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伏击消灭1500余日军：距十余米未暴露

宋涛

敌后抗战兵法之一：山地伏击

抗战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敌后战场的战斗究竟是怎么打的，很多人并不了解，加上近年来“抗战神剧”的误导，更让敌后战场变成扑朔迷离的神秘领域。本系列文章将带你领略敌后抗战军民不拘一格、机变灵活的作战模式，重新认识那些英雄的卓越表现。

早在抗战爆发之初，毛泽东就指出：“今日我军……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才是决定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事实上，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就依托山地打出许多精彩战例。抗战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同样发挥自己的这一特长，把山地变成自己的“主场”，如鱼得水。这其中，山地伏击战作为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方式，留下了最多经典的战例。

以己之长，克敌之短

之所以选择山地作为伏击主战场，很大程度上是由敌后抗日武装的特点所决定的。毛泽东在所著的《游击战争》一书中提到：“选择伏击地区，以利于发挥自己最大威力、不利于发挥敌人最大威力为原则。”“因之，选择伏击地区时应注意下列各点：(1)有良好的隐蔽，使游击队容易看见敌人，而敌人不易看见游击队。(2)有良好的地形，使游击队便于出击敌人，而敌人不便于攻击游击队。……”

众所周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直面临装备较差、数量不足的困难，尤其重武器极为匮乏，若与日军在平原地区拉开架势正面交锋，将处于极大劣势。但另一方面，八路军也继承了工农红军的诸多优良传统，例如纪律严明、作战勇敢、作风顽强、战术灵活。而在山地作战中，有利地形加上出其不意的攻击，能使日军在装备上的优势难以发挥，恰恰符合毛泽东所提出的战术要求。

1937年发生的黄崖底伏击战就体现了这一特点。黄崖底位于山西昔阳县以东，是典型的河谷地带，谷地两侧悬崖陡峭，非常利于设伏。11月初，日军第136联队1个大队由九龙关向昔阳进犯，八路军第129师判定日军会经过黄崖底，遂以第771团在黄崖底以南风居村设伏，第772团在黄崖底以东巩家庄高地设伏。2日，日军进至伏击区，八路军立即开火，日军抢占高地未果，于是退守黄崖底河谷，其间日军三次想攻上山头，但都被居高临下的八路军打退。此战，八路军毙伤日军300余人，自身伤亡仅30余人。

而抗战首胜的平型关战斗更是典型的山地伏击战，八路军集中第115师主力，在平型关周围山地设伏，充分发挥地形优势，迅速分割包围日军，最终歼敌1000余人，大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士气，也提升了自身对日作战的信心。

神机妙算，出敌所料

山地伏击的优点我军知道，敌人也知道，但为什么八路军、新四军等敌后武装的伏击却总能成功呢？正如南宋名将岳飞所言：“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我军指挥员对于伏击战术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无论地形选择还是时机把握，每每让人击节赞叹。

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9师获悉日军第20师团正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师长刘伯承判断：日军为了控制正太铁路以南的平行大道，必然加紧从井陉至平定的小路运兵运粮，七亘村是井(陉)平(定)小道的必经之地，从七亘村往东到石门，正好是十余华里的峡谷，谷深数十米，底宽不足三米，地势险峻，堪称理想的伏击阵地。10月26日，当日军辎重队通过时，八路军前后夹击，将日军压迫至七亘村狭小地带，仅一小时就歼敌300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此战后，正常情况下，八路军就应该转移阵地，另寻战机，但刘伯承和第386旅旅长陈赓判断：前方日军攻势甚急，对补给物资需求迫切，而日军暂时没有更快捷的运输线路，况且八路军刚在七亘村伏击成功，按常理来说断不会在此逗留，因此日军很可能再沿原路运输物资。于是，八路军第772团在七亘村附近再度设伏，28日，日军辎重部队果然沿原路出动，八路军果断出击，又毙敌百人。

1938年3月的神头岭伏击战则是另一个经典战例。为策应八路军第115师在晋西的活动，第129师准备在邯(郸)长(治)公路组织伏击作战，由于敌情和时间原因，第129师第386旅旅长陈赓根据地图选定神头岭作为伏击战场。从地图上看，邯长公路在神头岭村以西的沟底通过，是标准的伏击阵地。但部队进入设伏地域后发现，公路是在岭上，而神头岭山梁长约几千米，宽不过一二百米，山梁北侧以一条山沟相隔，其西部是仅有20户人家的神头村，两边的地势略高于公路，除了紧贴路边的一些国民党军旧工事外，再无隐蔽物。这些旧工事距离公路仅百米，早被来往的日军反复检查，任何有军事常识的指挥员都不敢在此设伏，但面对意料之外的情况，陈赓敢于反向思考，抓住日军放松警惕的心理，命令部队利用这些旧工事实施近距离潜伏，用陈赓的话说，这是“独木桥上打架，先下手为强”。为了达成隐蔽目的，他要求部队不要挖动工事上的旧土，踩倒的草一定要顺着风向扶起来，由于八路军伪装充分，日军搜索队在距伏击部队十余米的情况下仍毫无察觉。3月16日战斗打响时，埋伏在日军“眼皮底下”的八路军突然发力，仅用半天时间就消灭日军1500余人。

