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七次变化

赵占豪

1935年10月，“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中央红军在“屈指行程二万”之后抵达陕北，率先为这部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划下了一个休止符。

毛泽东曾说：陕北是落脚点，也是出发点。落脚陕北使中国革命重新建起了大本营，随即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嘹亮号角。然而，到陕北落脚并非中共中央和红军最初的打算，而是在极端险恶的转移过程中为了摆脱敌人和保存自己，根据敌我情况变化不断调整原定计划的结果。整个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对落脚点的选择先后发生了七次变化。

1黎平会议川黔边根据地

湘江一战，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已经判明了红军的战略意图，调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湖南武冈、城步、绥宁、靖县等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了一个“口袋阵”，等着红军往里钻。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放弃移师湘西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但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依然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上。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到达湖南西陲的通道县。12日中午，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军事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贵州，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主张。晚上19点半，中革军委下达了“万分火急”电，命令部队继续西进，但同时依然没有放弃北上计划。

15日，红军穿越湘南进入贵州，先头部队占领了黔东边城黎平。中央政治局遂于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最后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随后，中共中央又在贵州瓮安县猴场（今草塘）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议，最终确定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作为红军新的落脚点。

2遵义会议川西或川西北根据地

黎平会议后，红军进行了缩编，部队轻装前进。本着避强打弱不避战的方针，红军一路势如破竹，连克数县，抢渡乌江，轻取遵义。

遵义会议前后，由薛岳率领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国民党“中央军”纵队，还有川、黔、滇等地方军阀的部队共150多个团，对红军所在的川黔边地区形成了新的包围圈。形势再度危急，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已经不大可能。在此情况下，刘伯承、聂荣臻等川籍将领在会上提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

他们的理由有四：一是有红四方面军的川北根据地可以接应；二是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经济条件远比黔北好，便于立足就食；三是川北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四是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排外，蒋介石想往四川调兵不易。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这个建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立苏区根据地的决议，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3扎西会议云贵川边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积极准备，打算从泸州上游的宜宾附近北渡长江。蒋介石急令川军刘湘集中兵力在长江南岸堵击，又令薛岳和黔军王家烈率部渡乌江尾追，企图围歼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很快，各路敌军纷纷逼近川南，而川军又有40多个团扼守长江北岸，形势的变化使渡江变得十分困难。

1935年2月7日，彭德怀和杨尚昆向军委建议，暂停渡江计划，将红军集中到云南扎西地区进行整编，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正在扎西召开会议研究红军行动的中央领导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当天便作出指示：“根据目前的情况，我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宣布扎西会议关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的决议精神。同日，中革军委又致电江西中央军区，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通告停止执行北渡长江计划的决定。此外，根据军委指示，各军团在扎西进行了整编，并组建了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队，开始为根据地建设做准备。

4会理会议川西北根据地

扎西会议后，经过整编的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遵义，取得了娄山关大捷。娄山关一战共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加8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一仗打开了黔北的新局面，也为实施云贵川边根据地计划开了一个好头。根据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首先在黔北建立新苏区，赤化全贵州。

此后1个多月，为摆脱敌人的夹击，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云贵川边的山岭间东奔西突，穿插往返，取得了他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的胜利。接着，红军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把几十万敌军甩在乌江北岸。

在云贵川边境进行机动作战，力图创造新苏区的同时，中共中央始终没有放弃渡过长江向北发展、转入川西北的战略意图。南渡乌江后，中央红军佯攻息烽，逼近贵阳，同时作出东出湖南的态势。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令滇军救驾，红军遂利用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乘虚向云南急进。进入云南境内后，渡江北上的时机已经成熟。

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12日，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5两河口会议川陕甘根据地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以气吞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实现会师。

会师后的工农红军共有10万多人，下步战略方针需要迅速决定。对此，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和中共中央意见分歧。毛泽东综合分析日本入侵华北后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川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决定放弃遵义会议关于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认为红军应该北上至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这既便于进一步发展壮大，也便于东出晋冀抗日救国。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想躲开敌人，到川西和西康地区保存实力，休养生息。

为统一思想认识，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县两河口的一座喇嘛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从便利作战、群众条件、经济条件等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在川康一带建立根据地的不利之处，认为如陷在川康就没有前途，要求红军迅速向前，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经过讨论，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6俄界会议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根据地

为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两河口会议同时做出了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守军、夺取控制松潘地区的决定。中革军委迅速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定以松潘为突破口打开北进甘南的通道。对中央决议阳奉阴违的张国焘这时节外生枝，他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为团结张国焘，中共中央于7月中下旬在黑水、芦花连续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直至周恩来把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了张国焘，张的态度才有所松动。经过这一番折腾，红军已丧失攻占松潘的有利时机，陷入胡宗南和川军南北夹击的危险境地。不得已，中革军委撤销松潘战役计划，改行夏洮战役计划，要红军穿草地北上甘南，在夏河至洮河流域建立苏区根据地。8月底，中央机关和徐向前指挥的右路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出茫茫草地，攻占了四川北部小城包座，打开了前往甘南的通道。张国焘此时却又变了卦，他明确表示反对北上，拒绝横穿草地同党中央会合，率领左路军掉头南下。

9月9日，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有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明显意图。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电令，赶忙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随即同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当晚，毛泽东在红三军驻地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连夜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通知已进到在俄界的红一军团行动方针有变，原地待命。

9月11日，毛泽东率红三军到达甘南迭部县俄界境内。次日，中央政治局在当地高吉村藏民居住的一个简陋棚屋内召开扩大会议。鉴于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只有红一、三军的8000多人随中央北上，革命力量元气大伤，会议决定改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7榜罗镇会议陕甘根据地

根据俄界会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一边继续争取南下部队，一边率领红军坚持北上。

9月17日，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打赢了进入甘南的关键一仗。腊子口打开后，红军顺利抵达哈达铺。哈达铺是甘肃南部的一个小城镇，在红军官兵烹羊宰牛进行休整时，毛泽东从报纸上获知：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在陕北控制着五六个县大小的苏区根据地，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有精兵三千，他们已经会合组成了红十五军团。22日下午，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首先要前往陕北，同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合。

9月27日，红军到达通渭县榜罗镇，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与苏联联系，取得国际帮助，创建根据地原定战略方针，作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的战略决策。随后，红军日夜兼程向陕北进发。途径甘陕两省分水岭时，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10月19日，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吴起镇。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正式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