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转折中的系列会议与周恩来的贡献

南开大学周恩来班

南开大学周恩来班班长杨毓康同学演讲

南开大学周恩来班学生代表

一、关于班级与调研项目

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哲学院学生，也是南开大学“周恩来班”班长——杨毓康。

毓康想做一个好班长，也聚集了志同道合的好班委，我们班认同了一个原则——真诚永远感人。大家群策群力，获五四红旗团支部标兵、五月鲜花合唱比赛一等奖，参与7期“知南开·知哲学”系列讲座、20期读书会优异的学习成果良好的活动效果，为我们的第一阶段班建工作画上圆满句号。

在五月份学工部教育宣传科召开的“以评促建会”后，我们意识到必须向“恩来班”目标冲刺！按照第二阶段班建工作的“顶层设计”，我们先进行理论学习活动，观影、讲座座谈、班级大辩论、班委大讨论，对“恩来精神”进行哲学再理解。

当然，在哲学班，“理论与实际结合”，才会有所进步。在我们开展“三大调研”、“四大实践”后，才深刻认识到，纵使时代容易使个体流于平庸，让大学生普遍不知道使命感为何物时，我们不能这样！时代，她仍在呼唤中国青年践行恩来精神——至公、最能、向上，挺立少年中国。

其实，我们深知，相比于总理学长，我们班乃至整个时代的大学生还是容易自闭于象牙塔内的。于是，我们决心走出去、引进来，因为我们有一个梦想——要在2016年总理学长去世40周年之际，走出哲院，走出南开，走出天津，打开自身视野，弘扬恩来精神。

而这就必须说到我们的这个调研项目。2016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也是周总理去世40周年。在长征路上，周恩来曾经发挥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南开大学第六届“周恩来班”，经班级讨论和班委研究决定，成立班级调研实践队，选取“长征转折中的周恩来——周恩来与通道、黎平、猴场、遵义和扎西等地会议的相关性研究”为研究课题。

具体研究实践自2016年3月底启动，历时半年时间，分三个阶段实施进行：

第一阶段：理论知识学习阶段。一方面我们诚邀了多位相关专家为我们进行相关专业知识的介绍和相关研究技能的培训，另一方面又开展内部学习交流。双管齐下，教学并举，旨在以多种形式为暑假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第二阶段：社会实践开展阶段。我调研团队一行11个人，以“通道—黎平—猴场—遵义—扎西”为主线，，历时20天时间，辗转3省12地，跋涉7492公里，横跨整个西南地区，参观7个会议会址，联系18个相关部门，采访10多位专家学者，走访两位红军后人，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努力形成研究成果。

第三阶段：研究成果宣讲阶段。在经过前期的理论学习和暑期社会实践之后，我调研团队还努力扩大研究成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一是我调研团队荣幸受邀来参加此次会议。二是南开大学党委学工部在我调研团队基础上成立临时党支部，由我们负责起学工部党建教育和新生教育环节。三是我们入选《中国青年报》全国九佳社会实践队，后期也能在中青在线上看到我们的相关报道。

二、研究成果的简要报告

1、长征转折系列会议背景

1930年底到1933年初，由于我党我军执行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国民党先后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的四次反革命“围剿”均被彻底粉碎。1933年5月，国民党纠集5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由于受王明等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左右，虽然我红军将士英勇奋战，但还是以失败告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8.6万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负责人博古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左”倾领导者企图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到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创建新的根据地。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4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红军为通过这4道封锁线付出了惨重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面对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李德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此时的周恩来是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的成员。“左”倾错误的推行者李德、博古的独断专行与错误领导，使周恩来与他们产生了分歧。以往周恩来主要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处于负责军事工作落实执行的辅助地位。湘江战役之后，面对红军遭受的严重损失，党和红军中对“左”倾错误领导的不满不断滋长，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博古“感到责任重大，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形势的发展已将周恩来推向处理危局的中心地位。

2、长征转折系列会议

通道会议是这一系列转折会议的起点。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包括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应该北上同贺龙和萧克的红二、六军团汇合，建立湘黔川根据地，即“北上”。

毛泽东则提出，蒋介石在红军原定计划的进军方向上布下了一个口袋阵，兵力五六倍于红军。而贵州军阀的兵力是最为薄弱的，因此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都支持毛泽东“西进”的建议。北上和西进的战略问题争论，将决定红军今后的命运。通道会议后发布万万火急电令，决定暂避敌人锋芒，转兵贵州，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并未能明确解决这个战略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34年12月15日，周恩来先行赶往黎平城筹备中央政治局会议。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会上，博古一派仍坚持到黔东北后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则主张放弃原计划,改向敌人力置薄弱的黔北进军。会议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最终采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黎平会议第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错误战略方针，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首次尝试。

