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美国对外宣传史隶属于美国外交关系史的分支，研究对象是美国对外宣传的政策，策略与背后的意识形态。而不同时期的对华外交政策中，美国政府根据变化的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不断地调试宣传的重点，构建适应时代需求的国家形象。任一的论文《“寰世独美”：五四前夕美国在华宣传与中国对新国家身份的追求》，原文刊载于《史学集刊》2016年第1期，由于微信字数限制，编辑时删去了注释信息。
尽管199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和文化转向大大刺激了美国对外宣传研究领域的蓬勃发展，但这一新趋势集中体现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外宣传研究领域。一战时期美国对外宣传研究仍然存在研究对象集中在欧洲国家，片面注重宣传主体在宣传活动中的作用，高度依赖美国方面的档案等问题。本文所关注的一战时期美国联邦政府的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中国分部，相关研究更是寥寥。中国分部领导人卡尔· 克罗(Carl Crow)曾为了避免“中国的新闻机构立刻辨识出这是宣传”，“组织了一个空头的公司”，即东方新闻社或中美新闻社(Oriental News Agency, or China-American Press)来进行相关的宣传活动，但是并没有学者到中文报纸上寻找该新闻社相对应的中文名字，更没有使用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官方新闻社的新闻作为研究的一手材料。笔者通过查阅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存在期间(1918年9月～1919年5月)若干份重要的中文报纸发现，东方新闻社在这一时期向国内重要的报纸提供了丰富的新闻。尽管东方新闻社作为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官方新闻机构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其宣传却包含了比现在美国方面档案丰富得多的信息，可以成为观察大战、美国与中国之间关联的窗口，从而了解美国政府试图塑造中国人的思想和影响中国发展方向的最早努力，以及为什么中国会在一战后期至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之前这段时间对美国寄予如此巨大的希望。
一、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建立与美国对华宣传的开展
一战时期电报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新闻的快速传播使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公众舆论在战争事务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力，它们不仅在国内引导甚至控制舆论的走向，还试图在其他国家中影响当地的舆论。这一时期各参战国的宣传活动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和力度。
公共信息委员会是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lson)总统为增强美国国内的团结精神而在1917年4月发布行政命令建立的战时宣传机构，主要任务是解释美国的战争目标、宣传美国战争的正义性，对战时新闻和电影输出进行审查，以动员民众支持和参加战争，并挫败同盟国一方在美国国内进行的宣传活动。随着战争的继续，为了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宣传美国思想，宣传威尔逊的世界和平计划，美国政府于1917年秋天建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海外部(Foreign Department)。在一年的时间内，公共信息委员会在英法等协约国、交战国德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苏俄、中立国家瑞士，以及美国传统的势力范围拉美等地均建立了分部。
在美国加入一战之前，德国在中国进行的战时宣传是最为有效的。 相形之下，协约国在华宣传不仅不够成功，而且彼此之间还存在着激烈竞争。无论是卡尔·克罗、芮恩施、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计划的起草者约翰·鲍威尔(John B.Powell)，还是其他在华美国人都得出结论———由于英国路透社对美国方面的消息抱有漠不关心的态度，美国不可能指望英国方面承担美国在中国的宣传任务。
Bill Powell
