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精神与毛泽东思想

徐  静

摘要：贵州是红军长征的重要省份，是重要的革命老区。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党中央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包括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其中，黎平会议否定了原定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作出了向遵义方向前进的战略决定，是遵义会议的奠基。

贵州是红军长征的重要省份，是重要的革命老区。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党中央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包括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其中，黎平会议否定了原定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作出了向遵义方向前进的战略决定，是遵义会议的奠基;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精神，并加强了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遵义会议的前夜;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鸡鸣三省会议继续巩固和扩大遵义会议成果，完成了中央最高层的组织调整任务;苟坝会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地位，使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最终得以圆满完成。这一系列会议，从广义上都可以被理解为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标志着中共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遵义会议更深层次的价值，还在于它开启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全新历程，它所彰显出的革命精神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生动呈现。此外，这种革命精神的现实深化也是释放毛泽东思想时代价值的重要途径。

一、遵义会议为毛泽东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而遵义会议无疑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重大节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是以俄为师，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虽然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共产党人，尝试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但始终没有成为主流。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在贵州期间，召开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之后，肯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正确地位，全党才开启了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新起点，逐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讲，遵义会议为毛泽东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新历程。

（一）遵义会议开启了毛泽东思想由个人思想到组织指导思想的历程

在遵义会议之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由于毛泽东本人没有进入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层，导致他个人的思想只能在中国革命的局部地区发挥作用，而不可能成为整个党和红军的指导思想。而且，在“左”倾路线的统治下，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还经常受到质疑、排斥甚至打击。

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采取巧妙的斗争艺术，避开了大多数领导干部有不同意见的政治路线问题，集中阐述了当时亟待解决的牵涉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毛泽东从当时中央领导同志觉悟程度的实际和战争环境的具体状况出发，先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作战的错误，得到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者的明确支持。会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

随后，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毕节县鸡鸣三省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上，明确了毛泽东作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3月12日，在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的新“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完成了遵义会议改组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央红军一反以前的行军方式，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机动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这无疑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地位。

随着毛泽东个人政治地位的不断变化、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也逐渐由个体到组织，由非主流到主流转化，并最终为全党所接受，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回溯历史，启动这个转化的重大事件就是遵义会议。

（二）遵义会议开启了毛泽东思想由部分探索到系统形成的完善历程

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开始了局部的探索，并论述了这条道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比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就是这种探索的理论表达。但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探索仅限于局部地区，主要还是立足于党和红军在农村如何求生存、求发展的问题，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很多想法还处于萌芽甚至孕育状态，既不系统，也不完整。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政治地位上的变化，为他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系统、全面、完整地思考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也正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及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基本经验，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这“三大法宝”的提出，使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具有了完整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认识走向成熟。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也得到总结和提炼，毛泽东思想也才真正实现了系统化的理论表达。

历史地看，毛泽东思想由部分探索到系统形成，经历了一个艰辛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的节点也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不仅是中共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极大地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并最终把党的指导思想由“左”倾教条主义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轨道上。

二、遵义会议精神历史地呈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中共中央在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间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使党在精神上经历了一次伟大的涅槃。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不仅产生了伟大的政治成果，同时还产生了伟大的精神成果，我们把这种成果概括地表达为“遵义会议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特定阶段的集中展示，是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宗旨的具体体现，是共产党人崇高品格、精神风范、思想境界的升华。这种精神，与党后来概括提炼出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在逻辑上具有内在关联性。

目前，尽管各界对遵义会议精神的阐述和概括不尽相同，但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坚定信念、不怕困难;实事求是、勇于反思;独立自主、勇闯新路;民主团结、敢于批评”等方面。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遵义会议精神”绝不是今天我们在通常意义上所指的某某会议的精神，它在本质上是中共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从幼小走向强大的过程中，在精神上的自我反省、自我革新和自我升华，在精神上的集体悟道。因为这一次悟道，中共在精神上逐渐走向独立，走向成熟，走向强大。

如果说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开启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全新历程，那么遵义会议所彰显出的革命精神，则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个人的思想理性。尤其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遵义会议精神里得到了生动的呈现。

（一）遵义会议精神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本质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就是实事求是。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不仅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而且提出应“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就提出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思想。但是，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当时并没有被全党普遍认识和接受。而正是在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过程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体现。在遵义会议前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毛泽东等根据当时的敌情变化，否定了博古和李德坚持到湘西去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为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的军事领导和指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会上对博古和李德的严厉批评也是实事求是的，对他们既不是否定一切，也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遵义会议是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树立实事求是新风的典范。在遵义会议后召开的苟坝会议上，中央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变化了的敌情否定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正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分清了长征以来的大是大非问题;正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才作出了正确的抉择，抓住了主要矛盾，解决了当时最突出、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正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在土城战役不利的情况下，及时作出撤出战斗、西渡赤水的正确军事决策，才有了四渡赤水和后来长征的胜利。可以说，遵义会议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实践基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遵义会议精神体现了独立自主的气质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际、国际关系中的运用。从中共二大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党一直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共产国际对中共有过不少正确的指导和帮助，但也犯了很多错误，主要的就是粗暴地干涉中共的内部事务和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同时，中共党内也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幻想沿用苏联的革命模式完成中国革命任务，把是否尊重和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作为划分政治是非的标准，提出要“百分之百地绝对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总路线”。共产国际的粗暴干涉同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结合起来，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沉痛的教训使中共逐渐认识到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毛泽东曾谈到：“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指共产国际——引者注)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的成果，是中共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取得的。从客观来看，敌人破坏了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进行通讯联系的电台，中共处于“同外界的完全隔绝”的状态;从主观来看，经过14年的艰难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从实践中深刻意识到，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走自己的路。而遵义会议正为贯彻独立自主思想提供了历史机遇。如果说遵义会议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方向和创造精神，由于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压制和毛泽东在党内被排斥而未能被全党所认识的话，那么，遵义会议则成为中共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新起点。

