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力伸缩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

　　采访人:卢柄池

　　版图是国家战略能力的物质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政治遵循合力原则。那么，作为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近世以来的俄罗斯国力伸缩都有哪些规律可循呢?俄罗斯国家的绝对目标是什么?其目标与力量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俄罗斯国家的兴衰规律对中国有哪些影响和启示?带着这些问题，《国防大学学报》卢柄池编辑采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本文刊发于《国防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本刊记者卢柄池(以下简称记者)：张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作为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和中国最大的邻国，俄罗斯历史上不乏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近代以来俄罗斯民族仍经历了两次帝国兴衰，听说您近期将要出版《俄罗斯国力伸缩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一书，今天可否让我们分享您的研究成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以下简称张文木)：好的。政治家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要受国家成长的特殊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国情所制约。研究俄罗斯民族的两次帝国兴衰史，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是有规律可循的。认识和了解这些规律，对于我们认识俄罗斯是有益的。为便于讨论，我们首先界定一下几个名称。鉴于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经历了沙俄帝国、俄罗斯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1917年3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17年11月，有时简称“苏俄”或“苏维埃俄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22年12月30日，简称“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联邦诸种国家形式，方便起见，在以下谈话中特指时用国家专用名称，泛指时则笼统称其为“俄罗斯国家”;或用“俄国”或“俄罗斯”表示“俄罗斯国家”的概念。

　　不言而喻，自近世迄今的国际力量结构大体保持不变是这些规律成立的前提。所谓“大体不变”是指几个主体国家(如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版图不发生被大规模改观的情况。比如美国未崛起前，俄罗斯的战略极限可伸至阿拉斯加，但当美国崛起后，它被迫只能收缩到白令海峡以西;当日本崛起后，俄罗斯又进一步向西面和北面收缩。版图是国家战略能力的物质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政治遵循合力原则。我们今天的话题主要从地缘政治与历史分析的视角，尝试发现其中的些许规律。其中主要涉及俄罗斯国家力量的三级底线及其分布规律、俄罗斯国家的扩张极限伸展规律、俄罗斯国家的绝对目标及其悖论、俄罗斯国家兴衰的地缘政治路线图。实际上，俄罗斯国家的扩张能力基本为其巨大的版图所销蚀，这使得俄罗斯国家扩张能力的极限大体与其国家版图一致。俄罗斯成为拥有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陆地面积庞大到它不可能再要到太多的海洋。望洋兴叹，似乎就是俄罗斯国家的命运。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控制力是由西向东逐步递减的，但这种递减又由中国从东到西控制力逐次递减，直至中国的新疆地区，这一特性得到了补偿。这一近乎物理力学的原因使得历史上的俄罗斯国家宁可让重心在东部的中国控制新疆，也不能让伊斯兰地方势力集团在此地区结成政治板块。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疆独”等分裂中国的势力从来没有在中国境内成功过的重要原因。

　　记者：您提出了俄罗斯国家三级底线的概念及其分布规律，三级底线是什么?有哪些分布规律?

　　张文木：俄罗斯民族从蒙古人那里汲取了巨大的扩张能量并因此赢得了世界最大的国家版图，这个版图曾从波罗的海沿岸直抵阿拉斯加，横跨东经20度到西经145度之间。但也正是由于这过于巨大的国家版图使俄罗斯人在历史上不堪重负，以至从19世纪60年代后开始一次次后退收缩。收缩总是较多地发生在离其政治中心——莫斯科——较远的远东部分。俄罗斯比较自觉的因而也是和平的收缩发生在1867年3月30日，俄罗斯和美国以720万美元成交正式签订了向美国出售阿拉斯加的协议。1867年3月30日，美俄正式签订了购买阿拉斯加的协议。1867年4月9日，美国参议院以37︰2的绝对多数表决批准该协议;次年，国会则以113︰43通过该协议。在当时的俄罗斯看来，出售阿拉斯加既赚了些钱，又赢得了与美国基于共同反英立场的友谊。在此之后，俄国便出现了被迫因而也是流血的收缩。先是1905年败于日本并被迫在与日本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中让出其在朝鲜和中国的特权，并将北纬50度以南的库页岛割让日本。1917年沙俄帝国解体，从1918年初至1920年底，苏维埃俄国在国内出现了分裂以及有外国武装势力支持的割据叛乱：南方有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的叛乱，在西北有尤登尼奇的叛乱，同时德国军队继续盘踞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一带，东线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从1919年始，协约国又先后组织了三次以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为代理人，从东、南、西三面对苏俄中心莫斯科进攻的大规模武装干涉。结果这些叛乱和干涉均被苏维埃政权领导的苏联红军所击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对这次持续两年的大规模叛乱和干涉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显示并证明了俄罗斯国家力量有其可以保得住且极难撼动的“基线(baseline)”，即其范围大体就是从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以东到乌拉尔山以西，南至高加索以北。具体说就是东经28度至60度，北纬40度以北的范围。我把这个基线称作一级底线。俄罗斯国家的扩张只是在这个基线上的伸展，其战略收缩的终极底线则不会低于这个基线。这部分是其国家不可撼动的主权底线，也是国家政治的生存基础。

