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秧歌》到《软埋》，将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到底

曹征路

原编者按：

中国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是解读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也是中国革命合理性的基础。然而，这一历史合理性最近被《软埋》了，被虚无化了。颠覆新中国土改的小说《软埋》，2016年2月由《人民文学》发表，而且获得主流媒体一边倒的喝彩，这便成了一件超越文学的事件。当代现实主义作家曹征路指出，“要想颠覆土改这个历史真相，一篇小说当然是做不到的，但《软埋》以及围绕着《软埋》出现的舆论攻势确实来头不小。”无独有偶，它与当下经济学界为私有化的大声疾呼隐成呼应之势。

在今天推送的文章中，曹征路老师从历史逻辑、生活逻辑和艺术逻辑评述了这篇号称“现实主义”的小说，指出其诸多硬伤。曹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软埋》以“现实主义”来反现实，以“虚无主义”来歪曲历史，大有将“告别革命”进行到底的势头，“当这些论调成为了主流媒体的千次重复，成为了文化艺术的内在价值，文化领导权也就被彻底颠覆了。”

作者简介：

曹征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作家。2004年，他的中篇小说《那儿》直面国企改制和中国工人命运，在文学界、高校、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被认为是2004至2005年“最具震撼力的小说”。他的长篇力作《问苍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再次引起文坛关注，被认为是“第一部用社会现实、精彩故事解读《资本论》的小说”。 近年来，他的作品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中国作家》、《青年文学》、《上海文学》等名刊上发表。

(古元木刻：减租会，1943年)

正文

《软埋》是一部长篇小说，作者方方，内容是颠覆新中国的土改乃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历史，发表于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人民文学》2016年2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最近一个时期，该作广为流传，并被主流媒体大力推荐与赞美。对于土改和中国革命，持有否定态度并不奇怪，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从1949年以后，这类作品就没少出现过，从内容上说并无新鲜之处。比如50年代初就有张爱玲接受美国中情局香港办事处津贴而写的《秧歌》，而且还被美国中情局出身的夏志清评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以及对张爱玲粗鄙艺术能力的大量的无聊吹捧(由于作者对农村生活完全无知，描写硬伤比比皆是，甚至新中国的基层政权都被写成了“乡公所”)。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类作品出现过很多，影响比较大的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生死疲劳》、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等等，不奇怪。就个人而言，上述几个作家笔者都有过一面之交，总体印象不错。特别是方方，写过不少好作品，去年遭遇不公正判决时，笔者还通过朋友转去慰问。申明这些，不过是想说对作家个人的尊重特别是对逝者的尊重，与作品的评价是两回事。如同当下中国社会正在撕裂一样，知识界的分裂也势如破竹形同水火，这是令人惋惜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令我惊讶不已的是，该作发表的时间与主流媒体一边倒的喝彩都是发生在2016年。这是否是为时下经济界的私有化浪潮配合造势，不得而知。为侵占公共财产而丑化国营企业，为侵占集体土地而丑化土改，却是正在中国发生的事实。不是说中央已经开过文艺座谈会了吗？不是说“党媒要姓党”了吗？中国作家协会不是表态要拥护了吗？怎么又要翻盘了？共产党要软埋、温柔埋？或者硬埋、暴力埋葬掉自己的历史？有论者指出，“软埋”已经上升为哲学概念，会成为2017年的流行词，这大概多少也印证了这一点。

《人民文学》杂志是中宣部的下属单位，是中国文坛的第一大刊物，把它理解为“党媒”应该是合适的。该刊主编施战军是这样解释《软埋》的：他评价很多作家追溯过去的时候总抱着揪着历史算帐的态度，这很可能使一部小说变成社会历史认知的资料，而不是文学作品。“《软埋》并不是要去清算历史，而是对活着的人的巨大的爱意。它透光、透气，给人以某种希望。”似乎这样一解释，身段就柔软起来，杀气就弯成了兰花指。然而此公的巧舌如簧并不能掩盖作品的真实指向。几乎所有的媒体评论都心领神会到了这部小说是在说什么——土改和历史的“真相”。软是策略，埋才是目的。特别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强调了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色”，是在唤醒“历史记忆”，是说出了“历史真相”。这与中国作协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倡导“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大相庭径。不是说“现实主义过时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吗？不是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历史是用来架空的，现实是用来穿越的”吗？不是要“魔幻”、要“荒诞”、要“酒神精神”吗？怎么这会儿又现实主义起来？这种出尔反尔是怎么发生的呢？时机已到？图穷匕现？

关于什么叫现实主义文学，什么是典型形象，什么是历史的美学的统一，经典论述已经很多，这里不作引述，仅仅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就可以得出“像不像那么回事”的结论。大体说来无非是历史逻辑、生活逻辑、艺术逻辑三个层面。《软埋》既然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那么不妨从这三个角度进行考察。

