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底至1934年初，国民党调集百万大军，实施所谓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新战略战术，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从5月份开始，中共中央“最高三人团”即秘密着手突围准备工作，加紧了粮食、被服等物质资材的收集储藏，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想带走，坛坛罐罐打包了三四千副担子。

10月下旬，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以抬轿子、搬家式的阵势上路，大大迟缓了行军速度，严重削弱了作战能力，以至于在突破国民党军队预设的第四道封锁线时，兵力损失过半以上。突围行动持续了不到两个月，当部队前进到湖南通道时，所带军需物资几乎抛弃、消耗殆尽。

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相关职能部门充分发挥了供给保障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量敌为谋采取了相应的筹措、分配和调剂给养方式，从而最低限度地保证了行军作战需要，最大限度地巩固和提高了士气战力。广大红军官兵高度发扬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和团结友爱的优良作风，含辛茹苦、挨饿受冻克服了一切自然和人为障碍，胜利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壮举——二万五千里长征。

虎穴狼巢夺资源，血凝汗结保吃穿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同志力主避实击虚，放弃北上湘西而转兵贵州，得到了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随后，中央红军兵分两路西进，于1935年1月3日强渡乌江成功，7日全面占领黔北中心城市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扩大会议，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一直受排挤的毛泽东同志掌握了实际领导权。同时撤销了总供给部和运输总队，成立了军委先遣工作团，并在各级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设没收征发科，在团政治处地方工作组下设没收征发干事，统筹兼顾全军战争经费和生活物资的筹集分配。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彻底抛弃了过去那种“简单轻巧与径直的干法”，完全“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不停地在川黔滇边迂回穿插。供给保障部门也跟着繁忙展开筹钱收物工作。2月20日，总政治部颁布《关于筹款征集资材及节省问题的训令》，强调“保障红军的给养，克服红军的战费，对于争取战争的胜利，有极重要的意义”，要求“侦察队设营队中，政治机关应派得力的地方工作人员(或组织先遣工作团)与他们共同行动，以便有较充分的时间，进行群众工作、捉土豪、筹款、征集资材等”，并规定“如时间允许，应由团政治处计划，与团首长商量，派相当的武装，到驻地附近搜山、搜石洞、捉土豪、搜索土豪埋藏的物品”。

这段时间，中央红军在贵州遵义没收了军阀王家烈的5万多元银洋、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以及价值5万多元的香烟。在桐梓没收了军阀侯志丹的大量皮货，搜获了逃亡官僚、地主埋藏的6万多元银洋和不少黄金。在贵州、云南交界的瑶族聚居区，没收了地主的钱财，仅银元一项就得用40多头骡子驮运。在云南曲靖附近截获了军阀龙云的10份高清地图和10箱特效白药。在会泽没收了军阀安恩溥的80多匹骡马、筹得近10万元现洋、近20万斤粮食以及400多匹布料。该省某县长孤陋寡闻，认定“赤匪”必定乞穷俭相，竟误把着装齐整的中央红军当作中央国军，主动奉献了大批粮草和军饷。但5月初成功地巧渡金沙江、进入川西南后，敌对势力就没有那么“人傻钱多”了，红军首攻会理城即遭到国民党川康军的顽强抵抗，不得不绕道而行，走进了自然人文环境有着天壤之觉、冰炭之乖的川西北高原。

鱼水相投鱼得全，军民互助度饥寒

红军长征为了避免跟强敌发生正面对抗，所经之地主要在路绝人稀、物力维艰、少数民族集中的穷乡僻壤。历史上彪悍一时的流动军队，一旦深入这样的圮地和死地，往往只能接受非溃即死的命运。生存环境之恶劣、群众基础之薄弱、民族矛盾之尖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再加上国民党“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老调重弹，一边调兵遣将围追堵截，一边开动宣传机器，极尽妖魔化红军之能事，结果正如蒋介石所言，“使土匪得不到一个稍舒喘息的机会，更没有盘踞与匪化一个地方的可能，而且他连裹胁民众的工夫都没有”。

此时此境，能否取得当地土著的理解与支持，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军事斗争本身。早在长征前夕，总政治部就颁布了《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加强地方工作与资材的收集，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强调“对于不能教育的破坏纪律的坏分子，应给以处罚，甚至在群众中公审枪决，特别要注意对给养事务与前站人员的教育与工作检查”，在即将进入桂北苗、瑶族聚居区前夕，总政治部又颁布了《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要求“在一切的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解释”，“苏维埃与红军，不但是汉族民众的政权与武装力量，而且也是中国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民众的政权与武装力量”。