黎平会议之后，12月31日，红军抵达乌江南岸，但博古、李德仍要求与敌军硬打硬拼，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另外，周恩来还发现李德、博古仍然以“三人团”的名义发电报指示各个军团的行动。为及时阻止李德、博古二人的错误，1934年12月31日下午，中央红军到达猴场后，周恩来立即安排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猴场会议。历时两天，由周恩来主持。会上，周恩来、朱德等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错误意见，并开始纠正由“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状态，摒弃了李德等人个人说了算的粗暴领导，确定今后重大军事行动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决定。军事指挥权落在朱德和周恩来两个人身上。

猴场会议还确立了建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建立的正确思想，改正了红军长征以来只限于单纯打仗的错误，重申了红军历来倡导的三大任务，并起草发布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

3、长征转折系列会议的意义

通道转兵奠基转折的基础。通道会议扭转红军的错误战略方向，冲击了“三人团”尤其是王明、博古对党和军队工作的专断局面，为以后的一系列转折，奠定了基础。

黎平会议重新确立了民主集中制。黎平会议第一次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方式，在党内较好地实施了民主和集中制，标志着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的恢复。

猴场会议推动政治建军的恢复。猴场会议恢复军委领导体制，确立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重新确立起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立起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党和红军走向正确路线奠定了基础。

4、遵义会议清算“左”倾军事路线错误，调整党内领导职务

一方面，会议讨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路线的错误以及失败的主观原因，最终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对“左”倾错误进行了清算。另一方面，毛泽东以常委的身份进入军事指挥层，以后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王稼祥为成员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就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其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奠定了基础。

5、扎西会议落实遵义会议成果，确立新体制下的路线和方向

第一，实现组织上权力的变更，由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书记，彻底结束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政治军事领导；第二，分清了军事路线的是非，毛泽东军事思想进入核心决策领域；第三，实现了军事布局战略和部队单位调整上的历史转折，讨论了全国各苏区红军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同时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

总的说来，这五次会议各有侧重，也有交叉，呈现递进之势。所有议题基本上围绕军事问题展开，明线是从讨论确定红军当前战略方向到反思清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路线错误，暗线是从逐步否定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和“左”倾军事路线到逐步确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路线。通过“两线作战”，在恢复党和军队工作制度化和正常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自身问题，逐步走向成熟，开始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5、长征转折中的周恩来

在长征转折系列会议中，周恩来都是发起人，也是所有会议决议的执行人，其中除遵义会议外周恩来还是主持人。

周恩来之所以是周恩来，是因为他从不谋权而勇于担当。在异常危难的环境，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断在李德、博古与毛泽东等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们之间斡旋，努力将中国革命导向正确的道路。

在个人能力方面，周恩来是一个谨慎坚定又富有远见卓识的人。周恩来深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的健康力量顺应了历史发展方向，必须推出来，但这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通道会议中周恩来开始力挺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也又一次在重大军事问题上有了发言权。到了黎平会议，周恩来在确信毛泽东军事路线的同时，也明白必须通过大量工作，才能既推动毛泽东重新进入军事领导层，又能保证党内团结，还能就关于改变红军战略方向和党内领导问题在未来对共产国际有一个交代。就这样，毛泽东正确的军事主张被逐渐采纳，他本人也逐渐重回中央核心决策层，而作为总书记的博古也被另一个具有留苏背景的张闻天取代。可以说，正是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才促成了红军军事指挥由个人专断向集体决策转变，最终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指挥红军的新模式，也同步恢复了党和军队工作的制度化和正常化。

在个人品格方面，周恩来首先是讲原则的人，其次是顾大局的人，第三身体力行、亲历亲为的人，第四是做事讲究方式方法、注重细节的人，第五是对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最具忧患意识的人。

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周恩来精心安排了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议。甚至直到会前，周恩来还特意调整会场座位，博古和李德与毛泽东等等关键人物的座位都有周恩来的良苦用心。而在会议上，针对作为总书记也是会议主持人的博古的开脱之词，周恩来便从自身开始批判，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使会议重新回到关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的讨论上来。周恩来的发言，紧紧抓住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关键，并以坦荡的襟怀提出由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担任领导，为红军确立正确的军事路线起了关键的作用，也表现出他自身的严于律己和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长征转折系列会议以及转折中体现的周恩来精神，对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接下来由我的同学刘梦婷做具体讲解。

三、诗歌朗诵

同一条路

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

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

苦难的记忆啊谁不曾记得，

终于迎来今天这纪念时刻。

水千条山万座我们曾走过，

每一次突围和转折都彼此铭刻。

在阳光灿烂欢乐的日子里，

我们手拉手啊想说的太多。

血汗洒满了飞渡的桥梁,

青春留在了壮美的山河。

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

同样的血脉给了我们同一条路。

阳光想渗透所有的语言，

实践把复兴的愿望寄托，

同样的转折给了我们同样的信念，

同样的血脉给了我们同一条路。

——同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