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上立规矩：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耿艳鹏

大革命时期，湘赣边界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共产党先后在各县建立组织，领导革命斗争。但是，当时边界各县党组织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党内缺乏坚强领导，党员队伍不纯，管理比较薄弱。

1927年上半年，在国民党大肆“清党”之时，“边界各县的党，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当反革命到来时，很少坚决的斗争……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

1927年秋，毛泽东率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井冈山区的革命斗争进入创建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武装割据新阶段。

1928年4月，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队伍会师，革命力量壮大。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后，开始建立革命政权。但究竟建成什么样的政权，却处于不断的探索中。

1927年11月中旬成立的“茶陵县人民委员会”，按旧衙门的那套方式办事，令群众十分不满。毛泽东知悉后，指示予以撤销，重新选举成立新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1928年1月又成立了万安县、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并颁布了革命的施政纲领，新政权才开始走上正轨。井冈山时期，我们党就如何管理好党、军队和政府，进行了不懈探索，逐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矩。

党的组织要富有凝聚力战斗力。

在当时的形势下，在边界恢复或重建党的组织，非常重要。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分析道：“湘赣边界的工作，从去年十月做起。开头，各县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到今年二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亦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和万安县委发生了关系。”党的组织恢复重建之后，成效显著。对此，毛泽东指出：“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建立健全党的组织还只是第一步。针对党内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封建宗族和土客籍矛盾的不利影响，毛泽东通过培训军队和地方党员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又采取“掺沙子”等方式，从红军中选派一些党员干部到地方工作，原属秋收起义、南昌起义、袁文才王佐部各部红军基本队伍不大动，但干部之间相互调配，改善干部结构，优化地方与军队党组织。

针对队伍不纯问题，“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九月以后，建设秘密的组织，准备在反动派来了也能活动”。

理顺党内民主和管理关系。

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永新三湾进行了改编，军队内党组织先行一步：“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就能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发挥共产党员的核心、模范作用。同时，在军队内实行民主管理，提倡官兵平等，给士兵以民主与监督权力，这也深深影响了党内生活。

地方党“支部上为区委，区委上为县委。区委县委之间因特别情况有组织特别区委的，……边区共有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五个县委。茶陵原有县委，因工作做不进去，去冬今春建设的许多组织大部被白色势力打塌了，半年以来只能在靠近宁冈永新一带的山地工作，因此将县委改为特别区委。……桂东的沙田一带，三月八月两度分配土地，建设了党的组织，属于以龙溪十二洞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辖。各县县委之上为湘赣边界特委”。边界召开了两次党员代表大会，红四军召开过六次党代会，红四军与上级党委特派员、地方党召开数次联席会议，对党内民主生活、代表和干部选举、重要事项的协商议定、决议执行与监督检查等，进行了有益探索。

对民主与集中两大原则有机结合的探索，更有深远意义。毛泽东说：“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

这些作法、规定渐渐成为了规矩。虽然当时有些“度”把握得不够好，出现过少数干部包办党务，或极端民主现象，但初步的队伍建设，军地关系处理，党委领导与协调各方，议事、办事程序，请示汇报，处理上下级关系等规矩的建立，无疑对后来苏区党的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

确立党的领导权威。

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就要确立党的领导权威。做到这一点，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当时，前敌委员会是党在边界的最高领导机构，因此，维护前敌委员会的权威以及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就显得十分重要。

井冈山地处湖南、江西两省，过去多头领导，一些组织和领导人屡犯“左”倾、右倾错误，导致党员和群众人心涣散，加上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致使威望不高。秋收起义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工农革命军和所到地方党组织，任命中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为书记。

1928年 3月上旬，前委却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 5月下旬，边界召开党代会，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开始解决统管地方和红军党组织问题。同年 11月 6日重组党的前委，“依中央的指定，……毛泽东为书记。前委暂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前委管理地方党”。红军成立军委(军委书记先是毛泽东，继之朱德、陈毅)，自管军中党务，但“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毛泽东等人政治水平高，军事能力强，加上中央授权，前委的权威性大大提升。

