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中的启蒙：人民觉醒、人民民主和社会改造

——对“救亡压倒启蒙”论的质疑

梁  孝

说明：本文已经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1期。发表时根据评审意见有删节。作者觉得删节部分也有参考价值，所以补充在文末。为了便于阅读，每节前面添加了小标题提示内容。

“救亡压倒启蒙”是李泽厚先生提出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观点。他认为，五四运动有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它是彻底的反封建的启蒙运动，要唤醒民众，传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由、民主、个体独立等价值观，其主角是纯粹的知识分子，焦点在文化。另一个是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它属于以政治为中心的救亡运动。最初，二者相互促进。但是，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剧，救亡压倒了启蒙。

“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1]

“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2]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封建主义悄悄渗入革命的肌体，以另一种面目回归。

“救亡压倒启蒙”这个观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上个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破题”之作。它带有这一时期的思想局限，即以西方历史进程和思想观念梳理、反思中国近现代史。“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就得到自由主义者的广泛认同，并不断被引用、传播，似乎成为“定论”，成为历史的“常识”。但是，这个观点对中国革命性质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存在大量的主观臆测，因此，它实际上极富争议，被很多学者批评质疑。历史虚无主义的核心就在于否定中国革命，而“救亡压倒启蒙”已经成为质疑、否定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常识”之一。因此，对这一观点存在的根本性错误必须加以分析、澄清。下面，就从中国革命中人民的觉醒，人民民主的探索和社会改造等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革命是人民自己起来解放自己

“救亡压倒启蒙”论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目标和中国革命的动力，没有认识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唤起以工、农为主体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人民政权，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造，进行人民战争。中国革命的进程是人民自己起来解放自己的进程。没有人民的觉醒，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对工农，尤其是对农民进行了最广泛的启蒙。就此而言，根本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这是由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目标和革命的动力决定的。

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和压迫下，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城乡商品经济虽然有些发展，却不能走上正常的资本主义道路。帝国主义的最终目标不是要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封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支柱。因此，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封建主义有着强大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力量，而帝国主义更是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而且拥有现代大工业和现代军事力量。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解放战争，而且必然是长期的、残酷的武装斗争。没有这种斗争，人民任何政治、经济、文化权利都无从谈起。由于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支柱，反帝和反封是内在联系，不打倒帝国主义，就不能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同时，不打倒封建主义，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阶级，不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就不可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革命的动力，就来自于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各阶级。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指出，无产阶级作为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性的领导阶级，它应该懂得，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3]

在中国革命中，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发动民众成为中国革命的重中之重，尤其必须动员起占中国人口约80%的最广大的农民。

抗日战争是反帝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三万指战员开赴敌后，以极微弱兵力开辟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高度重视民众动员。毛泽东把建立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敌人、发动民众作为抗日根据地的三大基本条件。就发动民众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

“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要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组织民众团体；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要从这种斗争中去肃清公开的或隐藏的汉奸势力；要做到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4]

这里，需要注意这句话，“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也就是说，中国革命进程中实施的各种方针政策，都是建立在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动员和觉悟的基础上。

这里所说的发动民众，有其特定含义，就当时的抗日根据地来说，就是农民的觉醒，农民自己起来，自己打破枷锁，自己解放自己。不管是成立群众组织、民主政权建设、减租减息、建立民兵，都绝不是自上而下的一纸命令，而是千百万农民自己起来进行解放的运动。这才是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的秘密，这才是中国革命不断战胜强敌的秘密。

中国农民长期受到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的压迫，这包括政权、族权、神权，对妇女还包括夫权。政权和族权使农民不敢反抗，神权是封建思想的统称，既包括封建礼教，也包括封建迷信，它使农民觉得不应该反抗，反抗也没有用。农民要觉醒就必须启蒙，就必须打破封建思想枷锁。中国革命就用其特有的方式，打破这些枷锁，激发其阶级意识和革命勇气。

