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保卫国家，是我天职！”

吴殿尧

1886年，晚清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华民族正处于苦难深重之时。时艰势危，朱德诞生了。与其他同时代先后降世的英雄一样，耳闻目睹了民族国家之艰危、人民之疾苦，一经师长点拨，他便立下了救国救民之宏愿，并为之奋斗终生。

“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

他常听私塾席老先生说，“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没有出路”，受到最初的启蒙。

上中学后，注重向学生灌输爱国维新思想的学监（校长），即后来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澜先生，慷慨激昂地对学生说：“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就是牺牲身家性命，也要救国家！”这番话更增强了朱德爱国、报国、救国意识。这种心境，反映在他20岁写的一首诗中：

骊歌一曲思无穷，今古兴亡忆记中。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恨他狼虎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

年轻的朱德，纵有“冲天壮志”，但却报国无门。他在家乡仪陇县教了一年书，因当地守旧势力反对新式教育，不得不愤然辞去教职，徒步千里奔赴云南投身军旅。行前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朱德考入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军事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在这里，他更多地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他偷偷阅读在进步师生中流传的《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民报》《南风报》等革命书刊，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歃血宣誓，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而奋斗。

从讲武堂毕业后，朱德追随革命党人蔡锷等参加了辛亥革命在云南的重九起义，成为攻打总督府的前驱队长。随后，又参加了保卫民主共和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他在硝烟炮火中征战十年，却看到辛亥革命的成果丧失殆尽，国家、民族、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便陷入失望苦闷彷徨中。就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为了寻找新的救国救民之路，他毅然抛弃高官厚禄，踏上了充满惊涛骇浪的艰苦求索的旅程。

朱德以这样的诗句，表达他出国时的心境：

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

朱德远赴欧洲，在柏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已是36岁，又重新开始学习，重新当普通一兵，重新开始奋斗，过饥寒交迫、风餐露宿、流离失所的生活。正是赤诚的爱国情怀、为国为民不屈不挠进取奋斗的精神，使他从一个爱国者、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敌在眼前，枪在手中，决战非遥，胜券可操”

入党后，朱德和一同出国的好友孙炳文等，一边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一边学习研究《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经常阅读中共旅欧总支部办的《赤光》、德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第三国际通讯》《共产国际》等刊物。通过这些学习，朱德初步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对中国革命和世界有关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朱德是党小组年龄最大的党员，由于他阅历丰富，待人坦诚，处事稳重，认识问题深刻，学习又十分刻苦、认真，大家对他很尊重，亲切地称他朱大哥。每次学习讨论，他都积极发言。有一次，讨论有关中国社会变革问题时，他说：“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贫穷落后，社会停滞不前。不彻底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不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军阀和帝国主义，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就不能改变，只得任人宰割，社会也不能发展和进步。” 由此可见，朱德通过革命理论的学习，开始认识了拯救国家、民族与人民的道路。

孙炳文当时给国内《向导》周报写的信，反映了他和朱德学习时的心境，说：找到了“大雄无畏”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食粮”，感到“如梦初觉”，觉得“敌在眼前，枪在手中，决战非遥，胜券可操”。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找到革命真理的喜悦、投入革命斗争的渴望。他们哪里想到，中国革命道路将是多么艰巨复杂，为实现革命理想，将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将有多少流血牺牲。孙炳文在大革命洪流中回国，不久就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大屠杀中流尽一腔热血。

“黑暗是暂时的，革命会有胜利的一天”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朱德矢志不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斗。

朱德入党后不久，即向党表示“忠诚于革命”，要求到苏联学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年轻的中共认识到只有创建革命武装才能生存下来继续革命。这时，朱德成了中共党内无人可以比肩的军事人才，因为他曾是滇川军界赫赫有名的将领，有过十年战争经历与经验。他也确实兑现了对党的承诺，为创建人民的武装立下大功。

“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南下失败，两万多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七八百人，许多意志不坚定者纷纷离队，就在这时，朱德挽狂澜于即倒，登高一呼：要革命的跟我走，我总有办法的，黑暗是暂时的，革命会有胜利的一天。他说到做到，以起义军余部的星星之火，燃成湘南起义的燎原之势，再与毛泽东会师井冈，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朱毛红军虽然由小到大，取得多次反“围剿”的胜利，但却因“左”倾错误的干扰而丧失了中央苏区，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48岁的朱德，是长征高层领导中最年长者，但他为了节省强壮战力而不要配备的担架，只要两匹马，一匹用来驮文件，一匹用来接护总部队伍的伤病员。两年长征，朱德经历了全过程，而且比毛泽东等多走了一万多里，其中的艰险曲折难以想象。作为红军总司令，他一直站在这支钢铁队伍的前列，不仅要指挥部队在枪林弹雨中闯关夺隘，还要对“左”倾军事错误、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又分离后，他促成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终于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会师。正是他有坚如磐石的革命信念，才有万难不屈的意志，才得到毛泽东的赞誉：“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

朱德的革命信仰，还反映在中华民族拯救危亡的抗日战争中。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朱德挥笔写下这样的抗日誓言：

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复图占外蒙，又侵我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

朱德率八路军三个师，迎着日本侵略军的凶焰开赴华北前线，很快以平型关大捷振奋了全国军民，又迅速在敌后战略展开，创建了一批抗日根据地。他在抗战的最初三年，两度往返太行山与延安之间，多次穿越敌人封锁线，艰险备尝。他1940年返回延安时，八路军已由出发时的三万人发展到四十万人，破除了当初有人对红军到抗日前线越战越少的担心。

革命的信仰不是空洞的口号，而要付诸切实的行动。朱德回延安时，陕北根据地面临着极度困难，困难的程度使有人提出“是散伙呢，还是自力更生”的问题，川北农家出身的朱德早就有军垦屯田养兵的思想，他在1941年早春，踏着冰雪，勘察荒芜多年的南泥湾，决定以三五九旅为骨干，带动边区其他的部队、机关、学校一起前来垦荒，并由此发起边区大生产运动，很快扭转了困难局面，为坚持持久抗战提供了经济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虽然年届高龄，依然不忘初心，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奔波操劳。他虽然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本色。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撰写介绍朱德一生的《伟大的道路》出版，她在遗嘱中指定将该书的稿费近一万马克留给朱德，朱德却分文不取，指示用这笔钱给国家购进一大批有用的科技书籍。朱德在逝世前还嘱咐夫人康克清同志，把他省吃俭用积攒下的近二万元人民币全部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他为了践行他的信仰，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