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苏联形象建构:以1949-1957年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陈金龙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07期日期:2017-03-08 点击:
毛泽东与苏联形象建构:以1949-1957年为中心的考察
陈金龙
摘要:1949-1957年,毛泽东基于赢得苏联支持、增进民众对苏联经验的认同、彰显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需要,通过出访苏联、组织参观团到苏联学习、谋划实施与苏联有关的纪念活动、出席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回应国际社会有关苏联谣言等方式,建构了苏联的革命形象、建设形象、政党形象、领导人形象、国际形象和中苏友好形象。苏联形象建构,对于赢得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和尊重、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话语与突破苏联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9-1957年,为协调中苏关系,赢得苏联支持,促进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毛泽东通过出访苏联等方式立体建构了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形象,提升了苏联的国际地位。本文拟就毛泽东建构苏联形象的动因、方式、内涵、作用进行探讨,以展现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协调中苏关系的谋略与智慧。
一、毛泽东建构苏联形象的动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之所以注重建构苏联形象,主要基于如下一些考虑:
1.赢得苏联对中国的支持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物资、资金、技术、人才短缺,需要苏联给予支持。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期间,就已开始具体援助方案的设计,双方商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参加。《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就是这一磋商的结果。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了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确立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毛泽东认为,这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又是国际主义的条约,“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然而,条约签订以后,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极度怀疑、强烈反感,这一点或许别人没有看出来,但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因此,要赢得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单纯依靠《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还不够,必须有其他方面与之配合,建构苏联形象,表达对苏联的推崇,也就成为当时协调中苏关系的必然选择。
2.增进中国民众对苏联经验的认同
苏联经过4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机构与部门组建、各项制度建构、国家治理方式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选择,基本上是按照苏联做法与苏联经验进行的。中国民众对苏联经验的认知和态度如何,苏联形象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记忆怎样,直接关系苏联经验在中国运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为增进中国民众对苏联经验的认同,1950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要采借苏联经验和苏联技术,首先需要建构苏联形象,然后苏联经验、苏联技术的价值才有彰显的空间和借鉴的可能。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苏联经验的先进性需要苏联形象来支撑和证明。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仍强调学习苏联经验。1957年10月9日,他在八届三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说:“苏联的建设经验,根本上是好的,苏联的经验比我们的完全。不学习苏联有很大损失,学习苏联有很大利益。”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建构苏联形象是为学习苏联经验做铺垫。
3.彰显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方针,选择联合苏联,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建构苏联形象、维护苏联权威是促进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内在需要。1957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着重谈了“以苏联为首”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问题。他说:“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基础,而要真正做到“以苏联为首”,使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具有感召力,需要提升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建构苏联形象成为必要。
可见,毛泽东建构苏联形象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阵营利益考虑,是当时国际国内背景下的一种理性选择。
二、毛泽东建构苏联形象的方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通过出访苏联、组织参观团到苏联学习、谋划实施与苏联有关的纪念活动、出席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回应国际社会有关苏联谣言等方式,以求建构立体的苏联形象。
1.出访苏联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对苏联进行了第一次访问。毛泽东首次跨越国门选择苏联,表明苏联对中国的重要性和他对苏联的重视,对苏联形象建构具有指向意义。1957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时,邀请毛泽东在适当的时候访问苏联,毛泽东高兴地接受了邀请。11月2日,毛泽东率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典礼,随后出席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联合举行的庆祝大会,再次表明毛泽东对苏联的重视。在出席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毛泽东提出:“苏联是个什么国家?它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毛泽东两次出访苏联,并结合观感在社会主义国家代表面前对苏联做出了整体评价,以实际行动表明对苏联的推崇。
2.组织参观团到苏联学习
为实地观察和学习苏联经验,获得苏联形象的“现场感”,新中国成立后组织各种参观团赴苏联访问。1949年7月25日,毛泽东复电在苏联访问的中共代表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同意派遣各种参观团到苏联去参观和学习各项经验。随后,各地方或部门着手组织访问团赴苏联参观学习。1950年1月23日,王震、徐立清向毛泽东递交报告称:新疆现在业已获得和平事业的顺利推进。王震提出要在4月初率15个干部到阿拉木图和塔什干参观1个月,学习联共在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民族工作中的经验以及这些区域的农牧业生产建设。毛泽东决定将这个报告转送斯大林,并在报告上批注:“王震同志是新疆党政军的总负责人,是一个忠实的和有才能的同志。”因此,毛泽东是新疆团赴苏参观学习的推动者。1950年7月,中央组织45人的宣传工作参观团赴苏,并预定在苏联学习和参观3个月。毛泽东对此做出批示:“以后派这类参观或考察团,以人数少而精(五人左右真能思考问题者)、研究问题少而专更为有益,并带好的翻译员。”他十分关注参观学习的实际效果,对参观或考察团的规模控制、问题选择提出了明确要求。与此同时,积极推动留学生、年轻干部赴苏学习。1950年8月1日,毛泽东就致电斯大林:“为培养中国工业干部、满足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我们拟送375名留学生赴苏学习和88名年轻干部直接去苏联工厂实习二年。若您同意此事,请予复电。”8月5日,斯大林复电同意。组织参观团到苏联参观学习,派遣留学生和年轻干部到苏联系统学习,实际上表达了对苏联的推崇。
