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中的强国之路与中国选择

——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讲演

张文木

说明：讲演时间：2007年9月27日晚19时，地点：北京大学理教207教室。讲演全文首发于《在北大听讲座》，第19辑，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2007年9月27日晚19时。

大家晚上好。今天的讲座是应北大马克思主义协会邀请而举办的，我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协会表示敬意。因为在今天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更应该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克思的学说，特别应该注意包含列宁的学说，因为是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具有世界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讲枪杆子的，不然，它就变成了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童话而不是一种政治主张。我想从下面几个角度展开我们的话题。

一、自主还是依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发展也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

历史表明，只要存在国家间的斗争，国家财富就不主要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分配的结果。生产创造财富，但财富多少取决于生产者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其实很多国家干得不多，拿得不少。为什么？因为国际分配体系是他们强力打下的。我们现在外贸顺差这么大，为什么拿钱还这么少？因为我们拿的只是工钱。你看那个微软，就是一项技术，赚了多少钱？我们拿八亿件衬衫才换西方一架飞机，这八亿件衬衫，我们有多少工人农民的血汗在里面，多少国家资源在里面，而我们拿回的是什么？拿的仅是工钱，而且还是越来越低的工钱。钱少而活累，然后西方人就表扬你“中国人勤劳勇敢”，告诉你“劳动光荣”。（笑声）然而，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凡事都不可过分。当劳动者及其国家在国际分配体系中的连工钱都赚不到时，那这个国际体系就维持不下去了，就会出现“9·11”式的反抗。

那天，有个同志给我打电话，说香港人特讲实惠，把大陆所有的崇高都给化解了：大陆人说“找工作”，香港人则说“找食”；你说“相声”，香港人说“搞笑”，似乎香港人看问题都看到“本质”。我说这只能说明英国的“成功”，这样香港就出不了“丘吉尔”式的人物了，香港要是出现了丘吉尔，英国怎么来统治呢？设想香港要早出现了毛泽东，那大英帝国就早就“夹着尾巴逃跑了”。英国将香港人培养的都“找食”去了，还怎么能出毛泽东？（笑声）什么叫殖民文化，这就叫殖民文化。英国人不会把培养英国人的意识形态灌输给香港人。你看英国文学有怎样的作品，有《失乐园》、《唐璜》、《天路历程》、《傲慢与偏见》、《双城记》，他们讲乔叟对英语民族化贡献，讲拜仑、雪莱，讲莎士比亚的戏剧。至于它统治下的香港，那是不能这样的，顶多只教育他们做个甘地式的人物：非暴力，不合作。黑格尔对此真是“哀其不幸”，他说：“大体上说来，印度文化的分布只是一种无声无臭的扩张，那就是说，没有政治的行动。印度人民从来没有向外去征服别人，而是自己常常为人家所征服。”

一个人，总要给彼岸留点地方。你可以把彼岸世界叫做宗教，也可以叫理想。人的彼岸世界如果有崇高、有浪漫、有自尊、有理想，那这个人才是幸福的。（掌声）一个民族也是一样，如果一个民族的彼岸世界没有了，那这个民族就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民族，那将是怎样的悲哀呀。犹太人曾是一个很实际、满世界“找食”的民族，结果呢？结果找到“奥斯维辛”去了。从“奥斯维辛”出来后，犹太人便从此有了不屈的灵魂。

英国人在印度就把印度人的彼岸世界中最能动的革命意识彻底抹杀了。你到印度去看一下，没有一点革命精神。我有一次在印度一家小店吃饭，老板娘情绪高兴，问其故，她说儿子今天拿到绿卡了。（笑声）拿绿卡高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这意味着你来到发达国家。但进了发达国家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发达人了。印度人很朴实，但对富人，尤其是西方富人有天然的自卑感，满街讨钱的、没胳膊没腿的追你。有一次我看到有个人在马路边站着，刚一迈步，一个轿车就过来把他撞得就像一件飘起来的衣裳飞起来，飞出一丈多远。但这个人倒到地下滚了几滚，站起来，抖动抖动腰，摸摸衣服就让车走了。为什么？那是轿车，坐轿车的是有钱人。在中国的有钱人就没这等便宜事。（笑声）还有一次我看到一辆摩托车和三轮车相撞，两个人随车在地上滑出去半米远，起来后只是比划着吵嘴，声也不太大。绿灯亮了后，两个人又各走各路了，什么事也没有。在印度呆了一年，从北方的新德里走到最南海边的科摩林海角，一路见到有人吵架，但从没见过打架。你看咱们中国也有这样种现象，凡是殖民化厉害的地方就只吵架、不打架。你到上海看看，上海人说半天，西北人一扬拳头他就跑了。（笑声）上海人十回合不解决问题，西北人只要两回合就解决问题。当然不是所有上海人都这样，也有一些上海人还是很不错的。（笑声）当然，我不是说打架比吵架好：在人民内部矛盾上，还是和为贵，要讲君子动口不动手，但在反抗阶级和民族压迫上，要有点血性，有点人格力度，要有点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劲头，不能只讲“非暴力，不合作”。为什么毛泽东坚持对《武训传》的批判，因为那个作品潜藏着一种毛泽东最反感和最不能容忍的奴性。

中华民族文化中流淌着英雄的血，它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表现。我到陕西茂陵去看过汉代雕塑作品：一块巨石上简单地勾勒几笔，一头大熊就出现了，雄浑大气。大家看过那个“马踏匈奴”吗？它粗犷、古朴，有点原始力度。你把“马踏匈奴”跟清朝故宫那雕塑的狮子和龙比，哪个更好？我说“马踏匈奴”好，因为它有想象力，有张力。你看清朝的那个龙，连睫毛都刻出来了，太细腻了，当艺术细腻到这个程度，艺术就死亡了。艺术是人心的镜子，艺术巨细如麻，人心也就难有“飞起玉龙三百万”的壮观和豪情。如果艺术死亡了，这个国家也就死亡了。还有个例子，王羲之的字为什么写得那么好？因为从他的字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华民族从北向南扩展时那种天马行空的精神。后来唐代开辟大西北，那时的边塞诗就充满了血性、个性和理想主义的张力。有血性、个性和理想主义，往往是一种民族处于上升时期的表现。你再看书法中的魏书，那个撇捺就像马蹄子，很有力量，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南下时的雄健奔放的力量，有横扫整个中原的气势。这些东西，在英国统治的印度已被打碎了，每几年西方人就给甘地一个什么奖，我想西方人永远不会为东方人设“毛泽东奖”，尽管西方人自己不乏“罗斯福奖”或“丘吉尔奖”等奖项。所以我说今后我们中国人不要将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民族魂再打碎，做人就要有点天不能灭、地不能埋的倔强精神。

今天中国毛泽东又热起来了，马克思又热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济发展中有走上拉美模式的可能。当时蒋介石就走的是这条路，毛泽东思想中也有反对国家依附型发展道路，坚持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内容。值得一说的是，毛泽东不仅反对依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反对依附苏联这样的发达社会主义国家。亚洲大国中拉美道路走得最早的是咱那位蒋委员长。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蒋介石在北伐后就与工人农民分道扬镳了。这是必然的。因为蒋介石的基础与共产党不一样，蒋委员长走的是“精英路线，”坐的是土豪劣绅、江南资本家和买办们给的坐椅。中国资本家是在依附国际资本的买办路线中成长的。正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中国的资产阶级天然就有依附性和软弱性，蒋委员长也是这样。开始的时候他也想依靠工农，比如北伐战争的时候，就是他和共产党一起依靠工农取得胜利的，那时他如鱼得水，挥洒自如，以至宋美龄都爱上他了。（笑声）宋庆龄不会喜欢他，因为人家已仰慕孙中山。（笑声）自从蒋介石失去工农的支持后，他的战略能力就没有了，显得很笨拙，因为支持的人少。建国后，毛泽东也反苏联，说他是“社会帝国主义”，为什么？因为苏联想让我们走“东欧模式”，这种模式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拉美模式”。毛泽东要中国走的是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当然，走这条路需要的是社会主体人口即人民的支持。西方英美国家在初期失去了人民支持，导致其在国内由人民革命——如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大革命及美国70、80年代的工人市民的反政府暴动和大规模示威——提出来的政权合法性危机。这种危机迫使英美国家政府的东方扩张政策，最后通过巨大的利润回流实现本国“工人阶级贵族化”并由此获得了本国主体人口的重新支持。与此同时，他们却诱导后发国家走拉美道路。西方资本对东方国家的策略是，叫工农出血，买办帮闲吃洋人的剩饭，西方将高额利润返回国内补贴中产阶级。所以说，对于没有外部扩张能力的后发国家而言，国家主体人口即人民的支持是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绝对条件。简言之，没有独立自主，国家便没有光明的前途；而没有人民支持，国家则无独立自主；而要获得人民的支持，尤其是获得人民对市场经济政策的支持，那对没有对外扩张能力的后发国家而言，就必须节制资本，节制精英意识，倡导“人民创造历史”而非GDP即资本创造历史的世界观。明乎此，也就明白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值得一说的是，蒋介石时期，中国的GDP发展得也很快，但为什么中国越来越穷呢，因为他牺牲工农，走的是拉美式的依附模式，不是英美式自主资本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生长前提是国际资本，继而买办资本赚大头，民族资本赚小头，最后牺牲的工农。毛泽东为什么说中国的“右派”长不了呢？因为他们以工农为敌，而工农又是中国的主体人口，惹不得。中国现在的工农也有八九亿了，这是什么概念，你敢叫他两极分化？前几天我们公布了个统计资料，说“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这里头就有问题了，因为他没有告诉你是在什么样的基尼系数范围内的“人均水平”。比如我一个人1个月赚10 000元，其余999人都没赚钱，若平摊，名义上就可以说人均月收入每个人都赚了10元。能这样平均么？不能，因为这个“人均收入”是虚拟的。如在基尼系数高值范围内，那这就是国家接近政治动乱的“人均水平”，而非富裕的人均水平。因此，“人均收入”计算必须介入基尼系数。不介入基尼系数，就反映不出真实的“人均”情况。蒋介石当时走的也类似这条路，所以外资大规模涌进来、生产力上升的同时，工农却迅速破产。清末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低，至少比日本高：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同时，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南方造成农民大规模解体，并爆发了覆盖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与当年《拿破仑法典》要解决的问题形似，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就是针对农民问题的土地纲领，都是要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就是农民温饱问题。

与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尼赫鲁时期的印度相反，美国走的就是自主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美国起步时比较惨，也就是那十三个州，巴掌大点地方，硬是靠铁血奋斗打出一片天地：开始是独立战争，后来1812年至1814年抵抗英国入侵。当时英国多厉害，就像今天美国一样没人敢惹。当时英国人都打到白宫了，但美国人誓死坚持，结果硬是将英国赶出美国。最终获得彻底的独立。

早期美国人的奋斗历史真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欧洲人瞧不起早期的美国人。欧洲当时整个的舆论认为北美人简直就不是正常人。（笑声）当时几乎所有欧洲学科都歧视北美人，当时欧洲的人种学家说动物到了北美去，三代以后就变小了，如果人到北美去，三代以后也会变小。（笑声）以至黑格尔都说：“美洲在物理上和心理上一向显得无力，至今还是如此”“美洲土人体质的孱弱，实在是输送黑人到美洲的主要原因。”黑格尔说得不仅有理而且有据，他举例说一位英格兰的旅行家知道“一个北美土人，他的智力已经充分发达，他居然能够从事研究学问，但是开始不久，他就因为狂饮白兰地酒而死了”。所以，在欧洲人看来，北美是去不得的地方，就和我们今天想象中的非洲一样。其实非洲的丛林也并非那么可怕，只是国际上的“贵族”国家把它妖魔化了。所以当时欧洲人说起北美生活就如下了地狱。为了纠正这个偏见，杰斐逊写了《关于弗吉尼亚州的笔记》据理反驳，富兰克林在法国巴黎的住所请那个骂美国人的作者及其他几位法国学者，他同时也带了同等人数的美国学者。先让他们大谈一通美国人种如何不行的观点后，富兰克林说“全体起立”。起立后一看，美国这边个子都比法国人高，最矮的就是那个骂美国人的作家。