协约国在华宣传的失败以及彼此之间的竞争为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建立提供了契机，美国方面需要自己的宣传机构在中国进行宣传活动，将美国的参战原因和参战目标，威尔逊总统关于国际联盟和国际新秩序的构想，美国强大的国家实力以及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传播到中国，引导处在时代变局中的中国走上美国式的发展道路，变成美国在东方永久的朋友和伙伴。
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时在华的美国官员、记者、商人的支持和推动。这些人中包括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美国在华记者托马斯·密勒、约翰·鲍威尔、卡尔·克罗，公共信息委员会无线电通讯方面的负责人沃尔特·罗杰斯(Walter S.Rogers)，以及为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建立和运转提供资金支持的商人查尔斯·克兰等。1918年，托马斯·密勒就向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建议加强跨太平洋的通讯交流，芮恩施对此非常赞同。芮恩施认为如果中国再回到君主制的老路上，或者走上俄国那样的革命道路，前景必定一片黯淡;但如果能够引导中国按照美国的发展方式前进，那么东亚不仅可以出现一个会与日益扩张的日本相抗衡的民主国家，而且这个美国式的民主国家将成为美国重要的商贸和战略伙伴。在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建立之前，芮恩施就曾组织了一个翻译委员会，将公使馆从情报部门那里得到的消息翻译成中文提供给中国的新闻杂志。但是，他对这样的情况并不满意，因而要求在《中国周报》(China Weekly Review)工作的年轻助理编辑约翰·鲍威尔对中国的报刊现状进行调查，并拟写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让芮恩施确信仅凭翻译委员会向中国报刊提供美国方面的新闻是远远不够的，而中国的报纸也没有能力将较长的美国文章翻译成中文，因此急需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进行此项工作。有了这样的想法后，芮恩施于1918年6月返回美国寻求支持，希望在中国建立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通过每天接收无线电新闻加强中美之间的交流，让中国人了解美国的愿望和理想。1918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芮恩施在中国成立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请求，并任命卡尔·克罗为领导者。1918年秋天，克罗采纳鲍威尔的建议建立了对外名为东方新闻社，实际上是一个具体执行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任务的宣传机构，接受、翻译、发送美国方面的新闻，通过报纸、书籍、广告、海报、电影等多种宣传方式在中国进行宣传活动。
二、美国在华宣传的主题和内容
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宣传主要有三方面内容：首先是对中美友谊的宣传，其次是对威尔逊思想的宣传，最后是对美国国家以及美国式发展道路的宣传。对中美友谊宣传的第一个方面是强调中美友谊源远流长。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对美国抱有较为美好的印象，即芮恩施所说，美国享有中国人“专一的信任”。 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工作人员认为只有通过不断加强这种信任，两国的友谊才能够天长地久，中国才有可能朝着美国为它制定的路线向前发展。在威尔逊对徐世昌就任大总统的贺电中，威尔逊说“本大总统代表敝国人民谨?贺忱，极愿贵国国家、人民将来得享和平，前途发达”，而威尔逊之所以对中华民国抱有如此良好之祝愿，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美两国邦交素称缉睦”。在鼓励中国人多多购买美国第四次自由公债时，广告词也特别强调“中美感情交好已逾百年”，多多购买债券，必可使“中美交谊愈久愈固”。
美国总统威尔逊
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对中美友谊的宣传不仅停留在中美百余年的友好邦交之上，还特别强调中美两国友谊在大战中的新发展。中美两国的战时友谊首先得益于协约国一方的胜利，在售卖自由公债的广告中，广告词如是陈述，“欧战开幕后中华之平和仍得为一独立国者，盖皆恃美国及协约国之战斗优胜耳”。而中国方面在大战中的表现也促进了中美间的友谊。在一篇东方新闻社发来的稿件中，撰述人认为早在1917年12月协约国到达哈尔滨及满洲边界之前，华人就在该地与德人势力作战，中国在满洲和西伯利亚所做贡献比日人更大;而中国派往欧洲的华工，不仅勤劳，索取报酬也较少，“大有裨益于协约国”;另外“中国虽因内乱及水灾致出产力受阻，然尚能大增其供给品”，“以军火、食物及工业原料供给协约国极有效力”，总之“中国效忠于协约者过于日本，而又少私心”。中美两国在大战中“同列共和之国，又处于协约战敌之中”，自然应当互相扶持。