这里，就以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减租减息中的做法为例。

党员干部分散到农村，包括穷乡僻壤，来到受压迫最深重的农民贫寒的屋子里，访贫问苦。先是“腾肚子”“访痛苦”，让农民说出自己长期压抑的心里话，诉说他们被剥削、被压迫、受侮辱的痛苦经历，激发他们自发的阶级情感。接着是“算剥削账”，和农民谈心，讲道理，尤其是讲清楚封建剥削制度的实质，使农民领悟，农民是粮食、牲畜的生产者，是农民养活地主，而不是地主养活农民。农民陷入贫苦不是“命”造成的，而是地主剥削农民，拿走了属于农民的财富。然后是“组织起来”，发展贫农组成农会，讲清楚政策的精神和实行的界限，由农会向地主开展说理斗争，推进减租减息政策实施。[5]最后，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农会等组织，开展生产互助，建立基层政权，组建民兵，开展武装斗争。在这个过程中，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不断觉醒，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斗争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为了保护维护他们的合理利益，为了他们的明天，他们拿起武器而斗争，由此爆发出惊人的伟大力量。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描述解放战争中的土地革命时，就注意到这一点。

“共产党不象皇帝那样，只搞法令和恩赐。他们提高农民的觉悟去夺取土地，同时夺取政权。‘不要犯恩赐土地给农民的错误，’领导叮嘱干部说，‘我们共产党员人数少，无权恩赐土地，只有全体农民起来干，事情才能成功’”。[6]

如果只是共产党由上到下“给”农民政治权利，分给他们土地，给他们武器，在农民没有觉醒的情况下，他们会觉得不该这么干，或者不敢这么干，或者这么干没用，革命政策将无法真正落实，新制度也只会流于形式，无法发展壮大。

人民解放不是某个人、某个党凌驾于人民之上，去“拯救”人民，去“解放”人民，而是来到人民之中，进行启蒙教育，促进人民觉醒，使他们自己主动组织起来，去争取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成为真正的主人。这样，人民将为保卫自己已经获得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而战，为争取自己更高的政治地位，更高的经济利益而斗争，为更美好的明天而战斗。具体一点说，就是在广大农村中，在农民争取到选举权、参政议政权力等政治地位，获得土地，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时，这些农民就成为真正的主人，对于任何外来之敌，这些普通农民就会主动地组织起来，进行坚决的战斗，保护他们的土地、庄稼、父母兄弟姐妹儿女。总而言之，就是人民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并为此而战。这就是人民战争。

所谓启蒙，本质就是在新的社会制度诞生前，对维护旧制度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颠覆。任何深刻的革命，都必然包含着启蒙。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的思想启蒙和革命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救亡压倒启蒙”论的错误就在于把欧洲启蒙运动的进程模式化，把启蒙理解为只限于少数知识分子领导的文化运动，而忽视了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更深刻、更广泛的思想启蒙。

二、人民民主政权建设中人的价值和尊严

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人民战争是内在联系的。人民民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也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动员制度。人民民主制度从根本上切实维护人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也正是如此，人民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才会爆发出巨大热情投入革命战争，战胜强大的敌人。

“救亡压倒启蒙”论认为，救亡中形成列宁主义政党，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建立一支有铁的纪律的、全党服从中央的、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和领导所组成的队伍。”[7]这必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否定启蒙运动所宣扬的自由主义的个体自由和个性解放。另外，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战争，虽然战争胜利了，但“作为这些战争的好些领导者、参加者的知识分子们，也在现实中为这场战争所征服。具有长久传统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不但挤走了原有那一点可怜的民主、启蒙观念，而且这种农民意识和传统文化心理结构还自觉不自觉地渗透进了刚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8]封建主义借集体主义世界观和行为规约就此悄然回归。简而言之，就是革命战争压倒了民主、自由、个体解放、人的价值和尊严等启蒙理念。

这样的观点忽视了人民民主政治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与革命战争动员的内在联系。真实的革命历史进程正相反。在人民民主政权发展中，最普通的工、农对自己的价值与尊严开始觉醒，并拥有了一定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来维护自己的价值与尊严。下面，就从我国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和革命军队的民主传统来探讨这个问题。