这也不奇怪，欧洲人对其征服过的民族历来是看不上眼的。法国曾在11世纪中叶征服过英国，马克思说：“英国悲剧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把崇高和卑贱、恐怖和滑稽、豪迈和诙谐离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这使法国人如此地反感，以致伏尔泰曾经把莎士比亚称为喝醉了的野人。”英国崛起后，整个欧洲又开始将昨天法国人蔑视英国人的眼光投向美国。

这说明美国打小就是在骂声中成长的。为什么？有个性，不信邪。早期美国人根本不信英国人宣扬的“自由贸易原则”。华盛顿在就职的当天，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这意在告诉美国人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李斯特通过对美国经济的研究，对当时流行的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提出批评，他说：“美国早期以及比较晚期的经验都证明，当（经济）恐慌发生得最频繁、性质最严重的时候，也正是对英国商业往来限制得最不严的时候。”南北战争中，美国人硬是不信邪，将亲英的南方奴隶主阶级打败了。结果北方民族工业资本获得胜利。此后，美国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高关税为手段强力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市场。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这时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优势地位已经确立。美国人奋斗的结果是：曾让欧洲人最瞧不上眼的美国人，经过三百多年的奋斗，竟成了后来欧洲人的保护神。

欧洲文明比美国早，所以欧洲人瞧不起美国人，但对亚洲人则另眼相看。你看黑格尔书里就有就有专门介绍中国文明制度的内容。伏尔泰他们那些人都对中国很敬佩，甚至到清朝时欧洲还有人到中国翻译中国文化。欧洲人文明早，所以也知道深浅，马可·波罗把中国的繁华介绍到欧洲，当时欧洲还很黑暗。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们的书上还说，从巴黎到里昂，路上还有狼呢。（笑声）所以对比来看，我们中国在中世纪时就是黄金世界，是比美国今天还要耀眼的文明之灯。美国有白宫，咱这儿有皇宫。（笑声）并且咱有文化制度，听说曾有人要去欧洲学习文官制度，欧洲人就说，你还来这里学习，我们的文官制度就是学你们中国人的。其实，未来他们西方人还是要学习中国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文化是和谐文化，中国传统经济是可持续性发展经济。大家看看孟子和梁惠王的讨论，所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讲的就是可持续发展，这种认识贯穿着中国人的全部世界观，与西方比，这是东方中国的强项。

自然经济条件下，欧洲人从我们这学到了有益的东西，同样的道理，对今天中国人而言，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应该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学习一些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留下的经验，特别是其中治理世界的经验。中国文化中重义轻利，一部《水浒》讲的就是一群好汉们为义而聚，同时也为义所累的故事。中国人说“好朋友，明算账，好亲戚，勤打墙”，但做到这一点，对中国人，尤其是传统的中国人却很难。在西方那里办事，尤其是处理重大原则问题时，往往是商业原则优先，对此他们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罗斯福欣赏威尔逊提出的“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说白了就是将商业的原则用于外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决不含糊。1807年6月25日，拿破仑与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西特谈判，一见面亚历山大一世说，我的敌人就是英国，拿破仑说，好，那我们成交。（笑声）7月7日，双方就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来到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也是这样，他们先谈势力范围，要地盘。丘吉尔一步到位，列出个表，大致是说东欧主要国家英苏势力范围分配百分比，斯大林看完后打了个勾，谈判就成交了。（笑声）罗斯福又请斯大林出兵东北打日本，斯大林先问罗斯福能给点什么，好向俄罗斯人民交待。罗斯福就牺牲中国的利益将辽东半岛等让给了斯大林，斯大林这才在1945年9月2日发表《告人民书》中说，“1904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我们再看看对西方商业原则阅历甚浅的蒋经国怎么跟斯大林谈的。斯大林要外蒙古，蒋经国说，要外蒙古可不行，因为我们抗战刚结束，人民付出太多，人民不答应。斯大林说，你来求我，还是我求你，你有本事，你去打日本，你又打不过，还说人民不答应。（笑声）斯大林怨小蒋不会言利，小蒋埋怨斯大林不会言义。斯大林的逻辑是，要我在东北出力，你就得给回报。斯大林最后给小蒋挑明说：外蒙古肯定是要的，这是为了俄国西伯利亚铁路不至让中国拦腰截断。蒋经国说，中国不可能去进攻你苏联，因为我们都已经签了友谊条约了。斯大林说，那是没有用的。中国必然强大。蒋经国说，强大了我们也不会侵略你们。斯大林说，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就会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掌声、笑声）蒋经国是幼稚，姜还是老的辣。老蒋根本就不去谈判，因为他知道手伸不到的地方，谈判都是没有意义的。蒋经国想不通，就问斯大林日本将来会怎样。斯大林说，日本消灭不了，美国统治下它五年后必然崛起。这个国家爱记仇、会报复。蒋经国又问，“如果是你统治日本呢？”斯大林说，最后也不过多管五年。他告诉蒋经国：一个国家可以被毁灭，但民族不能被消灭。蒋经国与斯大林的对话是两种文化的对话。蒋经国满口“之乎者也”“仁者爱人”，这些话，西方人只能在教堂里听得明白，可一到谈判桌上，就完全听不懂。

苏联人，尤其是苏联共产党人也不是一开始就会言利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需要与西方人打交道，谈生意。当时苏维埃干部大部分没有与资本家“言利”的本领，针对这种状况，列宁告诉苏维埃各级干部说：“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和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党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有了这些党员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不会经营，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锻炼的普通的资本主义店员”。列宁棒喝这些品质优秀却不会也不愿“言利”的官员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这就是说，道义在革命时期，需要革命者在战场上的胜利来支撑，而在建设时期，就需要国家不断地赢利来支撑；没有实际利益——在革命中是阶级利益，在建设时期是国家利益——的获得，革命只能成为斯巴达克式的殉难。

世界就是这样，如狼似虎，你只要有了武装、有了力量，才会有文明。你看当今所谓的文明人都是从血泊中起来的。美国人把印第安人都杀光了，头盖骨甚至便宜到几美分一个，但直到今天美国人都只叫别人承认历史错误，它自己不仅从不认错，反将自己扮成文明的化身。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就是这么靠“恶动力”推动的。再比如联合国是国际民主的象征，但它那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靠的不是胸前的领带，而是靠背后戳着的五个原子弹，那不是娃哈哈。（笑声）大家都有了原子弹，谁也打不过谁，这才谈判。所以，我们在这个发展问题上，不能幼稚，文明的背后需要力量，如果没有力量，就像羊和狼一样，它们之间是没有办法“共舞”。后来苏联共产党人学会了西方人谈判方式，谈判时就特有效率。

战略机遇历来都是为强者准备的，美国早期的历史就是对此最有力的证明。早期美国人真有些邪性，楞是不买英国霸权的账。而且那阵“天时地利”都偏爱美国人。美国的“天时”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欧洲的“灾难”。1926年，外交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认为：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地利”是什么呢？就是欧洲人因内部矛盾，将大片大片的土地，比如路易斯安那、阿拉斯加等“贱卖”给美国。

刚独立不久——这与中国抗美援朝时的背景相似——的美国在1812年到1814年那场战争中之所以能打败当时世界头号霸主英国，是因为这时拿破仑正好在欧洲与英国开战。为此，拿破仑需要从大西洋西岸再为美国扶持一个对手，与法国一起从东西两面牵制英国。这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思维，即如果我打不过你，就给你培养个对手，叫你受到两面或多面牵制；我要是能打得过你，那为了使你对我永远忠诚，我也得先分裂了你，使你弱得永远无力向外挑战。黑格尔书中说，“欧洲人初到印度的时候，看到的是许多的小王国，国君都是穆罕默德教和印度的君王。”印度人对英国的忠诚，那是因为英国通过加深印度原有的分裂把印度给残废了：首先印度内部是分裂的——民族最多、宗教最多、土邦最多，印度就这样被英国整个从心理、生理上都给残废了，而且英国走的时候还将印度的国土分裂了。英国人为什么这么狠，把世界想得这么透呢？因为英国也是打出来的，它先跟西班牙打，再跟荷兰打，最后再跟俄国打，打了三百多年，从那么小的国家发展出一个“日不落”帝国，很不容易。它知道治理世界玩不得虚，玩虚的是陈独秀、戈尔巴乔夫那类秀才的事。此类“秀才”，顾名思义，多为做秀之才。（笑声）为了打败英国，至少为了减缓英国对法国的压力，拿破仑在1803年把路易斯安那卖给了美国，他知道只要北美洲再与欧洲一样处于分裂状态，那英国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获得路易斯安那，这对美国而言，真给美国创造了一个成为大国的机会，美国版图一夜间翻了一番。就这样拿破仑在英国西面扶起了一个与法国一样强有力的大国。对此拿破仑自己说得明白，他说：“进入这片领土可使美国的地位永远屹立不摇，而我则为英国创造了一个迟早会挫其锋芒的海上对手。”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当时的美国人特讲政治，他不只是考虑赚钱多少。这一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是要学习的。如果一个民族让钱而非政治引领的时候，这个民族肯定是要灭亡的。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叫钱引领过？从来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历过犹太人唯利是图的教训。二战前的犹太人有的是钱，最后被钱引到奥斯维辛焚尸炉里去了，连牙齿上的金子都被撬下来了。（笑声）从焚尸炉里出来之后，犹太人组建以色列国家，从此犹太人就不一样了，就讲政治了。为了以色列国家利益，他们会倾其家产，在各国游说。“恐怖主义”打乱了美国，那么厉害，可为什么没有把以色列打掉，因为以色列人是“孙悟空”，他的爱国心是从“八卦炉”中炼出来的，他们知道焚尸炉是什么滋味。（笑声）萨达姆不知道焚尸炉是什么滋味，弄些花里呼哨的东西，还爱写小说，开战前与宋襄公一样先来个自废武功，而且废得很阳光，结果被美国大兵从地窖里揪出被吊死了，首身分离，死得很惨。现在伊拉克人再也不信美国人的“解放”之说了。与萨达姆同期被美国列为另一个“邪恶轴心”的朝鲜，根本就不信邪，在美国的高压下反放了一颗原子弹，结果美国却立即表态说：美国无意于打击朝鲜，还给朝鲜不少钱花。以色列人更不不屈不挠，与美国合作，但不依赖美国。打赢了六场中东战争，终于在中东立足了。

不打几次架的男孩长大后是无法在成人堆里混的，国家，尤其是新生的国家更是这样。早期美国人抵抗英国入侵，迫使英国承认其独立。南北战争时，美国人仍是“政治挂帅”。大家看过《飘》，当时南方生活太富有诗意了，按照那样的描述，大家会想：南方那样好，干嘛要统一，因为人民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况且，当时南方的棉花还比北方的工业品赚钱。但美国这时候是政治第一，不为GDP引领，国家统一高于一切。林肯说：“如果一幢房屋内部自行分裂了，那它就无法再站立”。结果南北交手，北方赢了，此后美国有了统一的民族市场，同时还用高关税保护自己的民族资本，特别是西部大铁路修成后，美国崛起便成了不可阻挡趋势。试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还有一半国土是开放给外国资本的话，那美国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其最可能的结局将与印度一样。因此，美国南北战争的经验不仅对中国，同样也对所有的后发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都有正面的启示。