最后，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宣传还倡导中美两国在大战之后应加强合作，进一步巩固和加深双方的感情。东方新闻社登载于《民国日报》、《大公报》、《申报》等报纸上讨论美人应该贷款给中国的新闻中，一位美国金融家认为“中国为吾联盟国之一份子，故吾人对彼应加负一宗义务，中国之工业足以助吾人战胜者，吾人应助其发达之”。在另一篇东方新闻社的来稿中作者认为，美国与江南造船厂签订造船合同，不仅是因为中国造船业建筑力大有进步，更是因为“对于中国有诚恳友睦之良感”。中美之间的战后合作，是战前以及战时友谊的延续，也是中国免受日本控制的重要保证。尽管美国和日本在大战中同属协约国一方，但是美国自始至终对日本抱有戒备之心，并认为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以及大肆宣传的最终目的是要将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赶出中国，并在中国建立专制独裁统治。这样一个为日本独占的专制国家并不符合美国的愿望和利益，因此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在宣传中竭力强调战后中国应该加强与美国各方面的联系，提防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为此，中美新闻社(1919年2月15日后，东方新闻社更名为中美新闻社) 在新闻中向中国人建议未来应扩充美国在华商业，加强美国在华与日本竞争时的优势。
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宣传的第二个重要主题是威尔逊及其思想。通过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威尔逊在各地讲演的中文译稿以及将威尔逊战时演讲集结成册进行出版，对威尔逊思想中的三点进行了重点宣传：其一对美国参战原因进行解释，并突出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其二按照“民族自决”原则重新划定战后国家边界;其三建立国联作为战后维持世界和平的制度机构，并将美国国内的民主原则贯彻执行于国际秩序。
威尔逊在向国会解释美国对德宣战理由时说，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是“与人类宣战” 的政策，而美国所追求的“不过使人类之公道不为暴行所湮没”。威尔逊虽然强调对美国国民应享权利的保护，但更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原因，即这是一场不为私利而是为了保卫人类自由、正义与永久和平的战争，是一场将美国的自由、民主施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正义战争。这样威尔逊就将这次大战与之前所有起因和目的均是大国争霸的战争进行了性质上的区分。
在划定战后国家边界的问题上，威尔逊主张以“民族自决”为指导原则。“民族自决” 的原则对于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它们认为对这个原则最初的阐发是在威尔逊1918年1月8日在国会做的《宣布美国和平条件》，即威尔逊著名的“十四点原则” 的演讲中。事实上，“民族自决”(nationalself-determination)一词并不是威尔逊的发明，也没有出现在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中，而是布尔什维克为少数族裔争取平等独立时使用的词汇。在“十四点原则” 中，关于殖民地的问题只在第五条中提及，威尔逊提出“对于殖民地之处置必须公正开明，在所有有关主权的问题上，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与殖民政府的正当要求应进行平等的考虑和权衡”。当然“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并不等同于“殖民地人民的意愿”，尽管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得到了尊重，但是威尔逊并没有提及由谁来确定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事实上，在那些尚没有能力实现完全独立的民族之中，由殖民地政府来确定符合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对威尔逊来说是一种更合宜的自决原则。
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后，应该如何维持来之不易的和平呢?威尔逊的办法是建立一个与战前世界截然不同的新世界，此新世界中对扰乱和平的专制势力必须加以铲除;各民族国家内部事务必须由本国人民决定，他国不得横加干涉;国家之间应以法治主义原则作为交往准则;成立由各个自由国家联合组成的国际联盟，通过集体安全、裁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措施维持战后和平，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威尔逊的最终目标是要将民主原则贯彻执行于国际社会，在民主原则指导下的民族国家和国民“会抛弃非理性的权势争霸而热衷于追求一个更为理性、秩序与和谐的世界”。这样，威尔逊将大战作为新旧两个世界的分界线，试图在战后建立一个由美国居主导地位，以美国的民主原则为指导原则的国际新秩序。
