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八路军做生意

李国骥

进入耄耋之年，许多往事总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其中的一件更使我终身难忘——在1937年，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由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我的家乡河南省原省会开封市于1938年6月落入日寇之手。在那段黑暗的沦陷岁月中，我跟随父母冒着极大的风险穿梭于开封和抗日根据地之间，与八路军做生意。

我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又跟一位老会计学打算盘，成年后跟随大伯、二伯当会计。父亲生性忠厚老实，诚信做事，所以颇有人缘。我母亲家住黄河北岸陈桥镇，性格豪爽、勤劳贤惠、能谋善断，到开封嫁给父亲后，家庭的事情大多由母亲拍板。抗战前，经过共同努力，又借了许多外债，父母在开封市中山路租房开了一个小旅社，由于地势好、客房价格优惠，所以生意还算兴隆。日寇侵入开封后，日本人得知我家所开旅社的房主系国民党一退休高级官员，命令我父亲在两天之内将旅社内一切家具、被褥搬出，不然一律充公！旅社关张后，父亲彻底失业了，而且由于日寇侵略后经济萧条、百业凋零，就业十分艰难，只有靠当、卖度日，全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一天，表舅从黄河北岸渡河而来，茶余饭后说到黄河北岸直到河北省邯郸已成连片解放区了，日军和伪军仅占领几个大城市或龟缩在一些据点里，八路军纪律严明，专打日本小鬼子，老百姓拥护共产党、八路军，他还给我们讲了几个八路军端炮楼、打伏击的故事。最后表舅说，解放区缺少必要物资，开封是中原地区的大城市，基本的物资都可买到，只要运过黄河到北岸，一马平川，无盗匪、无贼患，八路军货栈买卖公平，不欺客、不坑民，利润还高一成，建议我们和八路军做生意。我父母听后觉得既新鲜又有诱惑力，但也顾虑重重：一是怕危险，八路军所需物资多是日寇的违禁品，运送这些物资过去需冒生命危险；二是光靠表舅一面之词说货栈买卖公平，心里没底，毕竟我家没有和官办的货栈打过交道；三是人们都知道“行大欺客，客大压行”“货到地头死”，若货已经到了那边，货栈压低价格，我们又惹不起，不仅赔本，更可能血本无归；四是路上一二百里，若遇到土匪、劫道的，我们也会血本无归；五是货栈的后台是八路军，虽然表舅一再说八路军纪律如何好、对老百姓如何好，但我们毕竟没有打过交道，自古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六是本钱凑齐也得一段时间。全家下不了决心。最后母亲说了话：“支持打日本，我们一百个赞成，这单生意对我家来说找到一条活路，但容我们再好好考虑考虑行吗？”就这样把这件事搁置了下来。

开封以北的黄河北岸地区，属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图为冀鲁豫部队在训练

大概“八月节”（中秋节）前后，我母亲唯一的亲侄子来了，给我家拿来一袋新收获的山芋，还有半袋炒好的新花生。我表哥是个农民，以前在郑州当过童工，后在码头上当搬运工，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为人机灵，深得母亲信任。来开封后，他还领着我看了两场“河南梆子”（豫剧），在大相国寺听了一阵子“撂地”的相声。最后，他向我们提起上次表舅来说起的事，把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作了对比，把根据地的货栈和一般商行作了对比，讲了货栈绝对讲诚信，不会欺客、压价，付款给银元，不会给“中川币”（根据地发行的货币），说根据地没有土匪，一路安全无阻。表哥最后强调了一句，说他可以和我父母合作，全程做这项生意。父母被说动了，最后我母亲下了决心说：“干！”

“运货行动”在绝密中进行了！我父亲秘密地找商家购买电话机、电话线、磅纸、各色油墨、德国造的灰色和草绿色染料。我母亲借款、筹集买货的本钱。最后由房东刘奶奶担保，借了一些高利贷，半年为期加一利（即如借1000元，半年到期还1100元）。货物大概买齐后，表哥又让买十几个装汽油的铁皮大空油桶（这不是战略物资，日本人不禁止运输交易）。表哥和父亲把货物装在空油桶底部的夹层里，货物上面请焊洋铁壶的焊一个盖子，看上去还是空油桶。

一个风清气朗的早上，一辆“汽马车”来到我家门口——当时还没有长途汽车，“汽马车”是比较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它的下盘是一对有轴承的汽车轮子，上面安放一平板车具，用骡马驾辕，还可另用一骡马拉边套，日行二三百公里。我们迅速地将十几个大“空”汽油桶装上车，父母和我换上一身比较新的衣服，提着两匣点心、八支挂面，还有四斤红糖，以走亲戚、看望姥姥的名义，坐在汽马车上，表哥坐在左边辕上，向北面黄河渡口，快马加鞭奔去！