美国南北统一后，欧洲人的不争气再次帮助了美国。1853年至1856年俄国同英国、法国打克里米亚战争，俄国失败后就要报复英国。英国得罪人太多，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大家都想给它拆台，都想给它培养个对手，于是就帮当时还比较弱小的美国。（笑声）1867年3月30日俄国正式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继从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后，美国的蓝天上又“掉下个林妹妹”。（笑声）由此美国便有了从北纬35度到70度之间庞大的国家版图。

我们再比较印度。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印度刚刚为英国完全占领。此后，印度的经济结构就失去了独立性。这对印度的发展影响至深。印度独立后，它的发展基本上是拉美模式。我查了印度1949-2003年的外贸发展状况，五十多年中只有1972-1973和1976-1977两个年度是顺差，到2000年后，印度外贸逆差就像雪崩一样。

这说明印度经济基本上是靠外资拉动。说它是个软件大国，但它的战略性的软件几乎没有发展，1997年到2000年间，其战略产品出口只有1亿卢比，印度核试验后，它的战略性电子产业几乎没有发展。印度倒是有航空母舰，但其核心技术却主要是俄罗斯卖给它的。它想跟俄罗斯进行技术合作，人家又不积极。所以印度是依附型发展模式，除政府垄断的外，印度几乎没有多少自己的民族市场。它那个经济收入分配结构正好呈两个反比：人数最多部分收入最少，其市民的最低生活标准由政府保着。中间那部分人有些收入，最多的部分则是给了外国。印度软件人才很多是在给国外公司打工。它的财政比我们国家的包袱要沉重，原因在哪儿呢？在于它没有经过社会革命。尼赫鲁走的是和平取得政权道路，虽是低成本的革命，得到的却是远比中国成本高得多的发展。很多私有权保留了下来，国家动辄就得给私有权付利。国家的投资往往因无数私产预先截流了。印度“产权明晰”啊，所以成本太高，从投资到项目，已所剩无几了。2000年我看到它修一座立交桥，铁架钢丝都是人工拧上去的，进程极慢。这说明他们的基础工程发展是很慢的。1960年8月22日，尼赫鲁在人民院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印度“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加了42%，这些增长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为此，1960年10月他指定一个以马哈拉诺比斯为首的委员会，要求调查印度社会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财富和生产手段集中的程度”。调查结论表明：私人垄断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劳动成果日益为私人企业所截流甚至垄断。这种截流导致印度经济基层萎缩性发展，导致社会基层没有强劲的投资和消费能力。社会基层如果没有经济活力，整个印度经济就不会获得自主发展。从为个角度看，印度的问题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印度的劳保、福利比较好，这并不是因为它的社会财富被用于反哺人民，而是由于国家“下身”即正如阿玛蒂亚·森说的社会基层人口消费“权利的失败”，所以国家就给这些“失败”的人包了个大“毛毯”，政府仿佛一个大保姆，抱着一大堆穷人，还不敢得罪富人。（笑声）如得罪了富人，就会被议会弹劾，收税也会发生困难。我在印度国家医院做了个小手术，就挂了个号，用了10卢比，相当于人民币两块钱，其他的全部不交钱。就这一点来说，它跟咱们毛泽东时期一样又不一样，同是政府包揽，但中国政府把节省下来的钱都用在了基本建设上；印度不是这样，印度政府作用就是保着它的“下身”不烂，节省下来的钱都让私有权拿走了。印度学生总说我们中国人“不懂民主”，我说你想要搞民主，先把尼赫鲁大学旁边的贫民窟救济救济。（笑声）远的世界革命不说，你先把近的那些事情做一做，到处都是穷人，还搞什么“民主”。印度的“民主”本质上是保护私有权而非广大人民。民主的本质不主要在言论权的平等，而在生产资料所有权及由此产生的利润分配权上的平等。不管经济成就还是政治成就，印度与几乎是同期建国的中国之间的差距，是在中国1952年土改完成及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拉大。

今天试想，如果美国当年也走印度这条路，那英国人就高兴了。今天美国人可以叫拉丁美洲走印度式道路，但绝不能让他们走美国式的道路。美国人宁可在南美多出几个甘地，也不能再出格瓦拉。

但美国在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也不是没的争论的，它一开始也充满着“两条道路的斗争”。美国独立后不久，国会就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走什么路的大讨论。作为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主张集中国家权力，认为为了国家的尊严和幸福，必须建立联邦制而不是松散的邦联制；为了保持联邦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他不否认政府的权力太多会导致专制，但权力太少也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而两者对人民来说都是毁灭性的。财政政策的目的不应是为了增加财政的紊乱而是为了增加国家力量。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上主张大力发展海军和实行商业扩张，他说：“如果我们要想成为一个商业民族，或者要保持大西洋这边的安全， 我们必须尽快地为有一支海军而努力。”他警告大西洋对岸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说：“决不能忘记，我国在一个有效政府下的坚强联合，可能是不止一个欧洲国家日益妒忌的对象；而颠覆我国的计划有时会出自国外强国的阴谋，而且往往受到某些强国的煽动和赞助。”这种观点在美国大资产阶级中有相当的势力，他们以汉密尔顿为领导形成“联邦党”，并得到华盛顿的支持。

从法国回来的“海归”杰斐逊则与汉密尔顿有很大的区别。他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马布里及英国哲学家洛克的影响，相信自然权力和“天赋人权”说，认为当政府损害人民的利益时，人民有权反抗政府。谢司起义后，杰斐逊对其表示支持。杰斐逊将国家的稳定建立在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和辨别能力的改善。在权力分配上主张以州为基权，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以杰斐逊为首形成民主共和党政治集团，亦称“反联邦党”，在美国也有相当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汉密尔顿希望集中国家权力，杰斐逊则希望分散国家权力。两人都不反对共和制，但汉密尔顿则偏重于公民国家主义，而杰斐逊则偏重于民本国家主义。这场争论对美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汉密尔顿的国家主义政策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这对推动国家海外商业扩张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杰斐逊的民本主义国家政策导向使美国出台了维护国家利益、主权独立、反对霸权的外交政策。杰斐逊执政期间注意到：美国商业和海运业的最大障碍就是英国的海上霸权。英国工业品充斥美国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的经济命脉，他认为，不发展本国工业，等于使美国“永远处于外国和不友好人民的附庸国的地位”。他说，英国的霸权行为“使我国普遍产生一种发展我们自己的制造业，把依赖英国货物的数目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奋发精神”。为此，1793年12月，杰斐逊曾向众议院提交一份《关于美国商业优惠和限制的报告》，郑重提出英国对美国贸易的不平等，要求与英国谈判缔约，以保护美国的商业，并适当对英国进行报复。1801年12月，杰斐逊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进一步提出美国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巨大计划。他将农业、制造业、商业和航运业列为“国家繁荣的四大支柱”。1806年4月18日，美国颁布《禁止输入法》，宣布自当年11月1日起禁止某些英国产品进口，除非在此期间两国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1809年1月9日，美国国会又通过《强制执行法》，进一步实行禁运。禁运的结果，尽管美国自己也遭受了很大经济损失，但在政治上它维护了美国的独立和主权尊严。在经济上，杰斐逊说：“我们的禁运产生了一个值得庆幸的持久效果。它已使我们大家从事国内的各种制造业，……以后我们对英国的需求可以实足缩减一半。”1809年3月1日，杰斐逊卸任前签署撤销禁运法令，但国会针对英法的经济霸权另行一项《停止通商法》（即《断绝贸易法》），继续与英法断绝贸易。但如果英法之中任何一国首先废除其损害美国的商业法令，美国即与之恢复通商关系。

在美国不畏强权的斗争下，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英法霸权的阴影。这一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中国一些人提出的“与国际全面接轨”的道路形成鲜明的对比。昨天美国人拒绝与英国“全面接轨”，而今我们一些人则不知疲倦地要与美国“全面接轨”，其中风险，令人不寒而栗。

经济独立自主使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但高速发展又带来我们今天也面临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南北统一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发展造成国内两极分化加剧。美国19世纪70、80年代开始重复英国40年代的经历：当时美国工人穷得不得了，童工很多，也出现了很多工人运动。我们今天享受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三八妇女节”就是美国工人阶级在那个时候争取到的。当时美国的陆战队多是用来镇压工人的。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纽约等城市工人举行大规模游行，美国派军队开进去镇压不说，还把四名工人领袖吊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那个时候在美国也是很盛行的。那后来它是怎么过来的呢？它与英国一样发展海军，美国海军从19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初发展得非常快。

19世纪末的世界真是东方世界一天天烂下去，西方世界一天天好起来。这恰好为新兴的美国提供了有利扩张的外部环境。

当时东方世界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要发展海军，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国也有与东岸美国马汉同代的海权思想的先驱人物，这个人就是严复。严复雄心勃勃去英国学海军，拿了洋文凭回来，不过清朝不认洋文凭，只认本国状元。所以严复这个“海归”回来后没有话语权。他开始在海军学校当校长，但人事上又斗不过人家，因为不是状元，没有话语权啊。他又去考乡试，第一试就考不过去，最后病怏怏成了一个翻译家，讲究“信、达、雅”。社会到这个分上，人就没有希望了。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军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都很失意，像辛弃疾是个军人，打仗很勇猛，最后却弄成了词人。（笑声）这真令人“哀其不幸”。

顺便说句，政治能力是一种特殊的能力。不是说有政治抱负和政治思想就具备了这种能力。梁启超当时也是有政治报复的人，尽管梁启超为中国进步而献身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不过他的能力不在政治，仅凭书生热血。后来他的儿子多不从政，有的还成了著名的工程技术专家，但很爱国。这说明后一代看出了前辈的个性特点。毛泽东年轻时学梁启超的文章，他有个老师绰号叫袁大胡子，就劝青年毛泽东写文章少学梁启超，多学韩愈。梁启超的文章属少年“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虽激情万丈，但空论较多，于事无补。当人持重了，自然就是“却道天凉好个秋”。（笑声）成功的政治人物都脱去了梁启超那样“慷慨激昂”的毛病。这个毛病在国民党孙中山那里还有一点，到蒋介石那里就没有了，蒋介石这人知道抓枪杆子了，去办黄埔军校，三下五除二就将北伐搞成了，这时的浙江人就能与“西北人”叫板了。（笑声）严复去世的那一年的中国真是鸿运西来：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但在此时，美国已经在太平洋东岸崛起，尽管它还没有成为对世界有绝对影响力的国家。当时的美国的生命成长有点像今日的中国。

美国的崛起靠的是海军，它先到远东，发现远东中国正面临被瓜分的形势，美国坚决加入其中，也要“利益均沾”。1898年这一年美国干了三件大事：它先拿下夏威夷。当时日本也想拿夏威夷，因为日本将东部安全边界就设在夏威夷，这是它的底牌，它不想叫美国势力越过夏威夷。当时夏威夷只住了一万美国藉居民，但却有十万日本藉居民，日本想用移民的方法最终改变夏威夷的主权属性。1897年6月16日，美国和夏威夷在华盛顿签署合并条约。日本派舰，美日双方海军对峙，美国不惜武力坚守东太平洋的安全底线。由于日本在东北亚立足未稳，还受着俄国的战略压力。日本只有先西后东，将夏威夷问题留待将来总体解决，1897年12月22日，日本撤回对美国合并夏威夷的抗议。斯大林说日本“爱报复”，但日本这个国家也是欺软怕硬。1939年5至8月，当时日本想打苏联，但斯大林在远东部署的红军精锐，在诺门坎一战将关东军一下子把日本打蒙了。近卫文麿任日本首相后曾对德国驻日本大使鄂图说：“日本通过诺门坎冲突了解到苏军实力，日本要在技术、装备、机械化方面达到苏军水平至少还需要两年”。此后日本就再也不敢和斯大林交手了，柿子总捡软的捏的日本人，捏不过美国人、捏不过苏联人，就捏咱“蒋总统”。因为蒋介石与罗斯福、斯大林不同，他要“攘外必先安内”。