　　1920年4月6日，在列宁的倡议下，苏俄政府在贝加尔湖以东成立了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这说明当时的俄罗斯国家力量已不足以对贝加尔湖以东形成绝对控制。但是，“国破山河在”，对俄罗斯人来说，只要能保住乌拉尔以西的战略基线(即一级底线)，其国家力量就可能伸展到中西伯利亚地区，继而就能威慑并由此守住东西伯利亚。换言之，俄国版图中的东西伯利亚，由于其与位于欧洲部分的经济政治中心太远，与原子核最外围的电子一样，属最不稳定的部分，因而它的稳定是靠俄国的威慑力量而存在的。如果我们将这部分称作俄罗斯国家力量的三级底线，那么，在乌拉尔以东，东西伯利亚以西的区域(即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则属于俄罗斯国家力量能守得住的二级底线。历史上的俄国衰落总是从边缘的三级底线——远东表现出来;而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地区则是靠欧洲部分的国家实力辐射作用而保存的——这与西藏、新疆之于中国东部中心地带的联系特点十分相似。这就是说，与俄国欧洲部分的特点正好相反，俄国国家战略能力在远东部分并不具有可持续的攻势，这正如1962年中国在西南地区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中不具备可持续的攻势因而必须速战速决的道理一样。

　　历史研究表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是整个国家的基础;失去这部分，俄罗斯国家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但同时也要看到，正是俄罗斯拥有中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的广阔空间，使其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反而增加了俄国人的反攻力量并增大了敌国如拿破仑法国、希特勒德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从西、东两面击垮俄罗斯的难度。另一方面，我们对俄罗斯人所拥有的这个“战略纵深”的意义也不可夸大。斯大林明白这一点：当希特勒大兵压至莫斯科时，斯大林曾考虑的“避难”地点并不是像亚历山大一世那样选在远东，而是选在印度。因为他知道，他所处的时代已与19世纪初反拿破仑时的亚历山大一世所面临的形势不同，20世纪的苏联如果失去欧洲，且在日本已经崛起的情况下，他也就不可能不失去远东。这也大概是他不可能在对德战争中仿效库图佐夫用大踏步后退赢得战争，而是必须在莫斯科至斯大林格勒一线坚持抵抗到底的原因所在。

　　记者：您刚才谈到了俄罗斯国家的三级底线及其分布规律，也就是其战略退却或者战略收缩底线规律，相应地，其扩张极限伸展规律是什么呢?

　　张文木：俄罗斯国家的扩张能力基本为其巨大的版图所销蚀，其国家扩张能力的极限大体与其国家版图一致。从表面上看，俄罗斯人在16-19世纪初由西向东的扩张，这几乎是蒙古人由东向西扩张的反弹和复制，但蒙古人扩张的方向和区域是农业文明发达且人口密集的地区，而俄罗斯人向东扩张的地区基本是人烟稀少的地区，因此俄国人在这个东进的过程中也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并由此迅速完成了对这些地区的兼并。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俄国人完成了位于东经90度的叶尼塞河至位于西经150度的阿拉斯加基奈半岛的兼并。但在这一时期，俄罗斯人所扩张的版图与支撑这个版图的人口数量却极不匹配：尽管在19世纪初，俄国沙皇将乌拉尔以东的共计1200万平方公里的整个西伯利亚地区人口提升到了100万，但与同期中国东北及蒙古地区人口达660多万相比，其数量明显不足。在1200万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亚地区，1700年的俄国只有30万人口，到1800年该地区人口增至100万人。而同期中国只有357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和内、外蒙古地区的人口为560万至660多万。人口数量的不足大大削弱了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控制力，致使19世纪的俄罗斯成为在当时世界大国中唯一的其扩张极限在版图内收缩的国家，有时这种收缩还如此急迫以至需要用行贿的方式来出让俄国的领土，如1867年俄国人主动贿赂美国人让其以720万美元购买了属于俄国的阿拉斯加。关于俄国为出售阿拉斯加向美议员行贿的事，俄裔美籍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塔尔萨伊杰写的《沙皇和总统：被遗忘了的友谊史》一书中有详细的披露。