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在宣传威尔逊思想的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威尔逊的个人形象。分部成立后，查尔斯·克兰来华考察，他在中国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美国公使馆以及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安排下进行的。克兰在中国考察期间的若干次演讲中，常常向中国人描述威尔逊的高尚以及过人之处。他说，“余愿告君等其(威尔逊，笔者注)行事之一二以为君等模范(众鼓掌)。总统行事如铁道之只有一单轨，终始向前，直趋惟一之路，以进而不退后，其心中亦终始清白。治事则必先终了一事而后次第以进，决不如吾人之纷乱无头绪，由此可见总统治事之法为一以单轨专一之任(众鼓掌)”。克兰鼓励中国人像威尔逊一样以“单轨车道的方式”进行思考，将参加战后和会作为当时中国人的第一等大事来对待。当威尔逊致徐世昌的贺电被印在海报上张贴到中国各地时，威尔逊将中国总统与自己置于平等并列位置上的态度，让中国人非常感激，并加深了他们对于威尔逊总统的信任和尊敬。
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还特别强调威尔逊在国际社会上得到了普遍的尊重和认可。东方新闻社发来的要电记述了威尔逊在欧洲各国受到的热烈欢迎，“威总统在米朗城(米兰)，意人极诚欢迎之，道路行人成群结队，几千万人纷纷拥护威氏，有欲亲其手者，有欲亲其衣者，举国若狂”。在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中，欧洲各国不仅热烈欢迎威尔逊的来访，而且还对威尔逊关于战后国际秩序以及国联的设想表示了支持，如“英美间之和浃，彼此可以藉万国联盟而解决一切”，而“法与意已表同意英国，亦承认威尔逊之地位，故反对之声已消除”，寰宇之内“凡声之能及远者，无过于威尔逊总统;凡主张之能号召群众者，亦无过于威尔逊总统”。总之，正如克罗自己说得那样，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宣传工作“抬高了威尔逊总统，将其塑造成了一个超级英雄”，使他成为中国人“新的救世主”。
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宣传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主题是对美国国家特性和美式发展道路的宣传。首先美国是与其他国家有别的“世界所未有之一大邦国”， “所谓一大邦国并非一旧式之大邦，如德人或拿破仑或亚历山大之邦，此大邦乃以精神为基本”，即美国是一个建立在精神之上的新大邦。克兰对此论述道：“在美国所有理想不仅为民治主义，国之理想并为合众国总统之理想，而此总统为合众国之领袖，故此等理想完全为爱他主义之表现者也。”正是因为美国具有利他主义的精神，美国国民才会踊跃地参加欧战。美国政府与人民决不愿用阴谋以图侵犯其邻邦，更不致毒害或干涉邻邦内政。在公共信息委员会宣传电影《潘兴的十字军》中，公共信息委员会将美国军队比作现代十字军，其参战的目的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更深层次的美国使命”;“他们要去战斗，从死亡手中拯救民主，把美国的自由带到广大受压迫人民的土地上”。美国的精神能够使其在短期之内“厉兵秣马决胜于战场”，故而“此项精神正为中国所需要”。
克兰在演讲中还具体谈论了美、俄、德三国的区别，除了引起现场中国听众的热烈响应外，公共信息委员会还将演讲稿译成中文刊登在各大中文报刊上。克兰认为布尔什维克对俄国的接管是对文明秩序的背叛，而中国此时正处于同样的十字路口，他担心如果美国对中国不管不顾，那么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走上俄国道路的中国将破坏国际秩序的稳定，最终危及美国利益。瑏瑡克兰认为，尽管现在的俄国像当初美国建国时一样发生了革命，但是“革命为社会事业之一种以国家为试验场而实验其利弊，有利则可以推广，有弊则可以改革，故应十分郑重”。而俄美革命结果之所以如此不同，俄国之所以退化与美国之所以进步， “其关系之理想亦大相径庭。俄人革命之思想全属物质主义而无其他之目的，彼之政治全都崩颓而毫不存留者，盖大半由于此故，总之俄国之革命未曾发生其他之理想也”。
至于开欧战之端的德国，威尔逊、克兰等人更是将其作为一旧世界的代表大加批判。威尔逊在向国会陈述美国对德宣战之理由时说，德国开此战端，其实是为了君主及少数人权利，以人民生命作为武器，并且没有经过人民同意。克兰向中国听众论述道：“德国之理想本以德皇自接皇位以后至今保持之理想为依归，其国家之组织乃将一切人力、国力不用之于增进人类之幸福，乃用以毁坏他国人民之文明与人道者也…挟此等理想之国家一旦与较高精神之国家相遇，其无力抵抗之状况若何?诸君今必能洞若观火矣(众鼓掌)。德国之理想与主义今已朽废无用，中国人士当此历史上从来未有之时局，得观睹此世界之大变化，余敬为诸君称贺!”