美国拿下夏威夷后，乘胜追击，同年又把古巴拿下，这还没完，一鼓作气也把菲律宾拿下了。拿菲律宾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文明的冲突”，因为菲律宾居民都是信基督教的，信教时间不亚于美国，但美国人愣是把信基督教的人杀得血流成河。（笑声）美国把这三个地方占下后就来到东方搞“利益均沾”，此后东方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回美国。20世纪初，美国才出现了“顾客是上帝”、“重视教育”等等说法，开始变得“文明”起来，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也开始好转，与欧洲工人阶级一样，从一个被压迫的阶级整体性地进入压迫民族的行列，结果与欧洲的情况一样，暴力革命也就在美国偃旗息鼓。

20世纪初，欧洲人对美国的态度就不得不另眼相看了。可在这前半个世纪即林肯时期，欧洲人还说林肯是邪恶轴心呢。（笑声）这是原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和法国把俄国打败了。当时俄国人恨英国和法国人，俄国便支持林肯。当时林肯没有海军，南方分裂势力的海军可以直接开到加利福尼亚。1863年，沙俄海军对美国北方进行了引人注目的官方访问，以示对林肯政府的支持。那些在美访问的“俄国人受到了几乎是歇斯底里般的热情欢迎和招待。全国都乞求上帝保佑俄国人”。1866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一次暗杀阴谋中幸免于难，为此，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专门决议，向沙皇表示慰问。为了拉住美国，俄国在美国南北战争后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所以欧洲人认为美俄他们是“邪恶轴心”。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并不是所有的欧洲人都在丑化林肯。与有产阶级相反，当时欧洲工人阶级对林肯予以巨大的道义支持。1864年11月马克思起草的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信，在信中马克思给林肯以高度的赞扬，说“从美国的大博斗开始之时起，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同星条旗息息相关”；“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新纪元一样，美国的反奴隶制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统治的新纪元。他们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他的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先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1864年4月14日，林肯遇刺，当天安德鲁·约翰逊继任总统。5月，马克思代表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起草《致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告诫这位新总统不忘林肯“解放劳动”的伟大使命继续前进，马克思写道：

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阁下，落在您肩上的任务就是用法律去根除那些已被刀剑砍倒的东西，领导政治改革和社会复兴的艰巨工作。深刻地意识到您的伟大使命，将使您在严峻的职责面前不作任何妥协。您将永远不会忘记，为开创劳动解放的新纪元，美国人民把领导责任付托给了两位劳动伟人：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另一位是安德鲁·约翰逊。

马克思试图利用美国这架新生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来推进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这种乐观情绪到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镇压中彻底破灭，再加上1871年大批巴黎公社社员倒在梯也尔屠刀之下的事实，促使马克思认识到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在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属于本阶级的国家。1871年马克思写了《法兰西内战》，认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但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同时也促使马克思形成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思想。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有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便有了列宁主义。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了列宁主义，才有了东方工农无产阶级革命，才有了毛泽东思想，才有了新中国，才有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这都是后话。

当时的俄国人确实没有地缘政治的观念，也没有经济结构的观念。如果是要按老英国地缘政治思维，在南北战争期间它就不会支持美国，而是将美国引向“拉美模式”，这样俄国才会高枕无忧并有更大和更稳定的外围市场；相反，如果北美走上自主型的工业资本道路，那将来必和俄国争霸。老英国是一定要把别的国家变成是“找食”的动物，而它则将自己培养成“造食”的主人。天下都是“造食”的主宰“找食”的。显然俄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否则，今天的北美是就不是美国的天下了。

这一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尤为重要，对中国未来最致命的并不是败在战场上，而在被引入“拉美模式”，这在亚洲就是“印度模式”。自从印度独立时起，英国人就将印度送入了亚洲版的“拉美模式”：印度一个五年计划下来，拿大头的是外国资本和国内各式私有者，国家和劳动者所得根本不足以持续完成像中国那样的国民经济体系根本改造的重任。因为支撑印度国家经济基础的人民（工人和农民）劳动不仅没有得到反哺反而承受了更重的私有权的层层盘剥。

国际斗争的焦点不在劳动权，而在财富的分配权。如果财富仅靠公平劳动赚钱就可获得的话，那国家就不需要国防生产了。没有听说有哪个长工到地主家干活会带上枪，只有地主和土匪才会带枪，因为他们争的是分配规则，而改变规则是要动粗的。（笑声）这个世上就这么点东西，如果东西多了，大家自然不会有矛盾，比如阳光、空气大家就不用争夺，但现在森林和水就难说了。在不合理的国际分配体系中，南方国家仅靠劳动是不能致富的。你看今天的美国，国内失业者的领到的补贴并不少，这是因为美国在整个国际财富分配体系中得到了大头。今天中国也面临着这个同样的两极分化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仅靠将“世界工厂”引入中国是不行的，得在目前国际财富和稀缺资源分配中有足以补偿中国为世界所作的劳动贡献的份额。

我们眼前的世界不是靠理念“建构”的，发展的绝对无限性与资源的绝对稀缺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政治的基本矛盾。发展如果在计划经济内，这个矛盾还会是有限的和可控的，但只要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这个矛盾就具有绝对无限的性质。这里说的“资源”指的是人类生活必需而又非常稀缺的物质，可能是食物、土地，也可能是货币、矿产。人类斗争，争的就是稀缺资源。我们小学男女生在课桌上画一条线，那就是萌生于人心最初的地缘政治学，为什么呢，因为空间有限，如果空间无限的话，那个“同桌的你”就不画那条线了。（笑声）我们再看看地图，地图上哪个地方的边界最曲折？当然是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你看南亚和中东就是这样。中世纪时大家都争耕地，不需要石油，因为那时石油没有用。我曾经到新疆，看到荒凉的旷野上冒火，心想所谓“火焰山”可能就是由此而生。中国西部石油、天然气比较多，古时没有大规模开发，地表就会“富得冒油”，一点火，泥土也能当柴烧。现在世界石油成了稀缺资源，成了第二货币。于是大国就为石油打战。

国家其实也是一个汲取资源的生命体。所谓“全球化”过程就是优势经济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汲取优质资源的过程。历史上出现过两个全球化：一个是农业全球化、一个是工业全球化。中世纪农业全球化时，中国是老大。当时的情况就是，谁占有的耕地多、人口多，谁就是老大。为什么？因为有土地，就有人口，有人口，就有税赋和兵丁，有税赋和兵丁，这个国家就会强大。中国华夏贡赋体系，实际就是帝国体系。农业全球化中的“四强”即四大文明古国都位于大河流域的农业体系：尼罗河、幼发拉底河、黄河，还有恒河。当时的渔牧业，甚至是手工业都竞争不过农业。那个时候，谁要是不积极融入农业全球化，就搞不下去。且不说孝文帝、努尔哈赤，就连蒙古人征服欧亚后，都最终融入了农业全球化进程。这个农业全球化一搞就是几千年。由此说中国人在历史上一点也不差，根本不必要自惭形秽。说中国历来落后，是不懂历史。中国近代的落后，只是因为生产方式及与之相应的资源内容发生转换，农业连同它的耕地在工业品前大幅贬值，而我们的农业文明模式因时间太长而过于固化，一时转换不过来，最终被人家的大炮轰开了。但中国人是相当聪明的，不会的东西，一学就学成绝活。你看今天我们加入WTO，与国际接了轨，与“鬼”共舞，结果一下子学得比鬼还鬼。（笑声）中国人很聪明，学原子弹有原子弹，学打仗会打仗，只要有时间就行。本来我们也不会搞市场经济，但现在自由主义者都把它在中国搞成精了。（笑声）

近世的全球化本质上是工业资本全球化。自它出现后，农业全球化中崛起的优势国家先后衰落，最早倒下的是巴格达，然后是埃及。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是从西向东扩张的。最后到19世纪50年代后，印度和中国才开始衰落。

如果将这些时间串起来，这在大国衰落链条中就呈现出一个有趣的规律性现象：即具有洲际主体大陆板块国家最具稳定性。这说明国家的稳定性与其地缘政治版图特性息息相关。一般说来，具有洲际大陆主体板块的国家比破碎的，尤其是对称型破碎的大陆板块的国家更具稳定性。中世纪文明大国中，位于小亚细亚的巴格达衰落得最快，因为它的地缘政治板块不仅处于破碎地带，而且处于对称型破碎地带。埃及具有大陆主体板块的特征，但处欧洲工业国家航海线的要道，所以比中国和印度较早衰落；同等道理，印度比中国较早衰落。黑格尔也发现了这一现象但没有道出其中的原因，他说：

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剌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这一种国家只有中国才有，而且它曾经特殊地出现。

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

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

这个“胸膛”，我理解，指的就是拥有亚洲主体板块的中国。接着他又将中国与东方主要文明古国相比，来进一步论证上面的观点。他说：

恒河和印度河的世界也被保全了。这样缺乏思想的局面也同样地不能消灭，但是它在它的本质上注定要和其他种族相混合、要被战胜、要被征服。

相反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斯河沿岸的那些帝国却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至多也不过是一堆瓦砾；正因为波斯帝国是“过渡”的王国，本来就易于消灭；至于里海旁的各王国则被卷入到伊兰和都兰的古代斗争当中。寂寂的尼罗河上的那个帝国如今只存在黄泉下面，保留于它无言的死者——永久不断地被人偷运到世界各部去——和那些死者的堂皇的墓道；而地面上所遗留的只不过是一些华贵的古墓罢了。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中华帝国的命运与其地缘政治特征密切相关。与印度南部安全特征一样，中国东部大海的护卫使中国东部成了其国防最薄弱的部分，在当时只有在技术上能征服了大海的国家，才能征服中国。由于大海对我们中国东部的天然保护，长期以来中国发展出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南犯的发达的骑兵和步兵，而海军发展缓慢。正如忽必烈征服不了大海就征服不了日本一样，在当时征服不了大海的外族，也就征服不了中国。东海保护中国的结果也延缓了中国人对大海征服能力的成长。尽管中国屹立东方五千年，但随西方对大海的征服而最后轰然坍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整个财富都流向了西方，我们的文明曾在世界文明中的中心地位现在则被西方文明体系边缘化。因为打败了，败了就得按照别人的规则重塑文明。

今天的历史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程中的历史，即由自在的历史向自为的历史，从自然王国的历史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转变的历史。制陆权让位于制海权对人类推进这个历史转变过程起到了极其伟大的作用。大海并非只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更重要的它是国际财富运动及其相应的国际财富分配规则确立的关键区域。马汉说，拥有制海权就拥有历史的主动权。这意思并不是说，海权决定战役的输赢，而是说海权决定财富分配规则。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际财富流动是依托海洋的，占领大海就能在世界贸易分配中占主要地位；拥有制海权就拥有了财富，而拥有了财富，也就得以建成英美式高成本的民主社会。工业文明时代，看一个国家强大与否，不主要看每年的粮食产量，而是看海上的货运量。所以美国每年都要让马六甲海峡要道的国家帮它统计一下中国的货运量，它就是要看你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外贸吞吐能力。外贸吞吐能力的大小决定国家对海权需求的大小。所以说，失去海权，现代国家就失去了未来。