五四时期之所以出现启蒙运动，就在于革命者发现，以前的革命，都是政党的斗争，没有动员起民众，封建主义没有被真正打倒。辛亥革命虽然推翻帝制，建立西式民主制度，但人民对政治是冷漠的。这个民主制度被封建军阀玩弄于鼓掌之中。因此，启蒙主义者要启蒙民众的民主意识。民众之所以政治冷漠，就在于在旧制度下，上智下愚，尊卑有序，国家事务是属于统治者的活动，作为被压迫者的最广大底层人民被排斥在外，他们只是交粮纳税。反正都是交粮纳税，谁来统治都是一样。如果不改变被压迫地位，没有真实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仅仅是宣扬民主意识、个体自由、个性解放，是无法改变人民的政治冷漠的，也无法真正反对封建主义。这一点，李泽厚先生也是承认的。

中国人民民主政权在革命中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是推翻封建经济基础、打倒封建政治力量，批判封建文化的过程，是在最广大农村探索民主制度的过程，也是最广大工农争取政治、经济权利的过程，同时也是民主意识、人的价值和尊严觉醒的过程。

早在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性农民组织——浙江萧山衙前农民协会，争取农民权益。在这之后，先后出现以澎湃领导成立的海丰总农会为代表的县级农民协会、以广东、湖南为代表的省农民协会。1926年1月，成立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随着北伐战争的不断胜利，农民协会在很多省份迅速发展，组织农民争取政治、经济权利。192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成立上海特别市市民代表会议，推选出市政府委员，成立临时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这是一次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尝试。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建立各级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建立普选制，探索从工农兵群众中选出代表，组成各级代表大会，再由代表大会选出各级执行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普选制，成立“三三制”政府。在大多数农民不识字，无法投票的情况下，发明了各种灵活多样的选举形式，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投豆入碗的“豆选”。边区和各根据地的民主实验以及由此带来的新气象，给来到这里的中外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开始在贫农团、农会的基础上建立区村(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并由此选出当地政府。在此基础上，开始建立县一级以及更高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相应政府机关。1948年8月，华北解放区各界代表542人，在石家庄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9月，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1949年9月21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云集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民主政权是从基层民主政权发展起来的。在基层民主政权建设中，它首先要克服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政治冷漠。在长期的封建压迫下，农民往往屈从命运，逆来顺受，回避官员，忌打官司，固守成规，封建保守。与其说这是精神愚昧，还不如说这是被压迫者长期形成的生存智慧。中国革命所要的做的，就是要人民真正参与选举，参与决策，进行监督，获得真正的经济利益，使政权成为真正的人民政权，这样，才能真正得到人民拥护。

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指出：

“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9]

要激发农民参政的积极性，除了形式多样的教育宣传，最重要的就是让农民觉得这是“自己”的政权。在抗日根据地边区政府中，基层政权努力清除民愤大的恶霸流氓，清除过去的衙门气，在处理各种问题时，力争合理公正，不偏向富人和有权势的人。其中的关键是要让农民说话确实管用，能够对直接管理他们的权力机构进行监督、批评。为此，

“在乡村这一级, 除了以前的村民(或乡民)大会外, 设立了村民代表会, 作为村民大会的常设机构。村民代表会由村长和各个公民小组选出的代表组成，平时有权过问村里的一切事务，并监督村公所的工作。”[10]

这种在广大乡村中的基层人民民主政权建设，难道不是最深刻民主实践？难道不是最深刻的民主意识启蒙？难道不是最底层人民的“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意识的觉醒？这里又哪里有“救亡压倒启蒙”？

“救亡压倒启蒙”论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战争的残酷性必然要求严格的纪律，令行禁止，这必然牺牲个体的自由和个性解放。

确实，中国革命高度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甚至为了革命要牺牲个人，它反对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和以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现象为表现的自由主义，强调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高度团结和统一。但是，这种严格的纪律是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它反对个人主义自由散漫，但并不忽视人的价值和尊严，而是以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民主权利为宗旨。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革命军队的民主传统中。

