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毛泽东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曹征路

很多人都注意到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的生活细节：几天没出门，忘记吃饭，棉鞋被火烧穿，写累了就握几下石头，写作时几度昏厥，等等。又有很多人谈论到《论持久战》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些都是对的。但很少有人研究毛泽东写作时的个人心境，1938年春天的毛泽东经历了怎样内心煎熬，以及这种煎熬对于思想的迸发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十二月会议”的影响。

很多人都注意到这期间毛泽东很少公开露面，仅仅是去抗大讲课。

李德观察到这一点，但他理解为“第二政治局”与中央的分工，而且这是执行共产国际新的路线。

毛泽东自己的解释是，“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而且还自己嘲弄自己：“打从王明回国以后，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那段时间的心情压抑是毫无疑问的，主要是出于对党有可能再次分裂的担忧，当初中央苏区的对所谓国际路线追随的局面有可能再次出现。

当时大多数政治局成员都欢迎王明的归来，都说是给山沟里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王明讲山沟里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这个话一说出来，政治局的大多数又跟着跑了。

大家都觉得那是代表共产国际，共产国际都表态“一切要服从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还能不服从吗？

这期间毛泽东分别找几个负责人谈过，希望不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毛泽东希望大家看看中国历史，历来结盟都是谁有实力谁说了算，现在我们跟蒋介石结盟，蒋介石的实力比我们大的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将来我们的脑袋都得搬家。

当时没有人听得进去，先是长江局后是南方局，都跟着跑。毛泽东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文章，只发前一段，共产党独立自主的这一部分不发表。

这种几乎一边倒的盲目使他陷入了空前的孤独。

直到1938年9月王稼祥所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明确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政治信息，才使局面有了好转。当然，还是因为共产国际转变了态度，多数人才跟着转变了立场。

其次是毛泽东家庭变故的影响。

贺子珍1937年8月离开延安，先后在西安、迪化住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决定去了苏联。

贺子珍是个优秀的女性，18岁就上了井冈山，这年才28岁。她个性刚烈独立，要求多学习多做工作，这本无可厚非。因为看不惯延安的周末舞会，与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发生冲突，也属于正常反应。但她没有想到自己负气出走对毛泽东的精神打击有多大，毛泽东对她说的三次流泪，其中一次就是她在长征途中的负伤，都没能打动她。

这期间因为贺子珍的出走，他在延安城里的房子，很久没回去，但还专门托人捎给贺子珍一个小箱子，放入一些贺子珍常用的小东西。同样性格倔强的毛泽东还多次请人说情，显然是想通过这些方式挽留贺子珍，可惜都未能成功。

毛泽东问：难道我们就此分手？贺子珍答：就此分手。这不能不令他倍受煎熬。

毛泽东是个有着强烈历史担当的共产党人，他迫切需要从这些个人情绪阴影中走出来，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从大革命时期就开始，以亲身实践为依据的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到了1938年他的思考已经基本成熟。

我们今天所说的毛泽东思想，主要就是指在井冈山时期的发育，在中央苏区时期的成型，到了1937年、1938年的全面成熟的关于中国道路的思考。

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毛泽东大抵也属于这种情形，他已经到了只有写，必须写，不得不写的时候了。假使中央苏区后期的情况再次出现，他还有没有机会发表看法都很难说。

1938年5月30日，在延安《解放》周刊第40期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与此同时，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用了近十天的时间，讲演了自己写好的《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写完《论持久战》之后，一开始并未考虑出版或者发表的问题，他写作的目的，是想在中共高层搞清楚问题，统一认识。

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是延安一批对军事问题感兴趣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组织起来的，当时主要是围绕着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进行讨论。因此，他决定先在这里讲一讲。可是开讲就一发不可收，因为它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最迫切的问题，迅速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时因为延安的纸张困难，这本小册子军队的高级干部都很难弄到。后来周恩来又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迅速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说《论持久战》回答了最迫切的问题，首先是因为战局。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这一事件，对于国共两党震动都很大。蒋介石受震动之余，是情绪消沉，“亡国论”再次抬头。