今天我们已进入了WTO，我们开始参与全球化。但一开始我们并不了解这个规则，我们以为只要我们自己融入全球化发展就可以了，我们也和18世纪末的法国一样，以为只要我们加入资本中心体系，就可发大财。现在才发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因为这不仅是由于我们的发展不是靠密集自主型技术产品，而是靠密集劳动力资源和矿产资源，更是由于中国技术面临的准入门坎是人家西方人设立的，实在太高；它向中国要的“买路钱”也实在太高。这对资源极丰富的后发国家而言，也没什么，我们看，俄国资源太丰富了，好像有上帝支持一样。（笑声）问题是我们中国与许多后发国家一样，与俄国不能相比，我们的资源太有限了，所以我们与目前的国际资本体系中的分配体制的矛盾要来得深刻。

我们国家发展的弱点，美国人看得明白；狂妄自大历来是他们的缺点，这一点我们也看得明白。小布什上台后几乎是疯了，拿破仑说，指挥员要把心放在大脑里，而这位小布什是把脑袋放在拳头里，他把阿富汗打下了，又打伊拉克，打下伊拉克没有解决问题就又以为是伊朗在支持，甚至要打伊朗。小布什从不想想自己的问题，有问题都是别人的错，所以他要打伊朗。但由此产生的逻辑悖论是，要是打不下伊朗，就得继续打俄国。如果这样较劲干下去，那美国就是和上帝在打仗了，（笑声）那个仗是不能打的。

小布什这个人有着“舍我其谁”的性格，上帝也拿他没办法。（笑声）他这个“高干子弟”，只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知道美国的“家底”如何，也不知美国国家能力底线在哪儿。谁都知道，战略设计的关键不在于逻辑而在于国力，其要义在于战略目标和国家战略能力相匹配。美国所有的失败，不管是杜鲁门还是肯尼迪，他们的失误都可归结于战略目标大于国家承受能力。你们看，20世纪50年代那位赫赫有名的战略问题专家凯南为他的国家设计出的“遏制战略”，是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任务；不仅这样，当时美国背后还有麦卡锡用“反共”的鞭子赶着美国往凯南吆喝的战车跳，这辆战车昨天叫“反共”，今天在小布什这叫“反恐”，其共性几乎是要以全世界为敌，这怎么行呢？世界史中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世界为敌。当美国人碰得头破血流又不好意思后退时，美国才出现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才是美国人的真智慧。他在关岛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然后美国就撤了。在这个问题上，今天的小布什还在继续犯与上帝为敌的错误。

曾有人问我研究的方法论是什么，我说，我研究的方法论既不是建构主义、也不是结构主义，而是“橡皮筋主义”。国际关系好比小孩子手中玩耍的橡皮圈。不管他翻出多少花样，它的每条边，甚至橡皮圈的总长，总有自己的底线和极限，过了极限，就会拉断了；过了底线，就会受到“侵略”。橡皮筋的某一边被拉断或收缩过头，这个“橡皮圈”即国际体系就要重组。美国曾将自己的战线拉得太长，最后才有尼克松调整，国力才算恢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将战线拉向全世界，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来不及调整反导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后，战后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就经受了一次大冲击。国力扩展性使用的原则是不能将将国力“拉断”，这是极限；国力收缩的原则是不能缩得受到入侵，这是底线。只要研究出这两个点，你对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判断就会心中有数。

斯大林曾说过：“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士兵都是投机商，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今天美国现在连伊拉克都摆不平，还说要“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这一看就知，如果不是笑话，那就是气话。为什么呢？因为“两场大规模的地区性战争”超出了美国的国力极限。当然，有些战争，如果要是用上美国的全部力量或许也可以打赢，但可能么？美国如果要这么做，那必须是美国的最核心的国家利益，也就是像珍珠港那样的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利益。要美国动用极端手段，必须是针对极端目标，两者必须匹配。那对我们中国而言，台湾是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当然不是，并且连关键利益也轮不上。既然如此，“台独”分子指望美国用它的全部资源，只为其面子与中国大陆全面开战，美国人是不干的。同样，北朝鲜也不是它的核心利益，它也不会投入全部力量。

美国西太平洋的地缘利益要义在哪呢？美国要保的主要是关岛、菲律宾和马六甲海峡，以确保其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台湾不在这条线上，因而是虚设的。只要不影响美国的这些核心利益，美国就不会动用全部力量。当年它打日本的时候，就是从南向北打，而不相反。为什么？就是要先保自己的海上运输线。所以我们在分析美国战略的时候，不要光看它的战略逻辑设计，一读它的战略报告涵盖全世界而又所向披靡，就大喊“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觉得不得了。其实它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毛泽东说，“它只有几个兵调来调去，黎巴嫩事情发生，从太平洋调去，到了红海地方，形势不对，赶快回头，到马来亚登陆”。（笑声、掌声）

美国人的能力逻辑和战略逻辑出现严重错位是在他发了财以后。美国人在二战之前是受欧洲人压迫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受压迫的国家出大战略家。我到西部甘肃的一个小地方看，那一年就出了好几个清华生。穷的地方出人才，尤其是战略人才，富地方出GDP，搞点小炒吃吃。（笑声）所以，账房先生到南方找，战略人才到西部找，湖南也行、四川也行，（有同学高叫道“安徽也行”，笑声）至少香港出不了丘吉尔。

美国当时就出了马歇尔。欧洲是怎么被打掉的？是靠罗斯福、马歇尔这一代领导人的战略能力，不是靠GDP。当时欧洲一直欺负美国，美国人根本不与他们讲“之乎者也”：在亚洲，它先扶日本起来于1895年打败中国，1905年打败俄国，最后再叫日本南下冲击英法利益。但当日本打到南京的时候，虽然美国表面上还答应欧洲不再向日本提供石油，但实际上对日本的石油供应仍未终断，因为美国还需要日本为他再当一阵“战略清道夫”，帮他将英法从东南亚赶出去。

日本如果在进入南京后停步的话，当时美国就有些人主张将整个东北亚让给日本。美国也学老英国的方法，要亚洲构成欧洲式的力量制衡。美国使日本坐大以制衡中国和俄国——这正如当年拿破仑使美国坐大以制衡英国的道理一样，那样亚洲就没有大陆主体板块了，那样日本和中国就像欧洲的德国和法国一样，美国以后就可以在东亚玩两面下注两面吃的平衡游戏。即使到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美国也没有放弃这一未来构想。1941年4月16日美国与日本签署的《日美两国谅解方案》中以文件的形式得到确认，该文件第三部分第H点明确表示美国“承认满洲国”。1941年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兼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曾对苏联大使披露：“华盛顿和伦敦在考虑，或把东北留给日本，或把东北变成‘缓冲地带’，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障远东的均势。”不想，这个时候日本出了个东条英机打乱了美国的远东安排。尽管如此，美国人也没有罢休肢解中国大陆主体板块地位的努力：1945年11月20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向美国政府提出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还提议由国民党政府集中力量控制华北，而把中国东北交由国际托管。只是苏联在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及日本宣布投降后，将东北交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这才使美国在日本投降后肢解太平洋西岸中国板块的企图再次化为泡影。

日本这个国家是没有文化的，（笑声）这使它往往失掉已到手或或即将到手的利益。日本明治时期就自以为它是东方不列颠。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日本与英国虽同为岛国，但它和英国面对的地缘政治形势完全不同。18世纪英国面对的是两面破碎的欧美大陆，北美那边是破碎的，北美人也没那么自信，视英人为神明。比如，华盛顿在日记里就说特别想当英国殖民地的官，他曾给上司写信说：“我对国家又是太热爱了”，“如果我能奢望您认为我胜任中校之职，并在任命时为我美言，我将不胜感激。”十足的一个官迷。现在看来，如果当时英国重用人才，给华盛顿一个处长干干，那保不住后来的美国就会少个总统。（笑声）美国独立后，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法国拿破仑送给美国一个路易斯安那，南北战争后，俄国沙皇再给美国一个阿拉斯加，加上美国的扩张，最后终成了具有北美大陆主体板块的国家。

但英国东面欧洲大陆始终是破碎的：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这几家一直在掐，这一破碎性使欧洲倒了大霉。本来欧洲是个拉丁主体板块，罗马曾征服并统一了欧洲；罗马衰落后，欧洲出现中国五胡乱华式的大混乱。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又将它统一，不想公元843年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将欧洲一分为三：这就是今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前身。此后欧洲就没过过好日子，以至两次世界大战都源于欧洲。

地缘政治遵循几何学原理。只有洲际大陆主体板块的国家，它的合力才大。按照几何学两个矢量之间的夹角越大，其合力越小的原则，对等力量的国家越接近，边界越多，这些国家间的矢量夹角就越大，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该地区的合力越小。我们现在统计欧洲力量的时候，多用代数方法，即法国GDP加上德国GDP，再加上意大利、西班牙等的GDP，最后得出一个总量。其实地区合力不能这么算，因为在破碎型地缘政治板块中，有很多力量在磨擦中抵消了，因此，欧洲力量要看它们之间的“差”的结果而不是“和”的总量。大陆板块越破碎，它的合力就越小。怎么可能大呢？如果很大，近代历史早就没有英国的份了。英国历来是让法国起来打德国，让德国起来打法国，就是不能让一个国家坐大，英国这样才能应付偌大的欧洲世界。

日本面临着的大陆和英国并不一样。日本北面有俄罗斯大块头，西面是中国大块头，这两家还与日本很近，从北、西两面压得日本喘不过气；日本东面无凭无遮，却有个山姆大叔，美国虽远，海军则是一流。这三家都是些极难撞破的大板块。但日本人也不是吃素的，他居然把这个铁三角给撞破了。它想先打美国，一看不行，太远了。日本后来从中国开刀。日本人不知道，当初要是没有中国，日本早被洋人灭了，因为中国太大了，把西方列强的力量都吸引中国这边，日本才逃过一劫，日本才有了时间和力量进行明治维新。开始时它压根就没敢想能打赢它的中国“皇叔”，后来一看英国都得手了，自己为何不能试试。当时中国虚弱，列强正在瓜分中国。日本用足了吃奶的力气，借足了钱，在1894年跟中国打了一仗，没想到真打赢了。日本的野心随之就膨胀起来。1905年又打败了俄国，此后日本就不知自己为老几了。（笑声）1931年出兵中国，到了1940年，中华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被分成多块：伪满洲国、伪华北自治、汪精卫伪政权、西南蒋介石政权、新疆还有盛世才，等等。但日本的没文化的性格导致他们不知收敛。1940年日本一直打到南方香港，继而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把英法的势力全给赶走后，它又打了美国。这时候的日本就像今天的小布什一样，打了阿富汗还要打伊拉克，打了伊拉克还要打伊朗。1941年12月，日本打了美国珍珠港，这事儿就大了。美国也早准备好了，与中国联合，一反手就把东条英机给灭了。

日本明治以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有战无略的现象？因为明治后，它起步比较顺利，既年轻又没文化，像小布什一样谁抖红布就打谁。（笑声）到1938年时，日本的力量已大大越过了其国力允许的极限，不能再打了。当时山本五十六比较持重，像今天美国的鲍威尔，不主张继续打美国，但内阁不听他的意见，没办法。

国际博弈也遵循几何学“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原则，用国际政治专业术语说，就是一个国家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发生冲突。