　　此后，俄国人(不管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的版图)基本就在我们目前看到的版图边界内外徘徊，其目标都是为了获得暖港出海口。但不管其如何冲撞，几百年来，俄国的领土范围迄今也没有西出波罗的海，南出黑海和阿富汗，向东也未进入东海，尽管俄罗斯人在这些通往大海的道路上曾与自己的对手国家有过多次大规模的绞肉战式的反复拉锯和争斗。斯大林明白这一点，当丘吉尔在“百分比协议”中向他提出英国在希腊有90%的控制权时，斯大林则满口答应，因为他明白，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人根本就没有控制过黑海海峡，黑海以南——遑论希腊——是他力所不及的地方。而就在此前两年即1942年5月至6月，苏军还在黑海北岸遭到德军的进攻，损失惨重，苏军被迫实行战略撤退。希特勒和罗斯福曾将印度丢给斯大林，他则笑而不接。因为斯大林也明白，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人的力量根本就没有冲出过阿富汗，因而印度对他而言更是一道可望而不可即的“天边彩虹”。一些史书将斯大林描写为世界扩张主义者，而对这一观点做出具有源头意义“贡献”的则是1946年3月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1947年7月凯南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的那篇导致半个世纪冷战的著名论文《苏联行为的根源》。我个人认为，斯大林在俄罗斯历史上其实是一位少有的谨慎之人。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使用武力的范围始终不出苏联国境线太远。事实上，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只是对入侵者德国真正用兵，而1945年的对日作战算不上真正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对出海口的诉求也只是希望通过南斯拉夫和中国分别在地中海和太平洋间接地获得出海口。尽管没有达到目的，但他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始终回避由苏联直接出兵去实现俄国获取出海口的战略目标。分析俄罗斯人自彼得大帝之后为出海口搏杀的历史，斯大林知道，出海口虽事关俄罗斯的命运，但它是处于俄国战略能力极限之外因而是只能看得见却摸不着的。尽管没有实现进入地中海和太平洋出海口的目标，但在其治下的苏联却得到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相反，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却将手越伸越远：为了牵制美国，赫鲁晓夫曾将手伸向古巴——这与2008年美国总统小布什越洋介入格鲁吉亚并痛遭俄罗斯反击的表现相似——遭挫折后迅速收回。当时苏联尽管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失去了“面子”，但它没有失去“里子”;正是这份古巴的经验又使赫鲁晓夫对越南问题采取了谨慎的不直接介入政策。为了进入印度洋，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将越南、印度及北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国家拉入“社会主义大家庭”后，终于在1979年直接出兵阿富汗，并试图以此敲开通往印度洋之门。其结果是，即使在家门口动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在阿富汗并没有得到任何便宜，阿富汗战争似乎演成另外一场“越战”，这又最终使苏联国力透支并由此于1991年底全面解体。至此，俄罗斯人再次失去曾由彼得大帝和斯大林为俄罗斯争取到的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是俄罗斯人的扩张之手在历史上伸得最远的时期。但它不像赫鲁晓夫那样没有章法，勃列日涅夫为突入印度洋做了极为充分的长期准备：他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印度洋两侧，目的是为其最后一击(即打通印度洋之路)做好铺垫。他用间接即培养“代理人”的方式与美国展开全球争霸，但其重点却是印度洋。勃列日涅夫支持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及1972年印度肢解东巴基斯坦(即孟加拉)的行动。当这些工作铺展开来以后，勃列日涅夫便在阿富汗开始了俄罗斯人梦寐以求的打通印度洋之途的战争。这是除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以外，苏联在自家门口发动的一场针对美国——当然还有中国——的战争，即使做了这么多准备，即使战争地点也不远，但由于其背后的对手是美国和中国，因而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便成了苏联的“滑铁卢”。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1856年)、俄国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战争的失败(1905年)、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的失算、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退让、勃列日涅夫在阿富汗的失败以及这些失败给俄罗斯人带来的苏联解体等后果，均证明这样一个与西方“马太效应”不符，而与东方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哲理相合的规律，即俄罗斯的扩张能力基本为其巨大的版图所销蚀，其国家扩张能力的极限大体与其国家版图相吻合。在这个规律下，俄罗斯的扩张力因其巨大的国家版图而显脆弱，大版图又使俄罗斯人的自卫即守土能力坚如磐石。

　　通过阅读历史，我们不能不注意俄罗斯人的所有扩张攻势几乎都是尝试性的，一旦决心实战，其结果要么是俄罗斯人的退缩，要么是俄罗斯国家的灾难：沙皇帝国崩溃的引线点燃于1905年的对马海峡，引爆于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斯大林帝国崩溃的引线点燃于1953年的朝鲜半岛，引爆于1979年的阿富汗战场。勃列日涅夫时期对阿富汗的入侵是俄罗斯国家扩张历史中力度最大的一次，其结果也是最惨的一次。如果说，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的惨败可以在对空旷的远东的征服中得以补偿，并使俄国得以延续半个世纪，那么在中国开始崛起，苏联因此在远东没有任何扩张余地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时期入侵阿富汗，越过其扩张极限则使苏联在此后只延续了十多年便轰然解体。

　　记者：俄罗斯既有战略收缩底线也有扩张极限，那么，俄罗斯国家绝对目标是什么?您认为俄罗斯国家绝对目标与其国家能力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张文木： 俄罗斯人似乎是当年蒙古人的再造。不同的只是俄罗斯民族国家诞生的地方正是蒙古帝国结束即蒙古人扩张极限的地方。由于西面对手的强大，俄国诞生的起点即底线(基线)也不幸地成为俄罗斯向西继续扩张的极限，这似乎是对俄罗斯在蒙古统治下所经历的苦难的有意补偿，蒙古人衰落后在东方留下的巨大的几乎没有对手的政治真空地带，又为俄罗斯折头向东的国家扩张运动提供了现成且无须太多苦战就可得到的巨大空间。

　　然而，俄罗斯民族毕竟不是中世纪的蒙古部族，它是与欧洲工业文明同步成长起来的近代民族。彼得大帝在俄国最接近进入波罗的海的地方建起了彼得堡，这意味着俄罗斯人决意不走蒙古人的陆上帝国的道路，而要走英法式的海上帝国道路。

　　与明治天皇给后来的日本戴上一顶看似威风却让日本人扛不起的“大东亚”目标的后果一样，彼得大帝这一目标选择也在俄罗斯人面前降下一块无力推开且必须终生顶着的巨石，并使他身后的俄罗斯人陷入终不能解脱的“西绪福斯”悖论之中。

　　行百里而半九十，功亏一篑，是“西绪福斯”的天定命运，这似乎也是俄罗斯人的天定命运。俄罗斯的版图如此深远地嵌入内陆以至每当俄罗斯人接近其海洋目标时，他们也就耗尽了力量。

　　俄罗斯在诞生之初就面对着一个空旷的东方，而彼得大帝给俄罗斯又定下了一个必须进入大海的目标。这与美国诞生之初的形势既相似又不相似：美国独立之初就面临着一个空旷的西部地区，但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完成西部扩张之后，尤其是完成了南北统一之后，美国也就获得了在北美洲的主体地缘政治板块位势。也就是说，此后的北美洲大陆没有一个能与美国构成同级别对称较量的国家。面对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漫长海岸线又使美国天然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俄罗斯国家在打通西进大西洋和南进地中海、印度洋的道路上受到了英法等强国强有力的拦截，这迫使俄罗斯国家向着太平洋奋力扩张并由此形成过于巨大的陆上版图。由于俄国陆地版图过于巨大，以至它必须应付的对手过多，战线过长且地域分布广泛，这就反倒对俄罗斯容易形成巨大且广泛的力量牵制，并使俄罗斯与“西绪福斯”一样，有了越扩张就越脆弱的特征。特别是扩张至其极限的俄罗斯最易受到来自边缘地带的强国攻击。