总而言之，美国是精神主义的民治国家，俄国是实利主义的革命国家，而德国是实利主义的黩武国家。在对此三国做了区分后，克兰为中国人指出了国家前进的方向， “中国今日正在力图建设之时，有俄美德三国为其模范，以作印鉴。俄则革命而无成，美则公平而正大，德则武力而强权，何去何从应自知注意矣”。如此，中国分部的宣传就为处于变局之中的中国指出了一条以美国这一新大邦为楷模的发展道路。
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对美国国家的宣传并不仅仅体现在对较为形而上的美国国家精神的宣传，还体现在对实实在在的美国强大实力的宣传上。在售卖美国第四次自由公债的公告中，广告词如是说，“美国出军以来，协约国军队叠次获胜，此项公债不久必涨”。在上海总商会向各商家散发的代募公启上也将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债券收益的保证。中国分部也在宣传电影中展示了美国工厂制造军装、军械之迅速，制造军舰的过程，美国机关炮之硕大精致，将“美国军事之优胜，工业之进步表露无遗”。除了军工领域，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对美国的金融业、科技、农业、对外贸易、造船业、丝业、化学工业、玻璃工业、矿产资源、公民权利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和领先地位做了宣传。在宣传中强调原先已经非常强大的美国，在大战之后更是超越了欧洲各国在各领域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这样就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具有利他主义精神而国力强盛的美国榜样，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榜样引导中国人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成为东方的“新大陆”。
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不仅向中国人宣传美国式发展道路的优越性，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两个受美国化育的“杰出范例”。1898年被美国吞并的夏威夷群岛就是其中一例。在这个岛上生活的数千华人既能学习西方学问与英语，同时能够保持本国的语言文字。岛上学校内， “各国学生杂处友善，毫无畛域之见”，在这里并不存在人种问题，“一切种族之人皆处于一堂”，皆“以友睦精神授以共同之教育”，“融融恰恰”。该岛儿童“受美利坚主义之化育”， “不但可以助其本岛人民改良生活情形，并可以助成东方大国(中国)之发展与进步，此诚夏威夷岛之荣誉”， “足使夏威夷岛成为美国光荣之物”。而美国对菲律宾的管理也为那里带来了进步。如今“斐律滨教育情形既蒸蒸日上，实业状况将大有进步，故斐律滨人自视可与世界民治各国相抗衡而成为世界民治与自主主义一致奋斗云”。今次大战爆发，“斐律滨人对于美国所担任之世界重造事业非常注意，现有斐律滨人二万二千多自愿加入战役，以分任恢复世界和平之责任”。在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宣传中，夏威夷和菲律宾施行民主，毫无种族主义，教育实业均大有进步，菲律宾更是很快就可以以平等自由的身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而所有这一切进步都得益于两地对美国的追随，故而公共信息委员会通过夏威夷和菲律宾两个实例向中国人展示了美国式发展道路的可行性。
三、中国人对美国宣传活动的参与和利用
尽管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存在时间不长，但由于20世纪初中美关系融洽和睦，美国的宣传与当时中国人对新的国家身份的追求较为契合，再加上在华美国官员、商人、记者、传教士的大力帮助，该机构在短时间内争取到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中国人的支持。然而，中国人不仅仅是美国宣传的接受者，也是参与者。他们在宣传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需求、价值观念和态度倾向对宣传内容进行了主动选择和接受，并积极参与若干宣传活动之中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时期美国在华宣传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宣传者和被宣传者在宣传活动中彼此互动，超越了僵化的宣传主体和客体的角色设定。中国人的主动参与是公共信息委员会在中国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美国第四次自由公债于1918年9月28日开募后，尽管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负责此次公债的宣传工作，但上海总商会从一开始就承担了主要的劝募工作。根据中国分部在报纸上刊登的“美国自由公债委办事务所启事”的介绍，此次公债的上海总商会劝募团长为朱葆三，三十六个团员包括宋汉章、沈联芳、虞洽卿、傅筱庵等人士。这三十六人无不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企业家、资本家和商人，无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重要影响。