我国革命军队的民主传统是人民民主在军事领域的体现。正因为这种民主传统，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再是被统治者雇佣的军队，也不是农民起义军队，而是人民争取自己翻身解放的革命军队。如果说人民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那么，革命军队的民主传统就是士兵是军队的主人，其主旨就是维护士兵的民主权利，维护士兵的个人价值和尊严。

革命军队的民主制度开始于红军时期，其主要体现在军队中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在原则上，士兵对军事政治、军事管理有建议、监督、批评的权利，其机构是士兵委员会。(在最初是权力机构，但由于军事斗争的特殊性，为了克服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在军事决策上，把士兵委员会的权利限制在建议、批评，但一旦命令下达，必须执行)。士兵委员会主要是维护士兵的民主权利，代表士兵利益，参加军队管理，维持军队秩序，厉行士兵政治教育及对外做群众运动。1929年12月28日的《古田会议决议》规定：

“红军中，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坚决废止肉刑、废止辱骂；让士兵有说话的权利，反对打击报复；克服极端民主化，保证民主生活的正常开展；军官必须关心战士、照顾伤病兵，并将其‘定为一种制度’”。[11]

毛泽东作为当时军事斗争领导人，对以士兵委员会为形式的民主制度给军队带来的本质变化有深刻地认识。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12]

民主制度给军队带来了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13]

1931年底以后，红军党委制和士兵委员会制被取消。为了保证战士的权益，红军在军区、军团政治部下设立通讯处，红军战士可以写信，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寄送到通讯处。通讯处根据信件进行调查，并向政治处提出处理意见。这些信件，政治机关不能有任何阻留。这一制度在八路军时期被继承，在团以上政治处设立战士通讯处。在1941年10月，连俱乐部设立“军人通讯袋”。除匿名控告书，指战员寄往通讯处的各种信件，必须答复。[14]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进行封锁，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通讯处被取消，其职能由政治部负责。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军事训练上，实行民主训练，“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改变了单纯由干部训练、强制惩罚的办法，调动干部战士训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外，军事民主不断深化，在作战前，共同研究作战实施方案，作战过程中，在指挥员的领导下，官兵共通研究攻克敌人阵地的战术、技术，在战后，官兵对战术、技术、纪律、作风共同进行总结评价。

1948年1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指示，提出军队内部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指示中说：

“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15]

根据这三大目的，人民解放军于 1948年2月在连队上普遍建立士兵委员会。

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能够在兵力弱小、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不断战胜强敌，发展壮大，不仅在于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更在于它的民主传统，它对战士的权利、个人价值和尊严的高度重视。这二者并不必然相互矛盾，非此即彼的。

三、救亡、启蒙和社会改造

反帝、反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要推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批判其思想观念，这个过程必然是一个社会改造过程，必然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过程，这里包含着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的萌芽。

“救亡压倒启蒙”论认为，因为救亡，“使五四前后所谓‘从宇宙观到人生观、从个人理想到人类未来’这种种启蒙所特有的思索、困惑、烦恼、使所谓‘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改造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都很快地被搁置在一旁，已经没有闲暇没有功夫来仔细思考、研究、讨论它们了。”[16]

在救亡中，或许一些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把注意力转向政治活动，放弃了对各种社会改造问题学院式、书斋式的理论研究。但是，在中国革命中，这些社会改造问题并没有被抛弃，而是在中国最落后的农村进行艰苦地实践。民主政治、土地革命、军事变革、合作社、识字扫盲、各种社会组织、妇女解放、封建思想批判等等，都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不断展开。这些变革确实不是由学者把问题研究透了，然后制定方案在社会中实行，而是通过动员人民群众的方式，一边实践，一边摸索总结经验，不断发展推进。下面，就从妇女解放来探讨这一问题