诱敌深入，攻敌必救

日军遭遇伏击次数多了以后，也变得小心起来，无论行军还是出战，都特别防备遭袭。在此情形下，老指望日军主动进入伏击圈显然不现实，于是八路军采取两套应对方法：一是诱敌深入，二是攻敌必救。

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的黄土岭之战是诱敌深入战术的绝佳体现。抗战中，日军有个明显的特点，即每遭打击必急于报复。1939年11月3日，从河北涞源出发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一个大队被八路军歼灭于雁宿崖，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亲率1500多人，再次向雁宿崖急进，企图寻找我军决战。八路军因势利导，设下一个“口袋”：以小部队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日军，把他们引向银坊，使其扑空，然后隐蔽起来，迷惑敌人，尔后由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3支队在银坊北出击，诱敌东进，待敌进至黄土岭有利地形后，集中主力将其围歼。5日，日军进犯银坊扑空后，阿部规秀率部向白石口进发，我军第3支队诱敌成功，日军紧追至银坊，未发现我军主力，接着日军又向黄土岭推进。客观而言，阿部规秀明知八路军善于山地伏击，但出于寻歼八路军主力的心理，促使他急于求战，结果日军终于在11月7日下午进入我军伏击圈，八路军炮兵一炮了结了这个自命不凡的日本“山地战专家”。

而1938年2月的长生口伏击战体现了“攻敌必救”的精髓。当时，八路军第129师决定以第769团袭击井陉平定公路上的日军据点旧关，吸引井陉日军出援，在途中予以歼灭。八路军第386旅负责消灭井陉援敌，第344旅则袭击娘子关至井陉之间的日军据点，起到牵制作用。2月22日凌晨4时许，战斗打响，从旧关方向传来第769团佯攻的密集枪声；6时许，从井陉方向的公路上传来日本援军的汽车马达声，8辆汽车载着200多名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第386旅居高临下，发起猛烈进攻，仅用半小时就毙俘日军130余人，缴获大批弹药。

正如《孙子兵法》所言：“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敌后武装正是运用这一办法，让敌人心甘情愿地进入伏击阵地，这两大战术也成为抗日战争期间我军重要的制胜法宝。

机动灵活，随机应变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之所以每每伏击建功，除了上述战术原则，最重要的一点是各级指挥员不拘泥于原则，而是因势利导、机动灵活，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这种灵活性与主动性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以至抗美援朝运动中更加发扬光大，成为我军的优良传统。

韩略村战斗就是一场靠灵活反应取得的胜利。1943年10月，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对太岳地区发动“大扫荡”，为了炫耀“武功”，冈村宁次特地从各地调集少尉以上军官、参谋180余人(包括旅团长1人)，送到前线观战。“无巧不成书”，日军观战团途经大山深处的韩略村时，恰好碰上正向延安开进的八路军太岳军区第16团，了解敌情后，团长王近山认为这是“送到嘴边的肥肉”，尽管该团身处敌人腹地，周边又没有友邻支援，但他还是决心利用韩略村有利地形和较好的群众基础，伏击日军观战团汽车队，运用近战迅速消灭对手。

田家会战斗则体现了我军随机应变的能力。1942年5月中旬，盘踞在山西岚县的日军第69师团第85大队600余人及伪军400余人，奔袭兴县地区的八路军晋西北军区领导机关。14日，日军沿岚县至兴县公路急进，沿路冲破八路军的多道阻击线，晋西北军区决定以游击队持续袭扰、消耗日军，待日军深入根据地后，再相机歼灭。17日拂晓，日军进占兴县，但发现这里是座空城，因害怕后路被切断，日军于当日中午退出兴县，爬上南山，企图向东南方向撤退。八路军地方武装当即阻击日军，使日军当日只前进了3千米，军区认为歼灭这股日军的时机已经成熟，当即做出伏击部署。18日上午，日军继续东进，行至二京山时，受到八路军第716团伏击，遂转向西南方撤退，随即被第717团等部包围在肖家坬西南高地。战至21时，日军乘夜由赵家沟向东南突围，到达田家会村时，又被赶来的八路军包围，到了19日傍晚，日军大部被歼，只有残敌逃回普明据点。此战历时7昼夜，期间狡猾的日军一再改变计划，但八路军总能及时应对，最终歼敌700余人，保卫了根据地。

山地伏击战作为游击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支军队以弱胜强的重要手段。抗战期间，正是一场又一场山地伏击战的胜利，让我军不断发展壮大，成长为一支敢战、能战、善战的钢铁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