强化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指挥。

井冈山上立的这个最重要的规矩，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上出现了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第一支人民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 1928年 6月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红军由共产党绝对领导，“由最高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而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就是同级党的军事委员会。军委由军事、政治工作首长和优秀士兵代表组成。部队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部队的“首长”指的是军、师、团长，以及军、师、团党代表。军、师、团长负责军事指挥，管打仗;军、师、团党代表主管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领导部队做群众工作，帮助地方建立革命政权和地方武装，亦配合军事指挥。“各级党代表与各级军事首长的关系：在军事上以军、师、团长为主，下达命令是军、师、团长在前，党代表在后。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由党代表负责。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开会讨论决定问题是少数服从多数，作出决定以后，在军事方面的问题由军、师、团长负责，党代表不能干预。……对于部队军、师、团的党委书记安排问题，一般都是由党代表担任，但也有军、师、团长担任的，党代表可以担任副书记。”

宣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为新型人民军队立的这一规矩，彰显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完全、彻底为人民的建军宗旨。1927年 10月 24日，毛泽东在荆竹山对部队宣布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筹款要归公。这种筹款方式有别于各种军阀和绿林武装，既沉重打击了土豪劣绅封建势力，又不增加人民群众负担。同年 12月，毛泽东在宁冈军民大会上宣布工农革命军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在湖南桂东沙田，毛泽东针对实际情况，重申三大纪律，宣布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禾草;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增加“大小便到厕所;洗澡避女人”，成为八项注意。这些内容都是具体事项，但小事细节往往反映出一支军队的军纪军容。

正规红军、地方赤卫队和暴动队三结合的军事体制。

这三者互相支持与配合。在战斗实践中，毛泽东还摸索出一套游击战术：“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这一时期，军事民主也作为一项规矩确立下来，基层连排班以及士兵战前可以建言献计，战后可以对战斗战役进行评论，参与总结。基层和士兵的积极性得到很好的调动。

和群众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是井冈山时期工农兵政府的宗旨和规矩。共产党在井冈山区开创苏维埃政权建设，是通过建立工农兵政府实行的，人民群众普遍认为这是有别于土豪劣绅旧政权的新的革命政府。各地派出一定数量的代表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然后在此基础上选举成立工农兵政府。领导人或是共产党和红军派来的，或是群众大会选出来的“泥腿子”。

工农兵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落实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当年担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的陈正人说：“政府的财政来源不是靠收税，主要靠打土豪筹款。工农兵政府虽然不是普选产生的，但是在工农群众高度民主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与群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和群众共患难，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和群众打成一片，有高度民主，干部和群众之间没有什么界限，看不出干部和群众之间有什么差别。”

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以后，中心工作是抓土地革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抓军事，成立区、乡各级地方武装;抓政治，建立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基层政权;抓发展生产。那时还要办学校，主要是办小学。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搞经济封锁，工农兵政府还要帮助群众战胜敌人封锁，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工农兵政府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土地革命。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由工农兵代表会(县、区、乡各级)选举产生土地委员会，政府在讨论土地问题时，由他们先行调查研究、提出方案、组织实施。当时政府的重要工作还有军事斗争和经济建设。山上成立防务委员会，配合军队行动，负责筹备修工事的材料、后方粮食的保管以及负责伤兵、医院的管理。

各地工农兵政府积极组织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兴修水利，救济灾民;组织林木资源外销和根据地紧缺物资的采买运输，处处体现人民政府为人民的宗旨。尤其当强敌四围而红四军主力下山向赣南游击时，党和政府干部与留守红军舍命坚守岗位，组织军事抗击。失利后，面对涌上山的凶残敌军，陈正人和怀孕待生的妻子彭儒、宁冈中心县委书记何长工等干部翻山越岭忙于组织游击队抵抗，保护群众转移，以至彭儒在冰天雪地里生下男婴，忍痛送给老乡。

通过梳理总结井冈山时期党、军队、政府确立的几条主要规矩，我们可以看出，党、军队和政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始终做到党群一致，军民一致，党政一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才能“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井冈山时期所确立的这些规矩，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耿艳鹏，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