3.谋划实施与苏联相关的纪念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参与谋划或实施了十月革命纪念、抗战胜利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纪念、中苏友好协会成立纪念等活动。1949-1956年,逢十月革命纪念,毛泽东给苏联领导人发送贺电已成惯例,在肯定十月革命历史地位、世界意义的同时,赞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为建构苏联形象提供了历史支撑。抗日战争初期和中期,苏联在政治、道义、外交、物资和人力上给中国抗战以支持,鼓舞了中国抗日军民的士气;抗日战争后期,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加速了日本的败降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基于这一历史事实,1951-1954年,逢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毛泽东就致电苏联领导人,鸣谢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周年纪念,为建构苏联形象提供了新的平台。1951年2月12日,毛泽东为祝贺条约签订一周年致电斯大林,认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不但对新中国的建设有了极大的帮助,而且在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及世界和平与安全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肯定条约签订的意义,实际上彰显了苏联的国际地位。翌年,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两周年,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感谢两年来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中国的援助。如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周年纪念,成为建构苏联形象的途径之一。
4.出席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
将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直接呈现出来,是增进苏联认知、建构苏联形象的有效途径。1954年10月2日,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展出期间,先后有276万人前去参观。10月25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参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历时4个小时,并联名题词:“参观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以后,我们觉得很满意,很高兴。这个展览会用真凭实据表现了苏联工农业经济的突飞猛进,苏联技术科学的高度发展,苏联教育事业和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苏联人民生活的幸福。”毛泽东出席展览会,并对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建构苏联形象的有效方式。
5.回应国际社会有关苏联的谣言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围绕中苏关系制造了不少谣言,既不利于中苏关系的发展,也有损中国的国家形象。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讲演中,制造“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等谣言。19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驳斥了上述谣言。毛泽东指出:“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这既有利于澄清事实、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尊严,也有利于建构苏联形象。
应当说,毛泽东善于把握时机建构苏联形象,也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可能利用的机会建构苏联形象。
三、毛泽东建构苏联形象的内涵
毛泽东对苏联形象的建构,涉及革命形象、建设形象、政党形象、领导人形象、国际形象和中苏友谊,从不同侧面勾勒了苏联形象的内涵。
1.苏联革命形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多次论及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肯定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重申了评价十月革命的基本观点。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交谈时强调“十月革命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国际现象”,再次申明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1957年4月,毛泽东在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的国宴上致辞,肯定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机场发表讲话时说:“十月革命节是苏联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些关于十月革命历史地位的评价,维护了苏联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强化了苏联的革命形象。
2.苏联建设形象
毛泽东建构苏联形象时,注重展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使中国民众产生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增进对社会主义的认同。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离开莫斯科发表告别演说:“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这些经过实地考察获得的苏联印象,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经过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苏联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于1957年10月4日成功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在莫斯科机场发表讲话时,高度评价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在四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这一评价反映了当时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11月6日,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肯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苏联的面貌在四十年间完全改变了。在革命以前,俄国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曾经是比较落后的。现在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大的工业国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苏联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规模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喷气式客机,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洲际弹道火箭,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和第二个人造卫星。”这些“第一”彰显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效率,既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为苏联形象建构提供了事实支撑。