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活动期间，上述地方民族工作的基本政策和原则更加具体化。如经过黔东南时，总政治部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山田牛少，居民视牛如命，绝不应杀牛。土豪牛要发给群众，严厉处罚乱杀牛者。”即将进入遵义城时，红一军团规定：“在城市中打土豪时，须经过详细的调查，经过政治机关的重复调查并其批准后，才许可行没收与捉人。无论没收反动商店和土豪财产与捉土豪，均须向群众有充分的解释后才准。”进入遵义城后，总政治部又及时布告：“红军是有严格纪律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以到政治部来控告。”

红军长征一路打富济贫、取予有节，沿途群众也殚财竭力、守望相助。如中央红军在黔北湄潭发动群众打击了47家土豪，分掉了近5万斤粮食、4万多斤食盐和500余头肥猪。当地裁缝和巧妇则加班加点，帮助他们赶制了8000多套棉衣夹裤过寒冬。在滇东宣威“从有钱的火腿商那里没收了成千上万条火腿，农民们从好几里外赶来免费领一份，这是火腿史上的新鲜事儿。成吨的盐也是这样分配的”。他们在川南的所作所为，更是让国民党方面都感到无可厚非：“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并由此惶恐不安，“惟当地团队衔县府命令封仓拉夫，集中粮食，蹂躏不堪……致无知人民有不畏匪而畏团队之象”。

针对川西北的特殊情况，各路红军进一步加大了争取群众、保障供给的力度。如在进入凉山彝族聚居区之前，总政治部颁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强调：“绝对不准对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严厉的反对轻视、鄙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红军总司令朱德颁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申明：“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还入乡随俗，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赠送了大量枪支弹药和金钱，以换取通行便利和生活保障。

解衣推食情最暖，餐风宿露志愈坚

长征途中，围绕生死攸关的战略方向选择和供给保障遂行等原则问题，红军内部一直争执不休，但过激言行并不能否定彼此心系红军安危的初衷。团结友爱、同心共济是长征进行曲的主旋律，在供给保障极度困难的非常时期，愈发凸显出红军相忍为党的不拔之志、舍己为人的手足之情。

1935年6月初，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从天全经芦山、宝兴，北上懋功、理番与红四方面军“抱团取暖”。这条路线长约千里，沿途人烟稀少、物产不丰，而且横亘着几座人称“生命禁区”的大雪山。为此，中革军委指示各兵团首长：“必须向全体指战员指出其意义，鼓动全军以最大的勇猛、果敢、机动、迅速完成战斗任务，以顽强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

毛泽东同志以身作则，坚持不坐担架不骑马。他拄着拐棍爬过夹金山顶，下山时突然头晕跌倒。兴国籍运输员邱长胜变戏法似的从挑担里提出了一只火笼和一壶热茶，毛泽东同志喝了热茶缓过劲来，哽咽着只说了一句话：“你们都是苏区伟大人民的儿子。”红军队伍中，运输员和炊事员是公认的“苦差使”。红三军团有个运输员从中央苏区一路走来，终究没能熬过雪山这一关。供给部部长周玉成含泪接过了他的重担。该军团某连履险蹈危千百回，从未因饥饿而减员，却在雪山上累死了两个忙着照顾战友的炊事员。

红四方面军那边也在积极策应，不仅派出了一个战斗团前往夹金山北麓的达维镇迎接，还从各机关抽调人员组建了一个迎接中央红军筹粮工作队。6月18日，红军两大主力在懋功两河口第一次实际会合，双方倾其所有互赠礼物，其盛况正如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所报道：“这是阶级友爱的热忱，这是阶级团结的精神，这是我们的力量。”两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暂住休整，为继续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作好物质准备。中革军委恢复了总供给部，实行生活物资统一筹办、定量配给制度，并在毛儿盖和芦花各设一筹粮委员会。全军上下总动员，展开了一场突击筹粮、节食竞赛运动。年近花甲的林伯渠同志身肩总供给部部长之重任，“筹粮与分粮，到极紧张时”。

8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分别从马塘、卓克基和毛儿盖出发，平行进入了传说中的“死亡陷阱”松潘大草原，行不数日，人均所带不多的干粮即已吃完。红三军团某连历经雪山大难不死的7个炊事员，轮流背着一口无米入炊的大铜锅，相继牺牲在茫茫沼泽地深处，大铜锅最后落到了司务长谢芳词的背上。军团长彭德怀忍痛割爱杀掉坐骑，自己却拒绝吃肉汤。朱德总司令带头“尝百草”，组织战士挖野菜、剥树皮、煮皮革充饥，后续部队甚至捡吃别人粪便中未经消化的麦粒。正是靠着这种人类最高尚的自救行动、动物最原始的求生方式，红军核心才得以“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三大主力才得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了陕北会师。

(作者单位：江西省瑞金市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