　　对于俄罗斯国家来说，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悖论：为了弥补其本身的脆弱并避免外来攻击，俄罗斯国家只能尽力扩张其版图，而越扩张其对手就越多，因此产生的力量消耗也就越大。

　　俄罗斯面临的欧亚大陆与美国面临的北美大陆不同，欧亚大陆对俄罗斯来说几乎是无限大因而也是不可能完全控制得了的大陆。马汉说：“在俄国境内，只有距离本身以及自然环境带来的阻碍可以限制力量运动的自由与充分程度。”过大的版图——与过胖的道理一样——恰恰成了俄国自由调动自身力量的包袱。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等谈话时说到这一点：“苏联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它野心很大，力量不够。切忌不要忘记凤姐讲的话：大有大的难处。”

　　为了弥补其地缘政治上以“有限对无限”的天然缺陷，俄罗斯国家只有用帝国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培养代理人的方式，辅之以均势的方法实现其战略意图。但帝国体制也有其不可克服的“西绪福斯”缺陷，即不能让属国坐大，因为属国坐大意味着霸主国家将对其失去控制;但属国不强大，霸主国家又不能实现自己的扩张目标——这与美国要称霸世界面临的既要控制世界又无力控制世界的尴尬处境一样，这样便出现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现象，即欧亚大陆国家的大小与距离俄罗斯中心远近成反比：离俄罗斯国家中心的距离越远的国家版图就越大并对俄罗斯越具离心倾向，比如西面的法国，西南面的土耳其、南斯拉夫(甚至阿尔巴尼亚)以及东南面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

　　正是上述近乎天体物理力学的规律，致使俄罗斯从彼得大帝以来迄今面对近在眼前的出海口，只能徒唤无奈。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俄罗斯人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太多的土地，那它便不可能从上帝那要到太多的海洋。

　　记者：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俄罗斯不能形成广泛的海权?

　　张文木：是这样的。俄罗斯人注定与大海无缘。在此，需要提前预警的是，鉴于“北极冰盖在最近30年以每年15%～20%的速度缩减”以及“北极冰盖迅速变薄缩小，日益减少的海冰增加了北极航运和资源开采的可行性”等现实变化，作为“北极航道”主体并横亘于漫长的俄罗斯北方边境的“北方海航道”将在世界物流运输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2004年11月，第四届北极理事会推出《北极气候影响评估》报告指出，北极冰盖在最近30年来以每年15%～20%的速度缩减，在中心区甚至达到40%。报告估计到21世纪末，北极夏季将出现无冰现象。如果这一预计成为事实，那么，这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北美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发现曾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一样，将再次动摇现有的世界地缘政治的力学结构并对俄罗斯地缘政治特点及建立其上的国家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压力。与澳大利亚南方没有工业大国存在的地缘政治条件不同，沿北极航线的均是欧美工业大国，因而北极气候变暖在使俄罗斯直通大洋的暖港数量增加的同时，也必然引起英美国家与俄罗斯在北极航线控制权及沿线资源开采权上的冲突增多。正如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必然引起英法国家与俄罗斯在地中海的争夺与冲突一样，北极航线的解冻将使俄罗斯在历史上破天荒地不得不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安全压力并因此大大改变俄罗斯的国防结构，这与曾为中国安全提供绝对保障的东海在被拥有蒸汽动力和远航技术的西方人征服后所引起的中国安全“后院起火”及中国海军由此出现的情形非常相似。鉴于俄罗斯人口增长速度过于缓慢以及北方边境的过于漫长，这种新产生安全压力对未来俄罗斯来说——与中国相比——将是难以承受的。

　　记者：如果北极解冻，它恐怕也要对中国安全形势产生同样的重大冲击。

　　张文木： 不错，北极解冻意味着全球气候变暖，它对中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冲击是巨大的。从积极方面看，北极解冻和中国崛起的现实变化将使俄罗斯乃至日本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的需求增大，中国在东北亚的地位日益增强，中俄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有了更好的基础。而北极航道通航时间日益延长，将提高白令海峡的战略地位，这迫使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的外交更加聚焦以白令海峡为中心的白令海区，中国成了日本的“后方”，美国在不放弃南海线路的前提下，如果国力不再衰落，将需要腾出相当的精力从南海线路移至白令海线路。届时台湾在美国、日本等地缘战略中的地位将会下降，中国东部安全边界就会进一步向东拓展，届时——台湾可能已经回归中国，如果没有——台海统一及南海问题解决的条件将更加成熟。这是有利的方面。

　　从不利方面说，气温上升也导致中国海平面的抬升，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发表的《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评估及其适应对策——海平面上升和冰川融化领域》报告预计，未来30年，中国沿海海平面将继续上升，平均升高幅度均为80～130毫米。中国大陆海岸线长达18000公里，但海岸带海拔高度普遍较低，尤其是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周边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学者推测：海平面上升100厘米，长江三角洲海拔2米以下的1500平方公里的低洼地将受到严重影响或淹没;海平面上升30厘米，渤海湾西岸可能的淹没面积将达10000平方公里，天津全市泛滥面积将占全市面积的44%，其中塘沽、汉沽被淹面积达100%。