走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听到黄河的咆哮声。到了渡口，看见约十来名伪军把着渡口，检查来往行人和货物。我们一行人下了汽马车，卸了油桶，我表哥从容不迫地走到一个头头模样的伪军身边，先从衣兜里拿出一包“哈德门”牌子的纸烟，恭敬地递了过去，又从裤兜里掏了火柴给那个头头点上，说道：“小本生意，运十来个油桶赚点钱，养家糊口。我是黄河北岸陈桥镇人，我奶奶病了，那是我姑姑、姑父、表弟（指着我们三人），顺便乘车探视我奶奶。请求长官关照！”那头头顺着表哥指的方向扫了我们一眼，问道：“有良民证吗？”表哥忙答道：“有！有！”趁人不备，还往那个头头手里塞了些什么。头头说：“放行！”我表哥并没离开，忙走到各个伪军面前都送上一支烟，并用火柴点上。有的说，“刚吸过”，但还是接过香烟，往耳后一夹。表哥这才和船主商谈运费，然后装船。

船工们把汽油桶装在大木船的尾部，乘客坐在中部。大约又等候半小时，陆陆续续又上了十几个客人，船老大才喊道：“开船了！”这时七八个小伙子肩背着纤绳将大船向上游拉去，因黄河面宽而水又浅，要渡河只能将船拉到上游，找到“主流”（水深的地方），然后让船顺流而下，逐步靠到对岸，不管来去都要走一个“人”字形。如大船搁浅，船工都要下船喊着号子，一起用力推着木船向水流大的地方移动；若推不动，就只能坐在船上等候大的水流从上游来后，船能动时再开船。那天我们幸运，比较顺利地渡过了黄河。

黄河北岸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渡口无人站岗，无人查检，当然更不要什么证件，自由通行。人们都以安详的神态，做着各自的生意，渡口上馒头、面条、烧饼、胡辣汤、豆沫……都有卖的。我们各喝了一碗“大碗茶”，我看茶水倒是不混，就问卖茶的：“从哪里弄来的清水？”卖茶的向黄河一指，说：“就是黄河水！”我以为人家和我开玩笑，颇为不解，表哥怕我又犯傻，拉住我往前走了几步，低声说：“我们喝的都是黄河水。要澄清黄河水办法有二：一是用白矾水搅拌；二是用鸡蛋清搅拌，就能使黄沙沉底。”

停靠在渡口的几辆汽马车在兜生意，表哥问：“哪辆车回濮阳？”有一辆车主答话：“我回濮阳！”表哥和车主讲好租车价格，车主帮助把铁皮油桶装在车上，用绳子结好，我们一行四人上车，车主甩了一个响鞭，向北奔驰而去。我父母和我都是第一次到八路军根据地，又陌生，又新奇，还带一些紧张，警惕地看着前方。车主大概发现我家人有些紧张，问道：“货主可能是第一次来根据地吧？”我表哥说：“我是陈桥镇人，家也在根据地，做点小生意。那是我姑夫、姑母和小表弟，他们跟车顺便走亲戚，我三叔在濮阳。”车主“啊”了一声，接着说：“咱们天黑前后就到濮阳了，货主放心，一路平安！根据地有个顺口溜：日行千里无匪患，夜不闭户人安康！”

华灯初上时，我们到达了濮阳镇货栈。汽马车在濮阳镇一条马路上停下，货栈主任、会计、保管员一行出门迎接。他们都穿着灰色军服，原来都是“八路军”。主任让我们先洗脸然后用餐，进餐厅后，主任说：“听说你们都是回民，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尊重民族习俗，餐厅的锅、碗、瓢、勺及筷子全是新买的，牛羊肉也是从回民肉摊上买的，请不要客气，放心用！”他的这些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他们这样客气、细心、周到、尊重少数民族，在所有军队里是绝无仅有的。晚上，他把我们都安排在客房里休息。这一切不由得让我对货栈人员产生了好感。