妇女解放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在旧社会，妇女受到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压迫，处于被压迫的最底层。就此而言，妇女解放也是衡量中国革命的标尺。在广大农村，妇女受到“三从四德”的礼教束缚，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只从事家庭劳动。即使在一些生活条件好的城市家庭，她们也只是过着太太的生活，依附于自己的丈夫。妇女们普遍不关心社会问题，更缺乏政治意识。在启蒙运动中，以个人主义方式反抗封建主义的妇女解放运动，由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限制，大多失败。这才有了“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没有更根本的社会变革，妇女解放是无法实现的。同时，妇女解放也与中国革命动员内在联系。如果占人口一半的妇女不参与革命，中国革命是无法完成的。

早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宣言》的革命纲领中，就提出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中国共产党早期就成立妇女部，开展妇女运动。在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颁布一系列法规，在经济上，妇女可以与男子分得同样多的土地，在政治上，妇女与男子享有同样的选举权。妇女还成立自己的组织，参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鼓励学习文化。非常重要的是，苏区开展婚姻制度改革，制定《婚姻条例》和《婚姻法》，规定婚姻自由原则、一夫一妻制原则、男女平等原则、保护妇女利益原则等。这些妇女解放法律和措施解放了妇女身上的枷锁，激发出巨大的革命热情。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根据实际情况，继续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在政治上，妇女享有和男子相同的选举权。

“据统计，1941年第二次选举运动中，全边区当选的乡级妇女参议员2005人, 县级女参议员167人, 边区级女参议员17人, 分别占同级参议员总数的百分之十左右, 个别县级还达到百分之十以上。不仅许多妇女当选为各级参议会参议员, 而且还有被当选为县长的。”[17]

在社会活动上，妇女成立各级妇女联合会。在经济上，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生产活动，与男子同工同酬。在婚姻家庭方面，保证婚姻自由，禁止包办和买卖婚姻，反对各种封建陋习。在后来的革命进程中，随着革命不断胜利，妇女的政治、经济、社会、婚姻等权利都通过国家法律的形式予以确定。

有了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妇女社会组织，妇女们有了地位，开始觉醒，要自己主宰的命运，这最突出的表现在追求婚姻自由。这种行动并不限于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而是出现在最普通的农村妇女之中。1942年，孙犁在河北白洋淀写成散文式小说《走出以后》，描述一位叫王振中的十七岁童养媳，勇敢摆脱落后的封建家庭，进入护士培训班，并向当地政府告状，解除包办婚约，追求新生活。1943年，剧本《刘巧告状》和说唱《刘巧团圆》在陕甘宁边区广为流传，它们是根据边区青年人大胆追求自由恋爱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同年，山西作家赵树理发表《小二黑结婚》，在革命根据地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文学作品地跨河北、山西、陕西，反映了当时抗日根据地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

如果说这些都是小说文艺，有艺术虚构的成分，那么，可以再看一篇美国记者贾克·贝尔登记录的一个叫金花的农村妇女的真实故事。

金花是河北中部李家庄的一位年轻妇女。她出生在另外一个穷村子里，家里贫穷。抗日战争爆发时，金花十五岁，她爱上了一个名叫李宝的学生，悄悄恋爱。1942年，父母做主，把金花嫁给一个她从未见过面的一个男人。金花痛苦反抗，甚至上吊，但无济于事。她的丈夫比她大20岁，又老又丑。她稍不顺从，就挨打挨骂。她的公公只把她当作干活的机器，干重活，吃最差的饭。金花没办法，只能认命，顺从这种代代相传的旧规矩。1945年，八路军来到村子。不久，县干部进村，宣传女人有和男子同样的权利，和被虐待的妇女们秘密谈心，组织妇女协会。一开始，金花对这些很怀疑。后来，在她的好朋友黑玉和其他妇女积极分子的鼓励下，金花终于吐露压抑已久的心声，并且在妇女协会支持下，起来和公公、丈夫斗争，争取自己的权利的和地位。在这之后，她热心村里的各项工作，组织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抽空扫盲识字，开始一种充满意义的新生活。

记者离开前，金花正在打离婚，希望再结婚。记者问金花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她说希望找一位朴实的农民。