而毛泽东受震动之余，则认识到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是靠不住的，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采取单纯防御战来对付日军，死打硬拼的结果是日军先后占领了上海、南京。

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原打算速战速胜，三个月灭亡中国，但他们没有料到，会遇到正面战场和后方战场的两线作战。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意味着中日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十个月，各种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可以认识到其规律性的东西了。通过日军在交战中已经在许多地方与国民党军队呈相互攻防状态这些基本事实，毛泽东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正面战场的抗战，也肯定是长期的、持久的。

基于这一认识，中共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全面战略部署的完整方案，建议国民党采纳。总的方针是：在敌深入进攻时，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的困难，减少自己的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抗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蒋介石收到中共的建议后，一方面，从军事角度考虑，他感到有道理。但另一方面，他又顾虑中共趁机坐大，几经犹豫，蒋介石没有采纳。这使蒋介石失去了在黄河以北地区展开兵力，与敌互有攻守的机会。

早在1938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八路军应该有足以影响全国抗日全局的动作。这个动作实质上就是：敌进我进，使我军在日军向南大举进攻的时候，深入敌后，在敌后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军主力全部退到西南山区，日军再也没有力量继续进攻，而在沦陷区又陷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形成了相持局面。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对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准确预见。

说《论持久战》的巨大影响要从横竖两方面看。

横着看是指国内外的迅速反应。

程思远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论持久战》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他说：

“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的英文本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据说，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论持久战》英文本，斯大林的案头上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论持久战》的文稿。当时海外报纸的评论是：

“不管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在日本，《论持久战》甫一发表，就被日本最大的综合杂志以惊人的速度介绍到了日本，同年9月《论持久战》日文版在《改造》杂志10月号上全文登出，紧接着，11月号又登出了毛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时标题改作《抗日游击战论》）。

有个叫杨天石的人，非说“持久战”对国民党没有影响，理由是蒋百里和蒋介石都说过持久战，毛泽东是在他们后面说的。他以为持久战就是一个名词一个口号，把名词和战略思想当作一回事。

事实上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开篇中就写道：

“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

蒋百里是民国公认的军事理论家，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他在1938年1月刚刚发表过《速决与持久》，这位得到过日本天皇御赐佩刀的蒋百里先生是1938年11月去世的，可他的作品在生前和身后都没有在日本被介绍过。这一点杨天石可能故意遗忘，或者装不知道。

在共产党内部，吴玉章回忆录里有一段很生动的描述。他说：

“《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

“《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应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全党感到十多年曲折的历史，终于锻炼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感情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

竖着看是指从中外军事科学理论的角度，看《论持久战》提供了哪些高屋建瓴的思想。

毛泽东本是一介书生，并不会打仗，而且他一辈子都很少摸过枪。但是中国革命使他不得不去学习战争，研究战略和战术问题，思考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

从“不用会打仗，只要会打圈”上升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上升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从“诱敌深入各个击破”上升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在运动中主动歼灭敌人”。这些战术层面的理论总结是他一直都在做的工作，他甚至还写过短文总结出“袭击”的十八种方法和十二条秘诀。

可以说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他已经锻炼成最具现代意识的游击大师，把战术中的走与打、分与合、主动与被动、内线与外线、佯动与机动等等辩证关系运用到炉火纯青。

在中外战争史上，对战争形态和形式进行描述概括的理论著作比比皆是，其中被世人公认的谋略也不在少数，但无人能达到《论持久战》高度，原因就在于现代性。

毛泽东是在自身实践的基础上，把最前沿的科学理论融为一体，对军事科学所作的全面阐述提升，既是实用的又是前瞻的，既是军事的又是哲学的文化的。在战略层面，毛泽东对小胜与大胜、时间与空间、防御与攻击等等辩证关系做出了梳理，同时指出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不是片面保存土地。在此基础上“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术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和“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就构成整个抗日战争的基本谋略了。