在从1918年9月到巴黎和会上传来不利于中国消息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各界对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宣传的若干项目、活动不仅知晓，而且还积极支持和参与。这是因为尽管中国作为协约一方参加了大战，但中国并没有直接派军队参加战争，中国人一直非常担心会因为未尽到参战义务而丧失在战后和会上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将这些活动看作是美国对中国的考验，是向美国展现中国忠心的机会，也是中国得以尽盟国义务的机会。
在一篇论及中国与战后和会的新闻报道中，约翰大学(原文如此，似应为上海圣约翰大学) 沈楚纫先生就道出了中国人的这种担忧，“夫人皆知此次欧洲和平会议实为中国之大转机”，“人民却惧协约国之或拒绝中国之列席，以中国之未尝实在参战且所尽力于协约者亦有限”。正因为有如此之担忧，当美国第四次公债开始售卖时，中国人便积极号召购买债券，将购买债券作为尽义务的好机会。苏州总商会在其代募公启中说，“我国既与美国同入战团，理应代为尽力，以见我大中华国民之资格，并可增将来我国际上之位置”。中国人同样将为欧战协济会募捐看作是尽义务的大好机会。余日章在1918年11月16日欧战协济会的一次会议上就指出“此次请求(谓欧战协济会募捐)之来，实吾国民千载一时之机会”。西南各省为欧战协济会募款的电文中也说“兹若竭力赞成此举，则我之好意非托空言自可共喻”。江苏省教育会致江苏省议会的信中说得更加直接， “欧战解决以后，我国将参与和平会议，尤宜于事前确尽参战义务，虽值经济万分为难之际，亦宜勉尽绵薄，俾友邦信我之真诚”。
在中国人看来，积极购债募捐不仅是尽我战时义务之机会，亦是美国对我国民性之重大考验。在11月16日的演讲中余日章就认为，此次募捐实际上是美国“试验我国魂之存在与否，我国民尚有生命及精神否，尚有协力同心之一精神上的结合否”，以此证明中国有不灭的特性和光明的前途。余日章的观点是当时中国各界的一个普遍观点，即美国在华募捐并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试探中国人的心理，试探中国人对于世界之眼光如何，对于美国之感情如何，对于人道主义之表示如何。而克兰来华也是为了“考察民族之现状及政治上之精神”，而这两点与“国际前途有重要之关系”。《民国日报》上的一篇报道中指出了克兰来华与中国参加战后和会之间的关系， “闻美国已特遣密使克氏来华调查我国之内情，为将来和平会议中主张东亚问题之准备”。
正是因为这一心理，中国各界人士才会如此积极地参与其中，并号召更多的中国人投入到这些活动中去。如中国近代物理学史上最早出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者之一李耀邦就号召全体留美回国学生会成员积极为欧战协济会募捐，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李登辉也提议在上海各男校进行劝募，我国最早的女权运动倡导者之一朱胡彬夏也倡导中华女子应该竭其所能进行募捐，与男子共同担负世界上之责任。时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的钱新之也向商界发出劝募号召，朱少屏等人更是到各个学校亲向学生号召进行募捐。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本来是要通过宣传赢得中国人对威尔逊、美国以及战后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支持，但在宣传之中，中国人却反客为主，希望通过参加这些活动赢得美国对中国的支持。
自清末以来，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逐渐对传统文化拯救和改造中国不抱希望，他们转而希望通过引入西方文化来重新塑造新的国家身份。不过到一战时“西人自己打起来了”，中国人才“开始意识到‘西方’是个复合体，即西方模式有好有坏，至少有不适合于中国者”，自此中国人学习的榜样一再发生变化。学习榜样的转化首先表现为对日本模式的抛弃，到1914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反日已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日本在华影响下降的同时，美国在华影响力上升，中华民国政府以及国内各大派系也都希望借助美国方面的力量尽早实现国家的统一。
四、美国在华宣传的影响