“他的文化程度应比我高，这样他可以教我学习，例如教我认字；但他必须有耐性，一旦我忘记了，他得重复再教我。如果他没有耐性，那也不要紧，他可以把他的急性子应用在工作上，去领导人民和武装人民。假如他脾气太坏，我会帮他纠正过来，要他只用这股暴躁脾气来对付地主而不是对付自己的妻子。我会告诉他，如果他对我经常发脾气，将会使家庭生活不愉快，那我便得利用爱来感化他。他累了，我会替他脱衣服，脱鞋子，让他上床休息。但第二天我会对他说，我这样来照料他只是因为他太累了，他可不能指望我每天都这样服侍他，要是作出这样的要求，就是虐待妇女。倘若他不快活，我会穿上清洁的衣服，梳理好头发，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点，使他看到我会舒畅一些，我还会干些他喜欢我做的事。就这样我要用爱去教他怎样去爱人；我相信他会同样地爱护我而不会虐待我。”[18]

美国记者眼中的金花，布裤子沾着田中的粪土，勉强认识几个字，随地吐痰，用手背抹鼻涕。但是，这样一个农村妇女对美满家庭充满向往，既有被爱的渴望，也充满了明显的自我意识，要求自己在家庭中的独立地位，要求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得到尊重。并且，她正勇敢地追求新生活，要自己主宰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这不正是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精神目标吗？

一个中国贫苦农村中的普通妇女居然有这样的现代自我意识!美国记者贾克·贝尔登正是惊讶于此，不惜在书中以很长的篇幅记录这个中国普通的农村妇女的故事。

金花的故事是革命根据地妇女解放运动的缩影，它涉及妇女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组织、文化教育、婚姻家庭变革、思想启蒙，这无疑是一场席卷整个乡村的伟大的社会改造，它触及旧制度的根本基础，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救亡、启蒙和社会改造在此时有机结合起来。

结语：中国革命通过动员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完成了反帝反封的救亡使命。在民族解放战争和阶级解放战争中，人民觉醒，为反抗压迫而斗争，为自己的政治地位、经济权利、为维护当家作主的地位而战斗。人民的启蒙、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社会改造和人民战争是内在统一的。中国革命颠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打倒其政治制度，批判封建礼教，中国革命是最广阔、最深远的启蒙。但是，任何革命都有其历史性，中国革命不可能彻底地、一劳永逸地清除封建主义，甚至革命者、革命队伍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封建残余。在革命之后，封建思想也会以某种形式悄悄回潮。就此而言，对革命进程中的问题进行一定的反思批判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反思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不能因为中国革命在反对封建主义中存在历史局限，就否定其反封建的巨大历史成就，甚至认为它就是改头换面的封建主义，就此否定革命。中国革命以人民为革命的动力，把革命建立在人民的觉醒和主动性之上，维护最普通的农民、工人、战士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探索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提供制度保证。这是中国革命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今天，我们不能因为在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存在一些封建主义杂质而否定它们，而是要继承、发扬这些财富，同时继续清除各种封建主义思想。

附删节内容：

1931年后自由主义分化，法西斯主义兴起和封建主义回潮。

李泽厚先生“救亡压倒启蒙”这些描述，非常适合把握1931年南京政府统治地区自由主义分化，法西斯主义兴起和封建主义回潮。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表面上完成了国家统一。但实际上，国民党四分五裂，政府腐败低效，新军阀割据，爆发了大规模的军阀混战。中国共产党正在偏远农村开展土地革命。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几乎兵不血刃侵占东三省。南京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低效引起人们广泛不满，人们盼望一个统一、廉洁、高效的能办大事的政府。

“救亡压倒启蒙”的现象确实在此时出现。这表现为两个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一是一些留学欧美，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熏陶的自由主义者，如丁文江、蒋廷黻、钱端生等人，放弃自由主义立场，主张建立强有力的独裁专制政府。这些知识分子力主强权政治，他们认为，中国国民缺乏基本政治素养，不具备民主共和国的资格。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进行较长时期的教育和制度建设。但民族危亡之际，已经来不及。必须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强权政府，也就是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当然，这种专制是开明专制，专制不是以个人利益为目标，而是以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为目标。在自由主义者之间也由此发生了“民主与专制”的论战。