如此高瞻远瞩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时任蒋经国私人秘书的余致浚写道：

“1940年初的一个傍晚，我们正继续谈到前线喜讯时，蒋经国突然把谈锋转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了。平时我们谈话从来不涉及有关中共领导方面的问题，而蒋现在却主动提出来，我们自然是仔细聆听。他对《论持久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文章对于抗日战争的形势、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战争形式的运用，以及战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读了叫人万分信服。他还说，他已阅读过七八遍了，有时间还要下功夫去钻研。同时，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论持久战》的单行本，全书已翻阅得很旧了，书上红蓝铅笔画的道道、圈圈密密麻麻，书边周围写满了中文和俄文，看来他对这本小册子非常喜爱，是认真阅读过的。对于毛泽东，他只是就书论书，未涉及其他问题。……在他表情上可以看出他是真心实意说的。”

《论持久战》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今天，除了可以横着看、竖着看外，我认为还可以掰开来看，看它的核心价值观。

以一般常理推论，在敌我双方交战的时刻，把自己的军事谋略公开发表是不明智的。而《论持久战》恰恰在这一点上突破了常规，因为毛泽东很清楚，中国取胜的秘密即使告诉日本，他也学不了。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斗争也是这样，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国民党永远学不了，因为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事实上毛泽东也建议过蒋介石，采用外线配合内线作战策略，蒋介石也没有采纳。

这个核心价值就是把人民当作上帝，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在《抗日的政治动员》一章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为什么全面的政治动员是抗战胜利的关键。他认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毛泽东接着指出，政治动员，就是“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和宣传方面的较量，因此，抗战，也是一场文化的思想的战争与斗争。

他认为：什么是政治动员呢？

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

其次，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

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换句话说，毛泽东是把抗日战争与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联系到一起的。这也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他从来都是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从来都是把军队当作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来看问题的。

抗日的问题其实就是人民的现代化问题，中国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没有组织，社会没有组织能力，一旦把人民组织起来，那么，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改变，日本的武士组织，就不能与中国广大的群众组织相抗衡。很多年以后，毛泽东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还多次表示应该感谢日本侵略者，因为日本侵略者把一盘散沙的中国老百姓打醒了，空前地团结起来了。这固然可以看作毛泽东式的幽默，其实这也是毛泽东一直坚持着的历史辩证法思维方式。

从更深层次看，这种历史辩证法来自中日两国文化传统的差异。

毛泽东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不仅是综合国力的较量，也不仅是现代化武器的较量，而且还是意志与人心的较量，是军队的政治素质的较量，如果中国军队能够不断提升政治素质，就会不断抵消日本在装备方面的优势。

从历史上看，日本有一个武士阶层，武士道精神和武士文化在日本根深蒂固。而中国自宋代以来儒学的超级发达给整个国家带来一个超级软弱无能的统治阶级，这以后的统治者都是文人阶层，这是中国的劣势。

中日两个国家社会结构的不同，造成了政治动员方式的不同。

日本的政治动员，是建立在封建武士制度的基础上，日本政治动员比较快，但范围有限。日本之所以认定“三个月灭亡中国”，也是建立在文化分析上的，它认定中国的统治者不会抵抗。它认为自己比中国优秀，因为日本是“西方的好学生”。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是西方列强的奴才，日本自己不但在西方面前不抵抗，而且，吉田松荫等“明治志士”们，反而提出了所谓“得失互偿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而福泽渝吉的《脱亚论》，更是把这种可耻的投降，当作欺凌他人的资本。

反观中国的政治动员虽然进行得慢，但深度和广度则比日本要大得多。因为日本和西方的现代化是自上而下的，中国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它的目的就是把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推行到最下层的人民中。倘若中国能够进行全民族的广泛动员，并形成一支与人民在一起的军队，那么，日本军事制度就会被中国的全民皆兵所战胜，日本在军事方面的优势，就将被中国在政治动员方面的全面性、广泛性之优势所克服。

毛泽东激情澎拜地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在中共党内思想仍不统一的时刻，毛泽东以旗手的姿态再一次站在了时代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