　　海平面上升至极端水位时，它将对中国东部沿海经济“黄金地带”造成致命的打击，如果再考虑到在这一地带分布比较广泛的核电生产，那这种打击就不仅仅限制在经济层面，而是具有巨大的生态和社会无法估量的灾难性后果。如果以日本“3·11”大地震为场景，那这只是未来海平面上升对中国东部沿岸造成灾难的冰山一角，届时历史将再现《淮南子》中描述的“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的场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岛屿本身可以拥有面积从领海至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各类海域。我国大陆海岸线长达18000公里，面积大于500平方米的所属岛屿超过600个，其岛屿海岸线超过14000公里。我国主张管辖的海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同时，我国拥有面积不足500平方米的岛屿1万多个。海平面上升后由这些岛屿产生的专属经济区及连带主权利益，将大为受损，与此相应，在相关海域的国际岛屿之争也日趋激烈。在海平面上升的场景中，我国东部特别是渤海湾、长江三角洲、江苏浙北一带的陆地沿海线大面积西退，与此相应，中国东部海域则大面积扩大。海水向中国中原腹地浸入至北京附近，以泰山为中心，山东可为海水包围并成孤岛。这些将导致中国东部海域纵深加大，并对中国海防造成极为巨大的压力。届时，中国海上协调力量必须相应地加强和扩大、海军军种的比例在目前军事改革中必须做相应的提升。如此一来，重新认识毛泽东提出的“三线”布局，大幅提升西北、西南的军工装备生产能力，在沿海一线为海水突破后，西北尤其是西南军事能力托底作用将尤显迫切。

　　当然，气候变暖以及北极解冻可能引起的上述变化目前尚属未来学意义上的推算，因此，我在此只是提出上述问题，并没有对这些问题做出明确的结论。

　　记者：扩张版图可以弥补国家的脆弱并缓冲外来攻击，但版图扩张带来的是对手的增多和力量消耗的同比增大。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国力伸缩规律是如何展现的?

　　张文木：俄罗斯国家历史迄今经历了沙皇俄国时代和苏联时代的两次从崛起到帝国形成，再到帝国解体的过程。这两次兴衰大体遵循着同一路径。

　　具体说来，就是俄罗斯的命运为海而兴也为海而衰。为了进入大海，彼得大帝在距波罗的海出海口最近的地方建立了彼得堡，为此，波罗的海东岸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命运就成了俄罗斯国家命运的一部分。为了进入波罗的海，俄罗斯人就必须征服和控制芬兰湾南北两岸的芬兰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1721年，俄国占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1815年，俄国借拿破仑战败之机兼并立陶宛;1809年，俄国吞并芬兰，这种征服的完成也使俄罗斯人具有了初步崛起的条件。

　　但是，仅波罗的海还不足以使俄国自由地进入大西洋，因为大西洋是世界海上强国——英国的势力范围。北面过于寒冻因而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北冰洋使俄罗斯向南扩张中没有后顾之忧，这是俄国地缘政治的特点和优点，但这一优点又带来因版图过大而使俄罗斯国家对外扩张能力过小的缺点。与征服波罗的海三国的结局一样，从彼得大帝之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发动的十多次为夺取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地区的“俄土战争”的失败证明，征服黑海北岸后的俄罗斯国家扩张力已释放殆尽，并无力进一步打破英法的围堵而自由地进入地中海。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俄罗斯人为打通地中海通道所做的几乎是国家总体战规模的尝试。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使俄国真正明白了黑海海峡是位于俄国国力极限之外即力所不及的地方——大概是参透了这些战争的意义，1944年，当丘吉尔向斯大林提出对黑海以南的希腊有90%的控制权时，斯大林才“慷慨”允诺。

　　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人的入海目标进一步由地中海向印度洋转移。

　　从1846年到1907年间，俄国和英国的折冲战场从地中海北岸转移到印度洋北岸——这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中亚政策相似。克里米亚战败后，沙俄在其他方向采取战略收缩，为此曾于1867年将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同时俄国在中亚地区与英国的争夺由守势转入攻势。

　　1838年，英国入侵阿富汗。同年8月英军攻陷喀布尔。在俄国的暗中支持下，阿富汗人展开游击战争，迫使英国于1841年12月签订撤军条约;1842年英军复克喀布尔，再遭重创后彻底退出阿富汗。1873年，沙皇大举进攻并占领希瓦汗国。英国则立即跟进，于1878年11月，第二次出兵阿富汗。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支持塔利班反对苏联入侵的情形相似，在俄国暗中支持下，阿富汗人民起义并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英军于1881年退出阿富汗。俄国针锋相对，于1884年占领距阿富汗边境很近的莫夫，1885年占领旁吉德村，与阿富汗发生军事冲突，俄英战争一触即发。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向议会提出拨款1100万英镑的要求，并计划由黑海进攻俄国。俄国政府闻讯迅速做出反应并获得了德奥及法国的支持，迫使英国妥协。1885年5月，英国占领朝鲜巨文岛，准备一旦俄国向印度洋突进并由此引发英俄在中亚的冲突，英国就在远东地区牵制俄国——这一策略后来为1902年1月30日英国和日本签订的同盟条约所代替。1885年9月，俄国和英国妥协，双方签订《伦敦议定书》，在牺牲阿富汗的基础上达成了划分阿富汗边界的原则。1887年俄国与阿富汗签订条约，确定俄国和阿富汗的边界，暂时缓和了英俄两国在中亚的矛盾——大概也是对这半个世纪的历史教训的熟知，当希特勒和罗斯福将印度放在斯大林面前时，斯大林才没有动容。

　　中亚冲刺受挫后，俄国加速向远东进军，试图从太平洋打开入海出口。俄国决定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全长9000多公里，东达俄罗斯远东日本海之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海参崴。从1891年起，俄国从东西两端同时开工，于1905年建成通车，但是，当年俄国却在俄日战争中败北。

