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周恩来同志对进步青年的嘱托

刘实

(2012年7月)

一九四○年底，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区又一次发动反共高潮。那时，我正在位于川西北罗江县的国立六中四分校读初中。有位老师告诉我和另两位同学，说你们已被列入国民党县党部的黑名单，有可能被捕，你们应该离开学校。学校的教导主任也知道了这个情况，找到我们三个同学，声音嘶哑地说：“走吧。”他给我们三人每人一个银元。就这样，我们三个十几岁的年轻人，从川西北沿着嘉陵江走到重庆。我们走后，学校里发生了大逮捕，抓了三十多学生，其中最小的只有十三岁。

一九四一年，我和另一位同学作为流亡学生又读了一些书。从一九四二年初起我们俩决心告别学生生活，走进向往已久的工人阶级队伍。我们俩进入一个工厂当学徒。和我们一起离校的另一位同学则进入了读书出版社当店员。他很快和我党南方局青年组联系上，并且将我们俩介绍给青年组。从那时起，我们和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工人工作。

青年组组长刘光、青年组成员朱语今、张黎群、黎智告诉我，皖南事变后，在重庆等蒋管区内，暂时停止建立共产党组织，暂时停止发展党员，用建立“据点”的形式——既有形、又无形——开展活动。他们还告诉我，我党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同志，对进步青年讲了三点嘱托：勤学、敬业、广交友。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二○○五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由燕凌等四人编著的《红岩儿女》第141页讲：“据点的主要活动方式，就是周恩来提出的‘三勤’：勤学(就学生来说包括功课和革命理论)，勤业(做好本职工作和‘据点工作’，还包括调查研究)，勤交友(各种不同程度的朋友)。”周恩来同志的三点嘱托，后来也有“三勤”的说法。《红岩儿女》是在原青年组成员、解放后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同志指导下编辑出版的，燕凌同志也是当年身在其中的进步青年，“三勤”的说法当有它的根据。至于如何再现周恩来同志的原话，寄望于党史研究的同志。

勤学、敬业、广交友，多么简明，多么深厚，多么亲切，多么实际。我从听到的时候起，就奉为生活的指南，时刻都要遵行。

勤学，是个人主观努力的问题，但却又不这么简单。蒋介石、国民党是不让人们认识真实的社会状况的，更不让人们有改变现实社会的理想信念。和我一起学徒的那位同学，1944年在重庆郭家坨的五十兵工厂做工， 由于看进步书籍，被混在工人中间的小特务告发，国民党把我这位同学抓起来关进重庆一所集中营，关了一年多才放出来。住在集体宿舍的青年工人，要看党报(《新华日报》)、党刊(《群众》)，要看社会科学书籍是多么难啊!书报要塞在被褥里，或者塞在挖空的竹床腿里。看书报要躲进油菜花地里，躲在很少有人去的山窝里，或者深夜别人熟睡后自己点上小菜油灯来看。

敬业。我和同学俩人当学徒，他学钳工，我学车工。我们尊敬师父，学手艺用心，师父愿意教，并且放手让我们干活，几个月我们就出师了。师父带着我们到别的厂去干活，再后来我们就单独进别的厂干活了。我们和师父相处得好，延安搞大生产运动时，我还把一位手艺全面的师父介绍去了延安。全国解放后，这位师父在一个纺织机械厂当总工程师。工人看人，是看你是否有真本事，干的活是否漂亮。我的技术不好，有些活还不知道该怎么干，我就只能老老实实向懂行的老师父求教，然后慎重地细致地把活干好。就这样，老师父才会悉心地指教你，不会袖手不管，也不会看你的笑话。虚心求教，可以弥补知识和技能的不足。

广交友，才能使我们生活在群众之中。起初的交友，就是在生活上互助，如互相介绍职业，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把旧的“起会”改变为互助性质的堆金会，参加同乡会等等。逐步地根据所交朋友的情况，形成思想上相通、政治上交流的进步青年关系。我从进工厂起经过三、四年的时间，在重庆市以机械厂为主的一些企业里都有了可以交心的朋友，在一些企业里建立了进步工人据点。重庆民生机械厂有二千多工人，是一个大的造船工厂。国民党在这个企业建立了特别党部，企业的工会也由混在工人中的党棍把持。他们要玩弄假民主，让工人选举工会领导成员。我们就把他们的假戏真做，把他们这些工贼全部选掉，选举老锻工李泳赓为工会理事长(主席)，把老翻砂工、老电焊工、老钳工选举为工会领导成员，使这个工会真正成为工人群众自己的组织。一九四五年二月，重庆发生特务田凯打死电力工人胡世合的事件，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了重庆工人要求枪毙特务田凯的斗争，我们已经能够发动工人去支援，直到国民党不得不枪毙田凯。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内迁的企业为主，工人发动了合理遣散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重庆机械工人民主工作队，其中一些成员先后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印刷业的中央印制厂，是国民党印钞票的，经过进步的职员在工人中交朋友，男女工人也建立起据点，他们一方面在工人中继续扩展交朋友的范围，一方面进行维护工人权益的斗争。中央印制厂的女工还以阅览书报的身份，防止特务对《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捣乱和破坏。重庆还有许多中小印刷企业，则由一位老印刷工开展交友活动，发展进步力量，建立据点。到抗日战争胜利，在我党领导下也建立起重庆印刷工人民主工作队，并在其中陆续发展了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