3.苏联政党形象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对苏联共产党,毛泽东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苏联共产党是列宁斯大林亲手教养起来的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有经验的和最有理论修养的党;这个党在过去和现在是我们的模范,在将来也还是我们的模范。”这一评价将苏联共产党推到了至尊地位,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对建构苏联形象不无意义。1954年10月25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参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后,在联名题词中也表达了对苏联共产党的推崇。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说明了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各族人民的团结一致,说明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的正确”。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既喜又忧。在他看来,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在讲到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地方,加写了一段话:“它不仅总结了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许多年的工作经验,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对苏共二十大的肯定,实际上是对苏联共产党的肯定。1957年11月14日,毛泽东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对苏联共产党做出了客观、冷静的评价:“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政党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崇苏联共产党有利于提升苏联的国家形象。
4.苏联领导人形象
1950年1月访苏期间,毛泽东在王稼祥、陈伯达的陪同下晋谒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并献花圈。花圈的缎带上用中俄两国文字写着:“献给列宁——革命的伟大导师。”称列宁为“伟大导师”,表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列宁的基本评价。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12人参加苏联举行的列宁逝世26周年纪念会,会后由斯大林陪同在莫斯科大戏院观看关于列宁生平的电影,并出席斯大林举行的酒会。毛泽东参与这些活动,表达出对列宁的敬仰之意。
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前者对后者的评价包含不少溢美之词,并在苏共二十大后尽力维护斯大林的形象。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剧院出席了斯大林70寿辰庆典,他在祝词中说:“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将斯大林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高度来评价,尽管并非毛泽东的真实想法,但对于苏联形象的建构具有积极意义。1953年3月6日,为悼念斯大林逝世,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7日至9日全国下半旗志哀;在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这种高规格礼遇表现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斯大林的推崇。同一天,毛泽东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对斯大林逝世表示最沉痛的哀悼。9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最伟大的友谊》一文,称斯大林为“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上和在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同志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新时代”。“天才”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但作为一种外交策略有其意义。9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各界人民追悼斯大林大会,并向斯大林遗像敬献花圈。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趋于公正和理性。在他看来,“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了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对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毛泽东提议以发表文章的方式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通过讲道理以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中国共产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这是写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初衷。在审阅修改这篇文章时,毛泽东加写了几段文字,一方面强调对斯大林做出全面和适当的分析,另一方面指出了斯大林后期的重大错误。1956年9月22日,毛泽东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再次谈及斯大林问题,认为“斯大林的错误还是小部分,七分是正确的,三分是错误的,也许还比三分少些,只有一分到二分”。1957年1月18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批评苏共二十大后中共党内的动摇分子:“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这时候也反得积极。我看这种人缺乏道德,马克思主义也包括道德。”从道德层面来批评“积极”否定斯大林的行为,体现了毛泽东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理性态度。
5.苏联国际形象
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世界和平的维护发挥了关键作用。毛泽东在祝贺十月革命的电文中,肯定了苏联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认为苏联的和平政策“团结了全世界的和平人类,使他们相信和平可以战胜战争”,苏联维护与巩固国际和平的成就“增强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保卫和平制止战争的信心”。在朝鲜战争期间,尽管中国出兵朝鲜受到来自苏联方面的一些压力,但苏联空军的秘密参战意味着苏联事实上参加了朝鲜战争。苏联方面尽快实现朝鲜停战的提议对战争结束起了推动作用。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致电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强调“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所作的不懈努力,对于朝鲜战争的结束起了巨大的作用”。1955年11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致电苏联领导人:“苏联政府为着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国际间的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努力,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最近苏联政府就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裁减军备问题和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接触等问题所提出的主张和建议,是符合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的。”这里以具体事实为例证,彰显了苏联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