　　远东的碰壁又使俄国回头向西借第一次世界大战再次向巴尔干进军。但此时的俄国国力已严重透支。1905年，俄国国内发生了带有暴力对抗性质的工人游行，1917年国内发生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随之而来的是沙俄帝国的大解体。以往被兼并的民族和国家纷纷独立。似乎是上帝的有意安排，沙俄帝国从哪里来的又回到了哪里去：沙俄帝国崛起的起点是波罗的海三国，现在又成了沙俄帝国命运结束的终点。1918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宣布独立，由此便拉开了沙俄帝国大解体的序幕。同年，苏维埃俄国的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这标志着此时的俄国已失去了冲击海洋的能力和愿望。而失去了海洋意愿的俄国，也就失去了建立帝国的动力。

　　如果俄国以彼得大帝1721年兼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为崛起起点，到1905年俄国在远东对日战争失败——这标志着沙俄帝国的松动，其间有184年;然而，从1905年到1918年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开始的帝国解体，其间只有13年的时间。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第一次兴衰轮回的路线图：彼得大帝俄国从波罗的海崛起，沿东欧向南欧、中亚划半弧直到远东;此后，沙俄帝国便在日俄战争后发生了松动，再从远东返回至南欧，随着十月革命后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先后脱离俄国而独立，俄国随即回到它崛起的起点波罗的海三国并在此解体。在波罗的海西岸，俄罗斯人完成了经典的起点和终点的合二而一。

　　记者：第二次兴衰中，俄罗斯国力伸缩规律是如何展现的?

　　张文木：进入“苏联时代”后，俄罗斯国家以“苏联”的名义开始了第二次沿着同一路径经历重生与毁灭的命运的轮回。

　　1918年1月23日，全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随即而来的是从1917年开始的三年国内外武装破坏和干涉。1922年苏联成立。苏联在建立的过程中，有些国家是自愿与苏俄联盟的，也有些国家是由于战时需要被苏联强力兼并入盟的。苏联从联盟国家形态向帝国形态的国家转变，而其中的关键点就是1940年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与彼得大帝不同的只是这次兼并还包括了波兹南以东的波兰领土。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解放了东欧诸国的同时，也就实现了对东欧及东南欧国家的控制。1944年10月，英国首相丘吉尔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签订的“百分比协议”使苏联在英俄历史上首次在谈判桌上实现了比“克里米亚战争”前后得到的更多的利益，但仍没能获得进入地中海的通道。

　　与沙皇俄国追逐大海的路径相同，1944年苏联与英国签订“百分比协议”和1948年苏联南斯拉夫冲突后，苏联认识到进入地中海无望，便将其进攻的目标转向中亚。1945年12月，苏联支持在伊朗的库尔德人建立“库尔德人民政府”，在伊朗苏占区成立了“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并阻止前去镇压的伊朗政府军。美英两国以苏联违背1942年美、英、苏为保护其战略交通线派军进驻伊朗时所达成的战后6个月撤出伊朗的承诺，对苏联施加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苏联于1946年4月4日与伊朗达成协定并被迫撤军，伊朗政府军队于1946年年底迅速镇压了这两场在苏联支持下的独立运动。斯大林的这次行动只不过是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国家为进入印度洋而分别与英国和美国在阿富汗较量的历史再现，不同的只是斯大林在中亚的这次试探步子更小、更为谨慎罢了。

　　与沙俄时期一样，中亚的失败使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再次将出海目标锁定在远东。此时与苏联出海口有关系的中国和朝鲜正处于内战之中。苏联经过美国、英国及蒋介石政府认可后获得了在中国辽东半岛的旅顺港驻军的权利，蒋介石政府的随后倒台以及新中国对苏联在中长铁路管理和旅顺港驻军等权利的收回，迫使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再次重复了沙皇尼古拉二世但比尼古拉二世更为谨慎的进军朝鲜半岛的路径，即支持朝鲜北方政权的统一战争。不料战争双方在朝鲜半岛“三八线”附近停战，这使斯大林从朝鲜半岛借中朝之手获得出海口的目标化为泡影。好在不是苏联直接参战，但这次发生在朝鲜半岛的近三年的战争尽管没有伤着苏联的元气，却伤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底气，苏联从此失去了对中国东北三省的实际控制力，这使苏联通过蒙古独立而获得的对华地缘战略优势大为贬值。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朝鲜战争后，东北三省的实际控制权回到中国手中对中国的主权安全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知道，虽然东海较东北亚对中国更具直接威胁，但从东海入侵中国的势力如没有内陆沿线的配合，就不可能形成大规模和长期占领，而无大规模占领的入侵，就只能“攻城”而不能“略地”，由于海上和山险之地均不能形成成建制的大规模、长期的装备和资源的持续跟进的空间条件，因而从东海入侵并不能动摇中国国力的根本，而进入朝鲜半岛后登高西进就是一泻千里的东北大平原;占据东北大平原就可形成成建制的大规模、长期的装备和资源的持续跟进。有了源源不断的装备跟进——而这些在海上和山地是不能实现的，就可造成地区性长期占领的物质条件、建立傀儡政权并由此造成被侵略国家的分裂或覆灭。由于占据东北三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可以持续八年;由于没有陆基遑论东北三省，19世纪40年代英国只能对中国短期侵扰。经验表明，在一定条件下，装备跟进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长短决定战争的成败，陆基而非海基的大小决定装备制造及其跟进的持续时间长短。明乎此，也就明白了加强而不是削弱东北国企装备制造业的优势地位，对中国国家安全所具有的生死攸关的战略意义。据此观察，中国甘肃和东北三省对中国安全均具有全局的意义。为了保障西域的稳定，自古凉州多好马，大规模地养马在古代就是成建制的重装备制造，这是平乱部队有效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有了这些条件，西域可保无虞。