在中国外交失败消息传来之前，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对公众的影响达至高潮。首先，中国分部的活动几乎触及中国各个群体和阶层，其中既有徐世昌、冯国璋、曹锟等政要，也有朱葆三、沈联芳等商界显贵，还有蒋梦麟、朱少屏等学界精英，地方上的军阀、士绅，甚至广大的普通民众也都不同程度地接触到这一时期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在华宣传。克罗在各地传教士以及美国公司职员帮助下搜集到包含25000个中国地方上流人士的名字和地址的名单后，向他们每人寄送了一份威尔逊总统的演讲集，并随附了一封信件，在信中建议他们将此书推荐给朋友，最后克罗还说如果在读完之后他们希望就战争问题写信给威尔逊总统，他很乐意翻译信件，并将这些信件交给威尔逊总统本人。出乎克罗预料，那些收到演讲集和信件的中国精英们纷纷回信，希望能通过克罗与威尔逊总统进行交流。由于工作量巨大，克罗很快就放弃了翻译信件的努力。他最终收到的信件数量超过5000封，这本身就是公共信息委员会在中国宣传产生影响的一个证明。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在各地张贴的海报不仅可以引起识字阶层的注意，而且可以到达不识字的民众阶层。以威尔逊对徐世昌的贺信及徐回信的海报为例，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吸引中国民众注意，也为了适应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海报一律采用红底黑字，张贴在各地的警察局、银行、商店、剧场、车站、学校等一切显眼的地方。据各地传教士、教师和公司职员的反馈，这些海报引起了民众巨大的兴趣，并大大加深了他们对于威尔逊总统及美国的信任和尊敬。
其次，中国分部的宣传活动还确立了卡尔·克罗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中国分部建立之时，美国国内在给克罗的指示中曾说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仅仅只是分发政府提供的新闻以及相关政策的部门”。这个指示简单而清楚地指出，中国分部不是一个政策制定机构，它所起的只是美国在华传声筒的作用。虽然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官方性质只是一个“传声筒”，但在远离美国大陆的遥远东方大国却有极大影响力。在收到克罗寄送的威尔逊演讲集后，回信给他的人都深信克罗能够发挥中国人和美国总统威尔逊沟通的作用。到巴黎和会召开时，许多中国人以及一些组织的代表找到克罗，希望通过他把中国的意见告诉威尔逊总统。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已经被中国人看作一个功能强大的扩音器，他们认为只要通过克罗， “中国这边的窃窃耳语就可以在巴黎和会上被放大成咆哮的雷声”。这样克罗就从一个传声筒被中国人奉为威尔逊总统在中国的眼睛和耳朵，成为能够直接和威尔逊总统进行交流沟通的厉害角色。
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对华宣传也加强了中国人有关美国强大无比并将帮助中国的信念。在中国分部成立之前，大部分中国人对国际局势的看法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中国人痛恨日本，对德国抱有同情;另一方面中国人尊敬、追随的美国此时和日本处在同一个战壕里，中国人明白各国的野心，日本对中国的长期觊觎更使中国人对自己的命运感到忧心忡忡。尽管中国人对各国之间的相互抵牾有一定认识，但同时对战后世界充满了希望和憧憬，希望通过加入协约国赢得战争以参加战后和会，维护自己的利权。公共信息委员会成立之前中国人获得国际消息的来源是匮乏的。国际新闻的唯一来源路透社提供的中文稿很不认真，常常错误百出。而公共信息委员会在中国的宣传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种国际新闻不足的情况，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传教士、美国雇员、教师也经常向各地民众宣传大战，宣传美国。即使那些不能读书看报的民众也可以通过与传教士等交流、通过各地张贴的海报增加对国际事务的关注。中国分部不仅塑造了一个强大且具有正义感的美国形象，并且将其他与美国形成竞争的强大帝国贬低为已经被世界潮流所淘汰的旧式国家;将美国式的发展道路描述为最好的发展路径，其他的发展路径则是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标志着传统世界秩序的瓦解，并迎来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机会，这个新的世界秩序是按照威尔逊倡导的“民族自决”原则建立起来，并通过国际联盟进行维护的。在这个新世界中，美国这个建立在精神之上的国力强大的新大邦将成为世界的领导者，领导人类迈入民主和平的新世界。
在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下，中国人原先对国际局势较为矛盾、复杂的认识逐渐简单化，而对美国以及由美国主导的战后新秩序的信心不断提升，他们开始相信“万国和平会议必以威氏之媾和基本条件为张本，庶各国蒙其利世界可期永久和平”，“列强咸以大公无私为职志，对于威氏之宏谋硕画必乐于赞成而造一世界新纪元焉”。这样，威尔逊对未来的构想便成为未来唯一的也是必然的国际新秩序，而中国只要追随威尔逊和美国就能够在战后新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