6.中苏友好形象
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苏联的支持密不可分。第一次访苏抵达莫斯科时,毛泽东就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这是毛泽东对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总体评价。他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时,将“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作为中国革命在二战后取得迅速胜利的原因之一。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着重体现在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电文中,肯定了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苏联军队歼灭日本关东军“帮助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给苏联领导人的电文中,鸣谢苏联援助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如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2周年致斯大林的电文中,毛泽东借机感谢两年来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中国的援助,认为“大大帮助了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的巩固”。抗战胜利8周年纪念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认为“苏联给予中国人民兄弟般的帮助,乃是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和走上有计划建设道路的重要因素”。1953年9月,苏联政府同意给在建和改建的141个中国企业以系统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并在商谈过程中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提出了各项原则和具体建议。毛泽东致电马林科夫,认为苏联的援助对中国工业化及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苏联的建议“将帮助我们在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鸣谢苏联的过程,实际上是建构苏联形象的过程。
可见,毛泽东从多个侧面展示了苏联形象的内涵,为中国民众、国际社会认识苏联提供了基本参照。
四、毛泽东建构苏联形象的基本评价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建构苏联形象的努力对中苏关系的协调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话语的建构具有积极意义,也为突破苏联模式留下了空间。
1.赢得了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和尊重
依据沈志华教授的推算,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至少超过2万人;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总额66亿多旧卢布,用于军事的约62.8亿旧卢布,而用于经济建设的约3.28亿旧卢布。尽管促成苏联给予中国支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毛泽东建构苏联形象的努力不无关系。1956年10月30日,苏联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并对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宣言。苏联对中国的尊重,1957年11月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体现得最为明显。依据沈志华教授的看法,召开各国共产党协商会议并发表一个共同宣言的主张是中共首先提出来的。不仅如此,在会议筹备和召开过程中,毛泽东也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莫斯科扮演了不是主人的主人角色,成为这次会议的幕后总导演。这次会议签订的《莫斯科宣言》是中苏两党政治合作的经典之作,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机制已经从斯大林时代的苏共一党独大变成了中苏两党平起平坐、共同指挥。这说明,经过“蜜月期”的协调与交往,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苏联的尊重。
2.为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话语提供了支撑
以苏联形象为基础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话语,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195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谈了苏联企业发展的历史后,指出:“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毛泽东通过说明苏联经验,诠释了中国工业化道路,苏联经验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话语建构的基础。1956年3月2日,毛泽东在听取地方工业部汇报后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毛泽东通过借鉴苏联经验,表达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观点。
3.为突破苏联模式留下了空间
毛泽东在建构苏联正面形象的同时,并没有刻意隐瞒苏联形象负面的东西,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建设、国家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理性反思。在阐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过程中,毛泽东说:“斯大林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不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把人民的某些不满、人民对政府的批评这些人民内部的矛盾看成是阶级矛盾,当作敌人处理,结果打错了许多人。鉴于这种教训,我们把矛盾分成两种,第一是阶级矛盾,我们基本上已解决;第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阐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并没有照搬苏联经验,而是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农业合作化与机械化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明确表示:“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事实上,中国选择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因此,毛泽东注重建构苏联形象,但并没有迷信苏联经验。
总之,毛泽东建构苏联形象的努力既是一种主观愿望,也包含策略上的考虑。尽管有些做法并非自觉与自愿,但因有助于协调中苏关系,故而采取了积极的态度。1957年后,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毛泽东在建构苏联形象时,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后,毛泽东对苏联的批评则包含不少误解和误断,一定程度上贬低了苏联形象。
(作者简介: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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