（三）遵义会议精神体现了群众路线的作风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强调：“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但是，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存在着“群众”范围小、群众路线贯彻不彻底等不足。在遵义会议之前，“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疏忽，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同时，不仅毛泽东被剥夺了对军事的领导权，就是身为军委重要成员的朱德、周恩来，实际上也被剥夺了领导权，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而遵义会议开创了中共反对党内违反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的胜利斗争的先河。从会议的酝酿、准备、召开、传达的过程来看，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行群众路线、恢复集体领导的过程，是在党内生活中运用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遵义会议召开前，随着长征中红军作战的迭次失利，广大干部、战士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了怀疑和不满的情绪。为了听取党内意见，争取党内支持，毛泽东在行军途中与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促膝长谈，共同探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在党内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大部分中央领导人的认可和支持，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和倾听各方面意见，遵义会议扩大了规模和人数，与会者除随红军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红军总部、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及中央秘书长，李德及其翻译列席了会议。会上，20多名同志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场气氛既紧张严肃又热烈民主，在否定“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导方针的基础上，“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在充分发言后，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起草了深得全党全军拥护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经过调整的党中央密切联系群众，在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将《决议》发至各支部学习讨论，凝聚了党心军心。同时，中央领导人集体议事的优良传统也得到恢复。可以说，遵义会议是中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实行集体领导的光辉典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转折点。

三、在遵义会议精神的现实深化中释放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

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不仅具有伟大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伟大的现实价值。它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表达，是中华民族追求独立和解放过程中创造的中国话语、发出的中国声音。

诚然，因为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环境的变迁，毛泽东在有关论著中的一些具体表述已经丧失了时效性和现实针对性，但在其科学体系中涉及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那部分内容，尤其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当下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时代价值，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创新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对这种时代价值，我们不仅要深刻认识，更要大力彰显。在当代，彰显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可以有很多方式，其中，对生动呈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遵义会议精神作进一步的研究、阐释和弘扬，无疑是释放毛泽东思想时代价值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之一。为此，必须强化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从革命精神到时代精神、从党内层面向社会层面、从中国地域向世界范围的拓展。

（一）强化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从革命精神到时代精神的拓展

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完整序列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今天，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有待把遵义会议精神这个重要的革命精神，拓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时代精神。实现遵义会议精神从革命精神到时代精神的拓展，需要结合时代发展的客观需求，加强对遵义会议精神的专题研究，努力创作和打造出一批既体现遵义会议精神的科学内涵又服务于时代发展需要的理论精品，以此作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范本，努力引导人们对遵义会议精神形成科学的认识;还需要以遵义会议精神的实物载体为平台，在遗址遗迹及历史纪念场馆等场所组织一系列围绕时代发展需要、体现时代发展精神的学习教育实践活动，实现遵义会议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良性互动。

（二）强化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从党内层面向社会层面的拓展

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是中共的精神，从其在精神层面的自我革新、自我反省、自我升华的品质来看，更应该超越党派层面而成为一种大众精神。因此，实现遵义会议精神的大众化，促成遵义会议精神从党内层面向社会层面的拓展，是我们必须积极回应的时代课题。为此，贵州省将以建设全国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为契机，加强以遵义会议会址为代表的革命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创新宣传内容和宣传手段，努力打造出一批以遵义会议精神为代表的高端文化交流平台和一流旅游目的地，吸引更多党外、省外的大众到贵州接受遵义会议精神的洗礼。

（三）强化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从中国地域向世界范围的拓展

宣传党领导各族人民开辟中国道路的伟大探索，向广大干部群众乃至全世界宣讲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奇迹、书写的中国故事、发出的中国声音，是我们当代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遵义会议及其彰显出的革命精神，无疑就是这样的中国奇迹、中国故事。实现遵义会议精神元素从中国地域走向世界范围，是我们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的内在需要。这不仅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对遵义会议精神的解读和阐释，而且需要进一步拓宽宣传媒介，加大宣传力度，尤其要抢占互联网阵地，向世界人民宣传遵义会议精神中所具有的某种普遍意义。

遵义会议精神拓展为一种时代精神、大众精神和世界精神的过程，无疑也是更多人深刻理解和领会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过程，进而更是强力彰显毛泽东思想时代价值的过程。在对遵义会议精神的深入理解和弘扬过程中，必将有更多的人去学习、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作者简介：徐静──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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