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攘外必先安内”，大概都会马上联想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蒋先生和他的党国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不假，但这个策略的发明权却要追溯到古人那里去。

春秋时期，面对外部狄戎侵扰，内部王室衰微、诸侯争斗的局面，齐桓公敏锐地提出了“尊王攘夷”的主张，即“尊王”以“安内”，“安内”而后方能“攘夷”，这大概是齐桓公迅速崛起而成为五霸之首的一个重要原因。“尊王攘夷”也就成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雏形。

到了西汉，面对来自北部匈奴的威胁，以窦婴为首的主战派主张一致对外，迎战匈奴，而御史大夫晁错则向汉景帝积极建言“攘夷必先安内”。晁错力主的“安内”除了削藩以加强中央集权，还有鼓励农耕、发展经济、壮大国防等内容，这和现代人纯粹靠镇压内部反对势力以求安定的理念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北宋初年，由于国内尚未完全平定，加之外有辽国威胁，宰相赵普上书宋太宗：“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这应该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正式版本了。

南宋时岳飞给宋高宗上奏：“臣窃惟内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垒，何以服远。比年群盗竞作，朝廷务广德意，多命招安;故盗亦玩威不畏，力强则肆暴，力屈则就招。苟不略加剿除，蜂起之众未可遽殄。”由此可见，岳飞也是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但岳飞的“安内”不只是剿除，还有一个重要内涵是“务广德意，多命招安”，即通过以德治国来使天下安服，应该说，岳飞的思想有其进步性。遗憾的是，岳飞最终也成了“安内”的牺牲品，宋高宗、秦桧君臣与现代人的“攘外必先安内”理念庶几相近矣。

“攘外必先安内”在明清继续与时俱进(此不赘述)，到蒋介石时代发展到了登峰未造极的境地，其内涵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日本蓄谋大举侵华之际，正忙于第三次围剿红军的蒋介石于1931年7月23日在南昌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通电，指出“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之间不容发之秋，自当以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安内攘外之奋斗”，故“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把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势力。这是蒋先生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方针。

1931年11月30日，在顾维钧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宣誓就职大会上，蒋介石致《外交为无形之战争》的训词，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这是蒋先生正式公开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不难看出，这个主张的实质就是“安内压倒一切”，“攘外”是假，“安内”是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蒋介石政府一面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全面抗战爆发后蒋政府还一直与日本政府及其侵华日军暗通款曲)，不惜大肆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一面却加紧对红军和国民党反对派清剿，以致让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侵华势力不断坐大，无数的中国人惨遭倭寇蹂躏，几乎拱手葬送了整个中华民族。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看不到中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为了巩固权力而积极“安内”，只是自私与短视的话，而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仍然置外侮于不顾，继续以“安内”为名，丧心病狂地打击异己，惨无人道地镇压抗日爱国力量，则充分显示了他反人民反民族的阶级本性和反动立场。

即便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但其“攘外必先安内” 的策略也从未改变。蒋介石一方面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发展，经济上封锁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甚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一举消灭了新四军的主力，做了日本人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另一方面尽量派出非嫡系部队和地方军阀部队与日正面交锋，在保存嫡系的同时，大大削弱了非嫡系和地方军阀的实力，那盘很大的棋蒋介石下得不可谓不精。

蒋介石曾公开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 这就是说，蒋介石宁愿亡国，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也绝不让共产党及其爱国力量拯救中国。可机关算尽太聪明，蒋介石一贯奉行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妥协投降的 “攘外必先安内”国策，最终导致人心尽失、举国共叛，不得不惶惶如丧家之犬，躲到那个孤岛上去苟延残喘。

上述文字虽然只是对 “攘外必先安内”的发展历史进行简单梳理，但也大略可以看出，“安内”是“攘外”的必要条件，“攘外”是“安内”的目的，这个策略的提出本身并没无过错。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不“安内”确实无以“攘外”。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安内”，是追求德政、发展经济、消除两极分化，以求内部团结、百姓安居乐业，还是压制舆论、排除异己、镇压不满民众，以巩固个人(或集团)权力、维护少数人利益?毫无疑问，蒋介石选择的是后者，这就是蒋政权最终垮台的根本原因。

“攘外必先安内”阴魂不散!

历史是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