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武汉曾是赤都

田子渝

90年前，在近代中国的大变局中，武汉成为世界聚焦的大都市：轰动世界的大革命在这里进入高潮，继而大革命在这里彻底失败，继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土地革命又从这里开始。

风云际会，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较量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在神州大地上演绎并谱写了壮丽的篇章。武汉成为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大革命中心北移，武汉成为大革命的赤都 1926年底，随着北伐军光复武汉三镇，大革命浪潮中心由珠江席卷到长江中游。是年11月26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正式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迁武汉。12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布停止办公，第一批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工作人员出发北上。1927年元旦，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宣布正式在汉口办公，并发布命令，划武昌、汉口、汉阳为京兆区，定名武汉，作为国都。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举行。会议坚持国共合作原则，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3月20日，新当选的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红楼宣誓就职，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武汉革命政府采取一切宣传措施，积极发展新闻出版事业，发挥媒体鼓吹革命、宣传主义的喉舌作用。在很短的时间内，新闻出版业盛极一时，涌现出新报刊80多种，新创通讯社约16家，使武汉成为占据中国革命文化与舆论的中心。

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使武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枢要地，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武汉主持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 随着北伐军进军武汉，中共中央一批重要干部陆续来到武汉。1926年12月13日-1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国共两党联合战线，推进国民革命向前发展。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委员项英、张太雷抵达武汉，党团的重要干部毛泽东、恽代英、罗章龙、李立三、刘少奇、吴玉章、林育南、陆沉、聂荣臻等，按照中央指示也陆续到汉工作，加上原在中共湖北区委工作的董必武、陈潭秋等，党在武汉地区的干部阵容很强，已远远超过其他省份的党组织。大约在1927年初春，在汉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成立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汉口临时委员会。3月、4月，中共中央局委员瞿秋白、蔡和森、彭述之、陈独秀先后抵汉，中共中央迁到了江城。中共中央宣传部此前迁汉，蔡和森主持工作，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主要工作之一。

党的主要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聚集江城，是武汉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的主体决定性力量

随着中共中央进驻武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张太雷等中共要员齐聚赤都，他们不仅是党内主要领导人，更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力军，承担着全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及舆论导向工作。在武汉，他们撰写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述，发表了大量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大革命的文章，如《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董必武）、《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陈独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民主主义与封建势力》（恽代英）、《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于中国的所谓“国情”》（彭述之）等，这些文章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与中国国民革命相结合的成果。

革命的新闻出版是推动武汉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的重要信息中介

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媒体的中介作用，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毫无疑问，在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媒体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当时的媒体主要是出版社与报刊。

出版社有新青年社和长江书店。在武汉时期，新青年社与长江书店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体两面。许多书的编辑出版是新青年社，发行、经销是长江书店。这个时期我们党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大大超出了以往历史任何时期。新青年社、长江书店出版、发行、经销的书籍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重印重要马克思主义经典，如《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共产主义ABC》等；二是新出版、总发行的《马克思主义概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等；三是中国共产党人诠释马克思主义的读本《唯物史观浅释》《社会科学讲义》等；四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初步相结合的文本《社会主义讨论集》《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等。马克思主义文本为奠定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为武汉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指明了实践方向。

当时武汉地区的报刊主要有：《向导》周刊、《中国青年》、《群众》周刊、《汉口民国日报》。此外，还有《楚光日报》《汉口青年》《武汉评论》《中央日报副刊》《湖北妇女》《汉声周报》《工人导报》《革命生活》等，均程度不一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新民主主义理论基本思想的完整表述，是武汉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的思想标志

1927年，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重要拐点，大革命由高潮向低潮转变。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充分得以表现，国共合作联合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空前激烈。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即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资产阶级和农民、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探索，形成了后来被称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宝贵成果，不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中心地的实践与著述中，更主要体现在两次党的重要会议上，即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这两次会议作出的决议体现了党的集体意志，凸显出党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话语权，成为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风向标。

（作者为湖北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编译局宣传普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