大家看看，拿破仑跟英国打，胜了；1812年又打入俄国，三年就败了。希特勒跟英国打，胜了；1941年打入俄国，三年也败了。东条英机跟中国打，算是胜了；1941年打了美国，三年便败。朝鲜战争中，美国跟中苏打，三年败了。越南战争，美国跟中苏打，时间虽长点，但败得更惨。勃列日涅夫跟中美作对，全世界扩张，国力严重透支，到戈尔巴乔夫终导致苏联解体。毛泽东深悟此道，决不两面树敌：一开始和苏联紧密结盟，抵住了美国的压力；后来苏联翻脸，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大兵压境，甚至准备要打中国的核基地。但毛泽东不着急，等到美国也吃不消苏联在全世界对美国的“围追堵截”时，毛泽东轻击珍宝岛，中美合作关系的历史由此揭开。珍宝岛一仗，其实是在给美国递话，意思是可以来了，但毛泽东不直说，而是借珍宝岛事件来示意。结果，尼克松就真地诚惶诚恐地来了。（笑声）毛泽东善于找那种一两拔千斤的机会。当时我们处于弱势，如果去求美国，那代价就大了；如果等到他们来求我们，那反倒会有收益。中国虽不顺，毛泽东知道尼克松也在着急，毛泽东先叫斯诺递信，开始美国那儿没听懂，毛泽东再在珍宝岛敲点响声，基辛格明白了，从巴基斯坦来找中国。尼克松来的时候，心里有点害怕，他在自传中说，他还担心出现毛泽东“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的局面。到中国后，周恩来去接他，很快就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他。尼克松一上来就要谈外交问题，毛泽东说：这事咱不谈，让恩来跟你谈，咱们来谈哲学。（笑声）毛泽东与尼克松谈话，跟丘吉尔见斯大林一样直接，直奔主题，没有那么多之乎者也。会谈结束时尼克松很激动，一副少年“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样子，万丈豪情地握着毛泽东的手告别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则轻轻地说：“我就不送你了”。（掌声、笑声）这就是小同志和老同志之间的区别，毛泽东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从“四·一二”血泊中爬出来的，是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有“乌蒙磅礴走泥丸”的气度。

国际政治研究容不得太多的“香水味”，文章不能救国，那就纯属瞎掰。

常有人问我如何写文章。我说文章之难不在技巧，而在立场。

好的文章要有点草根意识。草根意识就是指你要记住你脚下是哪片土地，你是哪个民族的人，你在为哪个民族说话，你在为哪个国家而奋斗。你不能没有这样的目标。我们应当首先为中国人民说话，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是养育我们的父母，更是因为，中国人民现在还受国际霸权主义的欺负，人家还强力阻止我们祖国统一。中国十三亿人，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几的人能跑到美国，真去了，如没给人家献上“大礼”，人家还不一定要。如果我们与中国人民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那你的学术就会获得永恒的价值，你的名字就会为人民永远铭记。中国强大了，我们才会有自尊，在国际上才会有真正的平等。你看看现在的伊拉克，国家弱了，人民都成什么样子了。你现在问问伊拉克人民，问他们“解放”了没有，他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解放”了。（笑声）

不仅如此，好的文章也要有点“血气”。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学的第一要义是要辨真伪，所谓“兵不厌诈”是政治中最基础的东西。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从1870年梯也尔对大批不愿使用暴力的巴黎公社社员的大屠杀的血泊及1905年俄国沙皇对手无寸铁的工人阶级残酷镇压中产生的政治学说，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的真正知识也是从“四·一二”血泊中学到的，不是背书本学来的。政治学一见血就显出真来。比如讲国家学说，如果只讲“民主”而不讲“专政”，那就是言不及义，那就是在闪烁其辞。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讲出了国家学说中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所以列宁将“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而“专政”却是要见血的，是不好听的，是没有香水味的，但它是真实的，是国家学说中最基础的知识。谁都知道，政治本质上是一门改变基于生产资料占有规则及其利益分配规则的学问，而改变利益分配规则涉及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因而光动嘴皮子是不行的，多数情况下是要动粗的，动粗就得见血。所以世界上有的人要霸权，有的人要平等，都是要改变利益分配格局。很多人研究政治虽然用了很多数学模型，但每个数字的背后存在着真伪。学者统计中的十只羊，只有猎人才能看出其中有几只是“披着羊皮的狼”，对此，书斋里的学者看不出来的，数学模型也算不出来。书斋中的学问是基于“现存的知识是真的”这一假设，但这个假设可太假了，它在现实中一天也不存在。动物都知道伪装，何况人呢？政治是与人打交道的，可世上最难测的就是人心了。希特勒在向欧洲开战前说的假话把张伯仑忽悠的手舞足蹈；蒋介石在“四一二”大屠杀之前也将陈独秀和苏联顾问们骗得像萨达姆一样天真得可爱。当时怎么就没有人用数学模型来识别呢？陈独秀想与蒋介石来个类似今天“建构主义”那套，结果被蒋介石杀了个血流成河。

兵不厌诈，敌即恩师。对假的认识，多靠经验。而经验从哪儿来？多从血泊中来。所以，敌人才是政治学的真正“老师”。早年共产党人，要不走出书斋，那他们1949年绝对上不了天安门。毛泽东当年在北京大学四处求师，总是拒绝的多，没办法，只有自己去革命了。（掌声、笑声）毛泽东真的走对了路。当时中国的军事理论都是西方来的，黄埔军校就主要学习苏联和德国的军事思想，但毛泽东没有读过黄埔，不“正规”，早期的党内同志不太承认他的军事思想，但20世纪30年代黄埔那套学问在中国不灵，最后大家从血泊中认识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在血泊中被共产党认识和承认的，就是这样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学问。自从中国共产党有了毛泽东思想，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就多了起来，蒋介石国民党军事政治上的失败也多了起来。为什么？因为毛泽东的理论是生长于中国土地上的政治学，有土味、有血味，而黄埔的学问则更多地是香水稍加点血味。

国际政治研究中容不得太多的香水味。花里胡哨的东西一般都是好看不中用。是真农民，早晨在田野中闻到粪土气息就高兴；是真渔民，闻到海边的鱼腥气息就高兴；真军人，闻到战场上的杀气就高兴。司马迁说“原大则饶，原小则鲜”，虽然他是从经济角度讲，其实作学问也是一样。列宁说，只有掌握人类的全部知识，才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这话大体也是说认识真理需要极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如果知识来源单一，即使弄很多引注装门面，那也没有太大意义。宋朝的时候，文章引注多得吓人，结果皇帝却被掳到金人帐下。文章不能救国，那就纯属瞎掰。

三、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强国之路

既然来到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那我与大家谈谈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强国之路。

2007年3月28日，当天的新闻很令人鼓舞。这天胡锦涛总书记访问俄罗斯就专程参观列宁曾学习过的喀山大学，还在列宁曾经上课的教室，并听取了有关当年列宁在校学习情况的介绍。

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如果从世界政治背景下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应当包括列宁主义。正是列宁主义才使马克思主义跨越西方来到了东方，并造成了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民族民主革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界意义。没有列宁主义，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主义应当是理解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联系的关节点。

列宁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核心问题即枪杆子在谁手里的问题，这也是他和伯恩施坦之间最重要的分水岭所在。在列宁主义影响下，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因此，在中国否定列宁主义，就会否定毛泽东思想，接踵而至的就是否定中国革命，从而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的政治基础。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在当今的情况下，应该更加注重和宣传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大是大非的中国政治道路选择问题。

今天我们中国正经历着这样一个时代：一方面我们卷入了资本全球化，另一方面中国在得了市场经济的好处的同时，又受到了市场经济的负面冲击。历史上有很多国家在卷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都会面临这样的矛盾：要么是效益，要么是公平，如国家政府没有力量，这两者很难调和。严格地说，公平是资本发展的前提，但资本的发展往往又破坏公平，公平被破坏，社会就难得和谐，国内就会出现两极分化，严重的话，接踵而至的就是政治危机。实际上，列宁主义学说就是在欧洲资本冲击俄国民族市场并在俄国国内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与马克思学说也是在英国资本最初冲击西欧国家并在那里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背景下产生的道理一样。所以，资本走到哪里，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的旗帜就飘扬到哪里，结果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全世界劳动者的，当然更是当今真正共产党人的理论武器和思想信仰。

资本的世界就像两个正反倒置重叠在一起三角形，倒三角是资本，正三角是劳动力、资源等：资本份额最少的地方，劳动力最多；劳动力最少的地方资本份额最大。少数人占据着资本份额的大部分，而多数人，尤其提供体力的劳动者和提供原材料的后发国家，在国内国际资本分配中得到的资本配额却是最少的，也就是说，原材料和资本技术交换时总处在弱势。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世界市场提供的劳动量很大而所得甚少的原因。目前我们国际交换体系中拿的只是工钱而非利润。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总觉得我劳动，我光荣；劳动了，肯定赚钱。其实，国际斗争的焦点并不在劳动权，而在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的分配权。你在国际分配体系中不占上端，那你所赚的钱最多只够糊口而不能发展，除非你是在透支性“发展”。而在国际分配体系上端的国家，本质上并不是靠提供的劳动量，而是靠政治强力参与国际分配规则并在其中获得重要位置的国家。分配权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历史上多是强力而不是劳动的结果。这就是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斗争、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斗争产生的原因，这也是头拨贵族多出草莽的原因。列宁说得好：“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阶级斗争是如此，国际斗争也是如此。

英国崛起与西班牙崛起的道路不同，西班牙靠商业发财，但没有发展。为什么，因为它靠的是海军和掠夺，它手里有的是钱，但自己本身没有技术，尤其没有自主创新的原发性技术，它只在欧洲工业和南美原材料供应国之间扮演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所得的只是一些“浮财”而非发财的能力。于是，当工业国家英国的海军打败了西班牙的海军并占据大海后，西班牙的经济“掮客”的历史角色也寿终正寝。

英国没有重复西班牙的道路，它除了大力发展海军外，它最注重的不是资源，因为当时资源不是问题，它最注重的是资本和技术。我们现在总说英国是自由贸易国家，其实它在最早的时候对技术是绝对垄断的。当时有规定，如果出口的产品没有经过加工、没有技术含量的话，最重的刑罚是要砍手的。它自由贸易是有条件的。当它处于高位势的时候，才同你进行自由贸易，也就是后来亚当·斯密强调的自由贸易原则。当时德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就说自由贸易原则对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照搬。落后国家在面临高势能资本冲击的时候，不适度实行国家垄断是要被冲垮的。国家发展在开始的时候开放一下是必要的，这样可以冲垮传统的封建保守体制，但当国家已经形成自己的工业生产力萌芽时，就应该将关税提高一点，以保护自己的民族市场，等自己形成生产力优势的时候，再向其他落后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和开放式竞争。俾斯麦就采取了李斯特的方法，使德国迅速崛起。基辛格对俾斯麦评价很高，说“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到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峨屹立”。

美国崛起也能说明这个道理。美国就在欧洲自由贸易喊得最凶的时候，它的关税是最高的。南北战争以主张统一的北方工业资本的胜利为结局。此后，美国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控制权，以高关税为手段强力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市场。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1913年，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优势地位确立，美国此时的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美国这个国家起点特别低，所以它对民族经济的保护政策毫不含糊，干起事来也特别决绝，并在某种程度上显得特别冷酷。美国起步时的版图就跟今天的以色列差不多，也就是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十三个州。那时美国的政治是非常自由的，十三个州各自为政，互不买账。美国独立后，它逐渐加强中央集权，为此还引起整个南方的叛乱。如从现在一些GDP主义者的角度看，当时南北战争似乎不值。因为南方的棉花比北方的工业品更有钱赚，按照自由贸易原则来说，经济都全球化了，获得比较优势才是国家发展的目标，利润和赚钱才是硬道理。林肯可不认这个理，认为你南方赚钱可以，但国家不能分裂，国家的版图要是分裂的话，你南方只能赚些原材料的钱，你不可能形成一种高端技术的力量。一句话，主权高于GDP！

我们现在常用“经济全球化”概念。全球化在今天本质上就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现象，它已经过了好几拨的发展，也经过好几拨抵制。它的源头发生在英国。英国是随工业革命崛起的，并由此成了对未来世界影响深远的资本全球化运动的策源地。

