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布劳恩，德国职业革命家，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供职于苏军参谋部。1932年春，苏军参谋部为营救在上海被捕的牛兰夫妇，派他携巨款秘密来到上海。9月，他来到瑞金，改名李德。一定意义上，长征因他而发，而他也是走完长征全程的惟一的外国人。

毛泽东原打算在最好对付的滇军地盘上渡江北上，可计划不如变化，北上不成又折回贵州。站在一旁观察的李德冷嘲热讽道：“以至经过某些村镇，达两三次之多。”

取消李德指挥权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掌握军权的李德一直不屑“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术，热衷于进攻进攻的“短促出击”。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苏区版图越缩越小。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在红军悄然撤离苏区一个月后，蒋介石才断定红军是“流徙窜逃”，并部署调动各路大军“聚而歼之，不使漏网”。面对敌人重兵，李德和博古仍循着以往的战术，以硬碰硬，红军多次遭受重大挫折。包括博古在内的高层领导无不感到痛心，惟有李德不认为这是失败，一点也没有为自己错误的指挥而愧疚，相反却认为：尽管在突围的最后阶段损失这般严重，但中央红军顺利地冲过了在德国军事专家看来不可攻破的国民党层层封锁。

从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红军非但没有被剿灭，反而越挫越勇，队伍也是越战越强。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形势就急转直下。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此时，李德注意到已经赋闲坐了冷板凳的毛泽东，又开始“显山露水”，“指点江山”了。他指责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但此时，不仅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也对李德提出无情的批评，就连对他言听计从的博古，也再不把他奉若神明了。

在湘黔边界的通道，中央临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李德在会上仍然推行自己的行军路线，他用比例尺在地图上比比划划地指挥红军行军打仗。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反对的意见，力主西进，避开北线重兵阻拦的“口袋阵”，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李德见原定的行军路线被否决，以生病为由，中途退出了会场。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李德和博古仍然坚持由黎平北上。据李德所说，还是被毛泽东“粗暴地驳回了”。李德冲着周恩来嚷嚷：“你们早就串通好了，阴谋反对我，反对中央和国际!”一向谦恭忍让的周恩来再也克制不住自己，拍着桌子“回敬”道：“李德请注意你的身份，不要太过份了!”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一个叫猴场的地方召开会议，正式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对毛泽东冷嘲热讽

李德与毛泽东初次接触后，便对这位身材修长的中年人印象不佳。他感到毛泽东不修边幅，沉默寡言，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后来接触多了，又对毛泽东但凡在讲话中，频频引用中国古籍中的警言妙句感到不解和困惑。李德称之“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

他不久就发现，“毛在中央苏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接地气，有人缘，这使他对毛泽东的影响力不敢等闲视之。

离开江西苏区时，李德与项英进行了一次谈话，所及内容乃是对毛泽东的“担忧”。正是基于这种“担忧”，长征出发前在决定高层干部的去留名单时，毛泽东与何叔衡、瞿秋白等一样被留了下来。消息传出，许多人出来为毛泽东说话，要求毛泽东随军转移。他们转念一想，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根基很深，如真把他一人丢在这里，岂不是“放虎归山”?与其这样，还不如把毛泽东放在眼面前，也便于观察，便于防范。毛泽东就这样加入了长征的队列。

长征出发时，毛泽东就一直“打摆子”即疟疾，高烧不退，只能躺在担架上。黎平会议后，毛泽东的建议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气也顺了，高烧也退了，人也越发显得精神。相反，李德在建议被否决后，心中窝囊，也打起了摆子，发着高烧。

毛泽东原打算在最好对付的滇军地盘上渡江北上，可计划不如变化，北上不成又折回贵州。站在一旁观察的李德冷嘲热讽道：“以至经过某些村镇，达两三次之多。”

折服于毛泽东的军事才能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称：“在此之后的长征途中，李德就成了一个旁观者。”这样一个“旁观者”的头脑，一刻也没有空闲。他对部队不是“勇往直前”地走直路，却总是“在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线上行进”，总是尽量地“回避任何大仗”，感到不可思议。直到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直逼昆明，突然出现在金沙江畔，他才清醒些许，再也不抱怨走了许多冤枉路。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他也一改以往的态度，不无公正地说：“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首先是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击部队，通往北方的道路畅通无阻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敌人企图逼迫我军继续向西、向不毛之地的西藏高原移动，我们不能让敌人得逞，而要尽力回到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去。我们所做的这个军事决定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它的正确性以后也为二、四军团(应为二、四方面军)的痛苦经历所证明。”

一口一个“我军”“我们”，此时的李德已真心地融入这支队伍之中，也多多少少折服于毛泽东的军事才华。

在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后，李德看出了会师后的危机。一天，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与李德吵了起来，几乎要动武。原来，二李之争是因为李特来传达张国焘的命令，要把四方面军的同志带走，不再北上了。李德不许他胡闹，要拉他去见毛泽东同志。并再三说明，北上抗日是正确的方针，不经毛泽东同志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而李特执意不去见毛泽东同志……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李德曾帮助红军训练了一支骑兵，接着被派往红军大学任教。1939年秋李德回到苏联，1948年回到东德。1974年8月，他病逝于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