　　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远东失败后又调头南欧巴尔干的路径一样，苏联在朝鲜半岛“失手”后又调头转向南欧，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政府在与南斯拉夫和解后又于1956年出兵平息了波兰和匈牙利试图摆脱苏联的运动。勃列日涅夫政府上台后，于1968年直接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那里的“自由化”运动。随之而来的是在美国深陷越南期间，勃列日列夫政府向美国的世界霸权“叫板”，为冲刺印度洋而全面布阵。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并随之深陷其泥潭，并由此一蹶不振。1985年，戈尔巴乔夫政府上台，但这时的苏联已处于山雨欲来的前夕，尽管戈尔巴乔夫试图收缩已被勃列日涅夫绷得很紧且远超出极限的国力“皮筋”，但因操作过急，直接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经济上的“休克”计划、“百天”改革计划一个比一个激进，最终导致1991年底苏联的解体，解体的起始起点恰好又回归到波罗的海三国。

　　有意思的是，与沙皇帝国从1905年远东战败到1918年解体的时间一样，从阿富汗战争到苏联解体，相距时间也是13年。这如果不是历史的巧合，那就是规律的显现。

　　望洋兴叹，似乎就是俄罗斯国家的命运。苏联为了打通海上目标而开展的上述“波罗的海三国 中东欧 巴尔干 中亚 东北亚”折冲路径，与沙皇时代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它们始终都没有实现打通出海口的目的;不同的是：沙皇用了近200年的时间以流血战争的方式走完了兴衰周期，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它更多的是在谈判桌上完成的。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俄罗斯能打赢战争，但不善于运用胜利果实。俄罗斯人仗打得出色，但不善于缔结和约，往往吃亏。”不管形式如何不同，但两次帝国兴衰的路径却是有规律可循甚至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也正好说明这条从波罗的海东岸经中东欧南到巴尔干、中亚，再东驰东北亚的稳定的弧线，同时也是俄罗斯国家扩张能力极限所在，而在这条线上的任何一个节点，都是俄罗斯国家的“命门”所在。

　　记者：您认为俄罗斯国力伸缩规律给中国带来哪些影响或启示?

　　张文木： 俄罗斯国家与中国的真正关系缘起于俄国自17世纪以来的三百多年间的向远东扩张。其特点是由西向南继而向东扩张，其所受到的阻力依次递减。向远东扩张面临的阻力是最小的，因而其速度也最快。这是由于西伯利亚地区不宜于农耕的自然条件使这一地区空旷人稀，加之北冰洋的不利于人生存的高寒条件，又使俄罗斯避免了其他国家如法国、中国、美国等都不得不面对的南北夹击的安全压力;如果考虑当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衰落这一因素，已进入工业文明的俄罗斯人的扩张在远东获得了远比欧洲英法扩张更为广阔的陆地空间：俄罗斯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上陆地版图最大的国家，这与已进入工业文明的英国人向东方扩张使其成为世界海上领土最多国家的道理一样。

　　受这种世纪性的东方征服影响最大的是农业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几个东方大国。大概由于中国处于欧亚大陆东方尽头的缘故，再加上中国人特殊的哲学天赋，中华帝国有幸成为这种农业文明衰落进程中继古埃及、古印度之后最后倒下因而也是持续时间最久的文明古国。与古埃及、古印度不同的是，这次倒下的农业文明大国中，只有中国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保住了作为大国的基本版图。黑格尔注意到这一点，他在对四大文明古国比较后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安全环境也曾有过相当不错的纪录。当人类处于没有蒸汽动力因而还不能征服大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并无南顾之忧。但当人类历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并因此征服了大海之后，曾经让中国人最放心的南方反成了其领导者最忧心的地方，沙俄东进来到远东后，中国就开始面临着南北夹击的安全形势，这种形势迫使中国不能全力以赴应对来自北陆俄国和来自南方海上对中国的威胁。这从南北两个方向都给中国带来安全的压力，甚至在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40年代末曾险些造成中国以长江为界的南北分裂，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才使这些分裂中国的图谋没有得逞。但中国毕竟遇到了更为强大的国家从南北两向施加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与俄罗斯人的命运相似，中国人保住了自己的基本国土，但同时也失去了曾经含括东亚大陆的帝国地位。

　　中华帝国在西方列强南北冲击下的解体使中国南北两面被剥离出大片破碎小国。在南方就是从缅甸到越南的那些位于中南半岛的国家脱离中华帝国转而落入西方海上殖民帝国主义列强之手;在北方除大片中国领土为俄国直接占领外，还出现了包括外蒙古在内的一系列小国独立。蒙古的独立是对中国安全负面影响最大的一着：它从中国正北方部位深深切入，俄国人由此可直逼中国首都北京，通过中长铁路可直插辽东半岛，控制旅顺基地。考虑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苏联在中国新疆和东北已有相当的控制力，在此条件下，从蒙古侧击两翼则随时可促成中国东北和新疆从“民族区域自治”滑向变相“独立”。斯大林肯定明白，要想得到中国的旅顺基地，就必须保证西伯利亚铁路的安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控制中国塞北或长江以北，而蒙古独立则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关键步骤。

　　然而，在逻辑与力量间建立合适的比例关系，即使是对斯大林这样的大政治家来说也是一个极难把握的问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斯大林促成中国参战，而参战的结果却使曾搬起“雅尔塔”石头砸向中国的苏联与美国一道遭到了中国胜利的反弹：战争结束后，美国退到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苏联也由此失去了对中国东北的实际控制。斯大林去世后，中国东北地区也彻底摆脱了苏联的影响。如果再考虑到兰州至新疆的铁路线建成后中国对新疆控制力加深的因素，由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府促成的蒙古的独立对中国造成的上述负面影响已大为弱化。