另一个重要事件就是黄埔系少壮派军人在国民党内部成立以蒋介石为核心的秘密组织，意图以此凝聚国力，由上到下操控社会，解决危机，护党救国。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生(主要是1—6期)就开始在政、军、警、宪和民众团体中，暗中自发地组织各种小组，秘密指挥党、政、军、民、警、宪，一方面反日，一方面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并打击一切反国民党的人。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这些少壮派核心成员向蒋介石陈述组织宗旨，要求蒋介石成为该组织领袖。发起者之一滕杰对蒋介石解释说：“现在党国危难，各方意志也不一致，我们亟须有一个领袖，做统一意志，集中力量的领导中心，以发挥其护党救国的功能。”[19]在这之后，蒋介石连续三个晚上听取这些少壮派军人汇报，从其中精心挑选核心成员约三十人，建立“三民主义力行社”。力行社下设“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这中央两级组织的分工、人事、组织、助书、助干均由蒋介石亲自核准，各机关地区组织，由这两个组织审议，再由蒋介石批准。随后，成立三级组织“复兴社”，围绕复兴社，又成立外围各种民众组织。这样，就形成了以蒋介石为中心严密控制社会的垂直组织体系。

这个组织的宗旨：“(一)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立理想的三民主义国家。(二)坚决拥护蒋公为国家领袖。(三)以中国革命复兴运动为言论准则，并酌采德、意民族复兴运动精神。”[20]力行社也确实高度重视德、意的所谓的民族复兴运动，先后两次派重要成员考察、学习。

力行社以及下属两会是高度机密的核心组织。复兴社是实际开展活动的组织，成员众多，选拔不严格，但也对外保密。就在蒋介石考察力行社骨干时，国民党人刘建群(他经推荐成为力行社核心成员)写了名为《中国国民党蓝衣社》的小册子，提出重整党纪，严格挑选最革命者，穿粗布蓝衣，生活与人民打成一片，组成蓝衣社。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但“蓝衣社”这个名称不胫而走。外部不了解力行社这个组织，只是笼统称之为“蓝衣社”。而即使是复兴社以下成员，也不知道上两级组织。以宣介溪这样的复兴社重要干部，刘建群的密友，竟然一直以为蓝衣社就是复兴社，也就是力行社。直到晚年看了干国勋回忆，才如梦初醒。

力行社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宣传在启蒙时期受到严厉批判的封建文化。1934年，“力行社”成立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学会，有经费机构，邓文仪负责，“旨在复兴中国固有文化，各省市设有分会，大致由当地青会兼办”。[21]力行社开展四大运动，其中之一就是“新生活运动”，要“促使全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与言行，能表现于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思维八德之中”。[22]

就蒋介石所建立和直接控制的力行社的组织方式、原则和倡导的“复兴传统文化”而言，明显具有法西斯性质和封建主义气息，它实际上是奴化人民，让人民信奉其权威，遵守其等级秩序。就此而言，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确实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压倒了反对封建主义的启蒙。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9—30页。

[2]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0页。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5页。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23—424页。

[5] 参见齐武编著：《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21页

[6]〔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刘维宁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110页。

[7]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8页。

[8]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1—32页。

[9]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137页。

[10] 张鸣：《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党史纵横》2006年第1期。

[11] 转引自袁文莉、王诗敏：《人民军队民主制度建设的历史与启示》，《军事历史》2013年第4期。

[12]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64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14] 参见陈舟：《中国人民解放军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军人代表大会和军人大会》，《军事历史》1992年第6期。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2页。

[16]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0页。

[17] 任中和：《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陕西档案》1995年第4期。

[18]〔美〕贾克·贝尔登：《中国震撼着世界》，沈菁等译，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8年，第375—376页。

[19] 干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26页。

[20] 干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9页。

[21] 干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39页。

[22] 干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9页。

（梁孝，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