经历、联系党内路线进行检讨，同时也都做出了当时最流行的阶级根源分析。其实这就是整风运动中审干阶段的先导。

　　“路线”这个说法来自苏联，也是共产国际批评中共的常用说法，后来中共一直沿用下来。在整风前毛泽东提出路线问题是1941年4月为《农村调查》所写的“跋”，正式提出来是这次所做的主题报告。在这之前，为了给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毛泽东已着手编《六大以来》。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路线问题，即获得与会者的一致同意。

　　原来不同意这个说法的张闻天首先发言检讨，明确表示，“在中央苏区工作，同意毛泽东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

　　博古检讨说，“1932年至1933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人，负主要责任的一人。”

　　李维汉、王稼祥、任弼时等也作了检讨。

　　其他与会者全都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这样，“九月会议”就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错误正式定了性，明确为路线错误。为了同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相区别，也为了简便，当时普遍称为第三次“左”倾路线。根据编《六大以来》时对有关文件的研究和九月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毛泽东写了两部重要文稿。一是为政治局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二是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具有代表性的九份文件的批评，后来被称为《九篇文章》。

理清了这段历史，也就明白中共已经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思想依赖，它的解散对中共已经影响不大了。

　　从组织上看，早期的共产党就被认为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领导机构基本上是由共产国际的批准而确认合法性的。当时党章也明确规定：党员必须“服从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所以当时米夫能够指定不是政治局委员的王明来负责临时中央，王明去苏联又指定团中央书记博古为负责人，在整风时王明又指责博古篡权等等，都是由于组织程序的约束。红军开始长征后，倘若没有失去电台联系，毛泽东能不能成为军事上的指挥者还很难说。

　　1942年10月初，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针对毛泽东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对苏联求援的冷漠态度和皖南事变后准备和蒋介石破裂的倾向，提了15个措词严厉的问题。当时季米特洛夫不清楚，中共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言听计从了。对于中共这样一个拥有政权、军队的大党，共产国际不可能再像当年对波兰、朝鲜等小党那样，可以宣布解散，或任意更换领导了。何况这时苏德战事已起，共产国际以反法西斯为第一要务，对中国党的事务也很难插手。

　　毛泽东后来说，“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些，我们就批评机会主义，开展整风运动，批判王明路线。”当然，苏联同志的面子还是要照顾的，胡乔木回忆说，“至于共产国际这个因素，一般都会考虑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改造我们的学习》当时没有发表，一年多以后才见报。

在军事上，共产国际对中共历来理论指导多于实际支持。中央苏区后期的军事指挥失误，固然有李德的个人原因，也与共产国际偏听偏信王明夸大红军实力有直接关系，这些过失共产国际已经吸取了教训，比如后来再也没有派军事顾问。

　　红军到达陕北后，共产国际还曾经想通过武器援助的方式来帮助中共，但抗日统一战线确立以后，斯大林明确将蒋介石政府作为援助对象，武器装备主要给了国民党。所以才会有“军火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的牢骚。

　　到了1943年，抗日根据地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抗日武装遍及华北，三分天下有其一了，共产国际的解散就更加不可能在军事上影响中共。

1943年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渡过了它童年期，成长为威武雄壮的现代性大党。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的一系列思想成果已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特别是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建设“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观念在党内形成了崭新的精神风貌，此时它已经站在了民族的最前沿，成为带领中国人民前进的精神上的领导者，连它的敌人也无法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