英国资本冲击影响最大的第一个大陆国家就是法国。法国那个时候就没有意识到资本对后发国家的负面影响。法国大革命的前三年即1786年，法国和英国签订了《伊甸条约》，法国人对《伊甸条约》就很像我们今天对进入WTO的认识一样，“他们的想法是，如果予英国工业品输入以优惠待遇（进口税率减为百分之十二），以此为条件，使法国的葡萄酒与白兰地能够在英国畅销，法国一下子就能够恢复繁荣状态”。当时法国在与英国交换链环中处于技术下端弱势，而当时的法国许多人并不了解这样的知识。开始法国人用初级产品同英国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品进行交换，结果吃了大亏，其中，最吃亏的是法国农民。因为法国农产品和技术含量高的英国工业品交换在价格上是有“剪刀差”的。英国资本打入法国，法国小土地农民就给解体了。法国农民根本没办法与英国工业进行竞争。其后果，李斯特是这样描述的：

使法国人大吃一惊的是，他们在英国行销的只是一些时兴货和小工艺品等杂货，这些货物的总值是很有限的，而英国所提供的却都是主要必需品，总值非常巨大，而且英国工业家在价格、质量以及赊销条件各方面所提供的，处处胜过法国的工业家。经过了一个短时期竞争以后，法国工业家已濒于破产之境，法国的制酒商所获甚微，于是法国人想赶紧止住这种恶化现象的演进，取消了这个条约。结果所获得的只是这样一个教训：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业可以在几年之间一败涂地，已经受到摧残的工业要想用整整一个世代的时间使它恢复却不那样容易。英国的竞争在法国已经引起了对英国货的爱好，习惯既已养成就很难铲除，结果是发生了广泛的、长期继续的走私买卖，一时不容易扑灭。而在条约废止以后，对英国人来说，要他们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烈性酒重温旧好，却并没有什么困难。

法国农民解体后，就立刻进城。1789年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大家记住，在小农业国度，小农民最经不起大资本的冲击。后来出了著名的《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主要保护的是在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的法国失地农民的利益。正因此，拿破仑获得法国农民的拥护。

现在咱们中国也出现了农民解体的情况。说农民没土地？也不对，地当然是有的。有的同志说，农民不能失去土地。这当然没错，但问题是目前农民手中的农作物因为没有国家垄断性的保护不仅不赚钱，反而成为农民养不起的负担，种地收入还不足以补偿投入，结果其土地只能被房地产吞并。为什么？不断赔钱还不如一次性回收一笔钱。在这种条件下农民失地就是必然的，而且是自觉的。农民失去地以后，他往哪里去呢？他只有进城。现在农村只剩下“三六九”了：“三”就是“三八”，也就是妇女，“六”就是“六一”，也就是儿童，“九”就是老人。他们都留在农村，农业将来怎么办？现在青壮劳力都大量涌进城，但城市却接受不了这样庞大的劳动力压力，结果就造成劳动力价格低得出奇。但如果劳动力价格低到保不住生存线的同时，仍还有人源源不断进城务工的话，那留下的结局就是“法国的1789”。俾斯麦曾对刚刚过去不久的法国大革命回忆说：“假如我们德国也被卷入这种法国式的演变的旋涡中去，我认为这是极大的不幸。”同理，对未来中国而言，假如也被卷入“这种法国式的演变旋涡”，那无疑也是极大的不幸。

法国当时就面临这样的情况：农民前赴后继地涌进城，没工作，怎么办？就闹革命。于是法国大革命就在1789年开始了，这就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当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是拿破仑。拿破仑战争本质上来说，是第一次抵御资本全球化并在抵御中实现民族国家从农业国家向近代工业国家转型的战争。资本冲击使法国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农民因为贫穷都争着进城，进了城，还是贫穷，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开始以为是腐败造成的，于是都讲反腐败，越反越厉害，最后没办法，就杀人。法国大革命中出现我们现在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吹破天的《人权宣言》，这导致一种误解，以为法国大革命是人权革命。其实，当时卢梭等自由派学者对国家权威都强调得很厉害。卢梭曾在《社会契约论》中说：

法律的僵硬性会妨碍法律得以因事制宜，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就能使法律成为有害的，并且在危机关头还能因此致使国家灭亡。程序以及种种手续上的拖延，都需要一段时间，有时候这是局势所不容许的。很可能出现千百种情况都是立法者所根本未曾预料到的；因而能够察觉到我们并不能预见一切，这本身便是一种极其必要的预见了。

因此，就绝不能要求把政治制度僵硬化到竟至于取消了那种使法律中止生效的权力的地步。就连斯巴达也都曾让它的法律休眠过。

如果危险已到了这种地步，以致法律的尊严竟成为维护法律的一种障碍；这时候，便可以指定一个最高首领，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并且暂时中止主权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公意是无可怀疑的；并且很显然，人民首要的意图乃是国家不至于灭亡。

在拿破仑之前法国如此混乱以至《人权宣言》和断头台同时并存。为什么两个极端会都在法国出现？因为解决不了问题。开始的时候，说大家不注重人权，于是大家都提倡人权。人自由了，人权解放了后，但还不解决问题，尤其是大量农民进城带来的问题。大家又认为是“腐败”，随后就开始杀“贪官”，当时把大商人和大官僚丹东都杀了，罗伯斯庇尔是反腐铁腕人物，最后也被杀了。杀到最后还不行，那怎么办？于是拿破仑出来了。拿破仑找出问题的根源，他说：“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为什么？因为你处于资本链条中的下游。如果你像英国那样处于上游，你当然可以进入与英国平等竞争；你弱，就不能将“自由竞争”当拜物教来搞。你还真以为与狼可以共舞，真以为舞完就可以变为狼，没有几十代人的牺牲代价，那是不可能的。（笑声）兔子和狼关在同一个笼子里，怎么起舞啊？与狼共舞的结果必被狼吃掉，你没看见动物园里，虎笼中的活鸡舞不了几下就被吃掉了。（笑声）所以，弱者要自我保护。结果法国出了保护“弱势群体”即失地农民的拿破仑。拿破仑痛斥当时的极端自由主义学者说：打败法国的不是利剑而是墨水。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法国瞎忽悠，将国家搞成这副模样。据说拿破仑喜欢卢梭的著作，自己也有幸扮演了一位卢梭所说的“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的“最高首领”。

黑格尔说过：“假如日耳曼森林那时还存在的话，法国大革命或许就不会发生了。”拿破仑明白资源不足与革命间的因果关系，现在它决定用剑为法国人打开一片“日耳曼森林”。

拿破仑上台后先将一部分农民放回去了，让他们有土地。另一方面就是限制外国资本，最后转动和发展法国民族资本。富余的农民怎么办呢？就去打仗，为法国资本打市场。在入侵意大利前，拿破仑作了极富煽动力的讲演，他告诉他的士兵：

士兵们！你们既饥饿又贫穷。共和国亏欠你们的太多，但她也无力偿付她的债务。我是来领导你们进入阳光普照下最丰饶的平原的。富有的省份，富裕的城镇，都将任你们处置。士兵们！如此一个远景，你们怎么能失去勇气与信心？

就这么拿破仑带领他的士兵打遍了欧洲。（笑声）把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的农民全解放了，这就给法国的资本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劳动力市场。同时他也用军事手段将英国资本封锁在欧洲之外，形成一个法国独享的“大欧洲共荣圈”即独家垄断市场，净赚欧洲的钱。日本人后来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打遍亚洲各国，将英法逐出亚洲之外，使亚洲各国成了服务于日本的外围地区。拿破仑的法国尽管被打败了，但法国由此形成了自主性的国家生产力，并挤进了当时还只有英国一家的资本中心。这真叫“不打不相识”。法国大革命只是英国资本对欧洲冲击的先声，接踵而来的便是1848年整个欧洲发生的大动荡。这便是我们常说的“欧洲1848年大革命”，其间产生了划时代的革命宣言，这就是马克思写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宣告：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他将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后来的事实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当时资本主义的丧钟确实是敲响了，而且敲响了好几遍，但资本主义却至今没有被送终；英国“工人阶级”确实是失去了锁链，但这条锁链却从英国工人阶级脚上被转移到当时是殖民地，现在是南方国家人民的脚上了。不同的只是，这条曾是血渍的锁链，现在则镀了层“与国际接轨”的金粉，好看了一些而已。

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都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以至国内生产因人民消费力萎缩而不可持续。为此，英国资本只有向外扩张。四十年代时先到欧洲，拿欧洲的钱来养英国，结果又造成了欧洲的两极分化。欧洲在抵御英国资本冲击崛起后，便与英国资本一起向非洲和拉丁美洲扩张，这些地区的高额利润为欧洲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提供了巨量的原始积累，其结果几乎是整个毁掉了这些资本外围地区。这个过程表面上年似乎是一个自由贸易的牧歌似的过程，但实际上则是伴随着极血腥的暴力掠夺：英国资本先掠夺欧洲，然而英国与欧洲资本联合起来再掠夺非洲和拉丁美洲，最后在19世纪中期便来到亚洲。1840年鸦片战争、185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印度战争，这几场战争把亚洲的两个大帝国打垮了。此后，大量财富就从东方流向了欧洲。这些财富使欧洲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大大提高，欧洲的两极分化问题也逐渐缓解，与此相应，此后欧洲的密谋革命渐失去了群众基础。大家注意到后来欧洲出现了伯恩施坦主义，没有革命了。为什么？大多数人有钱了，家里有钱自然就不打架了。这都是很实际的考虑。要是没钱的话，穷人就多，革命就会多。所以后来马克思主义随资本全球化来到了东方，来到了列宁的故乡。因为欧洲没有那么多穷人了，俄国很穷。

欧洲人正是用不断制造资本外围的方式，拿其他地区的钱来养活欧洲人：法国是高利贷资本主义；英国是工业资本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也出现了“和平与发展时代”，那时称作“维多利亚时代”。其间各国和平外长频繁亮相，都是温文尔雅，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之乎者也。为什么？有钱。有钱人说话多是那样；没钱人说话都直截了当。（笑声）为什么？着急啊。有钱人不讲价，没钱才讲价呢。（笑声）现在的欧洲斯文气质就是这么来的。与“第二国际”的和平主义者进行过最激烈斗争的列宁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说：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本家拥有殖民地获得金融资本的超额利润等等，因此能够在国内培养一个比较广泛、比较稳定而人数又不多的工人贵族阶层。工人贵州享有较高的工资待遇，具有最浓厚的行会狭隘性以及小市民的和帝国主义的偏见。他们是第二国际、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的真正的社会“支柱”，而在目前他们几乎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的社会支柱。

欧洲各国内部两极分化问题缓解后，欧洲人团结了起来，摇身一变成了压迫民族。原来的国内阶级矛盾演化成国际的民族矛盾。这样就出现了列宁主义。马克思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说：“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斯大林说得对：“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有了列宁主义，才有了殖民地国家反对宗主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国才有了毛泽东思想，才有了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此相对立，在压迫民族那里则有资本主义的帮闲理论，这就是只能用于平衡富人良心而不能解放被压迫阶级命运的伯恩施坦主义。

欧洲人征服亚洲后，几乎全世界的财富就转移到欧洲，在此基础之上才形成了欧洲所谓的“中产阶级”。即使有这样的中产阶级，英国到了40年代，两极分化还是很严重的。大家看看恩格斯1845年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一章，对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均有深刻的揭露：一方面是“朱门酒肉臭”，另一方面则是“路有冻死骨”，如果“冻死骨”达到白骨累累的程度，那这个社会就会出现革命的意识形态。所以说，只要有资本，就会有两极分化；哪里有两极分化，哪里就有社会主义的正义要求；哪里有穷人，哪里就有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进入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只要看看俄国革命前工人阶级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民阶级的状况，就不难理解是资本点燃了劳动阶级革命的星星之火，是资本全球化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而列宁主义的出现则是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这个成果便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部立论基础。

所以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所以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四、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小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正在继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之后第三次犯战略性错误。

