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

黄火青

从瑞金到遵义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行军序列是：第一、第三军团为左、右前锋；第八、第九军团两翼掩护；第五军团殿后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和中央纵队，一直到遵义都是这样。

长征中红九军团担负着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前进的艰巨任务。进入湖南后，粤湘之敌从两面向我军团夹攻，我军近万人要从相距约30里中间钻过去，白天不能走，只好夜里走，用铁丝绑着松枝点燃照明。正值天下大雨，一脚踩下去要陷进黄土泥有半尺深。前面走不动，后面也动不了，我以为前面部队在休息，纳闷为什么休息这么长时间？赶到前面一看，原来大部队已经往前走了，只有几个炊事员背着大锅睡着了，挡住了去路。后面部队只好摸黑向田埂上有稀泥脚印的方向追赶，追了一两里地才跟上前面部队。就这样在泥泞中整整走了一夜，而这一夜只走了三四里地。

后来中央改变部署，叫九军团掩护十五师撤退。部队临时拉上去，从午后打到天黑。打完仗往前走，有个小土坡路很滑，人又饿，人往上爬像背了几百斤重的东西一样。到了山上的凉亭里，战士们包括团长杨梅生都睡着了。我拿块竹板在墙上敲打，好容易才把大家闹醒。山下就是敌人，又没水喝。往前走，天又下雨，遇见前面掉队的战士抱枪坐着不动，一叫不应，一摸已经牺牲了。中央叫五军团来接应我们。刘伯承在山下等，左等右等不见来。天亮他跑上山一看，九军团战士正往山下走，真是又饿又累。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才和五军团接上，继续赶路，掉队的都顾不上了。

长征途中，中央曾几次命令九军团如跟不上主力时就单独行动，但每次都跟上了。惟独过乌江这一次，真正脱离了主力，在敌占区单独行动，一切行动全靠自己作决定。老木孔一战获胜，为单独行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不仅给了敌人以重大打击，也打破了敌人企图追截夹击我军的幻想。这一仗使九军团转危为安，也减轻了敌军对我主力大军的压力，中央曾来电嘉奖。

1935年5月底，九军团翻过大雪山山脉最南段的一座大山，进到大渡河西岸的安顺场。

1935年7月初，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的两河口会议精神，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部队整编，变更番号。因四方面军有个第九军，故九军团改称三十二军，归第四纵队指挥，政委周纯全。

张国焘反党南下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县东达维北面的八角井胜利会师。双方一吹号，知道是红军，非常高兴。两大主力会师，本来是件大喜事，但由于张国焘不执行中央正确路线，闹独立，最终导致分裂，致使红军遭受重大挫折，使无数革命坚决、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战员遭受不应有的牺牲。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大的血的教训。

在马尔康、松岗，三十二军曾接到中央电报，叫跟随北上，一切都准备就绪，决定次晨出发。夜里忽然又接到一个电报，叫我们原地不动，积极准备粮草。大家都很纳闷儿，心里好似放了一块大石头。紧接着周纯全把指挥员罗炳辉找去，可能要强迫三十二军跟张国焘走。

罗炳辉将军英勇善战，指挥有方，尤其是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运用得很好，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在民主革命战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罗炳辉从纵队指挥部回来后，就表示坚决拥护张国焘。何长工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周纯全紧接着来到三十二军召集连以上干部会，惟独不通知我。从此，对我实行政治封锁，不让我参加会议，不抄送电报，我完全靠听小广播过日子。会议据说是罗炳辉主持，周纯全讲话，内容主要是反对党中央，提议开除毛泽东党籍，通缉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散会后，政治部的干部拥到我屋子里，讲述会议情况，非常气愤。罗炳辉和何长工已经倒向张国焘一边去了，如果由我出面带起队伍来反对张国焘，我们只有2000多人，带走还是有把握的。但考虑到我军所处地势十分不利，向东走有胡宗南30万大军阻击；向西过大渡河是藏族地区，天寒地冻，孤军深入，死掉一个就少一个；向北进，张国焘的部队堵住了去路。此外，最大的困难是周纯全把电台给带走了，我们没有办法和中央取得联系。考虑来考虑去，只有暂时违心地表示赞成南下。心想到了天全、芦山等汉族聚居地区后，如果张国焘投降蒋介石，我们就带队伍打游击去。

我回到松岗，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大姐恰好也来了。他们先去司令部，后来到我住处看我。还没坐上3分钟，罗炳辉就赶来了，看样子是怕我们讲什么话。

10月初，张国焘南下到松岗，导演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卓木碉会议。这次会议却通知我参加了。到会四五十人，主要是企图通过会议煽动大家诬蔑中央北进为“逃跑主义”，赞同他南下的错误主张。在这次会议上，我曾经发言说过赞成南下，本意是想用违心的话来迷惑他们，以免把我调离三十二军。

张国焘率部南下到天全后，三十二军划归第四军指挥，军长许世友，政治部主任洪学智。此时，罗炳辉将我撤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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