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

谢宏维

今年是南昌起义爆发90周年。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领导革命的模式因此而夭折。全国革命形势陡转，中国共产党面对血腥镇压被迫走上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艰难征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南昌起义及其伟大意义

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第—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全国笼罩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之下，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在这个重要关头和危急时刻，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决定：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在湖南、湖北、江西和广东四省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地方发动秋收起义。鉴于当时江西具有的独特条件和环境，中国共产党人将实践新战略的目光和重心投向江西。

7月19日，李立三与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赶到九江，准备组织中共掌握的一部分军队，联合统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张发奎重回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当时，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多集中在张发奎部，主要包括：由叶挺任师长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周士第任团长的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朱德任团长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这些部队都集中在九江或南昌。武汉政府宣布反共后，亲武汉政府的张发奎和驻庐山的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准备将叶挺和贺龙部调到德安一带歼灭，情况十分紧急。李立三与在九江的叶挺、聂荣臻等分析当时的形势，遂向中央提出了放弃依靠张发奎的设想，“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和“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的建议。7月24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组织前敌委员会，周恩来担任前委书记（委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赴南昌领导起义事宜；同时还确定了起义后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措施和部队的行动方向。

7月26日，周恩来到达九江，与在九江的同志确定了南昌起义的行动计划。随后，周恩来与李立三赶赴南昌，同在南昌的朱德等及中共江西省委会合，叶挺、贺龙也率部抵达南昌。到达南昌的还有恽代英、彭湃、刘伯承、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郭亮、周逸群、方维夏、彭泽民、张曙时等。27日，周恩来在南昌成立前敌委员会，并在江西大旅社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等参加，会议决定30日举行起义。后因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指示，强调慎重，前委决定将起义时间推迟到8月1日凌晨4时。就在起义时刻快要到来时，前敌委员会接到消息，有叛徒向朱培德指挥部告密。周恩来和前委果断决定提前两小时起义。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了！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整个南昌城。起义胜利后，革命的旗帜在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的大楼上高高升起。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8月2日，革命委员会在南昌城召开数万名群众大会，庆祝起义的成功，举行就职典礼。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8月3日起，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先前的决定，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以期占领广东，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北伐。南下途中，部队历经艰难与挫折，天气酷热，山路崎岖，给养困难，落伍逃亡重病士兵极多。9月底，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和普宁县一带与国民党军激战不胜。10月初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保存下来的军队，一部分进入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会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粤赣湘边区，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和坚强决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一支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型军队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自己绝对领导之下、忠实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力量，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同自己血肉相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子弟兵。南昌起义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创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缔造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光辉起点。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颁发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式样，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8月1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南昌成为人民军队“军旗升起的地方”。

八一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伟大的革命实践必然孕育出伟大的革命精神。南昌起义不仅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创建了新型的人民军队，而且形成了伟大的八一精神。八一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如听党指挥，敢为人先，百折不挠，为民奋斗，等等。八一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南昌起义的进程中铸就的伟大精神，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培育的一整套革命精神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光辉一环，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

听党指挥是八一精神的核心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听党指挥、党指挥枪，是八一精神的灵魂，也是人民军队的立军之本和不朽军魂。“南昌首义诞新军”（朱德语），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南昌起义自始至终都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南昌起义及起义之后的部队整编，初步实践了党对人民军队实行绝对领导。起义准备阶段，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这是起义的最高领导组织机构。前敌委员会，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部队的政治方向，成为部队的坚强领导核心。参加起义的军队都是在党掌握和影响下的武装力量，主要军事领导者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都是坚决“听党指挥”的革命将领。起义后的部队整编，绝大多数的军、师、团都配备了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指导员等职，从上到下逐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不断加强整顿，著名的有朱德和陈毅在赣南的三次整顿，即天心圩的思想整顿、大余的组织整编、上堡的作风整训。这三次整顿在我党我军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一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敢为人先是八一精神的显著特点。南昌起义是以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迎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顶着共产国际的压力，独立自主地领导和发动的伟大壮举，“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这一伟大壮举的精神“原动力”，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敢为天下先”、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政治勇气。“八一功在第一枪”。周恩来说：“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正是有了南昌起义“第一枪”的榜样作用，才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全国上百次武装起义的先后发动，推动革命不断向前发展。

百折不挠是八一精神的重要内容。南昌起义余部和起义领导人，在起义失败后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在困境绝境中奋起拼搏，凸显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和坚定意志，是八一精神的鲜明体现。起义部队南下失利后，起义领导人和许多参加者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成为领导革命斗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骨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为民奋斗是八一精神的目标宗旨。南昌起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救国救民”。这一目的，也构建了新生的人民军队的宗旨。南昌起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的宗旨在起义一开始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共中央在8月1日致前委信中就明确指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南昌起义前夜的宣言中就明确提出了“为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以此种革命主张号召天下，唤起民众”。起义胜利当天，中央委员及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提出的政纲之一，就是“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打倒乡村封建地主之反动势力而奋斗”。起义总指挥贺龙在《告全体官兵书》中则郑重宣称：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就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当时的布告中也宣称：“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这些都表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初步认识到，革命军队的性质是属于人民的，使命是要为人民而奋斗，在当时的情形下，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虽然南昌起义后迫于军情紧急，没有真正开展土地革命，但通过这次起义实践，让人民军队初步明白了为谁服务、为谁打仗这一根本问题，为人民军队的奋斗发展找到了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赢得最广大人民衷心拥护，就能构筑起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