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百慕大三角”，来者基本无回。美国人阅历浅，不太读书，二战中发了财，在欧洲有“马歇尔计划”，但在远东地区却不知如何花钱，结果在朝鲜和越南作了赔本的买卖；苏联解体后，美国人又燃起“舍我其谁”的万丈雄心，小布什劳师征远，驱兵深入中亚，2001年在阿富汗打了胜仗，做了历史上所有霸主没有做成的事，结果不想两年后却栽在表面看来最不经打的伊拉克。事实上小布什在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初就已陷入无解的逻辑悖论之中，即控制伊拉克则必须控制伊朗；而控制伊朗则必须控制俄罗斯。如果说前一目标使后一目标成为严肃，那么后一目标则使前一目标成为滑稽。现在可以明白地说，如果小布什若再不知深浅地进入伊朗或朝鲜，那美国就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伊朗或朝鲜完成了从“一鼓作气”到“再而衰”再到“三而竭”经典过程。

小布什的中东政策已破坏了以往有利于美国地缘政治“均势”结构。20世纪90年代初，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老布什发起海湾战争，但他熟稔“均势”制衡之道，帮助了科威特的同时又保留了萨达姆，利用两伊相互牵制及科威特对伊拉克的抵制，保证了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如今小布什把伊拉克、伊朗，甚至叙利亚全都纳入“敌人”范畴，结果是在打破了中东国家力量平衡的同时也失去了老布什留下的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令小布什万万没想到的是被他“解放”的人民现在却拿起枪来反对留在中东的美国大兵。

不仅如此，更令小布什外交雪上加霜的还有远东朝鲜核试验。朝鲜半岛的巨响打破了核不扩散体制。那这怪谁呢？2001年12月11日，在阿富汗战争进行到尾声时，布什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这种单方面破坏战略武器平衡的做法，自然也会被其他国家效仿。另外，美国在伊拉克没有查出大规模杀伤武器并在联合国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向伊拉克开战，结果将萨达姆关进并吊死在美国人控制的牢房；这样有人就不得不问，与其弃核而死，为何不有核而生？2006年，备受关注的朝鲜与伊朗核问题，使核不扩散体系面临考验，使“核均势”面临危机，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年美国国力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衰退，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承认世界的“五极”格局，被迫承认世界的多元性，此后美国外交从单边主义转入多边主义，利用世界均势制衡，使美国得以解困。当前看，小布什外交如一意孤行向伊朗或朝鲜动武，那伊朗朝鲜将是美国人的“滑铁卢”。当然，现在美国人已意识到小布什政策的危害，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并试图扭转小布什外交方向。正如美国在朝鲜战场撤换麦克阿瑟、在越南战场上麦克纳马拉辞职的道理一样，前两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下台就透露出美国中东政策将作战略收缩性调整的信息，现在小布什已明确提出美国从伊拉克的撤军计划，由此而产生的必然后果是，类似20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主义”将会在中东出现。这将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巨大的战略拓展空间。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和利用好这次难得的战略机遇。

此外，世界文明的轴心在新世纪也出现从西方向东方换拉的趋势。

如前面所说的，西方的全球化在历史上已有过几次抵制。第一次是拿破仑战争，它是对已登陆欧洲大陆的英国资本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19世纪40年代，欧洲大革命，是对英国资本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抵制。这两次抵制产生了欧洲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前者是用于抵制资本的消极方面，后者则是资本反封建的产物。当资本主义打败封建主义并掉头压迫曾经的同路人——工人阶级时，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并在资本向东方的扩张催动下，产生了列宁主义。在此前提下，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出现，整整将西方资全球化进程又阻挡了半个世纪。苏联解体后，资本全球化波澜又起，气势汹汹，“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但从“9·11”始，资本全球化已开始面临困境。这说明西方那套反科学的发展观已穷途末路，世界文明将再次寻求东方的支持。

西方文明在可持续性发展方面不如东方文明。你看伊拉克战争，美国就是拿成吨的黄金砸苍蝇，显然不行。我们东方文明重简轻繁，重智慧轻力量，重功能而轻形式，在方法上也讲究一两拨千斤的巧道。比如中国饭菜很丰盛但只用一双筷子，西方是饭菜简单但餐具很多。（笑声）绘画上用料上，中国尚简，西方尚繁。服装上说，我们重功能，我们传统的大襟衣服双层保护容易着凉的前腹，实用；美国的西服华而不实，其前身可能就是田间腰间扎绳束衣的变种，不同的只是束身用的绳结换成扣子而已。（笑声）欧洲文明较美国长，所以衣服前襟也用双层。

论军事艺术，国民党就不用说了，就是同为共产党，为什么毛泽东打仗总打得赢？因为他没有在黄埔“进修”洋理论，运用的是地道的东方哲学：“万物皆备于我”，很是主动。西方打仗，是克劳塞维茨那套，讲究“主力决战”，比如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有点像西医的“化疗”，两方大规模绞杀，红白细胞全杀死，最后以量决定胜负。李宗仁的台儿庄战役也学这个，只会不停地绞杀。你看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是多么主动啊，所以毛泽东对陈毅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路上的失败及国民党后来的失败，不仅仅是路线的失败，它还证明了来自西方的黄埔军事思想在中国国共两党实践中的失败。

论改革，邓小平的方法就是东方的号脉方法，但隔段时间号号脉，有阴调阴，有阳调阳，照顾平衡，看似没理论，但非常辩证，其实就是科学发展观。戈尔巴乔夫改革用西医，作大手术，本来苏联只是病人，病也不重，但一进病房就一步到位，被送进手术室，硬在手术台上折腾死了。（笑声）

东方的思维当然有也弊端，就是解决问题比较缓慢。西方的形而上学和所谓的“科学”思维也有其长处，也很厉害，它使所有变的事物都固化为不变的符号，并将这些不变的符号都被编入程序。这就是由数理逻辑完成的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而电脑就是这次技术革命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最伟大的进步。我们知道，只有不变的事物才能编入程序并被进行高速运算，反言之，运算程序的有效性决定运算速度，而运算速度又基于运算内容的固化程度。不确定事物若被纳入运算程序，其结果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说，形而上学的固化思维也是对辩证法思维不足的矫正形式。

但运动毕竟是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事物本质上是永远不确定和变化的，其中最不能确定的就是人脑思维。因此，不变的电脑还是要接受人脑命令的。电脑本身不能变，要变就得由人来升级，而东方的思维优点恰恰就在于制作“命令”方面。美国人信形而上学，所以小布什的思维不能升级，一根筋，不能变，没办法。（笑声）

还有个例子就是卫星发射，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成功率较高？这是因为我们东方人思维的“微调”能力强，西方人对“零”的认识就比东方晚，“零”的含意是“既有也没有”，形而上学怎么也理解不了这个捉摸不透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让他讲东方的“相互关系”、“互为作用”，他就不耐烦。近代西方人尊重黑格尔，实际上他们没有几个人会理解黑格尔的思想。东方人就比较买黑格尔的账，所以我说黑格尔思想的“家乡”在东方。这一点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多次提到，这里顺便抄读几句：

亚细亚洲在特征上是地球的东部、是创始的地方。

“精神的光明”从亚细亚洲升起，所以“世界历史”也就从亚细亚洲开始。

前亚细亚最为特异的，便是它没有闭关自守过，将一切都送到了欧罗巴洲。它代表着一切宗教原则和政治原则的开始，然而这些原则的发扬光大则在欧罗巴洲。

太阳——光明——从东方升起。

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

历史开始于中国和蒙古人——神权专制政体的地方。

东方辩证思想发展五千多年，这不是开玩笑的。现在西方形而上学式的文明发展模式在“9·11”的打击下，已入穷途，人类还要再次“寻找回来的世界”。我们东方的文明即将复兴。

中国是有天命的国家，这一点，黑格尔早就看出，他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可不是么，历史上的中国每每逢凶总能化吉：上世纪初，西方正想肢解中国，他们家乡就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40年，中国被日本分成数块，就在中国最危险的时候，日本出了东条英机这个二愣子；1999年，李登辉刚提出“两国论”，台湾就有了大地震；（笑声）2000年，小布什刚上台就说中国是“潜在的对手”，“9·11”那天，本·拉登就找他去了。（笑声）

但我们也还是要向西方学习的，因为他们打败过我们。昨天的欧洲非常勤于学习中华文明，那今天对于能打败中国的人难道只有仇恨而不知学习吗？当然不行。有时候中国外交“之乎者也”讲得多，西方人听不懂，觉得是“莫名其妙”；我们的国际政治研究也满口世界形势“无非是三种可能”，结果是“机遇挑战并存”，“但如处理不好，也有出现意外的可能”；说什么，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崛起”，这些话别说小布什听不懂，就是黑格尔也听不懂。谁不知道，小孩长大前，不摔几跤，不打几次架，人家是不认你的；我们要同北方七国对话，不跟人家扳几次手腕，人家也是不认你。美国也是扳过手腕。谁没有扳过手腕，谁就玩不起这一场场国际游戏。

经过南联盟使馆被炸、南海“撞机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我们人现在也有些认识国际问题的经验，中国人对国际问题认识的能力及基于这种能力的中国国家战略能力也随之提高了。大家可以看看这几年的外交布局，北、西、南三个方向，都相对缓和，这就为我们对付“台独”提供了更加从容的条件。2007年8月底，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访问日本和菲律宾，除了加强双边关系的因素外，就是警告“台独”分子。所以陈水扁闹腾不出什么花样的。

台湾统一是我们进入大国行列的通行证，在这个事情上，仅仅靠软实力是不够的。你看普京来到中国，直奔少林寺，它意在告诉人们这个世界得靠扳手腕。胡锦涛同志上任第一件事是到西柏坡，这是在告诉党中央要干些什么；然后再去英雄纪念碑，告诉全国人民，本届政府要干什么。2007年“八一晚会”，功臣坐在最前面，有点商鞅重功的意思，正是有了商君，才有了大秦帝国。晚会中很多文艺节目都是枪不离手，“服务人民、听党指挥、英勇善战”是晚会的主题，有这几点，中国的未来就有希望。枪不离手是很重要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四一二”血泊中得到的经验。看看今天的美国，它说北朝鲜是“邪恶轴心”，金正日就试爆了一颗原子弹，于是美国就说，“我们无意攻打北朝鲜”；萨达姆交了枪，国防装备上对美国“阳光”的一丝不挂，结果还是被人拉下脑袋。（笑声）这正如毛泽东说的“战争教育了人民”，下一步将是“人民赢得了战争”。此后，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不能不要自己的国家，国家也不能“文明”得只会做“阳光男孩”，还是要穿军装。目前的中国还受着霸权主义的压迫，霸权主义还在阻挠台海统一。真正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只能是台湾回归以后的事。但我们完全可以在战术上重视的同时，在战略上蔑视霸权主义。可以断定，未来美国在台湾所用的资源绝不会大于“朝战”，更不会大过“越战”。况且台湾就在我们家门口，我们耗得过外部介入力量。台湾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可以用无限手段；但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非核心利益就不会用无限手段。况且美国有那么多的全球问题要处理。从这个意义上我说，对美国而言，台湾只是用于北御日本，西阻中国的“虚子”。之所以如此，这是由于美国的有效力量到不了台湾。正因此，陈水扁到美国是没有地位的，总挨训，让他少惹事生非。美国要的只是从夏威夷至关岛、菲律宾、马六甲一线，要保护的是美国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运输线，台湾只是这一线的“编外人员”。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平的，只要我们不要像戈尔巴乔夫那样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不要像萨达姆那样先在思想上和主权上缴枪，国际霸权主义者是打不垮我们的。最后让我们再次重温并借用毛泽东同志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青年人的。今天的中国，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青年人身上。（笑声，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