第二天清晨吃过早点，主任、会计、保管和我父母、表哥办理交接、检货、计价、结账、付款和商谈今后双方合作的事项。主任让一个小会计陪我到镇上随意逛逛，我当然兴奋极了！出了货栈门才看到货栈的原貌（昨天来得太晚），它是一座典型的清代建筑，坐北朝南，门前种了四五棵窜天杨，还竖了几个石头拴马桩；院门门楼高大、气派，进大门后对门的影壁墙上，整齐地挂着四块木匾，每个匾上都有四个大字，分别是：“全民抗战”“减租减息”“公平交易”“诚信无欺”。别的我还懂，但不知道什么是减租减息，小会计热心解释说：“在抗战前，我们对地主是打土豪、分田地，日本侵略后，中国和日本是敌我矛盾，地富和人民已经是内部问题了，所以不分田地，但要减租子，也不能再放高利贷，借贷要减息了。”虽然我不懂什么是矛盾，什么是内部问题，但也明白了几分意思。从影壁墙处往左拐，就是货栈大院，院落很深，是三进院，后院上房是五楼五底的两层高楼，非常气派。每一个院落中都放着三口大缸，装满了水，旁边还放着几个洋铁桶。我傻乎乎地问小会计：“这是干什么的？”他笑着说：“这是救火用的。”我顿时自愧社会知识浅薄！出货栈不远有一个大院落，小会计陪我进了大院，才知这是一座根据地的“后方医院”，许多伤员躺在床上养伤，他介绍说这是前几天打伏击战受伤的战士。我敬仰地点了点头。就在这时，进来了一支由七八个中学生模样的人组成的慰问队伍，有人手里拿着用红、绿纸糊成的小三角旗，有人打着鼓、敲着锣、打着镲，敲将起来。

一个领头的女生说了几句慰问词后，就说要演几个小节目。一个男生站出来，拿出一副竹板打了起来。他唱道：“哎！哎！竹板一打呀响叮当，我把八路军抗日的事迹唱一唱：蒋介石不抵抗，日本打中央军退，来了八路军和游击队；八路军，党领导，打得日本鬼子到处跑；伏击战，打得妙，选地势，埋伏好，日本鬼子进了伏击圈，机枪扫，手榴弹往下抛，鬼子死的死，跑的跑，许多鬼子全报销！收拾战场得的枪炮子弹可不少，嗬！还有一柄鬼子军官的大洋刀！日本飞机真猖狂，炸得人民多死伤，夜袭队，智谋高，半夜里，把飞机场包围了，手榴弹往里抛，汽油库爆炸了，所有飞机全燃烧！扒铁道，炸桥梁，火车东倒西歪瘫痪躺道旁；炸仓库，都在行，潜过河，剪电网，打开仓库门，火把往里放，把鬼子的枪、炮、子弹、衣被、粮食烧得光又光；炸炮楼，是硬仗，挖地道，埋地雷，一声巨响炮楼被粉碎，鬼子尸骨堆成堆，嗬！往上看，树上还挂着鬼子一只腿！鬼子个个心发慌，不知什么时候见阎王；战士们，快养伤，伤好了重新上战场，多杀鬼子好上英雄榜，将来个个英雄都得个大奖章！骑大马，戴红花，光光荣荣地回家乡，爹娘见了哈哈笑，妻子脸上泛红光，群众给你们杀猪又宰羊，庆祝英雄回家乡，你们说排场不排场？！排场不排场？！”

快板书唱完，一个小伙子拿着两个铜片唱起了山东快书：“当里个当！当里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单表一表抗日英雄猛虎将！共产党，发号召，要求全国抗战，打败日本野心狼！军号响，激起中华众儿郎，刀枪握在手，热血满胸膛，不怕苦，不怕寒，冰冻三尺意志更坚强！小日本快还我东北三省，若不还我吉林、奉天（今辽宁省）、黑龙江，把你们早晚一个一个都消灭光，让你们全部见阎王！阎王说：谁叫你们奸、淫、烧、杀、施行‘三光’，先到十殿交代罪行，再给你们定去向！看来下辈子不能变成人了，托成猪、狗还有牛和羊！看你们小鬼子们还猖狂不猖狂！猖狂不猖狂！”

山东快书引起伤员们哈哈大笑。这时走出来一个扎小辫子的女生，唱了一段河南梆子《花打朝》，这是唐朝程咬金夫人的一段唱腔，唱念俱佳，又很滑稽诙谐，引来了热烈的掌声。本来慰问活动应到此结束，但“再来一个”的呼声很高，领头的那个女生又走过来唱了一段河南曲剧《许状元祭塔》，唱的是许仙和白蛇的儿子长大成人，苦读诗书，进京赶考，状元及第后，回到西湖雷峰塔前祭祀母亲白蛇时，白蛇的唱段，100多句，一气呵成，深得伤员们欢迎。