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对中美友谊的宣扬，对中国战后发展道路的引导也确实让中国人相信美国帮助中国的意愿，使中国人将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与威尔逊的政策以及美国的国家政策完全等同起来。例如在中国分部于各地张贴了威尔逊致徐总统的贺电海报后， 《大公报》上的一篇评论便认为此贺电“即可觇友邦爱我之心理”，并告诫国人要积极改造中国，以副美国对我之期望。中国方面也把克兰来华看作是威尔逊总统的直接授意。实际上，克兰来华并非来自于威尔逊的授意，而是克兰向威尔逊提出的建议，威尔逊只是同意了他的请求而已。这一时期美国国内对于中国方面的态度一直是模棱两可的。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罗伯特·兰辛(RobertLansing)在还未出任国务卿时就说：“美国希望中国感受到美国的友谊是真挚的，并且确信美国政府愿意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通过和平的手段施加影响，但是国务院认为因中国领土完整问题就将美国卷入国际难题中去是极端不切实际的”。
尽管美国国内对中国抱有模棱两可的态度，但这些却不会出现在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宣传中，相反，主导、支持中国分部的芮恩施、克罗等人在宣传中一味地强调中美之间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美好友谊，强调在东方出现一个民主独立的中国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强调美国对中国参加战后和会、收回利权、构建新民族国家身份的支持和帮助。从某种程度来说，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比威尔逊本人更具有“威尔逊精神”，更强调威尔逊思想在东方的贯彻，更愿意将一个平等独立的中国纳入战后威尔逊所构想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来。这些无疑都加强了中国对美国的信任，将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与威尔逊以及美国政府的态度划了等号。
结 语
徐国琦教授在其《中国与大战》一书的英文序言中曾这样写道：“当我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颇为中国人在很短时间内对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态度所发生的巨大反差所困惑。”本文的研究表明，威尔逊总统在中国的形象之所以在一战结束前后发生巨大的变化，美国之所以在一战结束时成为中国效仿和追随的榜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共信息委员会在华宣传的结果。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提供的新闻稿和出版物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了解国际形势和威尔逊战后国际规划的主要渠道，塑造了他们对美国对华政策和中国发展道路的看法。当时的中国虽然内战不断、南北不和、经济萧条、社会动荡、列强环伺，但公共信息委员会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效仿的对象和追随的偶像———那就是强大而“德行高尚”的美国，让很多中国人相信，通过追随美国以及美国的帮助，中国可以对内建立民治政府，对外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特别是克罗和芮恩施等人有时超出美国政策目标的过度宣传误导了中国人，让中国精英们误以为美国将帮助中国实现收回山东主权和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标，使中国人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对美国寄予极大的期望。《大公报》1918年11月底刊载的一则漫画将美国国旗置于众国国旗之上，冠名曰“寰世独美”，典型地反映了大战后期中国人对美国的崇敬和希望。希望越大，在希望落空时的失望也就越大，当对未来美好期望的气球不断地被吹大，并最终随着中国利益在巴黎和会上被出卖而破裂之时，国人愤怒地发现中国被威尔逊，被美国“背叛”了。曾经的信任、希望此时已灰飞烟灭，曾经有着光明前景的道路也走不通了。巴黎和会之后，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过去被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批判、被中国人排斥的更为激进的革命道路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考虑之中。这一结果无疑是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宣传家克罗等人所始料未及的。（作者：任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