小说的大致内容如下：川东一个大地主陆子樵怕丢不起脸，在土改中受不了穷人的斗争，便命令儿媳胡黛云带着儿子出走香港，自己则同家人在院子里刨个坑死在里面，这种不用棺材的形式叫软埋。胡黛云逃走后被河水淹晕，与儿子失散，被人救起后失忆了，重新结婚生子。许多年后，她儿子发财以后买了别墅，别墅里的一切都似曾相识，使她记起了从前的生活。土改运动把不该打倒的人打倒了(作品中的陆子樵辛亥革命时立过功，抗日战争时接济过游击队，剿匪时为解放军帮过忙，政府号召捐粮食时捐的最多，按政策不在打倒之列)，作为爱国和开明地主的特殊经历，可以使他避免被镇压。然而基层干部利用土改公报私仇，又使最后全家死于非命。被人从河中捞起来的胡黛云被丈夫改名叫丁子桃，脑海里偶尔闪过昔日生活，净是“一生都不愿意触碰的东西”。虽然夫妻相敬如宾，但对丁子桃来说，“这个深爱的人，也是她深怕的人。”她下意识觉得，丈夫知道自己的往事，从而恐惧。看到儿子新买的别墅，她问，“这不是像地主家了吗？你不怕分浮财？”当晚，她彻底丧失了意识。至此故事分成两条线索：丁子桃一层层走到地狱第十八层，逐步目睹了自己忘掉的时光，“土改”轰轰烈烈，娘家人惨死。有旧怨的长工成了工作组长，鼓动农民批斗他们，再分田地、财产和丫鬟;批斗前夕，公公带领全家集体自杀，他命令丁子桃，将家人软埋，然后带孩子逃跑。她的儿子青林是另一条线索，循着蛛丝马迹，追溯父母的个人历史。找到母亲家祖宅后，他放弃了探索，说服自己：“坚强的另一种方式，就是不去知道那些不想知道的事情。”小说里“吴家名”这个人物，暗喻丁子桃没有家也没有名字，一位评论家解读“青林”的寓意，是历史的“清零”。

历史逻辑

一部小说是不是现实主义的，首先就要考察它符合不符合历史逻辑，即规定历史时期的规定情境是否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或者本质。历史逻辑是个客观存在，地主阶级没有忘记，翻身农民更不会忘记。真相是什么呢？1949年以前，全国农田的一半以上控制在不到农户人口7%的地主、富农手中；而占农户人口57%以上的是贫雇农，地主占有可耕地是贫雇农的40倍。正是这个基本逻辑催生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共产党领导的两次土地革命。也是基于这个不平等的现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要在全国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往上溯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已经得出结论：土地兼并必然导致几百年一次的农民起义和王朝更迭。往下数以后的几年，蒋介石集团到了台湾立即匆匆忙忙推行了“三七五减租”和土改。土改当时的各级政协委员下乡调查的人数达到了7000多人，他们已经给出了肯定的结论。不要说陆子樵有过爱国开明地主种种辉煌的特殊光环，就是一般地主，在川东地区上世纪20年代就经历过革命根据地“闹红”的历史，会不会因为土改运动中个别基层干部的自私狭隘心灰意冷？这里明显是两种人格：要么他早年追求进步眼界开阔深明大义，那么他肯定知道政府不会听任一个“长工”任意胡来(他与当地政府还有来往);要么他封闭颟顸无知无能，才会吓破了胆，命令全家集体自杀(而且他非常有权威)。两种相反的性格如此乖张极端，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只能说是低级硬伤。

生活逻辑

其次看生活逻辑。即以常识判断看所写是否符合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所有的小说都是描写个体命运的，作家有描写这些个体的自由，作品检验的顶多是作家个人的思想能力和情感品味。然而任何个体在任何时代都有可能遭遇不幸，这恐怕也是一个生活常识。只有那些个体不幸与时代不幸相一致的描写才能称得上现实主义文学，才能帮助我们理解生活。白毛女的故事被读者信服，因为她身上概括了大多数受欺辱受压迫的劳动妇女的共同感受，是符合生活逻辑的“这一个”。而丁子桃呢？一个失去记忆的女人经过治疗尽管可以生活自理，可以生育，但是能不能井井有条地管理一个大家庭，而且很优秀呢？保姆的工作并不简单，她不但要会做，而且要会算，甚至还要察言观色妥善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她们的“情商”一点都不会低于知识分子。然而丁子桃做到了，唯独选择性地忘记了自己的过去。这个失去记忆的女人还奇了怪了，偏偏对所爱的丈夫心存恐惧，因为她神奇地知道丈夫清楚她的往事。作者不熟悉农村生活故而对土改运动缺乏了解，对农民要求翻身解放的精神状态描写很少，这些也无可厚非，情有可原。但是对夫妻关系，特别是女性心理的描写应该是经得起推敲的。大概是为赋新诗强说愁吧，基本的生活逻辑都顾不上了。