慰问活动结束后，小会计带我走到另一条街的一个大院里，我们看见许多大闺女小媳妇，叽叽喳喳地边说着家常，边做军鞋，有的在纳鞋底，有的在做鞋帮，她们的神情都非常愉快。隔壁一座院落，院内有几盘石磨，有的磨着麦子，有的磨着高粱或玉米；后院有不少老大娘在给八路军做干粮，有的在烙葱花油饼，有的在蒸窝头，有的在贴锅饼。小会计告诉我：白面葱花油饼是给伤员吃的，窝头、饼子是让八路军打仗时带的干粮。大院的墙上靠着几十个不带床腿的“床”，“床”的两头各有两三尺长的两个长柄，我头一次见到这稀罕的物件，问小会计说：“说床不像床，两头各有两长棒，床下没有腿，不知啥用场？”小会计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说那是抬伤员的担架啊，是救死扶伤用的。我真是孤陋寡闻！

天色不早，该用午饭了，我们往货栈走去。凑巧，街上在过队伍，一队队雄赳赳的八路军唱着雄壮的军歌，从东向西走去，一队可能是一个排，每队前面有的抬着重机枪，有的扛着轻机枪，机枪后面队列里的军人扛着步枪，后面有些战士没枪，背着一柄带着红绸穗子的大刀！虽然不少人的灰军装带着补丁，但不管高的、低的、背枪的、背大刀的战士，个个精神饱满、气势十足，迈着矫健的步伐，向前挺进！不少大娘、大嫂端着水送给行进着的八路军，有的大娘拿着大枣、煮好的鸡蛋往八路军手里、衣兜里塞。我站在街上看呆了，小会计拽了拽我的袖子说“走呀！”我才迈开脚离开那条街道，但脑子却转开了：日本鬼子、伪军进村，老百姓把东西藏起来，而老百姓对过路的八路军是主动送、主动塞。一支秋毫未犯、纪律严明、救民于水火、爱民如父母的子弟兵，人民能不爱戴吗？能不支援吗？能不送子参军吗？军民一心、共同抗日，能不胜利吗？这样一对比，思想明朗多了。后来，我对八路军、共产党的主张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不仅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将来还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真使我心潮澎湃，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回货栈后，看到父母面带难色，得知这一票生意做得不错，货栈体谅我们冒着风险支援根据地，所以给的价格不低，但货栈没有日伪的“联合票”，又不能给根据地的“中州币”，所以付款给的是银元。付银元当然好了，是硬通货，但是日本人禁止银元流通，如何带回开封？他们三个人想出的办法有三：一是把银元集中成一整块，装在一袋山芋里；二是把银元装到羊毛袋子里，收购羊毛也是行商的一种；三是把银元放到两个点心盒里。可是三个人又都感到不妥，所以还在想办法。最后母亲一拍桌子说：“有了！你们去买一丈五尺白洋布，其他事不要管了！”白布买来后，母亲连夜把布做成两大一小的三个背心，把银元两个一撂排开，缝在背心里，父母和我各穿一件在身上，外面穿上罩衣，又穿一件棉衣。

第三天清早，我们一行四人乘着汽马车一直向黄河北岸渡口行去，货栈主任亲自送我们到大门口，说：“祝你们一路平安！我们的根据地万无一失，主要到黄河南岸及回开封的路上多加小心！多保重！欢迎再来！”中午，我们渡过了黄河到了南岸。伪军验过了“良民证”，又让我们把山芋袋子打开，翻了一翻，看没有什么就放行了，这时我们几人才松了一口气。下午7点钟左右，我们平安到家，几天的紧张心情终于恢复了平静。

此后几年，我们曾多次运送“违禁品”到根据地货栈，直到1948年开封市解放。开封解放两三个月后的一天，货栈的主任带领一个会计、一个保管员忽然到访我家，还拿来两盒点心、两只烧鸡、一袋红枣、一袋核桃（四色礼）。货栈主任说明了来意：其一，为了感谢多年来我们冒着危险支援八路军、解放军。主任说：“说实在话，我们当时极缺电话机，通讯对一个军队来说非常重要！磅纸和油墨是印‘中州币’的，你们知道我们根据地军民都会种棉花、会纺线、会织布，但就是缺染料，我们穿的灰色、草绿色军装都是用染料染的，所以你们支持人民军队功不可没！其二，我们要到开封市公安局通告一下李先生多年来冒着极大危险支持八路军、解放军的英勇事迹，并请他们在今后对李先生多加关心和照顾！”我父亲也一再感谢货栈的细致和周到。

这就是我在青少年时代见到的中国最好的军队——八路军，以及我家与八路军做生意的经过。

（作者：南开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原主席、南开校友总会常务副会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