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一位刚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揣着从纽约股市交易挣得的八百美元，挎着一部旧相机，怀着周游世界的梦想，漂洋过海来到上海。他原打算只在中国逗留六个星期，谁料一呆竟是13年之久。这位23岁的年轻人，就是后来以撰写《红星照耀中国》而闻名世界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

今年，正好是斯诺首访陕北、采写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报道80周年。人们不禁好奇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为何把重大的新闻富矿送给了斯诺?须知，当时众多中国记者且不说，光是外国记者也有一大批。追溯斯诺的西行漫记，可以对此有新的发现。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极为严重的时期，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更使中国陷入无尽灾难的深渊。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斯诺毅然站在了中国人民一边，坚定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他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开端”。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当晚，斯诺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采访，一串机枪子弹从他头顶飞过，使他险些丧命。他看到“有些穿着蓝粗布棉袍的人像布偶一样被日本人吊起来当活靶练刺刀。侵略军以‘维护法律和秩序’为借口，在市里纵火，整整烧了一个月，火光冲天”。斯诺迅即发出了第一篇目击记，率先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暴行。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使斯诺相信中国人民决不会任饿鹰悠闲自在地把他们当腐肉来啄食。斯诺认为，虽然一·二八抗战失利，但它对中国人民的思想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它使人相信，如果全国团结一致进行爱国斗争，中国人民就是不可战胜的。

此后，斯诺开始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1935年11月，中共通过北平学生联合会准备发起抗日救亡运动。时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的斯诺和夫人积极参与，或与学生领袖一起在家中商量对策，制订方案，或与外国同行一道“煽风点火”，迅速扩大了“一二·九”运动的声势和影响，斯诺的住处一时也成为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的秘密联络站和庇护所。斯诺写道：“在这危急关头，国民党由于根本起不到领导、鼓舞的积极作用，因而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而且在其后生死存亡的年代里，把大批最有才能、最爱国的青年男女驱赶到了中国最后的希望——红旗之下。”

那时在华的美国人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无论情况怎样，都要始终牢记美国的国家利益即硬利益;而硬利益始终要高于当地居民的利益即软利益。我们注意到，作为美国人，斯诺的确没有忘记美国的国家利益，但作为越来越深刻了解中国的美国记者，他的软利益观念逐渐加深，开始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

初到中国时，斯诺也曾一度以为“道义在蒋介石一边”。然而，随着足迹遍布东北、华北、华南、西南等地，斯诺越是了解中国，对国民党政府就越是失望。在这内心纠结、意识迷茫之时，是宋庆龄和鲁迅等一代伟人，帮助斯诺的思想认识出现拐点。斯诺因打算将《阿Q正传》翻译成英文和编辑出版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而结识了鲁迅。通过鲁迅，斯诺认识了许多杰出的中国青年作家和编辑。通过他们斯诺发现，苏联的社会主义思想已在中国产生了大多数西方观察家所料想不到的巨大影响。宋庆龄则帮助斯诺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了解了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竟的抱负，了解了她为什么拒绝与蒋介石政府合作。斯诺感到：“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使我领悟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

斯诺面对的中国仍处于黑暗悲惨的年代，他赞成同行的看法：这个国家肯定会发生革命。他认定今后20年里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将会是举世轰动的大消息。作为一位嗅觉特别灵敏的记者，斯诺始终关注着中国发生的一切重大事情，等待着重大时机。

既然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完成统一国家的历史任务，那么中国的出路和希望在哪里呢?初到中国不久，斯诺广泛阅读，翻看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的论家庭等著作;任教燕大时，斯诺也有意识地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材和欧亚的共产主义史。现实的严峻和宋庆龄、鲁迅等人的指引，斯诺的目光逐渐投向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身上。

1936年6月，中国西北出现了令人关注的局势。斯诺闻讯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采访机会，“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实际上，斯诺早就意识到;红区是中国唯一值得采访的地方，但国民党报纸提供的消息却总是不能回答他的满腹疑问，以至于他不得不伤心地写道：对于红区，“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当时有人劝斯诺不要冒生命之险，他却坚定地说：“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只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没有比这更值得的了。”

斯诺曾经向《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秘密提议过，让他进入红区采访，这两家美国媒体都赞成，并愿意负担他行程的全部费用。由于有了支持，斯诺专程赶到上海，请求宋庆龄帮助他，“以便红军起码把我作为一个中立者接待，而不把我当作间谍”。正巧中共中央通过宋庆龄邀请一位公正的西方记者和一名医生去边区考察情况，了解我们党的抗战主张，宋庆龄随即安排斯诺和马海德前往。斯诺在北平与徐冰联系，得到了由刘少奇授权柯庆施写的致毛泽东信件和接头暗号。当蒋介石宣布准备对陕北红区进行第六次围剿时，斯诺乘火车前往西安，踏上了将对他一生产生深远影响的非凡行程。斯诺写道：“这一回，我是绝对正确的。”

斯诺是一位问题意识极其强烈的记者，正如他初见鲁迅时准备了23个问题一样，为采访红区精心准备了81个问题。周恩来据此安排了92天的行程计划，结果斯诺采访了4个月，耗去16个笔记本、24个胶卷。西行结束一个月后的1936年11月14日，美国《密勒氏评论报》首先发表了毛泽东与斯诺的长篇谈话，刊登了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照片。就这样，红星开始照耀中国，也照耀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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