　　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国的实际控制力全面北进直达黑龙江，这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地缘政治条件及由此形成的安全环境。这一成就使得中国力量自20世纪20年代北伐战争之后再次大幅扩展。但是值得说明的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不仅有赖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高超的战略谋划，还有赖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同时，在地缘政治上，也有日本衰落后中国东北地区离苏联的欧洲中心过于遥远、美国因东北亚远离其海上战略利益线等原因。如果联系起20世纪30-40年代初日本成功将苏联逼退东北亚、1939年日本在蒙古边界诺门坎对苏联作战的惨败以及1969年3月中国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的胜利和1969年8月中国军队在新疆铁列克堤的失利，我们又可以发现，苏联在远东地区，具体说就是西伯利亚地区的控制力是由西向东逐步递减的。但苏联这种由西向东逐次递减并表现出(在远东)的脆弱性，又由中国从东到西控制力逐次递减(直至中国的新疆地区)的特性得到了补偿。斯大林认识到这一点，并因此选择蒙古而不是东北促成了北方蒙古独立的目的。这一近乎物理力学的原因使得历史上的俄罗斯国家宁可让其重心在东部的中国控制新疆——比如支持中国清朝时期的左宗棠消灭为患十年的阿古柏伪政权——也不能让伊斯兰地方势力集团在此地区结成政治板块。这也就是历史上“藏独”和“疆独”等分裂中国的势力从来没有在中国境内成功过的重要原因。

　　最后，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俄罗斯国家与中国这种东西两极力量对应性递减的势能在中间地带会有一定的中和。也就是说，在俄罗斯国家力量强势时，这一地区的中间力量(比如蒙古等)就会对其南方的中国形成一定的压力;相反，在俄罗斯国家力量衰落后，这些中间力量为了自己的安全，它即使没有也会自己主动退出中间地带，使之成为与远东大国的缓冲地带。比如，1920年4月6日，苏俄在中西伯利亚成立的“远东共和国”就是主动与远东暂时隔离的防御性措施。在中苏友好期间以及苏联解体后，不仅蒙古，而且目前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中亚五国都是俄罗斯在衰落时期主动在俄中两国间推出的缓冲地带。

　　记者：记得您在《中国地缘政治论》一书中提出欧亚大陆存在一个“2.5力量结构”及其变化规律，请问在这个结构中如何认识中俄关系?

　　张文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但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度至60度之间可容纳的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必然有一个生存空间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比如，上古时代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的是欧洲罗马帝国、中亚诸帝国和中华帝国。此间欧洲罗马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强大，中亚地区力量受到挤压并分出安息、贵霜诸帝国。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为1∶0.5∶1。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中世纪陷入碎片化时代，这为中亚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乃至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和大面积扩张腾出空间。此时中华帝国保存完好并转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续统一朝代。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就转为0.5∶1∶1。进入工业革命后，欧洲又开始复兴和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中国尤其俄罗斯的挤压下日渐式微，此时的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又恢复到1∶0.5∶1。俄罗斯在北方崛起并南向强力插入中亚地区，取代了原来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伊斯兰力量及其比例。此后原来的欧洲、中亚伊斯兰和中国的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为欧洲、俄罗斯和中国(1∶0.5∶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单独扩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唐帝国、蒙古帝国都勉强接近这个水平，英国、沙俄、苏联也都曾入侵阿富汗试图填充中亚，其结果都是短命和失败的;但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如19世纪末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衰落及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接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和扩张。目前日本右翼分子最希望中国在中亚地区与俄罗斯发生冲突，挑拨中俄关系。试想，如果今天的俄罗斯真的像美国一样也从中亚抽身，那在今天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国将因无力填补在中国西陲出现的巨大地缘政治真空而对俄罗斯产生“老九不能走”的迫切需求。

　　记者：您说望洋兴叹是俄罗斯的命运，请教授谈谈中国海权的特点。

　　张文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地缘政治的特征可以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概括。一个中心，就是中亚和中东地区;两个基本点，就是两洋即以欧亚大陆为依托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印度洋地区是现代工业不可缺少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量最丰富的地区。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在中亚地区的高度一致性，使中亚成了近现代世界性大国的必争之地。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的本质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研究初期曾把中国海权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海权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矫枉过正。鉴于目前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我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和《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两书中，我的这一立场已有适度回调。在这两本书中，我提出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陆权和海权的边际地带，制陆权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权，同样，制海权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陆权。占据较大版图的制陆权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影响(反作用)周边的制海权，同样，占据较广阔海域的制海权也可以影响(反作用)制陆权。比如，在印度洋地区，因占领了印度半岛，近代英国在此地区拥有比当代美国更大的制海权;同样，由于拥有广阔海域的制海权，近代英国曾使陆权霸主沙俄帝国多面受敌，疲于应对。马汉也曾论述过海权与陆权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他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但他并没有从整体予以强调，更没有形成理论概括，出于美国国情的需要，马汉更多强调的是远海。

　　但在通往印度洋的道路上，中国既不同于与大海无缘的俄罗斯，也不同于远离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西方海权国家。远道而来的西方海权国家进入这两大洋中只能靠占领岛屿而存在——目前我们能读到的海权理论提供的都是这样的视角。但中国并不是这样的远在千里的国家，而是临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亚洲最大的国家：它背靠全球战略制高点昆仑山，放眼世界面积最大的海域——东接太平洋，南近印度洋，居昆仑观两洋为周边，坐北面南，尽占地利优势，中国不用任何领土扩张，更不需要像英美国家花大资源建立漫长的海上岛屿链，这样的地缘优势使中国有的是时间用与沿岸国家合作的方式将其经济政治影响力推进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并由此保持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在21世纪的持续发展和中国世界影响力的提升。