艺术逻辑

再次是艺术逻辑。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能够在历史逻辑和生活逻辑之上建立起自己的艺术逻辑，其间的叙事是建立在人物性格发展的合理轨迹上，而不是建立在偶然性上。换句话说，小说是通过大量的细节铺排，用人物性格发展来推动情节陡转的，其内涵要旨与情感指向是自然形成的，是必然要发生的，而不是强加给人物的。只有那些非理性非逻辑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写作，才会混搭戏仿，玩那些架空穿越游戏，因为它们无需逻辑。你不信，他说我本来就是魔幻，越荒诞越先锋。它们可以依靠偶然误会巧合推动情节，唯独现实主义写作不能。《软埋》正是使用了一系列偶然巧合事件，得以缝合起这个叙事的。本来方方是具备写实艺术能力的，但被虚假的理念所绑架，导致了在艺术上的失败，殊为可惜可叹。也许方方可以否认这是现实主义写作，她不过是玩了一把魔幻穿越，那么就把《人民文学》和推波助澜的媒体晾在沙滩上了，同时也从反面印证了对作品大量鼓吹是站不住的。

一篇评论写道：“中国当今文坛上，这样的直面历史，直面人生的作品是不多的。它在尽可能地呈现真实的历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拿作品反映的川东地区土改的情况来看，这种写法，这样处理题材，过去文学作品比较少见，它的特点是将决定历史的各种因素同时呈现出来。看起来这种偶然已经可以算是无巧不成书了，但是在土地改革运动的大背景下，这一切都真实可信。因为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从来就是这样纠缠在一起的。”如此自相矛盾的说词也发生在“路遥文学奖”评奖活动中，一篇报道中说，“《软埋》以历史责任感及思想深度折服评委，被认为是方方个人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和飞跃。这次一审评委将两部优秀的后现代、后先锋长篇小说推荐出来：一部是杜禅的《圣人开花》，一部是夏商的《标本师》。两部作品虽然不是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社会、写人生，但均对人性作了深刻、生动的描述。评委们一致认为路遥文学奖要用包容的态度对待文学创作，不管用什么样的写作手法描写社会、描写人，只要作家的写作态度是真诚的，作品具有足够的精神力度，都应属于评选范畴。”

用什么样的标准评奖不是笔者关心的事。笔者想指出的是，要想颠覆土改这个历史真相一篇小说当然是做不到的，但《软埋》以及围绕着《软埋》出现的舆论攻势确实来头不小。对某些人来说它确实可以“透光、透气，给人以某种希望”。

共产党真的要与自己的历史切割了吗？这些“党媒”要不要担负起分辨是非的责任？什么样的个人不幸才能反映历史的本质真实，反映大多数人的思想感情，体现《人民文学》的人民立场，这里可打的擦边球并不多。土改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泥沙俱下偏激过火的情况肯定难免，这也是当时政策制定工作纠偏的中心任务之一。但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本质，农民的大多数满意不满意，对此作为《人民文学》以及主流媒体没有一个基本判断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所有的小说都是虚构的，所有的虚构都隐含着作者的立场，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这一点恐怕《人民文学》不会不清楚。这里唯一可以打擦边球的地方，就是如何认定“真相”。事实上从《秧歌》到《软埋》，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的斗争从来就没有止过。站在翻身农民一边还是站在被打倒的地主阶级一边，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价值观问题，更是一个立场感情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式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并不是真的“虚无”，而是以虚无的文学姿态达到非常实在的目的。所谓“告别革命”论，既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又是它不加隐讳的真实目标。在鼓吹者看来，中国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更谈不上必然性合理性。一些人拼命渲染革命的“弊病”和“祸害”，所谓“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残忍、黑暗、肮脏的一面，我们注意得很不够”。历史虚无主义在糟蹋、歪曲历史的时候，却声称自己是在进行“理性的思考”，是要实现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似乎只要戴上文学光环，就能名正言顺地抓住历史表达的话语权，中国革命就再也不具有正当性了。在刘再复《告别革命》一书迅速获得主流思想界推崇的情况下，创作与批评中的颠覆历史之作就一波接着一波，其核心内容便是“去政治化的政治”，颠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

中国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是解读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也是中国革命合理性的基础。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弱小的共产党何以战胜了强大的国民党，也无法理解国民党政府何以刚到台湾就匆匆忙忙地推行“三七五减租”和土改。这股虚无主义思潮来自海外，通过台湾香港逐步在大陆渗透，起初还是“人生无常个人幻灭”式的感慨，逐渐便发展为对革命本身的质疑。起初还是夏志清“力挺张爱玲”式的为个别作家张目，逐步发展为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式的对一个时代的质疑，最终就变成李欧梵“民国海上花”式的殖民地赞歌了。表现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就是通过“个人化的历史”“虚无感的历史”“戏说历史”来替换客观实在的真实历史。当这些论调成为了主流媒体的千次重复，成为了文化艺术的内在价值，文化领导权也就被彻底颠覆了。在一些人看来，只有彻底否定了土改和革命，才能否定毛泽东和孙中山;进而否定两千多年来的农民起义，才能否定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基础，否定被压迫人民要求平等、渴望解放、向往尊严和自由的历史正当性。其实说白了，不过是为迎合盎格鲁·撒克逊们的“中国观”，满足他们对中国人落后野蛮自私愚昧的想象，为侵略和殖民辩护，为压迫和剥削遮丑，把人民英雄纪念碑推倒，把李鸿章袁世凯慈禧太后请回来。

从《秧歌》到《软埋》，再次警醒我们，革命尚未成功，战斗仍未有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